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因素论文,需求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4-0023-07
一、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和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践表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收入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而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国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等具有重要意义(周其仁，1997；赵耀辉，1997；姚先国等，2006)。近几年，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特别是2003年农业部等部门发布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民工培训问题也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之一，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农民工培训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农民工培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农业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调研组(2005)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存量大、增长快，整体素质偏低，培训任务艰巨；魏礼群(2006)指出，农民工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2)农民工培训中的政府责任。农业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课题组(2005)指出，政府应该加强农民工培训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激励政策，整合培训资源，加强政府项目的监管，做好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和跟踪服务；赵本涛等(2004)认为，农民工培训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重大问题，政府应当着力建立健全农民工培训体系，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健全农民工培训市场。(3)农民工培训的内容和模式。在农民工的培训内容上，不仅要抓技术培训，也要抓思想教育，增强劳动者的法制观念和责任感，在专业技术培训上，进一步增强培训的专业工种，以适应不同行业对不同工种的培训需求，在继续抓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朱力，2002；潘其栋，2003；陈栋，2004)。(4)农民工培训的现状和问题。孙细望(2006)指出，农民工对培训的认识缺乏开拓性、长远性，政府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配套政策，政府、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对现有资源的有效整合，缺乏有效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刘平青等(2005)指出，当前农民工选择职业主要借助“关系网络”而较少从政府以及社会机构那里获得相关信息，加之在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的培训不足以及适合于农民工的社会培训机构发育滞后的情况下，农民工虽然主观上渴求培训，但在培训内容上显得有些迷茫，实际参与培训的动力不足，特别是对于劳动强度大、报酬不高的技能培训兴趣淡漠。在农民工缺乏培训动力的情况下，相应的培训体系是难以建立起来的。宋丽智等(2005)指出，农民工培训供给严重不足，存在供求错位的现象。(5)农民工的培训需求问题。黄焕山(2004)等认为，民工群体的弱势性、边缘性决定农民工教育的第一要务是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要针对民工的独特身份突出两方面的教育，一是教育民工适应城市环境，二是教育民工适应劳作。方向新等(2006)指出，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变化存在以下特点：教育需求总量有所上升，内容趋向多样化，群体性差异明显等。
从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对农民工培训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管理层面和农民工培训供给方面，尽管已有学者探讨了农民工培训需求问题，但主要集中在培训内容的需求上，而较少关注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意愿，特别是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等微观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培训意愿？农民工在进行培训决策时究竟受那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农民工培训的发展是培训供给与需求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农民工规模扩大而素质较低的背景下，了解农民工培训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培训供给行为的调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攻关项目“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2006年7月在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昆明五城市进行的农民工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就业与收入、职业培训、健康与医疗、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服务需求、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等。调查共获得问卷2600份，其中有效问卷2509份，占全部收回问卷的96.5％。在有效样本中，上海占19.9％，天津占20.0％，广州占20.3％，沈阳占19.9％，昆明占19.8％。
从性别上看，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占62.1％，女性占37.9％。从年龄结构上看，21～30岁年龄组的人最多，占被调查总数的36.3％；其次是31～40岁年龄组的人，占25％。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30.42岁。从文化程度上看，被调查者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最多，占被调查总数的54.5％；具有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占被调查总数的21.6％。共有24.4％的人具有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从调查对象进城后从事的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宾馆餐饮娱乐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占被调查总数的21.7％、19.4％和18.7％，这三类行业的农民工共占被调查者的近60％。从职业上看，农民工主要从事低层次的职业，前三位职业是普通工人、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分别占被调查总数的33.0％、25.5％和9.7％。
三、研究假设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农民工培训需求的各影响因素的不同特点，本文对农民工培训需求的各个影响因素做出以下研究假说：
第一，性别。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和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原因，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存在较大风险。因此，性别会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参与培训。
第二，年龄。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预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劳动者可能更趋向于追求稳定的工作，而且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不断增长的年龄会抑制投资需求。因而年龄较小的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和参与意愿比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更为强烈。
第三，婚姻状况。对农民工而言，婚姻状况决定了他们对生活稳定性的追求态度。结了婚的农民工因为有家庭顾虑，一般更倾向于追求稳定的生活，属于风险规避者，不愿意更多地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这就使得他们对培训的需求相比未婚者要低。
第四，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培训决定了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也高。因此，本文假定，为了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越大。
第五，收入水平。培训的需求涉及培训成本的承担能力问题，所以，收入水平应该是影响农民工培训需求的主要微观因素。农民工的收入越高，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也会越多，承担能力也越强，则对培训的需求也会越大。
第六，劳动合同。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其流动性和失业风险大，随之，作为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培训风险加大；同时，雇主为这类农民工提供培训的机会也很少，因此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低。
第七，进城就业年限。农民工进城后，城市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等必然会对其价值观念和教育培训观念产生影响，对教育培训的态度将随之变化。进城就业年限越长，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也越大。
第八，行业。行业性质对培训需求产生很大影响，技术进步快的行业的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也大。
第九，企业所有制。从目前的机制来看，农民工培训需求状况与其所在单位性质有较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外资企业的培训工作更规范，劳动者的参与性也更强。所以，假定外资企业的农民工比其他性质企业的农民工培训需求更强烈。
第十，培训价格。与其他正常商品一样，培训价格越高，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越低。
第十一，城市。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培训的宏观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提供的培训机会更多，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力也大，因此，发达地区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比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大。
四、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的是农民工培训需求意愿，其含义为农民工是否有培训需求意愿，包括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因此，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有培训需求意愿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无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则Y的分布函数为：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式中：
是农民工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
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
是自变量，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α为截距；u为误差项。
(二)农民工培训需求意愿总体情况
目前，作为农民工集聚地的东部地区，其技术进步已经呈现出技能偏向型特征，产业结构也开始升级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从提高预期收益的目的，还是从提高就业技能以应对劳动力市场挑战看，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都应该十分强烈，但农民工的培训需求远没有理论所设想的那么旺盛。本次调查将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分为四个级别，即“需要很大”、“有一定的需要”、“尚无此需要”和“没想过”。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需要很大”的比重仅为20.5％，其他三项选择分别为29.4％、40.7％和9.4％，如果用“需要很大”和“有一定的需要”两项来反映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有一半的农民工对培训存在需要。因此，从本次调查结果看，总体上农民工培训需求不足，一半的农民工对培训不存在需求或没想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还没有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
(三)解释变量
对农民工来说，影响其培训需求的因素是复杂的。就一般的影响因素而言，它们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经济层面的、中观层面的和微观层面的。宏观经济层面的因素指农民工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工所在单位的行业和所有制特征等；微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指农民工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培训价格等。模型的解释变量和统计性描述见表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各因素对农民工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性别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尽管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并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第二，年龄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在各年龄段中，20～29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的年龄是影响他们培训需求的正面因素，其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为174.2％，表明20～29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20岁以下农民工培训需求上升了74.2％。而30～39、4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两个年龄段的农民工的年龄是影响其培训需求的负面因素，两个年龄段的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分别只有参照组年龄段的89.8％和64.7％。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青年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强烈，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显著减少。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说基本一致。
第三，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婚姻的统计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其系数的符号为正，这说明，与已婚农民工相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婚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强烈。未婚农民工的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为151.4％，表明未婚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已婚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提高了51.4％。
第四，受教育水平对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所有受教育水平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相比，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大，并且受教育水平与培训需求呈现单调增长关系，即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培训需求越强烈。这与前面的假说完全相反。我们的解释是：一方面，由于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视野开阔，能充分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相比较，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的收入高，其承担培训成本的能力也强，所以，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对培训需求越强烈。
第五，收入水平对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月收入水平为501～800元、801～1000元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表明这两个层次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与月收入水平500元及以下的农民工的需求没有显著差异。而月收入水平为1001～1200元、1200元以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这两个层次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与月收入水平500元及以下的农民工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所有收入段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工培训是一种正常商品消费且与其他商品的消费呈现为替代关系。同时也说明，目前农民工的培训在中国有着奢侈品和高档品的性质，农民工对培训存在潜在的需求，但需求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正是中国农民工面临的实际问题。在现有收入水平下，大部分的农民工尚处于应付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阶段，培训需求的满足处在从属地位。
第六，劳动合同的签订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回归结果表明，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显著高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需求，这说明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影响培训需求，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将抑制培训需求，而稳定的雇佣关系将提高培训需求。
第七，进城就业年限对农民工培训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城就业1-3年、3-5年和5年及以上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进城就业1年以下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发生比率分别上升了80.3％、99.5％和64.4％。这说明，随着进城就业年限的增加，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也随之增加。
第八，行业和企业所有制对农民工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在模型中，制造业、其他服务业虚拟变量对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与批发和零售商业相比，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强烈，而建筑业、宾馆餐饮娱乐业、交通运输业、机关团体和社区组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这四个行业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与批发和零售商业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差异。以上说明对技能需求较高、技术进步较快行业的农民工更需要培训。完全外资、中外合资和私有企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都非常显著，说明与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相比，这三类所有制企业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更强烈。而集体企业和个体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这两类所有制企业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与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的需求没有显著差异。
第九，培训价格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从结果看，认为培训价格“还可以”和“便宜”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差异，但认为培训价格“贵”的农民工与认为价格“便宜”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为培训价格高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只有认为培训价格便宜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的81.2％。
第十，农民工所在城市对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城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五城市的农民工培训需求并没有显著差异，也表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整体上不足，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业和所有制、进城就业年限、劳动合同和培训价格等因素对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在解决农民工培训问题时，应高度重视提高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只有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提高了，农民工才能积极参与培训活动，才能形成培训的需求与供给、农民工与政府的双向互动机制。
第一，以努力增加收入来提高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培训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比在农村时有所增加，但是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收入的大部分只能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与此同时，用工单位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仍然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工对培训的需求。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才能够使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变成现实的参与行为。
第二，加快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制定，让农民工能顺利融入城市。由于很多农民工认为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没有长期留在城市的计划，因此他们不愿将有限的收入投到具有极大风险的、未来才能获得收益的培训上。通过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能延长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年限，甚至使农民工最终留在城市，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培训投资风险，提高他们的培训需求。
第三，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规范劳动合同。农民工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能够明确双方在合同期的权利与责任，不仅可以激励企业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投资，而且能降低农民工的培训投资风险，激励农民工参与培训投资。
第四，通过建立多元化的、相互协作的农民工培训供给体系，降低培训价格。首先，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民工培训投资的力度。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各级政府在培训中的责任和权利，在此基础上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次，积极发展、建设农民工培训产业和市场，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培训供给水平，建立健全相应的法规、制度和评价体系，提高市场对农民工培训需求的满足程度。最后，充分发挥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在农民工培训供给中的作用。
第五，进一步消除城乡分隔的体制性障碍。农民工的培训需求不旺，与事实上依然存在着的城乡分隔制度有关，在面对同样的培训服务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需要的条件更苛刻，需要的价格更高。在这种以户口、身份作为提供服务的先决性条件的体制下，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必然受到压制，也必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要提高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必须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