利益#183;沟通#183;模式——国共合作因素的政治科学抽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抽象论文,利益论文,因素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一切合作皆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要把这种基于共同利害关系的合作愿望变为现实就必须借助于沟通，而合作成效及其功能发挥的优劣又与合作模式密不可分。作者主要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参照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利益、沟通和模式这三大要素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宏观上为酝酿中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
当我们按照正常的思维规律反顾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时，一方面深切地感到合作为社会历史带来的巨大进步和震动，同时又不无遗憾地叹息历史没有提供使这种历史进步性延续下去的条件。这是一个奇异的历史矛盾。先进的共产党人透过国共两党几经离合这面镜子，得出了不争的结论：国共两党只应团结，不应分裂，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并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概览国共合作这一政治现象，分析利益、沟通和模式这三大要素在国共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宏观上为酝酿中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提供一个基本的思路和方法，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一
联合战线决非意识观念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的先哲早已通晓它的重要性。在封建时代，创业帝王与功臣同休戚、共患难，同心协力削平天下，肇造王迹；在群雄竞起，逐鹿中原之时，争霸王侯或以合纵连横之术与邻邦修好结援，或以远交近攻之策与他国讲信修睦。在古老文明史上，合作、联盟为社会带来重大进步的史实有许许多多。翻开中国近代史册，联合战线更成为灌溉推动社会变迁的新生力量的不尽泉源。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团聚社会各界进步力量而结成的革命组织，其“同盟”二字的意蕴不难体会。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更明确表示：国民党正处在死亡之中，要拯救它需要新鲜血液，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客观地讲，国民党的统战意识和统战实践，同其建党的历史一样悠久。
联合必须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这已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横暴侵略，使中国丧失了大片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使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了严重的外来干涉，使中国的经济悲惨性地走向殖民地化和大动荡之中，使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这些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各阶级、各政党正经受着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他们不但预感到亡国的惨祸将要降临，而且已经实感到敌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痛苦和切身损害再也不能继续容忍。从这里生长着一种共同的需要，即团聚各阶层的力量以抵抗民族敌人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正如当时那些为国共合作而奔波的民主人士所讲：“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龚两家联姻方可以共御外侮而保家财。”[①]当然，我们并非否认爱国主义情感在推动国共合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把物质的因素同精神的力量机械地分开，完全抹煞民族意识的推动作用同片面夸大这种作用一样，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
息息相关的民族利害、共同的利益需求推动着国共两党抗日联合战线的重铸。但共同的利益并非抽象地存在，它要通过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生活意识具体表现出来。尽管民族敌人的入侵从总体上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生存，但不同的人感受民族危机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依附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而生存，畏惧民众势力的勃兴甚于亡国灭种，因而才出现了“中日亲善”被部分人接受并从内部抵制抗日联合战线的事实。这种政治现象特别易于产生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中，他们是藉日寇余沥而苟活的寄生群，是产生汉奸卖国贼子的主要社会根源。
至于国民党主体（亲英美派），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对侵略者一再退让，幻想日军的进攻会适可而止，企望利用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然而随着日本军事上的步步进逼，政治上的软硬兼施，国民党成员要求进行民族抵抗的情绪日益高涨，南京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日妥协政策。蒋介石曾反复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②]国民党为何在“八·一三”这个特定的时刻走上抗战之路？实际上蒋介石已在上面简单的模糊术语中道破了天机：“八·一三”标志着“最后关头”和“绝望时期”已经到来——国民党政权及其利益已受到直接威胁。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是四大家族资产的集中地。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统计，战前登记的3935家工厂中，50%集中于江浙沪一带，仅上海一地就占三分之一以上。1933年的统计还表明，全国对外贸易50%以上出入于上海港，上海关税收入占全国的45%。上海的弃守直接关系四大家族的利益和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命脉。
在这里，我们不想过多地分析工农群众及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坚持联合抗战的理由。因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承认，在民族危机面前遭受痛苦最深最重的是工农大众，死亡、流离、凌虐等种种灾难会首先降临到以卖苦力为生和株守田园的劳苦大众头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抗敌救亡前线上，并率先倡导国共合作，同样受到利益原则的支配。总之，“联合救国”能被什么人、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赞成，或者抵制和反对，无不取决于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国共两党共同的利益需求，是促成双方合作抗日的最基本条件，是人们所以创制、维护或反对统一战线的本质要素。
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社会和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的自身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有层次不同、对象各异的需要。当这种需要导致比较持久强烈的目的时，就表现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都不过是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手段。而这些改头换面的形式，“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③]。因此，对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现象进行利益的还原，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共产党人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才使自己的统战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不言而喻，在外敌入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面临的是直接的民族利害，阶级、群体、个体利益被强制性地退居二线，轻内争而拯国难。这就自然向我们衍生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是特定的历史条件（民族危机）促成了特定的行为（联合抗战），那么，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否意味着国共合作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必然走向分裂呢？一切团结、联合必然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但共同利益是可以不断发展变化的。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和各党各派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击败日寇、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但抗战胜利并不意味着民族团结的终止，历史又交给各党派以新的使命：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共和民主国家，缔造工业化的社会。倘若没有各党派的精诚合作，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是永远不会实现的。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就强调指出：“没有疑义，战争中的合作必须有各个合作阶段的内容，战争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内容。”[④]因此，民族团结在战后非但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反而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国者的共同需要。遗憾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仗着一时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支持，置复兴中华民族、建设新国家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走上了内战、独裁的歧路，使持续了9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终告瓦解。
二
从动态的角度观照国共合作这一政治现象，不难看出，沟通是建立国共合作的又一重要因素。尽管受控制论的传播和影响，沟通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颇受青睐，把它视为人类成功地控制自己及周围活动的重要方式，但仍未真正引渡到史学研究领域，更鲜有人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确认其在国共合作中应有的地位。
就国共合作而言，共同的利害关系只构成统一战线建立的潜在可能性。一旦要把合作的愿望、需要表达出来（利益表达），国共双方自然就进入沟通领域，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冗长复杂甚至是举步维艰的沟通过程。至于沟通方式，除国共两党间的书信往来和宣言交流等外，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谈判。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团结、共同御侮之目的，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为国共再度携手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11月28日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首次在陕北明确地提出了包括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在内的十大纲领。从总体上看，这虽然还只是一个单向沟通的过程，但共产党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国民党左派、某些地方实力派及一些高级将领、爱国志士的赞同和响应，国共两党间的局部合作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这种大趋势面前，蒋介石于1935年冬指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秘密交换了意见。在国内，他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和曾养甫等人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以便进行谈判。1936年1月至7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周小舟遵照中共北方局指示，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人在南京进行了四次晤谈。5月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口号。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希望“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⑤]。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重申了上述主张。11月10日，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在上海秘密谈判。尽管这次会谈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但两党中央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为以后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打开了大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的会谈。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等十项协议，蒋介石还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继续谈判合作的具体事宜。此后，国共两党由秘密接触、谈判转为直接公开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与延安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建设性协商，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早日实现。
总之，从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经《五五通电》，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直到1937年9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期间共产党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发表了各种宣言和呼吁，国共两党经过了多次秘密接触和公开谈判，开展了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联络工作，走过了两年多的艰难沟通过程。没有国共双方这种长时间的多种形式的沟通，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只具有观念上的意义和合理性。
沟通之所以是国共合作实现的重要手段，与其特有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西安事变前一年的国共关系是以边打边谈为表征的。尽管我党早已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基本未变。那么，从这一立场突兀转变为联共抗日的原因是什么？除上述已分析的利益等深层动因外，国民党内部力量的驱使和推动也是重要因素，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则是西安事变。沟通在西安事变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在西安事变的酝酿和发动过程中，张、杨从剿共到联共的转变，除了国仇家恨等深层原因外，是决然离不开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争取的。1936年1月，当红军与东北军正酣战之时，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致东北军将士书》，在揭露了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毒计后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而是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的唯一出路”。这些肺腑之言尤其是对时局、对东北军利害关系的透彻分析，对促使他们联共抗日起了重大作用。张学良曾深有感触地说，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路。经过沟通，双方的敌对关系销声匿迹，代之以融洽和谐的联合抗日的壮观景象，显现了沟通在建立下层统一战线中的巨大作用。
完整意义上的沟通应该是一个双向行为，在对方思想行为转变的同时，自己的政策也会有某种变更。针对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张学良在1936年4月曾对周恩来等讲：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不好办，而且蒋也有抗日迹象。“只要我们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⑥]。中国共产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经过沟通，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契机。
历史总要表现为一个从混沌无序向有序化转型的过程。当人们还惊恐于日军的步步入侵而对祖国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之时，国共两党已经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转机，停止了内战，初步走上了联合抗战之路。
面对历史的发展，不由得你不惊叹它的扑朔迷离、云谲波诡。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诱发多种结果，一种结果可能由多种原因激荡而成；一种原因可能本身就是结果，而结果本身往往又是另一事件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的发生离不开国民党局部势力与共产党沟通后确立的合作关系，而西安事变本身又是一种强有力的沟通手段。在这场剧变中，蒋介石终于了解了共产党的意图并非象其主观想象的那样——“为了消灭我”，而是真诚地希望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西安事变虽然没有根除蒋介石的反共意识，但毕竟迫使他按照自己许下的诺言，准备亲自与共产党谈判，解决如何合作等有关问题。正如史学界公认的那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三
沟通所要解决的无非是“要不要合作”和“怎样合作”（合作模式）两个问题。前者主要涉及合作双方对共同利害关系的认识，后者则主要解决如何协调双方的利害冲突。因此，合作模式的选择是国共合作建立与巩固与否的另一重要因素。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合”还是“分”的冲突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得到基本解决后，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合作模式。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这次合作在模式选择上面临的问题更为棘手。因为它不仅涉及两党组织关系、两党各国自领导的军队，连政权也包容在其中。
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模式，共产党曾提出：“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于团结抗战有利”[⑦]，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共同计划和执行，但是没有被国民党采纳。蒋介石在1937年3月首次表示：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永久与他合作的办法。这种无平等性可言的方案共产党自然不会接受。同年6月，对合作模式蒋介石再次提出：由他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间的一切对外活动和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如果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两党分子之联合组织，并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代替同共产党的关系[⑧]。对此，共产党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最高会议，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政治宣传的自由。后因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设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军队，此方案落空。
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为促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在合作方式上又作了重大让步：宣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等。这样，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对此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经过共产党艰辛努力促成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依赖“没有成文、形式不固定，遇事协商”[⑨]的党外合作方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国共双方为什么总难就合作模式达成共识呢？这是因为，合作模式直接涉及到双方在合作中的地位、利益关系等重大现实问题。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坚持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合作模式。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围绕着合作模式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正是在上述法则支配下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前后，公开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当时的合作还不是平等的党外合作，即使是在孙中山兵困“白鹅潭”、“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绝望”、“准备借镜于俄国”时，也只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而拒绝平等的党外合作。史学界对此作出了比较公正的分析和解释：从客观上讲，国民党自同盟会算起已有近20年的历史，它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海内外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并有广东作为立足之地。而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但人数少，而且由于军阀的统治而不能公开活动，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也不大。从主观上来讲，孙中山要以三民主义治理中国。为此他需要集结革命力量于国民党的旗帜下，因而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但必须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非任何其他形式。尽管共产党对“党内合作”模式有过激烈的论争，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模式。这其中原因除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外，共产党人对这一合作模式的利害关系作了较为冷静的分析，认为有对共产党有利的一面，例如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可以利用党内联合的形式，从内部争夺领导权等。
总之，利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往往要通过合作模式体现出来。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双方都需要调整各自的合作方案以符合总体发展需要，甚至做出一定的让步。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需要全国各党各派间的互相让步与妥协，需要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⑩]一般说来，一种理想的、双方都乐于接受的合作模式无疑是最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建立、巩固和效能的发挥。中国共产党为此曾作不懈的努力。抗战胜利前后，为了从根本上协调各政党间的矛盾和利益，长期合作，共产党曾提出“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①①]，以期在中国出现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而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党平等合作制度。然而，这一政治设想尚在襁褓之中就被蒋介石集团扼杀了。
四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谋取社会变革的人们总试图使自己的行为与历史法则产生一种契合。当我们概览建国后国共关系的变动并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时，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政治家们又一次以自己的行为裁定了利益、沟通、模式三要素在第三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
四十多年来，一线海峡把骨肉同胞分成两家。这是我们民族躯体上的一个伤痕，也是所有炎黄子孙深感痛心之事。祖国不能统一，亲人不能团聚，这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国家的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这是先进的共产党人和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
实现祖国统一的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共产党人实际上早已通过自己的方针、政策成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问题在于国民党能否理性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放眼国民党的长远利益，真正树立起“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利益观。客观地讲，国民党在台湾的前途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态势。台湾是一个矿产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海岛，依靠自身的条件难以有效生存与发展。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够在60年代迅速腾飞，重要原因之一是借助美国当时繁荣的市场需求，采取了“加工出口快速成长的策略”，全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出口业。但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台湾经济对外依赖性太大的缺陷，特别是过分依赖美国。近几年来，世界市场处于萧条状态，发达国家贸易保守主义盛行，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不断向台湾施加压力，取消了对台湾的普遍优惠关税制，并要台湾向美国开放市场，使台湾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另外，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金属、煤炭、石油等原材料，要从远离台湾的国家进口，昂贵的运输费用必然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从而弱化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台湾当局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缓解，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台湾经济摆脱潜在困境的最佳出路在于祖国统一。祖国大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又处于经济腾飞时期，吸纳资金的能量大，是海外企业家理想的投资场所。台湾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市场、资源、投资场所等棘手问题，依赖大陆均可迎刃而解。大陆现代化建设急需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也可以从台湾得到补充。因此，两岸建立一种经济互补体制，对国共两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从1991年起两岸经贸关系已居台湾经贸赢余的首位，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有着坚实的利益基础。
与两岸良好的经济关系发展势头不相适应的是政治关系仍不稳定。要打破几十年不相往来的政党关系，必须有一个相互沟通的过程。不接触、不交谈，就不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所以邓小平提出双方“要多接触、增进了解”，“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①②]。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大报告及1995年春节前夕发表的关于祖国统一的重要讲话中也一再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方式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沟通在实现国共再一次合作中的地位有着充分的认识。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公开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主张。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向新华社发表谈话，正式建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①③]。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祖国具体方针政策的一次全面阐述。1984年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明确提出：“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①④]至此，我党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最终形成。之后，中共领导人又在党的重要会议及海内外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谈话，就国共双方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实现和平统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申述了自己的基本立场。这虽然只是一个单向沟通的过程，但在处理双方关系上欲达到“两厢情愿”，总要有一方处于主动倡导的地位。现在这种“一厢情愿”沟通的功效已昭示国人：两岸之间的长期军事对峙局面已见缓和，相互隔绝的关系已经解冻，经贸往来日益增多，文化、学术、体育等方面的交往步步展开。所有这些，都推动了两岸关系向政治性的直接沟通发展。
由单向式沟通向双向式沟通、由民间的低层次事务性沟通向官方的高层次政治性沟通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令世人瞩目的“汪辜会谈”、“唐焦会谈”已取得初步成效。这说明两岸之间完全可以在政治原则、立场和目标取向差距很大的情况下，通过坦诚务实的接触和协商，找到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建立起良性互动的融洽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在去年关于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讲话中再次以务实的精神、真诚的态度，富于前瞻性地提议：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在共产党人呼吁两岸高层接触互访谈判的感召下，台湾当局对此也作了一些积极回应。但是，李登辉最近的所作所为让亲者痛仇者快，为两岸关系的顺利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两岸高层政治性双向沟通迟早会变为现实。
合作模式是第三次合作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一国两制”作为祖国和平统一的模式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与此相对应，台湾和海外的一些人士提出了所谓“一国两治”、“一国两府”、“邦联”等多种统一模式。虽然两者差异很大，但通过这种间接性的沟通，既使人们领悟到合作模式的重要性，又使人们了解了两岸在合作模式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鉴于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大陆和台湾执政党间要消除隔阂、达到合作模式上的契合，必然会经历一个持久的途程。中国共产党用“一国两制”模式成功地解决了港、澳问题之后，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只要海峡两岸执政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一定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经过各种形式和层次的沟通，接受“一国两制”这一既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又照顾了台湾人民利益的合作模式，共同完成祖国统一的伟业。
注释：
①《党史研究资料》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第517页。
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版，第287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④⑦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3、147、205页。
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25页。
⑥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
⑩《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
①①林祖涵：《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重庆《新华日报》1994年9月17日。
①② ①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9页。
①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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