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会发现在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日本，一种反常的政治现象——“世袭政治”依然存在并活跃在政坛上。世袭政治现象，固非日本独有，欧美政界也有一些子承父业的现象，然而相较而言，像日本“世袭议员”这样一支活跃于政坛上的数量多、比例高、势力广、影响大的政治家群体，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其体现了浓重的日本特色，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如何理解与认识这种世袭政治现象，成为研究当代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的研究多是从日本式的选举制度或结构性的经济利权关系分析世袭政治的成因①。然而，除了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之外，传统文化因素或者说传统的政治文化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本文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身份等级制度和恩情主义观念等三个方面，就日本世袭政治做出分析和解释，以思考民主社会的日本为何会出现这种“政治返祖”现象。 一、世袭政治的现状 所谓世袭，据《广辞苑》(第六版)的解释，指嫡系子孙代代继承其家族的地位(爵位或官位)、职业和财产等。在日本古代封建幕藩体制下，法律严格规定了“士农工商”等不同的世袭阶层，其中武士阶层作为统治阶级，以将军、大名为首的各大家族垄断着政治特权，世袭着爵位、职业、俸禄和财产。在近代君主立宪体制下，身份的世袭依然被延续，天皇的重要辅弼机构——贵族院中就有不少世袭的华族、皇族议员。战后日本经过民主化改革，实行西方代议制民主，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实践，政治家族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全国各地规模不等地成批滋生出来，相当程度上出现了政治权力“家族化”的现象。这些政治家，虽然是通过所谓“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其在形式上继承了父辈职业，更重要的是继承了父辈留下的选举地盘、遗产(包括政治资金)和名声(影响力)，依托当地选区长期当选，表现出相对稳定的代际传承性和地区性特征。因其形式上有不少类似于封建时代传统世袭制的地方，故不妨称之为日本的“政治返祖”。日本媒体和学界将这种政治现象称为“世袭政治”，将这些来自政治家族的成员称为“世袭议员”、“二代议员”或“三代议员”等。 关于世袭议员，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指接替三代以内亲属的选区或借助其影响、力量而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政治家。世袭议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袭议员指其亲属是中央或地方的政治家、官僚，而狭义的世袭议员，仅指其亲属曾担任或是现任国会议员。纵观当今日本政坛，从内阁到国会，从执政党到在野党，充斥着为数众多的世袭议员，其中不少都来自显赫的政治世家。 第一，内阁首相和大臣中有多人出自政治家族《日本国宪法》颁布实施60周年的2007年，福田康夫当选首相，日本宪政史上诞生了第一对“父子首相”。2009年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入主首相府，与祖父鸠山一郎成为日本第一对“爷孙宰相”。事实上，21世纪以来从小泉到鸠山连续5任首相，全部都是狭义的世袭议员，均出自政治“豪门”。冷战结束以来荣登日本首相宝座的14位首相中竟有10位是世袭议员。历届内阁大臣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世袭议员。从1955年体制建立后的鸠山一郎内阁到2012年第二次安倍内阁的约57年间，日本内阁共有28届，包括改组内阁在内共组阁90次。从历届内阁中世袭议员的平均人数来看，呈逐渐增加的趋势。50年代后期约为2～3人，80年代一举达到7.8人②，进入21世纪进一步升为9人。其中以2008年9月成立的麻生内阁最为典型，18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11人是“世袭阁僚”，其后一度达到创纪录的12人，即内阁成员的三分之二是世袭议员，被媒体和在野党讽刺为“世袭内阁”、“少爷内阁”。 第二，国会中世袭议员占据相当比例由于战后民主化改革，在新宪法下选举产生的参众两院议员绝大多数是新人，世袭议员很少。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每届世袭比例不到1％。60年代随着战后初期从政的年迈政治家陆续谢世或引退，由子嗣继承议员位置的现象开始凸显。80年代世袭议员比例突破两成，90年代递增到3成以上。1996年实行新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制后，世袭人数相对有所减少，但仍然保持在两到三成之间③。2012年第46届大选中，仍有111位世袭议员当选，约占众议院的23％。若从广义的世袭议员来看，众议院的世袭议员远远超出上述数字，基本上保持在4成左右，即将近一半的政治家有着“世袭”的背景。由于日本众议院具有相对优越性，有实力的世袭候选者大都去竞选众议员；加之，实行选举区比例代表制的参议院分别以各都道府县和全国为选区，选区范围太大，非有实力、有名声、有财力者，候选人不大容易继承“地盘”，故参议院的世袭议员相对较少。2007年参议院选举后，242名议员中有47人来自政治世家，世袭比例约为19.4％。2010年参议院选举后有33人为世袭议员，约占全体议员的13.6％。 第三，自民党等主要政党中的世袭议员最多从各政党的世袭议员来看，自民党人数最多，占绝大多数，其他政党偶有世袭，相对较少。以2012年众议院大选为例，当选的111名世袭议员中，自民党87人，占全部世袭当选者的78.4％。其余依次为日本维新之会9人、民主党6人、大家之党4人、日本未来之党2人、公明党1人、无所属2人④。 二、家族制度与世袭政治 家族文化⑤在整个日本传统文化体系中处于基础或中心位置，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家族制度已经土崩瓦解，然而拥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日本，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影响深远，在潜移默化中，至今仍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的⑥。传承家业、光宗耀祖成为每一代“家长”的终极使命。即使是现代的日本政治家，亦往往难以脱出这个精神窠臼。现代民主与封建世袭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权力的来源，封建世袭的权力源于“君权神授”下以血缘为标志的家族继承，而现代民主权力，依据约瑟夫·熊彼特的程序民主的观点，源于“人民的意志”，即“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⑦。日本式民主的问题就在于，在现代选举的形式中表现出传统政治的影响。 第一，议员公职成为政治家族“家业”的继承对象家业是家的核心，家业的延续是封建政治家族的家长和家族成员追求的共同目标。即便是“民意代表”的议员公职，也被视为政治家族的“家业”，作为家长的政治家本人，往往是主张子女继承“政治家业”的始作俑者。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后，让长子弘文从公司辞职担任自己的秘书，积累从政的经验和资本，3年后当选参议员，成为中曾根家族的“第二代传人”。没有嫡子的“平民宰相”田中角荣，不顾女儿真纪子和男方反对，力主女婿铃木直纪改姓入赘，继承政治家业。进而，曾多年坚持不让女儿从政的田中，最后还是在临终前带病上阵，去自己的选举地盘声援真纪子，使其以最高票当选众议员，田中的“家业”以双重形式得以延续。据市川太一教授调查，“在继承众议院位置时，对你极力相劝并影响较大的是谁?”除去未回答和其他选项之外，结果表明父母和后援会分别占25％⑧。换言之，世袭议员中至少四分之一的人从政是父母旨意和规劝的结果。 继承者中有些人志向本非做政治家，多是出于延续家业的需要。在日本人的家族观念中，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延续家业、表示孝心，家庭成员有时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牺牲个人理想或幸福。前自民党副干事长久野统一郎曾在日本道路公团干了20年，对政治毫无兴趣，结婚时两家约定“统一郎不当政治家”。然而，耄耋之年的老父久野忠治最终食言，利用竹下登首相之口“诓骗”统一郎接班。统一郎干了10年后，不顾各方劝阻，毅然告别政界。他说：“我的性格不适合当政治家”，“父亲让长子的我继承地盘本身是错误的，我没有当国会议员的素养。”他还说：“我不想强加于人，儿子本人也对政治不感兴趣。”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柯蒂斯尖锐地指出：“美国等国也有世袭议员，然而日本的特殊之处在于，非本人意愿而是随父母意志从政的二代议员太多，对政治缺乏热情的政治家太多。”⑩ 第二，家名姓氏成为政治家族传承的标志日本传统家族的家名，是家业的象征，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世、地位、荣誉和家族的历史。传承家名乃无尚荣耀，反之，断绝家名则可谓悲惨之至。因此，当铃木直纪在婚礼前30分钟答应改姓入赘田中家时，只有独生女的田中角荣在致辞时已是泣不成声。传统上的政治家族只有家督继承人才有权继承家名，其他子嗣不得随意使用。现代社会虽不存在不允许其他子女沿用家名姓氏的问题，但政界仍有世袭家名的例子。中村伸1976年接替父亲茨城县的地盘参选众议员时，按照法律手续改为父亲的名字，成为第二代的中村喜四郎。山村新治郎原名山村直义，1964年继承父亲的衣钵，同时也继承父亲的名字当选众议员，成为第11代山村新治郎。山村家原本是商家，可谓从政治家和商家的双重意义上传承了山村的家名。 第三，政治继承人多为嫡长子，亦有选择入赘或养子的日本传统家族的家督继承人选择一般遵循男子本位、嫡子本位、长子本位的原则。近代明治民法第970条明确规定：选择家督继承人的顺序是：亲等不同者以最近者为先；亲等相同者以男子为先；亲等相同之男或女以婚生子为先；亲等相同之婚生子及庶子虽为女子亦先于私生子(11)。现代日本民法虽废除了家督继承制，规定了继承人享有平等的地位，然而，就当代政治家选择后继者而言，实际上受传统意识影响，多采取男子优先的原则。据稻井田茂在2009年6月对时任参众两院议员的统计，世袭议员中长男长女占6成，次子次女占2成(12)，其中男子继承的情况远多于女子。考虑到后继者的资质、能力和志愿，虽然未必都选择长子，也有选择女儿或遗孀的，但是从一开始就将女儿作为继承人培养的例子几乎没有。 入赘与养子亦是选择世袭继承人的方式之一。按照旧传统，在无男性继承人或无家督继承人的情况下，可以招婿或收养养子。明治民法(第744条)规定家督继承人不得进入他家或创立另一家，也就是说家中的独生女便不能出嫁，只能招婿。田中角荣虽有两个私生子，但还是没让他们接班，还是选择了婚生子田中真纪子，而且坚持让铃木直纪改姓入赘，以继承家业。养子制度在封建时代是防止家系断绝的一项具体措施，“在明治家族法中，旧的家族制度的内容被保留最多的部分就是养子制度”(13)。据有关调查，相当多的现代日本人仍然认为，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认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养子，以继承家业乃理所当然(14)。在当代政界，改变姓氏，以养子的形式充任继承者亦有不少，如中川秀直、龟冈伟民、山冈贤次、水野贤一、岸信夫等。 第四，政治家家产的继承，也是世袭议员优先家产是家业的基础。为了保证家业的完整，维持家长的绝对统治地位，日本古代武家社会实行家督继承制，即长子继承家业和家长的地位，同时基本上单独继承全部家产，有的家族中次子以下其他成员或可得到少量财产，但份额极为有限(15)。近代的明治民法虽然规定财产继承方面实行平均继承的原则，然而同时又规定被继承人财产的二分之一为法定家督继承人的“遗留部分”，即继承人应得的最低限度的财产。战后民主化改革中家督继承制被废除，修改后的民法规定了子女均分财产的原则。然而，根据学者的调查，受传统家族继承习惯的影响，以农村为典型的战后日本社会仍很大程度上认同长子单独继承家产(16)。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包括世袭议员在内，父辈遗产并没有平均分配，而是按照父母意愿优先分给某个继承人。小渊优子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姑且不论她无税继承了小渊惠三留下的数亿政治资金，而且还继承了其父留下的住房、存款和有价证券等约5亿9千万日元的全部遗产(17)。她哥哥、姐姐并没有和她平分遗产。 三、身份等级制度与世袭政治 身份等级制度是日本封建社会的基本规范，社会各阶层被长期固定在不同的等级范围内进行活动。经过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改革，旧有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早已土崩瓦解，然而旧体制的痕迹与影响尚存。相对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在维持现代社会秩序或政治生态中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部分日本国民、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人们崇拜、敬畏名门望族，盲目追随权威，相当程度地认可所谓世袭精英，亦无形中助长了世袭政治的蔓延。问题是这种身份等级意识违背了现代民主理论中平等的理念，诚如美国学者卡尔·科恩所论，“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平等是最接近民主的理论核心的。如果不允许或不承认成员享有基本平等，所有人平等参与管理的精神就会荡然无存”(18)。 第一，等级制度影响下的日本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世袭门第者在现代政治公职的竞争中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日本封建的“士农工商”社会，存在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法律规定，每个人从娘胎里就被确定了自己的族籍，出生后被闭锁在狭隘的身份等级圈子里，不论本人能力和表现如何，也永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袭的阶层。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士”与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结构长期以来被固定化。尽管明治维新实施了“四民平等”政策，战后民主化改革废除了贵族特权和家族制度，日本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相当程度上也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统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层人物有一半出身于武士，甚至到60年代还有五分之一的精英是武士出生(19)。实际上，战后有不少战前的政治家或旧官僚重返政治舞台，战前部分政治豪门也延续到战后，加上战后诞生的新兴政治家族，这些旧豪族与新名望家成为各地的政治领袖。据市川太一教授统计，1980年和1990年两次大选当选的政治家族，分别有78家(57.8％)、62家(44.0％)在战前就有人担任议员，战后初次当选的政治家族分别为57家(42.2％)、79家(56.0％)(20)。换言之，到80年代仍有近六成的世袭议员，在战前就已是政治家家庭。 当代日本社会依然特别重视等级秩序。诚如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指出的那样，日本人认为不同的等级和地位是天经地义、不可避免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属团体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构筑在等级差别观念之上的(21)。进而，社会不是以能力而是以公认的等级秩序作为判别人的社会地位，衡量人的社会价值尺度。因为日本人在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能力平等观，存在着序列意识优先于强调能力的思想(22)。因此，具体到政治家的选拔和升迁上，人们同样对能力上的差别强烈反感，但对因世袭门第或人际关系等原因而造成的差别却很宽容。根据若田恭二教授的采访调查，除去少数情况之外，农村地区选出的大多数市町议员，都出自本地传统的权势家族(23)。 就中央政界而言，政治家族的世袭者往往成为各方的拥戴对象或提拔目标。细川护熙之所以能够以小党党首身份出任首相，首次当选众议员就执掌大权，毋庸讳言其作为原肥后藩(今熊本县)藩主细川家族的第18代传人、天皇家族后裔和当代皇室近亲，高贵的血统和华丽的家族背景，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赖肖尔所述，“封建领主的后裔也发现，在祖先曾经统治过的故里，他的名字就是竞选的一项重要法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24)。同样，安倍晋三的出场和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的登台，也离不开世袭门第和政治血统的支撑，若非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福田赳夫的儿子和吉田茂的外孙，想登临日本权力的顶峰绝非易事。 第二，在传统等级制度的影响下，日本人固有的依赖心理与缺乏自主意识地追随权威的国民性，为世袭政治的延续提供了客观环境在日本传统的纵式社会中，等级序列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权威”与“服从”是社会的基本原理，不同领域的传统权威成为人们认可、依赖和追随的对象。如在茶道、花道和歌舞伎等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技艺中，以“家元”(25)制度为形式传承的世袭继承人，得到世人推崇。同样日本国民对政治生活中议员的世代传承也并不排斥。据2008年9月26日～10月5日日文雅虎网的舆论调查，就“世袭议员增加是否有问题?”的设问，55092票中认为“很有问题”、“有点问题”的否定意见占57％，而认为“没什么问题”和“完全没有问题”的肯定意见居然也占到45％(26)。这种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对“世袭精英”的认同。这种认同的背后折射出日本人对政治权威的依赖心理与追随意识。如心理学家土居健郎所论，日本的社会体制本身完全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当“作为意识形态的天皇制在现代完全崩溃之后，无统制的社会依赖在社会上泛滥，到处都有小天皇坐镇”(27)。于是，崇尚“和”的精神、喜欢集体行动的日本国民，往往本着“靠着大树好乘凉”的想法，去依靠并追随各地的“小天皇”——世袭政治权威。问题是日本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本身缺乏自发性民主社会所有的自主判断、理性行动的精神，而是出于依赖的心理，极端重视封闭式的人际关系，重视现实中的权威，与其无端地去反抗固有的世袭性社会体系，莫如在其庇护下生存反而更为便利。于是，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不少地方带有浓厚的农村色彩，选举政治中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不少选民不是基于理念、政策和主张做出认真选择，而往往是出于人缘、地缘和工作等关系，放弃自我主动性和个人责任，如同武家社会的家老集团扶助大名之子一样，听从实力者的吩咐或号召，与后援会干部和秘书集团一同支持世袭候选人，盲目追随着世袭的政治权威。 四、恩情主义与世袭政治 恩情主义是日本传统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反映了人们相互依赖的心理和相互扶助的思想，成为制约日本人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要规范。在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族中，其表现为领主与武士之间的“施恩”与“奉公”的世袭性主从关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其演变为政治家与选民之间以“义理与人情”为核心，通过感情联络和利益交换为内容构筑的日本式恩情主义。这种“恩情主义”关系，有利于政治家巩固和传承政治地盘，有利于世袭议员的选任升迁，成为孕育世袭政治的重要土壤，然而，它却扭曲了民主社会的契约精神，背离了公民的自主意识和理性选择，影响到民主的广度(参与的比例)和深度(参与的质量)(28)，侵蚀了民主制度的根基。 第一，在义理与人情基础上建立的相对固定的选举地盘，有利于政治家族巩固并传承政治家业日本政治家之所以一般都是在自己出生或工作过的家乡参选国会议员，主要是为了利用已有人际关系网建立固定的选举地盘，而不是通过诉诸政策、理念以赢得选民的信赖与支持，这种倾向越是在农村和中小城市表现得越为明显。为了获得选票，各候选人分别组建个人后援会。这种后援会是以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关系为基础，网罗地方各级首长官员(县市首长、县议员、市町村议员)和社会名流组成的一种金字塔式的集票组织。在基层农村，候选人往往是拜托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去拉票，候选人的人品、能力或政策公约本身并不重要，关键要靠地方名流的个人关系；在中小城市，则是通过后援会成员，联系选民，为其提供各种利益或服务，公共性质的诸如争取地区公共事业、预算分配，私人性质的则包括婚丧嫁娶、升学就业、邻里纠纷、事业融资、交通事故、休闲娱乐等。这种“礼尚往来”的社会规范，本来在世界各国具有共性，日本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这种想法本身，而是这种想法在传统的农村社会极受重视(29)。因此，这种后援会基本上不具备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性质，而是一种以“义理人情”为逻辑组建的利益交换式的人际关系网。诚如某日本共产党议员所言：“为了获得选票，比起宣传政策，与选民保持义理人情上的关系更为有效。如做借款保证人等私人性的关照等等，共产党比较讨厌，但我想最好是首先建立个人性的人际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让其理解党的政策，然而，怎么也是发展不到理解政策的阶段。”(30)这种“互惠性”的恩情主义，不是单纯的物质交易，而是在特定政治家与选民之间，通过一定的感情和人格纽带结成的人际关系，其往往被塑造为模拟家庭或地区共同体的“亲子式关系”。借一位地方议员的话来说就是：“我认为，某市就像一家人，市民都像家族成员一样，必须互帮互助。”因此，在人口稀少、产业落后的农村和中小城镇，传统家族意识、人情观念相对浓厚，世袭议员也较多；而人口密度大、流动快、经济产业发达的大中城市，则传统观念淡薄，相对而言，世袭议员也较少。据研究，日本世袭议员的比例分配与各都道府县的人口密度，存在明显的反比关系，人口密度越高的发达城市地区，世袭议员比例越低，反之，人口密度越低的偏远农村地区，则世袭议员比例越高(31)。世袭议员较多的地区有岛根县、鸟取县、香川县、山口县、佐贺县、青森县、群马县等，多为大城市圈以外的边远地区。这种日本式的义理人情关系，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具有排他性。换言之，正如中根千枝所论，日本存在“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日本社会也根深蒂固地潜在地存在一种与契约精神不同的、长期确定的单一的“纵向”人际关系(32)。在“恩情主义”和“忠孝思想”的影响下，一个人一旦得到某一政治家的关照，成为其支持者，日本人就会表现出对这个“家长”强烈的忠诚心和报恩意识，长久支持这个政治家或其后继者，一般不会轻易改换门庭。其他候选人也不会轻易介入其中，否则会被认为是“盗窃”他人的支持者，有违礼仪(33)。这种相对封闭内向型的人际关系，无疑有利于世袭政治家巩固并传承自家地盘，而对于新人或后来者而言则是一堵难以逾越的屏障。 第二，父辈通过义理人情在政界构筑的人际关系，为世袭议员升迁奠定了基础，无形中助长了世袭政治之风世袭议员不仅可以凭借父辈在地方选区的人际关系顺利当选国会议员，还可以借助父辈在中央政界的关系得到提拔。诚如原邮政大臣久野忠治所言：“政治的世界，也是由义理和人情构成的。”(34)在政党利益、派阀逻辑盛行的中央政界，若不重视义理与人情，则难以在永田町(日本国会所在地)生存下去，能力则是等而下之的问题。安倍晋三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首相，并非他本人有多强的能力，无非是得益于曾任外相和安倍派掌门人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以及外祖父岸信介在中央政界的关系网和在自民党内的影响力。为了报答老安倍的知遇之恩，在小泉纯一郎等人的举荐下，安倍连续被提拔为官房副长官、干事长和官房长官。安倍从当选议员到首相，只用了短短的13年时间，既没有担任大臣或长期担任自民党高层职位的经历，也不像其父亲或以往首相那样通过竞争派阀领袖再去角逐首相位置，可以说他的升迁之途打破了自民党内担任总裁和内阁首相的不成文的最低规定，创造了当代日本政治史上诸多打破常规而直线升迁的先例。 世袭议员的破格提拔和升迁，打破了日本政界原有的规则，助长了世袭政治的歪风。原先从事务次官转身政界的“官僚派”政治家是世袭议员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然而这种现象从上世纪70年代的田中内阁时期开始看不到了。于是论资排辈的“当选次数”主义成为议员升迁的不成文标准，然而，这种规则也从小渊惠三内阁前后被打破了，时不时进行的破格提拔，往往不是“能力主义”的实力超群者，而是“关系主义”下的世袭议员，“世袭首相”、“世袭内阁”的出现已属必然。换言之，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改革和新世纪初小泉首相“打破”派阀的举措，派阀遴选人才的功能与制约党内政治势力的机制弱化，而以“义理人情”为背景的“关系主义”影响相应增大。于是，冷战后陆续登台的世袭首相，若说在小泉之前还有相当程度“打拼”的成分之外，小泉之后诸如安倍、福田和麻生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不说是“关系户”的产物了。 五、结语 当代日本的世袭政治，形式上表现为家族政治的“返祖”现象，但其不是传统家族政治的简单再现或回潮，而是现代民主政治嫁接在日本传统社会上诞生的“怪胎”。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家，虽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两次改革，但是传统的家族理念、等级意识和恩情观念依旧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其突出地表现在“民主的本质——选举”上，表现为政治家们将代表民意的公职——国会议员作为“私有物”变成世袭传承的对象，表现为选民对世袭政治和等级序列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亦表现为义理与人情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生态。 日本世袭政治中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对秩序的维持，对等级结构的认同，对和谐与合作的强调，然而，民主政治的核心要求在于公平、竞争，择优选能。日本传统文化对世袭政治的影响，恰恰是存在着忽视个人能力，阻碍公平竞争的倾向。这种非公平的竞争环境，必然会打击国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失去对政治的信任，侵蚀民主制度的基础。当然，对于传统文化的作用，不能主观武断地扩大或贬低，因为其本身也在随着制度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但需要指出的是，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现代社会的个人自主与责任意识，在“非内生型”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90年；松崎哲久：『日本型デモクラシーの逆説——二世議員はなぜ生まれるのか』東京：冬樹社，1991年；稲井田茂：『世襲議員 構造と問題点』，東京：講談社，2009年；上杉隆：『世襲議員のからくり』，東京：文藝春秋，2009年；福田博：『世襲政治家なぜ生まれるのか——元最高裁判事は考える』，東京：日経BP社，2009年；渡辺正次郎：『こんな政治家は辞職せよ!』，東京：日本文芸社，2002年。 ②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90年，第30頁。 ③笔者根据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新訂現代政治家人名事典』(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2005年)等统计。 ④「世襲当選は111人=8割近くが自民」，時事ドットコム：http：//www.jiji.com/jc/zc?k=201212/2012121700783&g=pol，2013年1月8日。 ⑤这里的“家族文化”，指广义上日本“家文化”的概念。其虽以血缘家族为中心，但却是超越血缘关系，以保持和继承家产家业为目的，严格意义上说与中国的“家族文化”概念有所区别。 ⑥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⑦[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 ⑧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第268頁。 ⑨小林照幸：『政治家やめます。ある自民党代議士の十年間』，東京：毎日新聞社，2001年，第6-32、310-313頁。 ⑩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代議士の誕生』，東京：日経BP社，2009年，第21頁。 (11)梅謙次郎：『民法要義巻之五相続編』，東京：明法堂，明治33年，第26-27頁。 (12)稲井田茂：『世襲議員構造と問題点』，東京：講談社，2009年，第72頁。 (13)高柳眞三：『明治家族法史』，東京：日本評論社，1951年，第69頁。 (14)上子武次、増田光吉編：『日本人の家族関係：異文化と比較して「新しい家庭像」をさぐる』，東京：有斐閣，1981年，第17頁。 (15)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第63页。 (16)青井和夫、庄司興吉編：『家族と地域の社会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135-136頁。 (17)八幡和郎：『世襲だらけの政治家マップ』，東京：廣済堂，2011年，第101-102頁。 (18)[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279页。 (19)[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陈文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7页。 (20)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第13、14頁。 (21)[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第126页。 (22)[日]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9、37页。 (23)若田恭二：『現代日本の政治と風土』，京都：ミネルブァ書房，1981年，第38頁。 (24)[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第128页。 (25)家元，指在日本传统演艺界以世袭家传形式继承并传授技艺的宗师或家系。 (26)「世襲議員の増加は功罪相半ばか」，http：//polls.dailynews.yahoo.co.jp/quiz/quizresults.php?poll_id=2716&wv=1&typeFlag=1，2014年4月11日。 (27)[日]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阎小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7、40页。 (28)[美]科恩：《论民主》，第12-22页。 (29)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代議士の誕生』，第86頁。 (30)共産党市議とのインタビュー(1980年7月8日)，若田恭二：『現代日本の政治と風土』，第120頁。 (31)「次期衆院選と『世襲』問題——国際大学教授加藤創太氏(経済教室)」，『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7月7日朝刊，第25頁。 (32)[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第87页。 (33)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代議士の誕生』，第111頁。 (34)小林照幸：『政治家やめます。ある自民党代議士の十年間』，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