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事实”现象：成因·本质·启示
邵泽义 饶旭鹏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培训处，江苏 泰州 225325）
摘 要： “后事实”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思潮和社会现象，其歪曲事实而迎合功利的特性，既是媒体博取利益的有效手段，也是党派政客相互攻讦的惯用伎俩，带有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鲜明“烙印”。“后事实”现象伴随文化价值的全球化而渗入我国，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对社会舆论、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时代，在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和加强文化自信建设的过程中，尤其应该警惕“后事实”现象的渗透和侵蚀。从本源上理清“后事实”的成因和本质并归纳出启示，对加强和改进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积极的理论警示和现实规避意义。
关键词： 西方社会；“后事实”；成因；本质；意识形态工作；启示
“后事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漫长的历史位移，但其被命名为一个概念或者“开始具有代表性”［1］而进入公众视野，仅有20多年的时间，特别是其产生重要社会影响而被人们重视，也仅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互联网技术的快速革新和级数发展、新闻媒体的强大制造力和渗透力、2016年美国大选等事件，分别成了“后事实”现象的物质基础、诱发要件和出场语境。西方“后事实”现象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集体“围猎”客观事实而导致真相演变为观点型和非事实型，带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明显“胎记”。西方“后事实”现象已经对我国的社会舆论等产生了影响，例如，网络世界里存在的抹黑国家领导、歪曲历史事实、调侃民族英雄等。在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后事实”现象的消极影响，积极规避由此而导致的事实衰落、舆论畸形和主流话语统摄力被“驱逐”的问题。
一、“拨开迷雾”：西方“后事实”现象的成因
西方“后事实”现象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存在，因而考察其“出场”的原因，应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做历史和具体的考辨；就其向度看，既有理论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政治的，又有文化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从“主体间性”理论视角看，其主要包括五个具体方面：
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许多新的设施已经投入到电网的使用中去。大城市的整个电力系统已经焕然一新，这些设施的使用也很好的经济的控制了供电方面的浪费。所以，尽最大可能改善农村配网的设施可以有效发展农村电力问题，还可以为农村节省一笔不必要的浪费。
（一）认识方法的方向导引
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伴随着人的主体理性的“苏醒”，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大量产生。二战结束后，科学技术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向前发展，几乎引导人类社会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2］。这些因素推动西方社会的认识方法经历了一个嬗变演进的过程，表现为认识结果由确定性向虚化性转变。在这个嬗变的过程中，认识方法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认识方法被认识主体变得更加模糊和虚化，以至于让人们在事实面前变得真假难辨，因为“想象的事件的表面在平移中发展”［3］。认识方法的这种发展趋向，为西方“后事实”现象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导引作用，从某种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制导性原因。
在后“事实”理论的主导下，人们的认识模式并不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是遵循一种“剥离”事实、依靠自我情感而建构“对象”的基本程式。在这种认识程式主导下，后“事实”建构主体不断将自己的情感、知识、目的和想象强加于真相事实，致使真相事实的原型发生扭曲，在此基础上架构或建构事实。在后“事实”建构主体和受众主体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受众主体获取的信息，既包括真相事实，也包括建构事实。在后“事实”建构主体的强大“攻势”下，受众主体开始怀疑、否定真相事实，从而相信建构事实。这样就完成了后“事实”现象的重构。
也就是说，事实存在与否或者事实真相如何，并无实际意义，单凭建构主体的情绪、目的和知识就可以架构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与“真相”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认识程式“超越了”事实真相而直接形成了后“事实”现象。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西方社会认识方法的嬗变，为后“事实”现象的形成提供了直接方向导引的作用。
（二）社会思潮的理论建构
后“事实”现象在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并能承受事实真相的“压力性测试”，是因为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理论通过概念导引、方法规约的方式型塑后“事实”现象。众多西方社会思潮和理论对后“事实”现象的发生都发挥了一定的建构作用，但最为主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新闻媒体有生产后“事实”的“市场”。西方新闻媒体在本质上是以获利为目的的企业或者企业集团。西方政党、政客、利益集团等权利或者民间组织为了实现个体或者集体的利益，而对事件本身有趋利避害的需求。特别是西方政治、政党等利益集团，为了满足需求而“滥用经济和政治权力”［5］。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新闻媒体的逐利本性和特定个人或组织的趋利避害的需求之间容易产生“权力寻租”和“利益寻租”的关系，这是新闻媒体为参照系中后“事实”产生的本质逻辑。
后“事实”现象的显性外化，并不能掩饰其内在本质。从概念逻辑视角分析，后“事实”中的“后”和后“现代”中的“后”不是同种语义，其并不是时序中的先后而是指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对事实真相的“背叛”“剥离”和重构。后“事实”现象的塑形程式，准确地反映了其本质。从理论角度做逻辑归纳，可以将后“事实”现象的本质机理主要表述为三种向度：
3.建构与新时代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国家和民族发展方位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做出的新判断和新定位，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前瞻性。新时代具有鲜明的特点、内涵和任务。因而，构建与新时代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就是要构建把新时代的内涵、特点、任务讲清楚，把新时代我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讲清楚，把新时代的变化和美好愿景讲清楚的话语体系。
在时间趋近化策略中，与中方相似，英方使用了大量情态动词来描写贸易摩擦带来的深远影响，反映了将来到现在的概念转移。此外，还使用了一定量的对比句式，在这样的话语形式中，暗中透露着自身的立场，表达了对特朗普政策的质疑态度，取缔其行为合法性。例如：
（三）新闻媒体的自为发力
在西方社会，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利”“独立帝国”，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渗透力和监督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事件发展的方向。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使得新闻媒体是后“事实”现象生成的“始作俑者”。在利益或者利益关系的驱动下，新闻媒体生产后“事实”现象的行为由“从动”的演变为自为的或者自发的。新闻媒体何以生产后“事实”？究其原因，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理论建构。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并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思潮，具有解构西方现代体系而又重构“在场”的特征。在认识方法上，后现代主义主张用相对主义来看待对象和意义，其并没有否定真理的存在而是为真理设定多种可能。在认识的图景塑成方面，后现代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的经验、意志、情绪和感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这种认识方法从主观的角度构造了一个“意义世界”。后现代主义理论这种理念、思想、方法等，为后“事实”现象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2.新闻媒体有建构后“事实”的能力。西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按照利益需求方的指令或者要求对事件进行“肢解”、解构和重新包装，这种行为有时会制造事件“原型”，有时会完全脱离事件本身，“粉饰”事件完成后，通过自身特有的渠道向全社会传播，进而制造或者影响社会舆论。也就是说，西方新闻媒体有生产后“事实”的“软件”“硬件”基础、能力和独有优势。
（四）传媒技术的推波助澜
伴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媒技术被推到新的发展阶段，进入到新媒体时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舆论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
在西方社会里深具影响的媒体，不仅包括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还包括Six Degrees.com、MySpace、Facebook、Twitter、微信等新媒体和应用终端。媒体之所以深具影响是因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6］“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于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以关系者最多，及认识时机最适，为其最高价值之标准”。［7］传媒技术为后“事实”产生推波助澜的方式有两种：
1.后“事实”生产者的定向推送。作为后“事实”生产者的新闻媒体，通过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向社会公众或者特定受众显性或者隐形地定向推送新闻事件、事件解读、解释评论、内幕消息等。通过定向推送，被生产出来的后“事实”，就成了社会舆论的主流，事实真相就被后“事实”所消解而受到公众质疑，以此达到后“事实”“驱逐”真相事实的目的。
2.后“事实”传播受众的深度生产或者转发。作为受众，他们只“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8］，因而他们在阅读后“事实”后不再关注真伪，而是通过点赞、评论甚至自我生产等方式对后“事实”再度“包装”，然后传播到自己的朋友圈、工作圈、生活圈等。这种传播方式是对后“事实”的深度传播，容易在熟人社会和同龄群体中产生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共鸣，进一步巩固后“事实”的舆论主导地位。由此可见，传媒技术在后“事实”传播的过程中承载了途径和介体的功能，因而其在后“事实”形成中的推波助澜效用是确定的和肯定的。
二、看透表象：西方“后事实”现象的本质
2.阐释学理论的理论建构。阐释学的本质在于阐释和了解文本。这里的文本逼近，除了文本本身，还包括意义、事件等方面的内容。阐释学的理论要义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建构文本，每个人都可以是思想家。在这样的维度上考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思想和情绪来描述、解释、建构事件。由此可见，阐释学在学理上和方法上建构后“事实”现象。
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超低功耗设计已经成为了模拟集成电路领域研究者的重点研究方向[1]。在可预见的未来，超低功耗模拟集成电路的发展将给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家居、无线传感器网络等低功耗应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2]。基准电流源和基准电压源是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电路设计提供了与稳定的参考电流和参考电压。在超低功耗模拟/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中，要求其拥有极低的功耗以及较高的电源电压和温度特性，以满足超低功耗的要求。
（一）表象“撕裂”真相
后“事实”现象“没有事实，只有阐释”［9］，因而其成型的核心方式是重塑或者重构，也就是说，后“事实”现象必须具备两种逻辑：一种是“肢解”事实而“出场”，一种是“包装”事实而“在场”。
“肢解”事实而出场，就是对事实真相进行了目的性和功利性的“过滤”，并以此作为其在社会公众面前出现的前置性条件和基础。在这种语境下，事实的真相就已经被认为“曲解”了。
“包装”事实而“在场”，就是对事实真相按照利益相关方的意图进行定向性的“制造”，也就是说，真相事实在“出场”时已经“穿上”了人造“外衣”，这件“外衣”的主要材质，就是利益导向下的人为因素。
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多家参展企业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225 000名观众将参加2019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有三分之二的参展商和三分之一的观众来自海外，其中约95%的观众是行业专业人士。在2018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大约8%的观众（16100人）和23%的参展商（1160家）来自亚洲地区。
这两种逻辑的交集在于表象是虚幻化的事实，事实是人造化的表象和思维轨迹相互背离，映射了后“事实”现象的表象“撕裂”真相的本质。这个本质，在整个本质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的统摄力和影响力。
毛泽连和李云凤商量了一下，决定自己到火车站去买票。于是他们对阎长林说：“阎排长，你们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去。北京这么大，大白天排队，肯定买不上票。我们住到那里，连夜排队。不行，就多排几天，我就不信买不上回去的车票！”
（二）感性“熔断”理性
后“事实”现象成型的逻辑图景是人的主观要素“牵引”下的思维坐标的迁移。从后“事实”被“生产”的过程来看，后“事实”现象制造主体在对真相事实进行“包装”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个人的知识、经验、情感和情绪等感性成分，而缺失的却是对真相事实本质的考辨、道德的审视和伦理的追问等理性要素。这个过程展现的是感性主导而理性没落话语背景下的人造事实的“出镜”和理性统摄下的真相事实的“谢幕”，具体体现的是感性和理性的排他性存在。后“事实”现象形成的过程全景展示的是感性因素对理性因素的极力排斥和完全“驱逐”。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得真相事实完全“退场”。逻辑视角中，后“事实”现象被“制造”的过程，集中反映的焦点，就是感性对理性的“熔断”。感性因素是后“事实”的主要“原材料”之一，这是“权力寻租”或者“利益寻租”关系在主观层面的具体外化方式。
（三）利益“绑架”事实
2.建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主流价值观，是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就是构建弘扬主旋律、倡导“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发好民族“声”、讲好中国事的话语体系。在全社会形成和谐、向善的“舆论场”和“价值场”。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深知哲学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哲学通则一切通。因此，毛泽东在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军事道路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记忆中国古代文史中的辩证思维，使其军事思想更富有辩证色彩。毛泽东曾对郭化若说：“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12］154
三、警醒沉思：西方“后事实”现象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后“事实”现象颠覆事实真相，在社会公众舆论中形成系列性消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主流价值观产生了消解和式微作用。伴随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全球化，西方后“事实”现象加快了向全球“输出”的进程。不容置疑的是，后“事实”现象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思想“交换场”，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交媒体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要认清其虚无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要高度警醒，积极防范，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切实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
（一）抢占高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建构话语新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更加激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从来没有停息，只是手段和方式更加隐秘而已。所以，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形势依然严峻。抢夺意识形态的主动权、领导权和话语权，绝不能“等”“靠”“要”，而应主动占领、及时“亮剑”、防治并举。新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认清意识形态“不仅反映客观是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10］的本质，更要认清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当前，防范后“事实”现象、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的有效举措，就是建构话语新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层面：
4.建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给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植根的“沃土”。构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就是要构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好、守护好和发展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好、传播好和发扬好的话语体系。
后“事实”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原因和发生基础。在西方社会语境下讨论后“事实”现象的成因，应该回归到利益这个本质点层面上。西方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利益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在利益层面上分析后“事实”现象的发生机理，应遵循这样的图景：西方政党、政客或者利益组织，为了实现个人或者集体的利益而控制事件发生的原型或者发展方向；而新闻媒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对相关方的利益有着必要的需求。在这样的利益结合点上，后“事实”的需求者和制造者就实现了契合，后“事实”的制造者，按照需求者的要求、指令“生产”后“事实”，以迎合需求者的“需要”。这样逻辑图景完全反映的是利益主导下的需求和满足关系，完全排除了事实真相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很明显，这完全是利益对事实的“绑架”。这种“绑架”行为“剥离”了现象和事实的关系，变成了为满足需求而攫取利益的工具。
3.集体记忆理论的理论建构。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中指出，集体记忆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4］从本质上看，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受限现在、规约未来。集体记忆是对历史事件或者事实的回忆和建构。从其概念表达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建构和传承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意愿和个体情感，也就是说，集体记忆本身并非事实全部而是在事实基础上掺杂了人为要素的重塑和建构。从这样的维度上考证，集体记忆在生成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看，也就是建构后“事实”的过程。放在这样的坐标系中考察，集体记忆理论在建构后“事实”现象。
1.建构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创新性贡献，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本制度，具有巨大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构建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的话语新体系，就是要构建有利于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有利于引导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讲政治，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积极同诋毁、破坏党、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言论和行为勇敢斗争的话语体系。
（二）常抓不懈，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管力度，建构治理新程式
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新时代背景下得益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加速创新升级、新兴媒体快速出现，但在新闻媒体的监管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成就和问题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加强和改进新闻媒体监管工作不能时断时续、“走走停停”，而应常抓不懈、一以贯之。新时代话语背景下，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管力度，最根本的是构建治理新程式。
1.建构法律法规与行业道德相结合的治理新程式。对于新闻媒体监管而言，法律法规是“刚性约束”、行业道德是“柔性规范”。在监管过程中，既要防范法律法规治理的“隔离区”和“真空带”，又要防范行业道德治理的“失语症”和“软弱病”，要在现实的结合点上把法律法规和行业道德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共同促进、相互补位、错位发力的治理新格局。
2.建构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相结合的治理新程式。传统治理模式下，我们过分强调外部监管的“单边”治理，容易形成“过度治理”和“无效治理”的问题。在新闻媒体行业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治理，应该把外部监管和内部自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强调外部监管的约束性、规定性和导向性，又要强调内部自律的自发性、自觉性和自为性。在治理方法上探索两者有机结合，从而形成外部引导内部、内部驱动外部的良性治理格局。
3.建构主体互动与区块联动相结合的治理新程式。在新闻媒体的新时代治理过程中，仅靠外部力量规制和单维主体监管是难以奏效的。要提高监管和治理的效度，最为关键的是实现属类主体互动和相关主体协同，具体方法就是实现“两个打通”：第一，打通系统内部的“隔阂”，实现内部主体间纵向互动。第二，打通区块间的“隔阂”，实现外部主体横向协同。这样，就形成了“内部连起来，外部环起来”的有效治理模式和格局。
调查结果显示，病例讨论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表2中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法的满意度为89.40%，学习兴趣有了提高（90.07%），教学参与程度明显提高（100.00%）。自主学习探索过程中，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通过分析、讨论病例，最后每名学生能独立书写完整的护理计划书，充分提高了教学参与程度（100.00%）。该方法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惰性，提高了学习兴趣，说明该方法可以调动学生学习能动性。
孩子患了风热感冒后要注意忌食辛热食物，如大葱、姜、辣椒、大蒜、韭菜、茴香、芥菜等辛温的调料和蔬菜，龙眼肉、大枣、栗子、核桃、杏等温热性的果品也不要给孩子吃。同时还要忌食肥甘厚味（即油腻肉食），中医讲“热病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留有后遗症之意）”，即热性疾病患者或热性疾病刚刚有消退之势时，进食油腻则使疾病迁延不愈，且能使疾病反复发作或出现后遗症。
（三）引领主流，导引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建构坐标新定位
文艺作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思想文化等具有塑成和解构两个向度的作用。为了防止文艺作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思想文化的消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艺创作方向的引领。我国新时代的文艺作品客观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如偏离主旋律、修正历史、歪曲史实等。要主动防范和应对问题，引领社会舆论和价值观的正确方向，最紧要的是建构坐标新定位。
1.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坐标新定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在文艺创作中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坐标新定位，就是要把文艺创作定位于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定位于坚持文艺创作来源人民、服务人民的正确方向，定位于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创作导向。
帮助研究生摆脱群体困境，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除了国家和学校层面的政策支持外，导师作为与研究生关系最密切的人，要加强对研究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主动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愿望，从学业、生活、情感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关爱，鼓励他们战胜困难，用诚恳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与之产生共鸣，建立人格平等、民主交流、彼此关爱的和谐研究生师生关系，收获浓厚绵长的师生情谊。另外，导师还应充分发挥课题组或研究团队的作用，营造融洽和谐、积极向上的良好团队氛围，使之成为研究生的情感和精神家园。
2.建构以服务为宗旨的坐标新定位。服务是文艺创作生命力的体现。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仍然要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要建构以服务为宗旨的坐标新定位，就是要定位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定位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失去了、背离了这个宗旨定位的文艺创作，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人民大众的，注定是没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
3.建构以创新为旗帜的坐标新定位。创新是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文艺创作同样需要创新。构建新时代的文艺创作的坐标新定位，就是要以创新为旗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坐标；要以大力开展形式创新、内容创新和理论创新为基本定位。
（四）紧跟时代，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建构融合新范式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创造的智慧结晶，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经验总结，在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只有紧跟时代发展、反映时代发展、助力时代发展，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创新发展，基本路径就是融合发展，其基本范式主要包括两个维度：
4.2 插秧作业路线科学选择插秧作业路线、合理安排装秧地点，可提高插秧作业效率。主要有2种作业路线。第1种∶插秧时，先在田埂周围留下1排即4行宽的余地。插秧机从田块的左侧下田插第1排。然后紧靠第1排，插第2排，依次进行。最后沿田埂四周插完留下的一排，插秧机再出田。第2种∶第1排直接靠田埂左侧下田插秧，田头两边留2排即8行宽的余地，然后一排紧靠一排插秧，当插到田的右侧时，留1排4行宽的余地，再把田头2排8行插完，再插田的右侧留下的一排，插秧机再出田。
1.建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新范式。通过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就是要推动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创立新的交叉学科、新兴理论和研究方法；就是要突破领域“壁垒”限制，推动建立互鉴、互通、互动的体制和机制，增强学科对话、学科交流和学科融合，形成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创新发展新范式。
(3)Cd是潜在生态危害最大的因子，Mn等其他5 种重金属的危害轻微；由多元素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来看，该地区存生态风险轻微-中等，表明矿区周边土壤整体生态风险较轻。
2.建构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相融合的新范式。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实现创新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而且要改革创新。构建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相融合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秉持传统、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方法创新；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实现新综合，构建“学科命运共同体”和“学科意义共同体”，形成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创新发展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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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994（2019）02-0167-05
收稿日期： 2018-09-18
作者简介：
邵泽义（1982-），男，山东费县人，中共泰州市委党校培训处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饶旭鹏（1976-），男，甘肃庆阳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理工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15JDSZK04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万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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