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共同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毛泽东在党内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文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反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导。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共产党员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特性。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由于所处的环境、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不仅坚持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思想，而且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野。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来看，邓小平认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点，并在运用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第一，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是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中国形态和中国内容。”
邓小平在毛泽东所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基本理念。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总体内容是: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无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怎样的曲折，“老祖宗”不能丢。二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整块钢铸成的”，这种体系的完整性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机联系，而且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
毛泽东提出了“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所谓“有的放矢”就是要充分懂得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并用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去指导中国革命实际。
邓小平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间环节是群众路线。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说到底就是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差异
（一）时代背景和理论成果不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对而言，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发展已日渐成熟，对处于新环境面临新问题的邓小平来说，他的思想是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展开。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两大任务: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时代不同使得两代伟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无论是其关注的现实问题、理论视野，还是理论成果、实践结果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最主要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实践活动。其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等等。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则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内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最杰出最具有创新型的理论就是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事关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并由此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二）现实依据和逻辑起点不同
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迫在眉睫，也正是在寻求中国革命出路的问题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顺应中国革命的实际而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在当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最大现实依据就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首先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所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因此，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现实依据，又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三）方法论基础不同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映在思想路线上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都是以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为根本方法而展开的。因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方面，邓小平也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但有其创新。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同时，又把实事求是具体化，并以此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道路。
论文作者:曾群芳
论文发表刊物:《科学与技术》2019年1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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