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本质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086-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伦理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双重意蕴。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发展与中国伦理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道德文明的深刻思索与不懈创造。
一、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关系及其观念的批判者和对新社会道德关系、价值观念的确立者而出现于人类伦理思想的舞台，它代表了一种既超越封建主义道德又超越资本主义道德的价值自觉和伦理努力。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80年后经俄国十月革命而传入中国，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在经历了对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双重失望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解救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反帝又能反封建的伦理思想武器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批评之后又带来了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失望，因此造就了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两种取向之外选择一种更新的伦理文化的可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首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和批判，认为它无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更新，无法建成一种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风尚。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切断了靠研读儒家伦理文化博取功名的致仕路径，给儒家伦理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以深重打击。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文化寿终正寝。1915年新文化运动，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以及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等口号，从精神层面揭露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反动性，从此儒家伦理道德失去了整合人心、调节伦理关系的作用。
其次，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近现代伦理道德充满着自身的内在矛盾，显现出特有的自私性、褊狭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强权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特征，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产生了诸多失望和不满。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重与奴役的不断升级，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所显现出来的野蛮、残暴与无人性，像一柄利刃刺入许多中国人的胸腹，惊醒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危机，无数生灵惨遭灭杀，人们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评价跌落深谷。梁启超游访欧洲归来写成的《欧游心影录》披露的战后欧洲精神及道德状况，以及梁漱溟等人对西方近代伦理文化的批判，使相当多数的中国人出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批评和否定的思想倾向，西化主义思潮遭遇空前的抵制。
再次，在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感到双重失望之时，经苏联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崇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恰好因应了中国社会和人民的价值渴求和道德期盼，满足了中国人民既要反帝又要反封建和建设一种新型伦理文明使中国人民既不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又不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特定愿望，为走出困境、走向新的精神生活天空指明了路径。诚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所说的，“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①青年毛泽东也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有的伦理文化不切于现实的道德生活，西方近现代的伦理文化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诸多批评与不满，对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危机和困境认识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望，使中国人民对从苏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了一种高度的价值认同，进而自觉地选择并以此作为新伦理建设的目标。在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问题，铸造适于世界之潮流的新型人格乃至铸造能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繁荣富强的国魂和民魂，非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及其现实化的共产主义道德莫能担当。先进的中国人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伦理学说，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科学而先进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因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可以较好地实现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救国救民和富国强民的伦理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之所以被选择并得到有效传播的深刻因由。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后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相结合，形成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等。综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状况，出现了三大发展态势：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仅仅作为一种批判思潮和学术理论来对待，从学理上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伦理文化危机和建设新道德的思想资源，作为批判资本主义道德现象、寻求伦理发展新路径的参考；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实践中予以不断修正，最后使其伦理思想因高度政治化导致解体；三是坚持从理论和实践、学术和政治的结合上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本民族具体的道德生活实际和伦理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第一种趋势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代表，第二种趋势以列宁之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代表，第三种趋势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代表。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在共产国际内部产生的一股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理论原点而形成的社会思潮。他们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主张“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以此来寻找变革西方社会的新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初始阶段彰显的修正主义和批判主义倾向，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强化，虽然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趋势是日益脱离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掩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革命性，将其锁定在批判理性主义的框架内，为资本主义伦理文化建设服务。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列宁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得不到新的发展而日趋停滞，修正主义往往阉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变得面目全非。由于长期意识形态上的失误积累了重重矛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纷纷对列宁主义作出修正，对马克思主义多有批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思维，主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严重干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结果使反马列主义的思潮成为苏联意识形态的主流，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事实证明，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都未能真正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未能真正处理好理性层面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层面的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伦理思想领域也是如此。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才在理论与实践、坚持与发展诸方面较好地实现了辩证的结合，结果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同时又能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不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理研究，而且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在实践层面上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充满着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诸多批判和抵制。它既注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思辨，又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改造现实世界的独特功能，主张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伦理道德的研究决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粹学理的爱好或把伦理学引向抽象玄远的思辨王国，而是要使它与现实的道德生活相结合，使它服务于现实的道德建设并能卓有成效地指导现实的道德建设。正是因为这样，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扎根于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实际之中，并且同中国社会的变迁、历史发展的大势和人民的道德需要相结合，不仅在理论上获得充沛的发展动力和丰厚的发展资源，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论形态和发展样式，而且在实践上发挥自己独特的改造和引领功能，使伦理思想化为人们道德生活的具体行为，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本国具体道德生活实际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主要内容以及在坚持基础上的发展和在发展中的坚持的特点，给世界如何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提供了光辉的典范。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它在根本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表达方式和精神风格上却是中国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它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实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科学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辩证统一，它不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不是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实用主义对待。它超越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藩篱，在总的原则和基本性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认为一切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观点的行为都是必须予以反对的；同时又强调在坚持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不能死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条条框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一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都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一座令人仰之弥高的丰碑。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精神实质的独特性
中国不仅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且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最终使其在内容和精神实质方面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第一，在道德原则和价值目标上坚持以个人同社会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主张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价值核心，是无产阶级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它是马克思为人类谋福利思想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吸收了中国古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思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为人民服务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和阐说，赋予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特质。21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为人民服务同“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具化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政治伦理和党德，具化为公民道德建设所需培养造就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义理。集体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借鉴斯大林观点基础上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实践而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科学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则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使集体主义不断与时俱进，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坚持集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性，又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倡导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价值评价标准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主张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坚持功利与道义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亦即义利并重、义利统一。针对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抽象地谈论人性及道德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具体的现实的人性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在道德评价的根据问题上，既反对一味地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唯动机论，也反对一味地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唯效果论，倡导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主张联系效果来看动机，通过动机去看效果。在考察动机时，注意分析动机的客观性；在考察效果时，注意估量效果的全面性；在考察动机和效果的联系时，注重它的过程性。毛泽东提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③又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主张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观察一切善恶是非的标准，本身充满着革命道义论的精神，它与那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和抽象的道义论是完全不同的。邓小平、江泽民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认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就在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⑤社会主义功利主义讲求物质利益，但并不意味着宣扬个人利益至上，而是要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如果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功利主义，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要“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⑥。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必然指向共同富裕，指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本质上要求把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与“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在精神实质和价值旨趣上是完全一致的。总的来说，无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还是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本质上蕴含着革命的道义论或社会主义的道义论的因素，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纳道义于功利主义之中、以人民群众的功利来凸显道义的基本价值立场。
第三，在对待伦理文化遗产上，主张对中西伦理文化遗产给以科学的清理与总结，批判地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屏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起一种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既有民族特色又合乎世界伦理文化潮流的社会主义新伦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嗤之以鼻，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也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强调对中西伦理文化给以批判的继承、创造性的发展，做到既尊重历史又不厚古薄今，既学习外国又不妄自菲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促进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这种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⑦这就是说，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为指导和基础，继承民族优秀伦理文化遗产而又注意清除封建糟粕，学习西方先进伦理文化成果而又抵制西方消极腐朽的伦理文化侵蚀，批判继承民族传统伦理的优良成分，吸收西方近现代伦理的合理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种既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民族性又有全球性，融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于一身的新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第四，在中国伦理文化出路和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等问题上，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明作为中国伦理现代化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具有深刻的道德进步性和价值的合理性。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从道德上坚决否定了以少数人的特权和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的致思路径，赋予社会的芸芸众生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以制度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特质，从此开辟了人民成为伦理主体并使人民伦理获得正当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的新时代，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成为社会价值的核心理念。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伦理文化类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从某种抽象原则出发的封闭的体系，而是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同现代生活的变革息息相通的，它来源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指导并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因此既是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又是实践的指导。崇尚社会主义道德并始终不渝地建设社会主义伦理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之所以能赢得千千万万心灵拥戴并焕发出空前生机与活力的内在缘由。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现代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伦理思想能够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那样产生巨大的实践效用，并获得巨大的理论发展和突破。它不仅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道德心灵和社会的道德面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先锋战士，而且总是充满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生机与活力，实现理论层面的纵深和朝前发展。它的理论发展是源于现实并且为改造现实服务的，它的实践推广是得益于理论指导并且为理论发展提供动能的。与西化派伦理思想置身十字街头的彷徨困境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躲进象牙之塔的悲怆孤寂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大规模的发展，成为数亿人民共同信奉的伦理学说。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才真正实现了它的实践理性特质，达到了化哲理为德性，不只在解释世界而重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功用境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因其同道德现状变革的特殊关系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成为现代中国伦理思想的主旋律。
注释：
①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于《言治》季刊1918年7月第三册。
②参阅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第86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⑦《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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