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创建15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经济特区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人类跨入文明的门槛以后，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伟大的理论创造通常会相伴而生。马克思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邓小平正是用他所创造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又一次“解放”了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天地。追溯深圳特区所走过的15年历程，总结这15年来的建设经验，我们不难看出深圳实践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深圳特区15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深圳特区的建设史是深圳人自觉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之所以说这一实践是成功的，乃在于深圳充分发挥了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不仅使自身获得了飞速而协调的发展，而且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和范型。主要表现在：
（一）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深圳特区一建立，便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以市场为取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由起先的单向突破逐步转向整体推进，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探索出以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有效模式，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
其二，努力培育了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以及产权、期货、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建立了主要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建立健全了各类市场规则，不断健全和发展了各类市场中介组织；
其三，在宏观经济领域中，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了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将政府对企业的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实物管理转向价值管理，并逐步完善了以经济和法律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方式；
其四，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改革了分配制度，将个人收入同个人贡献及企业的经济效益相结合，形成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多元化的个人分配制度；
其五，初步建立起了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可以说，深圳人成功地找到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切合点，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探索出了独特的形式和途径。
（二）通过高速度和高效率使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众所周知，深圳在建立特区前，还只是个边陲小镇，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80年创办经济特区后，深圳充分利用了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大胆改革旧体制，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努力发展出口创汇型产业，15年来使全市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从1980年到1994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主要指标，每年递增30-50%以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益”。依靠这样的速度和效益，深圳以10多年的时间，便走完了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起，至少20多年所走过的路，成功地实现了特区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步入了“小康”水平。
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深圳的城市建设同样获得了飞速发展。这个曾被国外称之为“一夜间冒出来的城市”现已成为全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并已具备了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国际性大都市的初步条件。
（三）“窗口”作用的充分发挥，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基本形成
15年来，深圳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学习利用海外的先进管理方法，掌握当代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信息，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87年以后，深圳坚决贯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针，强调生产要素的配置要以生产型、出口型、创汇型为重点。随着新技术的采用，产品的创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979-1989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共27.334亿美元。1989年，三资企业达2585家，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8%，1992年更高达67.3%。1989年深圳出口总额已达21.74亿美元，1994年则高达183.09亿美元，已成为全国大中城市出口额最高的城市，出口比重占全国的15%。
同时，深圳还通过捕捉和传递信息，开拓海外市场，引进技术、资金和设备，培养管理人才，提供就业机会等等手段，直接支援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发挥着多种辐射功能。
目前，深圳的外向型经济正在向成熟型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在确定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吸引国际大财团，特别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国际企业集团来深圳投资；另一方面，重点实施“三点一线”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并鼓励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大型集团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成为跨国集团。
（四）社会结构系统获得协调发展
建立特区以来，深圳在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大力开展了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侧重于完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渠道。在法制建设方面，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在立法、司法、法律服务、行政执法等方面都作出了大胆探索。在党的建设方面，从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新形势出发，加强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努力将特区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特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并积极探索特区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着意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克服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新和提升特区人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胆试验创建新型的教育体系，初步构筑起了一个分布趋向合理，门类较为齐全的文化市场体系，企业文化、社区文化建设开展得生机勃勃。深圳特区15年，较好地贯彻了邓小平“两手抓”的方针，使社会结构系统呈现出稳定地运行和均衡地增长状态，各系统间获得了协调的发展。
今日深圳，正朝着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观念全新化，文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深圳的确是成功的。无怪乎总设计师多次一字不差地重复着他1984年为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二、深圳实践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和作用
深圳特区的建设史，既是成功地实践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又是这一理论通过特区实践得以确证、充实和完善的历史。这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构想首先是诉诸深圳等特区的改革开放实践，通过这一实践，一方面确证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同时，由于实践中会提出新的问题，通过实践的探索将一些成功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从而又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原有形态理论内容。这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矛盾的产生到解决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深圳实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上述历史作用较为典型地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建设社会主义要立足于“闯”，而不要立足于概念的争论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从理论和概念出发的，这种僵化的思维程式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对于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搞的是资本主义，邓小平主张不搞无谓的概念争论，因为一争论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就会浪费掉不可再浪费的宝贵时光，于是强调特区的试验性质。深圳人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思想路线，发扬敢闯、敢试、敢探索的精神，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以市场为取向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有效的配套改革，在全国率先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促进了全市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且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因此，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总结到：“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实践证明，只有立足于敢闯、敢试、敢探索，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深圳的这一基本经验显然已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市场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必须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
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企业必须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和经营主体，而这恰恰是传统的国有制形式所不可能提供的。因此，探索出一条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成功地引入市场机制的经济模式是一项极其艰辛的事业。深圳人发扬敢闯的精神，从开始允许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到放开物价由市场调节，再到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用工制度和金融管理体制等，最后到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深层次的产权关系改革，同时加快了生产资料要素市场化的步伐，并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表明市场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也必须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
从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看，第一阶段（1979-1985年），突破传统计划经济观念，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第二阶段（1985-1990年），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内在统一机制；第三阶段（1990年后），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基本形成。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很明显，深圳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与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具有同步性。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深圳的成功实践离不开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思想的指导，而深圳经济又为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三）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劳动积极性的激活，不能建立在行政强制和道德自觉性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在利益机制上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才是唯一的经济主体，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而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行为主体。对劳动者个人来说，名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上是搞平均主义，造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这样国家所需要的经济效益则只能建立在行政强制和管理者、劳动者的道德自觉性的基础上。深圳的实践表明，深圳速度、深圳效益的产生，既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行政强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利益机制上。工程承包制、浮动工资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改革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早在1978年2月，邓小平就曾讲到：“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深圳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1987年，邓小平在总结改革的经验时又说：“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党的十三大肯定了深圳率先进行的股份制改革，提出了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十四大提出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到深圳经验的启迪作用。
（四）社会主义大国的整体发展，只能走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由于资源禀赋、气候、地理、交通，乃至体制、人口素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大国的经济必然是一种非均衡性经济。这种非均衡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采取一种“齐步走”的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上就曾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发展起来。”
深圳人成功地实践了邓小平的这一致富思路。深圳依靠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地缘人缘的优势，通过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先发展起来的深圳，又通过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信息和市场的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并通过“三点一线”的模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将产品推向市场，改造内地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动技术革新，还通过合作基金等形式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优惠贷款和技术指导，从而加速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15年来，深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特区既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体现了良好的社会主义精神风貌。深圳实践表明：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这一经验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启示在于：
第一，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特区后写道：“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第二，精神文明不能从物质文明中自发产生，要立足于建设，而且“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到：“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发挥着试验、探路和积极推动的作用，并以自己宝贵的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贡献。”深圳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她用了15年的时间成功地探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她以自己的实际成就和探索经验不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前景，迎来了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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