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海论文,中国政府论文,地缘论文,形势论文,权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DF935 [文献标识码]A [史章编号]1005-4952(2010)03-0090-07
20世纪50年代，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出于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屡次侵扰南海诸岛，不断制造事端，南海地区遂成为敏感的“边缘地带”。为捍卫南海权益，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强了对海疆国防的建设，揭开了新中国捍卫南海诸岛主权的序幕。
一、中国南海疆域面临的严峻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欧亚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扩大。面对这种情况，美国认为不断增强的“心脏地带”力量极有可能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了巩固西太平洋沿岸业已占领的“边缘地带”，形成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沿阵地，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对南海诸岛战略位置予以高度关注，为此屡次派遣军队侵扰中国南海诸岛，不断制造事端。
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地区扩展，在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模糊处理的办法。1951年9月，在由美英主导的旧金山会议上，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未给予明确规定，其目的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对日和约”文本不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产党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拥有主权。[1]这也为中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制造了障碍。为了从海上封锁和遏制中国，美军屡次侵入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1955年5月，美军飞机侵入西沙群岛领空，并闯入南沙群岛活动；1956年6月7日，美军第七舰队司令英格索尔公然叫嚣要阻挠中国行使对南沙群岛南威岛的主权；1957年5月，美军侵占南沙群岛三个岛屿，建立雷达站；1959年6月23日至1971年12月25日，美机、美舰入侵中国西沙群岛领空、领海达200余次。[2]此外，美国还于1947年3月与菲律宾签订《美菲军事协定》和《对菲军事援助条约》，1951年签订《共同防卫条约》；1950年10月与泰国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4年9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立了具有地区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环南海岛链初步建立起来，南海遂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
1952年4月28日，在美国主导下，日本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日华和约》，其中第二条写到：“兹承认依照公历1951年9月8日在美利坚合众国金山市签订之对日和平条约第二条(以下简称金山和约)，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和要求。”①在此双边条约中，日方声明放弃对西沙、南沙群岛的权利，可以认为这些岛屿应归台湾当局。而日本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都未提及放弃西沙、南沙群岛问题，说明日本政府认为西沙、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所以它向当时它承认的“中国政府”声明放弃过去侵占的权利。[3]然而，签署的和约笔墨还未干，日本就公然侵扰南海诸岛，1955年三四月间，有5艘日本船到西沙群岛进行非法活动；1956年6月6日，日本东京东洋贸易公司组织以小竹芳雄为首的勘察团擅自窜入南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测；1959年3月12日，日本渔船T-k5502号捣毁西沙群岛北岛中国渔民的房屋，劫走中国渔民财物。[4]
由于新中国海军力量薄弱，法国趁机侵占了西沙、南沙部分岛礁。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永兴岛，法国派遣了一支600余人的部队进驻西沙南部岛屿，阻止中国军队登陆；10月14日，法国将西沙群岛防卫权交给南越当局；[5]1951年，法国驻远东海军司令部曾派遣测量人员前往西沙、南沙群岛测量，因天气恶劣，只到了西沙群岛，而未达南沙群岛；[6]1953年，5艘法国舰艇和1艘运输船运载上百人分别于琛航岛、晋卿岛、甘泉岛、羚羊礁等地登陆，非法设立航标；1955年6月，1艘法国登陆舰在永兴岛登陆，并设置了水泥主权牌。法军在琛航、北岛、南岛亦是如此。[2](pp.199，200)法国染指南海地区的目的是从战略上配合美国和南越当局，遏制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共产主义力量向南发展。
冷战初期，东南亚国家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印支半岛上的国家，对中国基本上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南越当局除外)，尤其是越南和中国走得很近；另一部分为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这种状况在南海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1.菲律宾独立前后对南沙群岛所属问题充满了矛盾态度，一方面承认南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妄图侵占南沙群岛 1946年11月，中国国民政府通过绘制地图、公布标准地名、海军巡视等方式，确认南沙群岛归我版图，菲律宾并未提出任何异议。1956年菲律宾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在对南沙群岛的法律地位进行讨论后，认为该群岛“并不处在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以内”，而是为中国所管辖。[7]7月7日《马尼拉日报》发表文章，承认这些岛屿一直是属于中国的。[8]但是另一方面，菲律宾以所谓的“红色威胁”为借口，以“地理靠近”、“国家安全”为托词[9]，妄图侵占南沙群岛。1950年5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说：“根据国际公法，该群岛应该属于最邻近的国家，而距离团沙群岛(南沙群岛)最近的国家就是菲律宾。”[2](p.198)1956年3月，马尼拉海运学校校长托马斯·克洛马派出40多人的“远征队”到南沙群岛“探险”，并竖立了主权牌，宣称其“发现”了“无主之岛”的“自由地”，菲律宾政府继而宣称这些岛屿“既无所属”，菲律宾“有权予以占领”。[10]
2.越南对南海诸岛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采取了承认态度 1956年6月15日，越南副外长雍文谦接见中国驻越南使馆临时代办李志民时，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11]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宽度为12海里的声明，规定领海制度适用于中国一切领土，包括南海诸岛。9月14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照会周恩来，郑重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12]越南《人民报》刊载了中国政府声明的详细摘要，并全文刊登了范文同总理的照会。[13]这是对南越当局、菲律宾对南海诸岛提出无理要求的最好批驳，是符合南海诸岛史实的。越南统一后，挑起西沙争端，向南沙海域增派大量武装舰船，对南海诸岛提出无理要求，违反了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
3.南越当局继承法国“衣钵”，侵占南海岛礁 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会议上，南越当局发表了对南海诸岛所谓的主权声明，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因故未出席，致使南越当局的声明未能得到反驳，并在会议上得到保留。[6](p.86)1956年8月，南越当局派遣军队侵入南沙群岛南威岛，插上“国旗”，设立“界标”，妄图占据这些岛屿；10月22日，将南沙群岛划归福绥省管辖；[7](p.71)1961年7月13日，将西沙群岛并入广南省，成立定海社直接管辖西沙群岛。[2](pp.202～204)
根据国际法中的“禁止反言”原则，既然越南、菲律宾已经承认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事后就不得对这两个群岛提出任何争议，更不能擅自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某些岛礁。
二、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捍卫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组织了军事同盟，形成了包围中国的岛链。面对这种地缘政治态势，中国政府从未放弃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宣示。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针对旧金山会议发表声明：“草案又故意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实际上，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6](p.45)针对美舰船、飞机侵犯西沙群岛领空领海的行为，中国外交部提出200余次严重警告。[4](p.484)当然仅有主权宣示是不够的，由于中国海军没有进驻南海诸岛，客观上使菲律宾、南越当局有机可乘，侵占岛礁；但是主权宣示又是必要的，它使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在国际法上具有连续的、充足的法理依据。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对美国、南越当局、菲律宾侵扰我领海、侵占南海岛礁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在我军控制范围内，中国政府为维护海洋权益，对侵略者实行了必要的武装自卫1953年3月21日，美国人理查德·阿普盖特等3人驾驶美国“克特号”游艇，侵入我广东领海进行侦察活动，当即被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扣留。[14]1954年7月23日，一架英国运输机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发生意外，26日美国以“救援”为借口派遣包括2艘航空母舰及若干艘驱逐舰的混合编队进入我国海南岛东部附近海面，“九时二十五分由舰上起飞的美国战斗机四架侵入我国榆林港上空。十时零五分，又一批美国战斗机十二架侵入我海南岛乐会上空，向我国两架巡逻飞机攻击，其后又有两架美国战斗机向波兰商轮两艘及我护航舰进行俯冲射击，经我舰自卫还击后美机逃逸”。中国外交部就此事提出严重抗议：“美国竟借口救援失事飞机，派遣舰队和战斗机更加公然无忌地在这一地区进行敌视中国人民的侵略行动，侵犯我国领空”[15]，在我坚决抗议和全世界的舆论谴责下，美2艘航空母舰几天后离开海南岛附近海面，回到美国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海军基地。1957年12月，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4艘驱逐舰在我南海海面进行挑衅，4架海军攻击机侵入广东省汕头地区上空进行骚扰，当即遭到我驻军猛烈炮火射击，击伤其中一架。[16]《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对于任何侵犯者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我国人民不但有坚决保卫我国领土的决心，而且拥有充分的力量击退任何侵略者的挑衅。”[17]
2.面对南越当局的入侵行为，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主权声明和抗议 针对1956年8月南越当局军队侵占南沙岛礁，《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南沙群岛如同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一样，一向是而且永远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人民再一次严正警告那些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不自量的冒险分子：中国人民决不侵犯别人的领土主权，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别人侵犯它的尺土寸地。”[8]1959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就南越当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劫走我国渔民发表声明：“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全部释放劫走的中国渔民，赔偿渔民的全部损失，并且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活动！”[18]但南越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中国的主权声明和严重警告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领土。1959年4月5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抗议南越当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劫掠和虐待我国渔民的非法行为。[19]此后中国政府又多次发表反对南越当局入侵的主权声明。
3.菲律宾是侵扰中国南沙岛礁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对此多次发表了强烈抗议 1950年5月19日，中国政府针对菲律宾提出的以“国家安全原则”为借口侵占南沙群岛的图谋，发表强烈声明：“菲律宾挑衅者及其美国支持者必须放弃他们的这种冒险计划，否则必然引起严重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容许团沙群岛及南海中其他任何属于中国的岛屿被任何外国所侵犯。”[20]29日，针对菲律宾制造的“临近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表抗议声明：南中国海的太平岛和南威岛，以及它们附近的一些小岛，统称南沙群岛。“这些岛屿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21]其后，中国政府又于1958年9月4日和1959年2月27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享有合法主权。此后，菲律宾行动稍有收敛。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菲律宾出版的书刊并没有将南沙群岛划入本国版图。[22]1956年7月7日，《马尼拉日报》上刊载文章，肯定地承认南沙群岛一直属于中国领土。[8]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他国干涉和侵犯，是领土主权原则的主要内容，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飞机侵犯我领海领空所采取的武装自卫措施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对南越、菲律宾侵略南海诸岛行为，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主权声明和抗议，指出其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这表明中国自始至终拥有南海诸岛主权，不承认和不认可他国在南海诸岛的所谓主权言论或行为，彰显了收复被占岛礁的决心。中国政府的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规定。
三、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理与开发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政府就对海疆和陆疆战略规划进行统一考虑，对海疆和海防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说：“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23]1950年6月，叶剑英指出：广东沿海及其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海上岛屿，是处在国防的最前线，“保护这些海岛及沿海口岸，使不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海盗所侵占，就不仅和保护我神圣领土有关，也直接对广东大陆的治安有关。”[24]为捍卫地缘政治利益，在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中国政府从行政、立法等方面加强了对南海诸岛的管理和开发。
第一，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这是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涉及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的最重要法律文件。1958年前后发生台海危机，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频频骚扰中国东南海域和南海诸岛，并觊觎中国大陆。为了保护海洋国土安全，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公布了此项声明。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25]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海洋国土，这次又用政府声明的形式予以确认，它成为当时中国维护海上权利的重要法律武器。中国领海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9月5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对该国新闻记者说：中国宣布它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是“同目前时代的需要符合的”。保加利亚各中央报纸都刊载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国领海的声明，其《祖国阵线报》发表评论指出：这个决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这个决定同时有助于确定为伟大的中国的安全和国防所十分必需的法律条件。这个决定是出于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防务的考虑。这个决定在国际法和法律惯例中有一切必要的根据。[26]9月9日，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把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交给了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表示完全尊重我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②9月12日朝鲜、9月14日越南、9月25日罗马尼亚等国纷纷发表声明或电文，对中国的领海声明予以支持和承认。[27]
第二，南海诸岛的开发及行政区划的设置。1953年2月，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派出慰问团，分别向守卫在南海大小岛屿上的部队进行慰问。[28]1953年，海南行政区水产公司在西沙群岛开采鸟粪；1955年5～6月，海南行政区组织西沙群岛调查勘探队，勘探队由海南供销社、水利处、卫生处建筑公司以及广东省农业厅等单位组成；[2](pp.199～200)1955年上半年，广东省有关部门对西沙群岛的鸟粪进行了开采和销售。[29]1956年8月，海南岛远洋作业将西沙群岛渔场列为计划作业渔场中的一个，准备捕捞经济价值较高的红鱼和立鱼等，改变了过去只在那里搜集鸟粪、海参、海菜和贝类等局面。[30]1957年10月，广州文化公园工作人员在西沙群岛北岛南端灌木丛中发现一块完整的主权石碑，碑身高约60公分、宽18公分、厚4公分，碑中间刻“视察纪念”、左边刻“大清光绪二十八年”字样[31]，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为我国管辖。195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指示广东省和海南行政区，在西沙群岛永兴岛正式成立县级政权机构“中国共产党西、南、中沙群岛工作委员会”(简称“西沙工委”)和“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简称“西沙办事处”)，其主要职责是领导开发建设南海诸岛，以加强对西沙、南沙、中沙群岛的行政管辖。[32]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行政建设，为开发南海海域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在西沙办事处的筹划和安排下，海南人民组织了水产渔业公司，进行广泛的资源调查，渔业很快地发展起来。1959年冬至1960年4月，海南行政区水产局成立海南区西沙渔业生产指挥部，组织东部沿海各县渔船到南海诸岛海域进行经济鱼类生产。[2](p.203)
第三，南海断续线的沿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基本上沿用民国时期南海海域11条断续线的划法。1949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曾经研究过断续线问题，会议决定保留历史原貌，并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予以标明。[6](p.29)1954年，国家相关部门对制图进一步规范。当时中国政府考虑到标绘断续线的目的是明确南海诸岛主权所属，因此决定取消海南岛同越南海岸之间的2条断续线，在台湾岛同琉球群岛之间增加了1条，于是形成了南海9段、东海1段的断续线，并在同年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图》首次标绘出来。[6](pp.29～30)1959年，国务院组织外交部、公安部、内务部总参测绘局、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编制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图集》，其中标明曾母暗沙为中国最南领土。1962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确认南海断续线为9段，该图“是目前中国所有地图中海上传统海疆标准绘法的依据”，其划法延续至今。③南海9条断续线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的公开宣示，当时的国际社会并未曾提出过任何疑义，周边国家也从未提出过任何抗议，这等同于默认。此后许多国外出版的地图、各种地理书籍也以此标绘，并注明属于中国，这是公开的承认。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确保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在日本、法国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配合下构筑了太平洋岛链，力图通过掌控东亚大陆的外边缘带对中国进行遏制，这对中国东南海域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南海距离美国本土遥远，且不是美国东亚战略重心所在，但它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支点，为此美国在南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之时，主要是通过支持和怂恿菲律宾、南越当局与中国争夺南海诸岛主权的方式来实施其遏制中国的战略计划。美国这一举动为日后中国南海主权遭到更加严重的侵害埋下了祸根。为了捍卫我海洋国土主权，当时中国政府海洋战略的核心任务就是反对美国的海洋封锁，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无疑是中美在海权问题上交锋的焦点所在，南海地区亦是中国反对美国海上霸权的另一战场。中国政府通过武装自卫或抗议声明，捍卫了本国海洋权益，使美国东亚战略的实施遇到严重阻碍。但由于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的相继发生，中国被迫调整了海洋战略，即将东南沿海以进攻为主的解放战略调整为防御为主的防卫战略——近海防御。[33]这就使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面临很多因技术力量和物资不足而产生的困难，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捍卫南海诸岛主权行动的进一步展开。西方学者在分析1959年中国政府对南越侵扰西沙群岛的反应时说：“虽然措辞严厉，但是中国却未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和举动，以打击驻扎在帕拉赛尔群岛的新月群岛(即西沙的永乐群岛——笔者注)上的南越海军部队。不难看出，中国谨慎的原因是由于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中国海军正全力以赴保卫福建和浙江沿海。”[34]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主权宣示、运用有限力量开发建设南海诸岛，就成为中国政府合理的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当时中国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所处的不利局面，但还是确保了对西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实际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国始终在法理上占有主动地位，多次向外界表明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注释：
①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063页。
②张良福编著《南沙群岛大事记(1949-1995)》，1996年，第10页。
③张海文：《南海的传统海疆线的演变》，载钟天祥、韩佳、任怀峰编《南海问题研讨会论文集》，海南南海研究中心2002年8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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