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关于山东泰安市两个村农民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安市论文,定性分析论文,农民论文,山东论文,养老保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定性研究方法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研究者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及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详细加以记载和报道（陈向明1996）。定性研究方法既可用来验证定量分析所得结论的准确性，也可用来找寻定量研究方法无法检验的变量与反应变量间的关第。它尤其适用于研究态度变量， 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陈向明 1996; Bacon1993; Anselem and Corbin 1990）。本研究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描述分析农民的投保、决策过程，寻找影响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因素。
1 研究背景和概念框架
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家庭养老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传统方式。近一、二十年来，生育率下降和其它社会经济变迁使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在农村开始受到挑战。如果不把占全国人口七成的农民包括进去，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民政部在山东烟台试点的基础上，于1992年开始在全国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六年来，该制度很快推广到全国各省市，但从已推行地区来看，工作的提高非常有限。如山东省泰安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一直居全省第二位，曾受过民政部的表彰，但其年保费收入一直在波动中徘徊，如图示，至今未能超过第一年的水平。无论从人均保费的提高角度，还是从参保人数的增加来看，这组数字都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其它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泰安市1992－1996总保费变化图
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尚不多见。民政部专家论证组（1995）使用了问卷和实地调查的方式，但其对定量数据的开发仅限于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应用仅限于验证单变量分析结果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效应分析，民政部专家论证组的问卷数据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山东农业大学经贸学院（1997）只利用其问卷数据，列举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看法和愿望，没作进一步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主要从研究者的角度来探讨，而没有从文化客位（etic）（注：文化本位（emic）这一概念是和文化客位（etic）相对而言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emic”和“etic”分别指的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角度和观点。定性研究强调尊重被研究者的观点，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了解他们眼中的现实。）的角度来再现农民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方式。现有的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多停留在思考和呼吁的层次，没有对农民投保的具体情景和过程进行探讨。因此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解释性个案调查很有意义。
研究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主要来自民政部专家论证组的论证报告，事先没有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农民作过任何探讨。
定性研究的概念框架是：社区、家庭和个人诸相关变量共同作用于农民的投保意愿，从而影响投保行为。因为外环境鼓励农民投保，所以可以认为农民有了投保意愿（农民综合各相关因素的结果，包括自身收入因素）就会投保。如图示：
该框架仅为了把握问题的重要维度和层次，在研究中仅起指导作用。
2 研究方法：抽样方法和收集材料的过程
2.1 抽样
我采用的是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即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有可能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样本。我选择的是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先进地区——山东省泰安市的两个村A和B（注：为保护被访农民的利益，本文中的村名用字母代替。）。而41个个案的选择是半随机的。一般是见到谁有时间，经过村干部引见后，就与之访谈，事先没作安排。
2.2 收集材料的过程
收集材料的方法采用的是开放式访谈、非正式交谈、现场观察和文献法。两个村收集材料的过程基本相似。首先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事处代办员领到村办公楼，相互介绍说明来意后，我即开始询问村集体的一些情况。当时陪同的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副主任、会计和办事处代办员都在场，我偶尔也向他们询问我不太理解的个别概念。村里的情况主要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介绍，包括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设置、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情况等。访谈地点在村办会议室，我当场作了记录，并在过后凭记忆尽可能补充完整。对于村集体的情况，我在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些非正式谈话，凭记忆过后记录。第二步是在村主管养老保险工作的会计的帮助下，找农民访谈。令人惊喜的是，事先预计的语言障碍并没有出现，我与被访农民间双方都能基本理解对方的谈话，偶尔有障碍的，通过解释也能正确传递信息。这也成为我婉拒陪同人员在场的主要理由。最初4 个个案访谈时，征求了被访者的同意后用录音机录了音，但访谈中发现被访者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所以后来我不再尝试录音。当天对书面记录立即进行整理的效果，并不比整理音带差。每次访谈的时间大约40分钟。在A村，会计首先带我到村制镜厂， 在厂办公室与该厂两位职工和邻厂的厂长和一位职工进行了访谈。被访厂长健谈，但可能对录音不适应，三位职工略显拘谨。当天下午，在村办公楼附近连续找了四位女村民访谈，地点在村计划生育学校，她们对地点没有不适应感，对访谈话题很感兴趣。而后两天，该村所有村民到村办公楼抽血查血型（据介绍，为换身份证用），为我的调查创造了良好条件。我向村会计借了个房间，在两天里访谈了18位村民。除少数有急事在身的之外，村民一般对我的邀请显示出很大的热情。在B村， 我由一位村计划生育女干部领着在村里到处转，遇家里有人的，就进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访谈对象（主要看是否符合年龄要求）。家访的形式使我在访谈的同时，对家庭情况有个感性认识，对访谈的部分信息同时进行实物检验。陪同的计生女干部与村民关系融洽，在穿着举止言谈上与普通村民没有区别，所以访谈时，她的在场并没有给访谈对象造成什么压力。在有的家访中，她帮着抱被访对象的小孩，为我提供便利。该村共访15位村民。
在访谈间隙，我查找了相关文献。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卡，我抄录了A村第4村民小组（共7个村民小组， 随机抽取）投保村民和B村所有投保村民的性别、出生年月和月保费水平。 我还获取了山东省民政厅印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计算表、县民政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颁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知识问答以及各级管理机关的制度规范。往年的工作总结等。
3 研究结果：背景、过程和态度
3.1 背景介绍
A、B两村同处于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处，与市中心有便利交通相连，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市属中等以上水平，两村同于1992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县管理处领导认为两村的工作做得较好。就人口规模而言，A是大村庄，B是小村庄。A村的人均保费是2.875元／月，B村是4.825元／月，在同样没有集体补助的情况下，小村B 的保民的月均保费高于六村A近2元／月。两村农民的主要收入源皆为乡镇企业。两村都有较为发达的集体经济，年集体收入较为充裕，两村村民的集体提留都由村集体代为支付。两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设置人员配备齐全合理，日常工作由专人负责。
两村个人所缴保费集中于低档位，A村（以第四村民小组为例， 共有保民96人）个人月均保费为2元的占保民的70.8%，B 村共有保民150人，个人月均保费为2元的也占总保民的71.3%。A村农民所缴档位几年间没有什么变化，而B村则前后有升有陈， 所以有个人最高保费和最低保费的区别。另在调查时发现，B村农民的高保费集中在第一年， 而后逐年降至近年的低位水平。B村的合计150人也包括近年因关系转出本村或其它原因停交保费的村民。两村到1997年10月，均未有村民开始领取养老金。
表1显示的是被访的41个农民的基本特征分布。 被访农民中女性稍多于男性（这是随机性的结果，因白天在村里的，女性农民要稍多些），年龄以47岁以下的居多，文化程度在初中及其以上的占多数，所从事的职业中务农与乡镇企业职工的人数差不多，子女数以1—2孩为主，家庭代数为三代的最多，家庭存款额7500元的标准是根据民政部专家论证组1995年的数据集（专家论证组1995）得出的（取其平均值），7500元以上的稍多些，A村的被访农民比B村的多11人（与大小村比较相适应）。41人中有32人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3.2 农民投保的过程
农民主要通过村里的宣传，首先了解到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部分知识。凭这不算多的知识，农民综合个人、家庭各种相关因素以及社区影响，决定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缴多少保费。
表1 被访农民基本特征分布
特征
人数 特征人数
性别年龄
男
17 20－32 19
女
24 33－46 14
文化程度
47－59 8
小学及其以下 7
存款额(元)
初中 21 ＝〈7 500
25
高中及其以上 13
〉7 500
16
职业
所在村庄
务农(包括家务) 12A26
乡镇企业职工
13B15
个体工商户 7
家庭代数
村干部(包括教师、医生等)
9 13
子女数
28
0 6 327
1 2143
2 10 已参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32
3 3 未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9
宣传手段主要包括村有线广播、宣传栏（标语）、开会、村干部入户做工作、发放“明白纸”、知识问答等，1992年两村首先召开“两委”和党员联席会议，传达上级指示，部署在本村组织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而后通过村广播、宣传栏等介绍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好处；在收缴保费阶段，包括村民小组组长在内的村干部带着“明白纸”、知识问答入户工作。A村还召开老年人座谈会介绍情况， 通过老年人影响其成年子女投保。
经村里动员后，农民就与家人商量是否参加。一般由夫妻共同商量决定，老年父母一般赞成支持成年子女投保，已懂事的未成年子女还会劝说父母投保。按投保的动机分，投保决策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理智型 指与其它养老方式比较后决定是否投保。
“现在子女少了，将来一个儿子要养四个老人，负担不起。现在留点积蓄，将来可减轻子女的负担。”
“银行存款当然也可以用来养老，但平时遇上什么事情，很难保证不被花掉。（社会）养老保险好，可以把钱一直存到60岁以后再发。”
这些农民对近年农村社会经济和人口变迁有一定的认识，对传统养老方式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他们对社会养老保险有较强的认同，虽然对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可能会有一些不满，但一般是坚决的参加者。
（2）从众型 指看其他人缴了，或仅因为村里让交，就决定参加。
“大家都缴了，我们不缴，让人觉得我们没钱似的。缴吧，反正也不缺这48块（2人）钱。”
“村里通知让缴，就缴呗，我们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如果不缴，将来60岁以后，别人都有钱领，我们没有，会不好受的。”
这些人的投保决策是草率的，他们并没有弄清楚社会养老保险的真正好处，所以这些保民并不稳定。
（3）谨慎型 指一方面觉得投保是件好事， 另一方面又对其真实性存有疑虑，或者对自身收入的稳定性缺乏信心。
“村干部说养老保险好，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到时会不会给钱。后来又想到是国家办的，国家总不至于骗咱，于是就决定先缴少些，看看再说，缴了几年后，就习惯了，这些担心也没有了。”
“我们缴的少，保底就行。缴多了万一出点事咋办？再一个，将来（收入不好时）出不起咋办？”
政策信度的提高将增加这些保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
（4）家人影响型 指本对参加不参加抱无所谓或观望的态度， 经不起家人的鼓动（主要是子女），而终决定参加。
“儿子鼓动我参加养老保险，说到时别人的父母都有钱领，而你们没有。他是为他自己减轻将来的养老负担。”
“父母支持我们参加养老保险，说你们子女少了，应该投，否则老了生活会不如他们现在。”
这些人与从众型一样是被动的，但身边人的鼓动，也使这些人的决策更坚定些。
（5）放弃型 指1992年已40岁以上，尤其50岁以上的农民， 了解到即使投保，因积累时间短，60岁以后月领养老金相当有限，村里也没把这一年龄段的农民作为工作的重点。因此这些农民参加的相对较少。
其它还有少数已符合年龄要求但尚未成家的年轻人，父母代缴保费后才告之他们。A村的年轻人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 还受村里的土政策限制，即是否投保与结婚领证、进村办企业做工、小孩上学等相联系。
关于缴多少保费，谨慎型农民以低保费为主，其他的取决于期望养老金水平与现有收入间的权衡，出于对新事物的观望心理，一般也以少投居多。A村农民第一次投保后，其保费水平很少有变化。B村则头一年很高，而后迅速降低至低水平并趋稳定。该村村民对之的解释是，头一年，大家都觉得养老保险是好事情，所以投得多，第二年不知哪里传出说，社会养老保险不太可靠，于是就少缴了，后来对之习惯成自然，也没再考虑多缴。
1992年，保费由村干部入户收缴，以后每年一年一缴，先广播通知到村办公楼缴保费，没到村办公楼缴的再由村干部入户收缴，一般两天内完成。
3 态度分析：养老方式、养老保险
3.1 关于养老方式
对农村现有主要养老方式的认知评价影响农民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选择。表2 列举了被访农民提到的自己年老后希望依靠的养老方式，按回答多少顺序排列，社会养老保险、自己挣钱养老、自己的积蓄（存款）和子女养老是四种最主要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养老保险已在实施地区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已参加的农民都把它当成一种主要的养老方式；农民希望主要依靠自己来养老，前三种实质上都近似于自己对自己的老年生活负责；子女养老的重要性在下降。
表2农民的期望养老方式（注： 定性个案研究的频数分布仅大致表示多少分布的顺序，不具有严格的数量含义，所以表中没有给出百分比分布，也没有对分布进行检验。表3－6的说明同表2.）
养老方式频数养老方式 频数
社会养老保险 19 集体补助 4
自己挣钱养老 15 商业保险 2
自己的积蓄
13 没想过1
子女养老 11
合 计
65
表3列举了农民银行存款的主要用途。不管年龄大小， 成年农民一般都有点存款，但其目的并不主要为自己养老用。为子女上学或结婚用、为（买）建房用居前两位，为自己养老只居第三位。其它如防病防灾用，暂时存款为临时用也是主要的用途。这也验证了银行存款养老的不安全性，生活中许多日常事务和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使农民提前提取银行存款。
表3 农民银行存款的主要用途
用途频数 用途 频数
子女上学、结婚 19 防病防灾6
建房15 为国家作贡献4
自己未来养老11 赡养父母2
存放为临时用7合
计64
表4列举了农民对其子女将来能否养老和理想子女数的回答。 排序表明，社会变迁已影响农民对子女养老的信心。农民希望自己老了以后，子女能赡养自己，但对实现这个心愿的困难也有所认识。一方面，现在的独生子女不太好教育，不知他们长大后会怎么样，有人认为自己得做好榜样，首先孝顺自己的父母。另一方面，子女少了，将来一对夫妻赡养多位老人，可能负担不起，子女即使孝顺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理想子女数”的回答表明，大多数农民的心态已很通俗地验证了伊斯特林的生育率决定供求模型理论（注：参见李竞能主编，1992，当代西方人口学说，中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55—61页。）。计划生育政策（山东省是一女户可间隔生育第二胎的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使农民对子女养老的安全性产生了疑虑，而子女养育费用的上涨也使农民对多子女产生恐惧，何况子女多并未能使子女信用风险显著降低。子女养老重要性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的降低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提供了契机。
表4 子女将来能否养老和理想的子女数
子女能否养老 频数
不敢确定,因子女数减少了14
相信会养,但需家教严,自己先示范 11
能 养 6
不可靠 4
理想子女数频数
最好两个1
子女多有利于养老,但养育负担重
2
子女数与老年生活质量不完全成正比3
子女多好,一个不孝,还有另一个4
3.2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是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他们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表5 列举的是被访农民提供的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信息。大多数人只知道现在每年缴一点钱，60岁以后可以每月领钱，但知道自己每月能领多少钱的极少。实际上第一次缴费时，每人都领到一张简单的“缴费领取对照表”。农民或者是看不懂，或者就不关心。投保农民对“保费由谁经营管理”的回答五花八门：保险公司、基金会、银行，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缴的钱去了哪儿。没有一个被访农民知道当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利率是多少（1997年为8.8%）。已投保农民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知识的含义是深刻的： 它既表明基层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改进，又表明当前的投保水平是不稳定的，只有在相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才会是稳固的。
表5 您所了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概 念 频数
现在每年缴些钱,到60岁后每月可领钱
不知道每月能领多少 18
知道每月能领多少 5
不清楚
4
知道1997年的保费 0
概 念 频数
保费由谁管理经营
保险公司
9
基金会 3
银行
5
不清楚 3
表6是农民为什么参加（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因分布。 投保农民举的理由中，养老有保障、减轻子女养老负担、支援国家建设和响应号召居前四位，其中养老有保障体现了自立养老、防范子女不孝的信用风险的心愿。“为什么不参加”的理由中，“政策说不好、怕不兑现”居首位。有些人同时提到对地方干部挪用保费的担心。有人因为看好其它养老方式（如商业保险、银行存款、自己挣钱等），没有投保。也有人年龄超过了40岁，觉得投保收益不大而没参加。真正因为收入原因没有能力参加的很少。因此，突出宣传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替代功能，提高政策信度，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许多农民在访谈中也希望能改进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工作。如缴费时间水平由保民自己掌握，能够早点开始领养老金，能见到开始领养老金的实例，多作宣传，让农民了解制度内容。
“农村不象城镇，收入并不固定，年景也有好坏，所以最好让我们自己定什么时候缴，收入不好时可以少缴、暂时不缴。”
“40年时间太长了，早点兑现，心里也踏实些。另外，如果现在已经有人开始领养老金了，大伙的积极性就会高起来。”
“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我们希望知道些养老保险的内容好处。村里开始的时候宣传做得挺好，后来就不咋的（不怎么样）。……最好的方式是电视片宣传法。”
基层应多听听农民的呼声，根据农民的要求，改进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工作，方便农民投保，以加大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的吸引力。
表6 为什么参加（不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为什么参加频 数
老了能领点钱(即使子妇不养)有保障16
减轻子女负担，因子女少了养不起老人 14
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7
怕将来别人领钱自己没有
5
子女让参加(多缴) 3
参加人数32
为什么不参加 频 数
政策说不好,怕不兑现 6
参加了商业保险 4
还有其它养老方式3
都四、五十岁了,缴了没有多大好处 1
收入不好1
未参加人数 9
4 讨论：基本结论、推广度、效度和伦理道德
4.1 基本结论
农民主要通过村干部的宣传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般由夫妇双方商讨决定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老年父母和已懂事未成年子女，尤其后者对夫妇的投保决定产生较大影响。保费水平的决定主要取决于养老金期望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而对新生事物的不完全信任，使许多保民的保费水平偏低。保费一年趸交一次，每年由村统一时间收缴，以农民主动到村办公楼缴纳为主，少部分未及时缴纳的，由村干部入户收缴。
农民养老方式的选择趋于多样化（社会养老保险、自己挣钱养老、自己的积蓄、子女养老、集体补助、商业保险等六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功能基本得到认可：子女养老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原因是农民认识到，子女数量减少可能使未来子女养老的可靠性下降，现实子女数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而与理想子女数存在一定差距。养老在农民银行存款的目的序列中并不居首，农民自己也认为依靠银行存款积蓄一笔未来养老费用较为困难。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已投保的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知识也非常有限。这有农民不主动了解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政策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知识不足也阻碍了养老保险工作的提高。对未来子女养老安全性的担心，是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原因。偏好于其它养老方式或担心于政策的可信度问题，使部分农民选择了不参加。一些40岁以上的农民不参加，则是认为收益率偏低，不值得。
4.2 推广度、效度和伦理道德
定性研究使用的是目的性抽样，其研究结果不能像抽样调查定量研究那样推广到从中抽样的人群。但是，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有关人群，而是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虽然对山东两个村的调查只有41个个案，其真实性只限制于他们41人，可是对他们参加不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的深入剖析，可以使很多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得到一种认同，他们在读到这个报告时会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和共鸣。
我的研究结果还是相对肤浅的。一是因为我在调查现场的时间太短，没有机会更多地和研究对象接触；二是我的研究中存在一些敏感话题，如（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因是什么，所有有关的人都有理由向我“撒谎”，隐藏可能不利于自己的“原因”。A 村的间接强制法没在更多的人那里得到证实就是一个例子。虽然相对较好的研究环境，即陪同人员较为开明地允许我单独和农民访谈，有可能使这种“撒谎”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但此研究的描述性效度（Descriptive Validity）还是有可能存在问题。
我对农民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深层意义了解得还是很不够。比如夫妇商讨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父母对子女意见的反应如何？子女养老重要性下降的原因除子女数减少外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农民养老保险知识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不关注，还是政府宣传无力？害怕政策不兑现具体是什么意思？政府积极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参加在实践中如何把握等？这些问题涉及到此研究的解释性效度（Interpretive Validity ），即作为研究者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当事人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我虽用了相关检验法与不同的人交谈，但也不能完全保证解释性效度。
由于我带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来对待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这一现象，因此在调查过程中对纷繁复杂相互交织的社会现状难免有所忽略。在此意义上，此调查的理论效度（Theretical Validity）， 即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研究现象，也有可能存在漏洞。
另外，此调查的评价效度（Evaluative Vahdity），即研究者对研究现象的价值判断是否正确，也值得质疑。此研究的一个前提是：传统养老模式的基础发生动摇，农民希望有新的养老方式，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个选择的过程，而没有考虑到有些农民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最后，此调查还涉及一些伦理道德问题。首先，我在每次访谈前都向被访者说明，访谈仅为学术研究用，访谈记录不记名，不会对他们的安全和利益造成损害。但是调查中涉及一些敏感话题，有可能使他们感到不安，从而搅乱他们的正常生活。虽然我可以用服务于一个更高的利益作为解释，这种打搅所带来的后果不得不加以考虑。其次，为了酬谢被访者对我的帮助（牺牲工作挣钱时间与我交谈），我向他们赠送了小礼品。但是这些礼品的价值远远不能和他们所给予的热情支持相比，我这样做只能聊表感激之情而已。
综上所述，尽管我对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了解还很不深入，尽管我的分析还存在不少漏洞，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执行并没有因制度本身的“优越”而受到预期的欢迎。因此，如何充分了解农民的现实社会经济条件和他们的真实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执行——是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包括人口学者）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收稿时间： 1998－03
标签：养老保险论文; 农民论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论文; 养老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