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调研
“北漂”青年的离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及东京圈人口变迁的分析
□ 李 倢
摘 要： 本文以“北漂”青年为切入点，从时间规划、去向、直接要因、外部影响因素及内在因素决策等方面，对“北漂”青年离京意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认为“北漂”青年的离京意愿一方面受到区位、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依据自身特征表现出不同的亚群特点，从而为以青年的实际需求为基础更好地服务青年，以及动态、多向、有序引导人口疏解，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和支撑。
关键词： “北漂”青年；离京意愿；外部因素；内在因素；决策树分析；东京圈人口
一、研究背景及概况
“北漂”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初特指从外地来京从事演艺、文化等事业的人们［1］。之后随着流向北京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北漂”群体的涵盖面也越来越广［2］，逐步扩展到各行各业的人们，其主要特点是从外地来京寻求发展、不具有北京户籍的人群［3］［4］［5］［6］。由于“北漂”一词最初所指范围较为狭窄，因此关于“北漂”的研究大多针对大学毕业生等具有较高学历的“北漂”群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存状况的探析以及对城市的认同和社会融入等方面［7］［8］［9］。而目前关于“北漂”或“北漂”青年的研究，虽然定义范围逐步扩展，但研究内容仍偏重于生存状况描述以及城市认同和社会融入，对随政策和生存压力不断加大的“北漂”群体离京意愿的研究较少，或仅限于较高学历的青年［10］［11］［12］。
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提出至2020年城市人口要小于2300万，城六区常住人口要在2014年基础上每年降低2%～3%，力争至2020年下降15%的目标。此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市在2016年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4万人，年增长率为0.11%，但其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以及青年在适龄劳动人口中的占比均有所下降。青年蕴藏着巨大的创造能量和活力，也是城市发展创新的重要源泉。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尤其是青年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降低，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的发展活力和发展效益带来巨大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共青团北京市委2015年底开展的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为基础，以其中非京籍青年所构成的“北漂”青年为切入点，从时间规划、去向、直接要因、空间分布及外部影响因素、内在因素及离京意愿判别等方面，对“北漂”青年离京意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一方面通过较为全面的分析，了解掌握青年的流动意愿以期更好地服务青年，为以人为本、以意愿为基础的人口疏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探究影响“北漂”青年离京意愿因素间的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行为，为创造同时吸引所需人力资源、动态疏解过度聚集的人口压力，以及在区域内形成“大城市—省会城市—二三线小城市—农村”多向吸引的发展思路提供实证基础，从而切实有效地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北京作为超大城市的代表，对青年人群流动趋势的分析也可为超（特）大城市的人口和功能疏解提供实证经验以及有益思路。
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法，以北京市16个区18～35岁青年人口为抽样主体，包含京籍原住、京籍迁入、非京籍三类青年群体，以及35岁以上原住、迁入、非京籍三个对照组，共6个组别。入户填写调查问卷10769份。其中京籍原住青年2565人，京籍迁入青年889人，非京籍青年5142人，分别占青年总样本的29.8%、10.3%和59.8%，与三类人群实际占比结构基本相同。本文以其中的非京籍青年来定义“北漂”青年。
从年龄来看，非京籍青年中80后占比70.8%，90后占比29.2%，基本接近北京青年中80后与已成年90后的代际占比；从性别来看，男青年占比50.3%，女青年占比49.7%，男青年占比略高于女青年；从出生户籍来看，出生时所入户籍近七成（66.7%）为农村户籍；已婚青年超过六成（64.7%）；五成青年（52.8%）已有子女。
从国家宏观政策上，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全局规划，2016年底北京各区都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人口调控上限，并分别或联合采用“以业以学控人、以房以证管人”等方式进行人口及城市功能疏解。总体来看，在抑制北京总体人口增长的趋势下，各区目标人口有增有减，其中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向下调控力度最大，丰台、海淀拟年均减少3%以上，石景山、朝阳也在2.7%以上；其次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拟年均减少2.5%左右，北京整体表现出明显的中心六区人口向外疏解的调控趋势，今后其调控力度预期会进一步增强。
调查显示，有32.8%的人对未来去京外发展表示“完全不可能/不太可能”（下文称为“不可能”），即预期会留在北京；29.5%的人表示“不确定”；37.7%的人表示“比较可能/非常可能”（下文称为“可能”），即表现出较强的离京意愿。“不可能”“不确定”“可能”三者基本各占比1/3。“可能去京外发展”人群的占比略高于“不可能”人群，说明只要政策合理、引导措施得当，北京人口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理和疏解。
具体来看，京籍原住、京籍迁入、非京籍三类青年群体以及35岁以上原住、迁入、非京籍三个对照组的京外发展意愿均有所不同。数据显示，三类青年中非京籍青年离京意愿最强（47.9%），顺次为迁入型青年（25.1%）和原住型青年（23.3%）。
Perinelli等在近期研究中报道了与传统表面活性剂相比，鼠李糖脂具有令人满意的毒理特征[126]。已知鼠李糖脂可作为渗透增强剂（permeability enhancer）。他们也报道了鼠李糖脂对大分子药物的上皮渗透性的影响。
二、非京籍青年的离京意愿现状
1.超过四成的青年有较为明确的离京时间预期
依据调查，非京籍青年预计在京时间“三年以内”的不足一成（6.8%）、“三年至五年”的为一成（11.1%）、“五年至十年”的为一成（15.7%）、“十年以上”的近一成（9.6%）、“一直在北京”的为一成（14.1%），另有超过四成（42.6%）的非京籍青年表示“不好说”。从中可以看出有超过四成（43.2%）的非京籍青年有较为明确的离京时间预期。
35岁以上对照组中也表现出相似趋势，非京籍人群离京意愿最强（45.9%），顺次为原住型（22.3%）和迁入型（18.1%），后两者占比非常接近。6个群体中非京籍青年的离京意愿最为显著，因此本文主要以非京籍青年，即“北漂”青年为主体，进一步对其离京意愿的时间规划、去向、空间分布差异及外部要因、内因决策等展开分析。
2.离京的第一直接缘由为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
非京籍青年的首要离京缘由反映出促使其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以下分析中外部环境因素和青年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要缘由的前三项分别为“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34.3%）、“子女无法在北京上学”（21.6%）和“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10.8%），这三项共占据了离京首要缘由的近七成（66.7%）。总体来看，非京籍青年流动因素中因“其他地方有更好机会”（5.2%）等正向因素的流动比率较低，而因经济压力、发展不顺利、子女上学、照料父母以及环境污染等负向因素而导致流动的占比较高。
3.京外发展去向的首选是津冀大城市
依据调查，京外发展“可能”去向的七大分类中（国外、津冀大城市、长三角大城市、珠三角大城市、其他省会城市、二三线小城市和农村），非京籍青年的京外发展首选是就近的津冀大城市（可能性占比23.9%，近1/4），流动方向符合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结合的人口疏解理念；之后顺次是二三线小城市（18.4%）、其他省会城市（16.6%）和农村（12.8%），去往长三角大城市（8.9%）、珠三角大城市（8.5%）或国外（7.5%）的可能性较低，流向也基本符合吸引青年回归中小城市和乡村的战略发展思路。
直到我大三那年夏天，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才又碰面。当时我老远就听见一个自信洪亮的声音在人群中高谈阔论，心想这是哪个老同学，走近一看发现竟然是阿杰，当时我就惊呆了。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了，重点是，他不仅性格变得爽朗了，连外表都“升级换代”了。以前他穿的衣服总是迎面扑来一股子浓烈的老坛酸菜气息，现在，那一身打扮简直堪比时尚杂志经典搭配。
三、非京籍青年离京意愿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外部影响因素
1.中心地区离京意愿较弱而外围离京意愿较强
表1为依据调研数据，按照个人状况、家庭状况及背景、工作及收入、住房、交友和对北京的评价六个方面选取的27个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性指标与离京意愿的相关系数。
总体来看，与非京籍青年整体47.9%的离京意愿相比，各区非京籍青年在北京的空间分布基本呈现出城市发展新区（5区中3区高于平均）和生态涵养发展区（5区中3区高于平均）的离京意愿较强，首都核心区（2区中1区高于平均）、功能拓展区（4区中1区高于平均）的离京意愿相对较弱的状态，即中心地区离京意愿较弱而外围离京意愿较强的分布结构。
2.中心六区将进一步加强人口及功能疏解力度
非京籍青年的学历分布为：初中及以下占28.0%，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占27.2%，大专/高职占20.1%，本科及以上占24.7%，学历构成分布偏低。主要工作单位类别为个体经营（33.1%）、非公企业（25.2%）和自由职业（9.5%）；主要从事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16.1%）、住宿和餐饮业（11.7%）以及制造业（10.0%）。
第一，国有企业的相关部门，要注意加强对内部会计部门的控制管理，明确对资金的预算。这就需要注意国有企业的资金流向和流量，制定行之有效的投资资金控制政策。对此，一方面，国有企业应设立成本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对成本进行预测、控制、信息审核与人员监督等；另一方面，企业应根据可能会存在或已经存在的资金风险，制定相应的制度，如资金支付制度、预算资金审批制度、安全管理投资和融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减少企业资金风险的出现概率。
3.中心地区原住民对外来人口接纳程度相对较低
北京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本文以原住民人群是否愿意与外地人聊天、工作、做邻居、让其参与社区事务管理以及做亲密朋友作为指标。其中“很不愿意/不愿意”占比43.9%、“无所谓”占比36.5%、“愿意/很愿意”占比19.6%，近一半的原住民对外地人的接纳程度不高。
然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在理解中误解才是普遍存在的，他将诠释学当作“避免误解的艺术”，并提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诠释学”。由于误解普遍存在，所以就需要解释来将误解排除，因此解释也是始终需要的。这样理解和解释便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此，浪漫主义对理解和解释的统一却导致“应用”与诠释学割裂开来。
按照北京市各地区的分布来看，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东城区（42.1%）和西城区（54.9%）中，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不接纳程度分别接近和超过北京平均程度（43.9%），核心区的原住居民对外来人口表现出较强的排斥性；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51.0%）、丰台（53.4%）、石景山（44.3%）、海淀（40.4%）四区中，只有海淀区的不接纳程度低于北京平均水平；城市发展新区的房山（36.0%）、通州（36.4%）、顺义（42.5%）、昌平（33.1%）、大兴（51.0%）五区中，只有大兴区的不接纳程度超出北京平均；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门头沟（53.5%）、怀柔（27.2%）、平谷（31.8%）、密云（28.6%）、延庆（45.7%）五区中，门头沟和延庆的不接纳程度超过北京平均。从空间分布来看，基本呈现出首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原住居民对外来人口接纳程度较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较高的状态。其中怀柔和密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度最低，良好的接纳氛围很可能是促使怀柔、密云青年离京意愿较低的一个原因。
整体来看，尽管北京中心六区的人口调控力度不断增强，且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较低，但青年的离京意愿仍低于周边地区。这一方面表现出中心城区由于经济和社会要素的极优配置对人口和产业聚集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反映出人口调控政策仍需要有较大的调整和提升。
四、非京籍青年离京意愿的内在因素及决策分析
1.影响青年离京的内在因素涉及面广、内容繁杂
依据对北京市各地区青年的离京意愿调查，首都功能核心区中东城区的非京籍青年离京意愿较强，超过五成（51.8%），西城区接近五成（47.3%）；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48.5%）、丰台（46.6%）、石景山（33.3%）、海淀（46.7%）四区中，除石景山的非京籍青年离京意愿较弱，另外三区均接近五成；城市发展新区的房山（41.3%）、通州（48.4%）、顺义（62.0%）、昌平（49.4%）、大兴（44.7%）五区中，非京籍青年的离京意愿差异较大，顺义的离京意愿超过六成，昌平和通州接近五成，其余两区超过四成；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门头沟（64.6%）、怀柔（43.8%）、平谷（60.0%）、密云（37.5%）、延庆（54.8%）五区中，门头沟、平谷、延庆的离京意愿较高，密云、怀柔的离京意愿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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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结构性指标与离京意愿相关系数
具体来看，依据“户籍”，分为节点1（农村）和节点2（乡镇/县城/市区），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55.0%和35.8%，乡镇/县城/市区户籍的群体具有较强的留京意愿。节点1（农村）受到“来京年数”的影响，分为节点3（来京年数≤10年）和节点4（＞10年），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64.1%和48.0%，来京年数10年及以下人群的离京意愿较强。节点3（来京年数≤10年）还受到“多久回老家/配偶老家一次”的影响，分为节点5（≤半年）和节点6（＞半年），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76.2%和52.8%，半年及以下，即与老家交往更密切的人群具有较强的离京倾向。节点4（来京年数＞10年）受到“同住家庭是否包括子女”的影响，分为节点7（是）和节点8（否），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42.0%和58.8%，同住家庭中无子女的人群离京意愿较强。
2.非京籍青年离京意愿内因指标决策树分析
在瓷面上“打玻璃白”也是一项讲究的工艺活，玻璃白是水溶性颜料，而彩瓷是先要用油性颜料钩线和画底色，这个过程必然会使瓷面沾上油，这样水溶性的玻璃白就无法打在含油的瓷面上。这就需要用到“锅灰”锅灰具有吸油作用。在需要上玻璃白的位置先抹上少许锅灰，然后再把锅灰轻轻扫除，这样玻璃白就可以打在瓷面上。
（1）代际、户籍、性别和更换工作次数是影响青年离京意愿的重要内在因素
将离京意愿设定为因变量（因非京籍青年离京意愿中“可能”的比率远远超过“不可能”，为规避判别指标对“可能意愿”过度强调，运算中对“可能”个案进行了随机筛选，使初始数据中“可能”和“不可能”个案数目趋近平衡。同理，35岁以上非京籍人口对照组中，亦对“可能”个案进行了随机筛选，使初始数据中两者的个数趋近于平衡），其余指标设为自变量，最大树深为3。依照分析结果，“代际”作为首优变量浮现在第一层；第二层分别为“近三年总共更换工作次数”和“出生时所入户籍地”；第三层为“性别”和“近三年总共更换工作次数”，预测正确率为61.2%。
由图5～图8可见，采用不同线缆长度所得到的互调发射抑制比均收敛于相同的稳定值.将定向耦合3端口和4端口的测量数据均等效到被测发射机发射端口，3端口的等效功率远远大于4端口的等效功率，且4端口的测量数据已达到频谱分析仪噪声电平时，3端口仍可读取到有效数据，这说明式(22)中的随着可调衰减器衰减量的增加，各互调发射端口反射项和互调发射信号耦合项均快速衰减到可忽略的程度，因此可直接采用3端口的稳定值作为相应类型的互调发射抑制比.
这些我都忍住了没有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古家庄的古大富，一说我那个鱼塘就露馅了。你知道，吴小哥这样的人，有时感觉是很敏锐的。
具体来看，依据“代际”，分为节点1（90后）和节点2（80后），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62.4%和44.7%，90后更具有离京倾向。节点1（90后）的离京意愿受到“近三年总共更换工作次数”的影响，分为节点3（≤1次）和节点4（＞1次），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57.0%和72.9%，更换工作大于1次的青年具有较为明显的离京倾向；节点3（更换工作≤1次）又受到性别的影响，分为节点7（女）和节点8（男），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48.7%和66.3%，男青年更具有离京倾向。节点2（80后）的离京意愿受到“户籍”影响，分为节点5（农村）和节点6（乡镇/县城/市区），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50.4%和35.0%，农村青年更具有离京倾向；节点5（农村户籍）又受到“性别”的影响，分为节点9（女）和节点10（男），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43.0%和58.4%，男青年更具有离京倾向；节点6（乡镇/县城/市区户籍）又受到“近三年总共更换工作次数”的影响，分为节点11（0次）和节点12（1次及以上），其离京可能性分别为23.9%和42.8%，没有更换过工作的青年具有较强的留京意愿。
从上可以看出，非京籍青年的离京意愿受代际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80后受到出生户籍、性别和更换工作次数的影响，其中农村户籍的男青年离京意愿较强，乡镇/县城/市区户籍且工作稳定的青年留京意愿较强；而90后受到出生户籍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缘于90后比80后具有更强的自主和主体意识，因而受到户籍的束缚较小；90后中频繁更换工作的青年和男青年具有更强的离京意愿。
（2）对照组中户籍、来京年数、与老家联系以及子女等因素的作用明显提升
根据对35岁以上非京籍对照组离京意愿的决策树分析，“出生时所入户籍地”作为首优变量浮现在第一层，第二层为“来京年数”，第三层为“平均多长时间回老家”和“在京同住的家庭成员包括—子女”，预测正确率为61.8%。
在错综复杂的指标中，为了进一步确定影响离京意愿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在此以表1中的指标为基础（去除了4个与离京意愿具有较为明显替代性且非基础性人口统计学指标：在京本人/配偶/子女名下共有房产数、父母是否在乎在京拥有自有住房、男/女朋友或配偶是否京籍和总体上讲喜欢北京的程度），采用SPSS20中决策树卡方自动交互检测法（CHAID）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及分层，并将青年群体细分为不同亚群，进一步探讨其不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调查显示，表中选取的27个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性指标大多与离京意愿相关性显著，但绝对值都相对较低，表现出弱相关性。其中绝对值前10位的指标分别为：男/女朋友或配偶是否京籍（0.153）、总体上讲喜欢北京的程度（0.126）、近三年总共更换工作次数（0.116）、出生时所入户籍地（-0.114）、在京本人/配偶/子女名下共有房产数（-0.114）、来京年数（-0.113）、在京同住的家庭成员包括—子女（-0.110）、代际（0.108）、父母是否在乎在京拥有自有住房（0.108）、性别（-0.106）。从中可以看出，男/女朋友或配偶不具有北京户籍、总体上不喜欢北京、换工作次数多、出生户籍偏远、在京拥有房产数少、来京年数短、在京同住家庭无子女、90后、父母不在乎在京有房的男性青年具有更强的离京意愿。
与之上的非京籍青年的决策树分析对比可以看出，35岁以上对照组中“代际”不再是影响离京意愿的最重要因素，而出生户籍的重要性则更加明显。此外，来京年数、在京家庭是否有子女、与老家的交往频度等都成为判别离京意愿的重要指标。
风观测特征：塔址观测点来风以偏西风与偏东风为主，平均风速较大。静风频率较小，100 m高度至10 m高度分别为1.0%，1.0%，1.1%，1.2%，1.8%。
五、东京都（圈）人口变迁的启示
北京2016年末人口为2172.9万人，面积16411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324人/平方公里。日本首都东京面积约2188平方公里，截至2016年末人口为1365万人，人口密度6239人/平方公里。与北京市相比，东京的面积约为北京市的1/8，人口约为六成，人口密度约为5倍。东京圈通常指以东京为中心，包括神奈川县、琦玉县和千叶县的一都三县，约为从东京都心向外半径50～70公里的同心圆范围［13］。东京圈人口超过3600万，面积13572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2600人/平方公里，聚集了全日本30%左右的人口。从面积、人口规模以及人口密度来看，东京面积偏小，人口的密集程度远高于北京，北京市应与东京圈处于相似量级。
1.长期以来日本人口向“东京一极集中”现象明显
日本人口向“东京一极集中”现象由来已久。由于东京强大的吸引力，东京圈的人口长期以来一直呈增长趋势。无论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是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低迷时期，即使东京也出现人口净流出时，向东京圈的人口聚集也不曾止步。如果和日本其他地区的人口减少相对比，这种向东京及东京圈的一极集中现象则更为显著。从人口长期的变迁结果来看，东京圈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55年的17.3 %，增加到2016年的28.6%。
2.以青年为中心“东京一极集中”有所加速
从东京圈年龄分组人口净流入中可以看出，2011年后向东京圈的人口净流入基本呈增加趋势，只是2016年稍有减少。15～19岁、20～24岁以及25～29岁青年群体占据迁入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尤其是20～24岁的求学/求职期青年不但绝对数值逐年上升，在迁入人口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攀升。与此相应，企业本部也进一步向东京圈聚集。依据民间信用调查机构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2015年将本部迁往东京圈的企业335家，比上年增长了13%，为自1981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而从东京圈迁至地方的企业231家，比去年减少了14%［14］。青年为了求学就职而大量涌向东京都（圈），因此形成的地方人才不足又会导致企业向东京都（圈）的又一轮迁移，这两者之间相互推进，形成循环。
3.矫正“东京一极集中”的一系列政策效果甚微
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一全総》到《五全総》提出了一系列矫正“东京一极集中”的政策措施。但从结果来看，并没有扭转功能、企业和人口向东京都（圈）聚集的趋势。近年来，关于纠正“东京一极集中”的呼声渐微。福岛震灾的影响逐渐消退以来，反而出台了一系列有益于地方青年在东京圈求职的政策，如东京都的法人税下调、为东京企业聚集提出的国家战略特区构想等等，都被认为会进一步促进“东京一极集中”。
日本长期以来一系列矫正“东京一极集中”的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一方面说明超大城市区位、经济和社会要素的优化配置，必然会吸引产业和人口的聚集，这种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企业和人口的涌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的大量聚集不一定就会带来严重的“大城市病”，人口尤其是青年的聚集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源泉。无论是超大城市、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和乡村，其发展都需要吸引人力资源，尤其是青年人群的聚集。同时，人口密度近似于北京市5倍的东京都以及人口密度近似于北京市2倍的东京圈，其高度集约的城市构成、多中心式空间结构、通达的交通网络以及东京都外围的东京圈和更为广义的首都圈，建立起了较为合理的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体系，这些都在一定层面上缓解了其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的程度，增强了城市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望亭水利枢纽是望虞河上的一项关键性工程，同时又是环太湖大堤重要口门控制工程，对太湖流域防洪、排涝、引水和航运发挥着重要作用。工程为2级建筑物，于1993年12月基本建成。2006年太湖局直管工程远程监控系统建成并运行，2011年对该监控系统进行了更新改造，实现对闸门的自动化控制、工程运行管理的视频监视以及异地视频会商等功能。
六、人口疏解及推动“北漂”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与以往大多由于生活成本高、生存环境差、发展空间低于预期等促使“北漂”青年“逃离北京”的主动离京意愿不同，新时期“北漂”青年的离京意愿也受到一定程度外部政策及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依据自身特性表现出不同的亚群特点。在结合日本东京都（圈）人口变迁及治理“东京一极集中”政策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北京人口疏解及“北漂”青年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控人、疏解政策应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紧密结合
从前面离京意愿空间分布及外部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北京，尽管中心六区的调控力度不断增强，且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较低，但青年的离京意愿仍低于周边地区。这一方面是缘于中心城区经济和社会要素的极优配置，使其对人口和产业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说明“控人”政策不仅仅是中心城区产业及内涵的升级，还要与周边地区的产业扶持、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服务的提升相结合，在周边的新区、新城内部形成人口和要素的环流，才能将人口留在周边，从而切实有效地减轻中心城区的压力。
东京都（圈）承载着数倍于北京人口密度的庞大人口，但由于其较为成熟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及较为合理的城市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疏解了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功能压力，其所表现出的超大城市的结症问题要轻于北京。因此，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将控人、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联系在一起，与北京多中心空间结构建设以及城市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切实推动北京的人口和功能疏解。
2.以经济手段为主，合理促进青年群体的进一步分层流动
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到，因代际、性别、户籍、家庭构成等基本特征的不同，不同青年亚群的离京意愿会有所不同。其中代际的影响最为明显，青年群体与35岁以上对照组相比更具有离京意愿，90后与80后相比亦具有更强的离京意愿。青年的离京意愿随代际更迭增强，会对北京的发展建设带来较为严重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人口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流入，在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弥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同时，也将更多的创造力、更加多元的文化、更多的活力注入到北京的建设和发展中。因此，北京市的人口疏解政策不应只是简单的一刀切式的外迁和驱除，而应是按照城市自身需求进行吸引和疏散的动态疏解过程。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选择偏好，以经济手段为主导，社会服务和行政手段为辅助，合理促进不同亚群的分层流动，一方面进一步吸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同时疏解过度聚集的人口压力。
小学语文选取的课文，大多都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一种体验。其实对于核心文化素质的培养也是这样，从生活中让学生体验到文化素质的意义，那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情感都会更进一步提升。在语文课堂上和平时生活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仔细体会生活，通过对生活的感悟来提升自己的理解感知能力，从而激发情感，教化育人。例如，学习古诗《静夜思》时，教师就可以运用体验式教学，联合学生的实际或者自身的故事，给学生讲述离开亲人的无奈与痛楚，从而引导学生对于挂念父母亲人的这种思乡之情的体会和理解。并激发出学生孝顺父母的情感，达到情感和主旨的再次升华。这样对于学生体验式的培养，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核心素质。
3.以多地区多向主动吸引机制，促进“北漂”青年在不同层级地区落地扎根
首都北京是区位、经济和社会要素优化配置的集合，必然会对产业和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城市发展状态来看，预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产业还会持续向北京等超（特）大城市聚集。从日本矫正“东京一极集中”的一系列政策收效甚微中也可以看出，人口和产业向（超）大城市不断聚集，是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后应考虑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体系里大中小城市、城镇以及乡村的生产性和发展力，形成以多地区多向吸引为通道的人口疏解方式，将北京的单点被动式疏散，转变为整个区域内“大城市—省会城市—二三线小城市—农村”的多方主动式吸引机制，将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青年吸引到不同层级的城市和地区，并通过优化社会服务、环境资源配置等留住青年，吸引“北漂”青年在不同层级的地区落地扎根，从而切实解决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
4.科学预测，以人为本，引导、促进人口疏解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的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的功能治理应体现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原则，本文中试用的决策树分析作为一种综合分类方法，能够从影响青年离京意愿的众多复杂因素中筛选出主要影响因素，清晰地展现出不同阶段的决策过程，适合于分层次、分阶段考虑复杂的多因素问题，还可通过指标对青年进行分类，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他们的行为，从而为更加深入地了解、掌握青年意愿，为以人为本、依据不同青年亚群意愿以及各地区不同需求建立动态疏解模式提供了可能。今后随着指标范围和结构的进一步扩展以及数据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可以期待更加准确的评估和预测，从而为科学、有效地促进青年分层流动，引导人口有序疏解提供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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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17年度重点规划课题“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7）（中国青年发展蓝皮书 2017）”（项目编号：2017GH001）的阶段性成果］
李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产业社会文化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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