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渤海论文,绝响论文,中国论文,世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5－0082－04
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有一种以制定法为研究对象，以解释现行法律为特征，以准确统一适用法律为目的的学问，称之为律学。这是一种随着商鞅改法为律之后出现的一门学问，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法学表现形态。从其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律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转型于两宋时期，衰落于明清时期。随着律学的兴起，不仅出现了大量解释法律的律学家，而且涌现出一批“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1](P519)的律学世家。台湾中国法史学家徐道邻曾讲：“北齐渤海的封家——封隆之、封绘、封述，是中国法律史上最后的一个大法学世家。自此以后，遂成绝响”[2](P108)。本文拟就渤海封氏在律学研究及法建制设上的贡献进行探讨，呈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律学与律学世家的源流
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为律学的产生奠定了实体基础，商鞅改法为律，为律学的兴起提供了载体。秦朝的律学成果主要表现在《云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而对法律的解释权则专属官吏，严禁私家解释法律，所以秦朝的律学是以法家的“法治”理论解释现行法的官方注律活动。
两汉时期，随着“独尊儒术”的确立，汉儒为改变汉初以来因袭法家理论制定的法律状况，董仲舒首先提出以经注律和引经决狱的主张，试图以此改造汉初以来的固有法。自此之后，私家注律活动开始兴盛起来，因此在汉代产生了一批引经注律、以经决狱的律学家和世代子孙相传的律学世家。从程树德《九朝律考》中所列汉代律学家来看，主要有两类人组成：
一类是明法律、决狱平的文墨之吏。这类人在执法中不仅注重阐明律文本义，重视公平适用法律，而且“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皆是以法名世的律学世家。如汉武帝时的廷尉杜周及其子杜延年，以精通法律著称于世。泰山郑弘、郑昌兄弟，“皆明经，通法律政事”[3](P2902)。汉宣帝时的东海于公及其子于定国，亦以“决狱平而民无冤”名于世。东汉颍川阳翟郭弘、郭躬、郭祯、郭晊、郭镇、郭禧，“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廷尉者七人，“亦以明法名于世”[4](P1543）。汉顺帝时，河南吴雄“三世廷尉，为法名家”[4](P1546)。沛国洨人陈躬、陈宠、陈忠，也是“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4](P1555)，子孙相承的律学世家。汉代此类文墨之吏虽以法名于世，但亦重视经学。如廷尉于定国，不仅“少学法于父”[3](P3042)，而且“迎师学春秋”[3](P3042)；东汉桓帝时廷尉郭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4](P1545)；东汉和帝时的廷尉陈宠，“虽传法律，而亦通经书”，凡议疑狱，“每附经典，务从宽恕”[4](P1554)。由此可见，这些律学家不仅是通晓法律的世家，而且是重视以儒家经义决狱的实践者。
另一类律学家多是著名的经学家，他们用研究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训诂方法）注释汉代固有法律条文，以儒家经义阐述法意。这项活动东汉时尤盛。最著名的律学家有叔孙通、郭令卿、许慎、何休、马融、郑玄等。据《晋书·刑法志》中记载，两汉以经注律者“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其中，郑玄所撰《汉律章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注释律学著作。在以经注律活动中，他们各立门户，自成一派，为传授自己的法律学说，世守其业，又各自广招生徒。如郭躬不仅世传家业，而且“讲授徒众常数百人”[4](P1543)；马融亦“教养诸生，常有千数”[4](P1972)；郑玄更是“学徒相随己数百千人”[4](P1207)。这都说明，汉代以经注律的各派，亦以广招生徒的形式，形成各自的律学派别。
两汉私家注律活动的活跃，不仅为儒家法律思想在治国中占据主导地位开辟了道路，使律学成为经学的一部分，而且推动了儒法合流，为构造内儒外法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三国初，分裂割据的社会局面使一些儒学名士开始重视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名法之学”开始复兴，相继出现了一批重视研究法学理论和立法技术的律学家。如曹魏初期的陈群、刘劭、高柔、钟繇、王朗等，他们虽然重视经学的研究，但更重视对刑名原理、立法技术的探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单纯的以经注律传统。他们在曹魏《新律》的制定中，不仅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冠于律首，而且调整了编章体例，使法典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其增创“八议”入于律，使法典更突出了儒家伦理法的特征。由于此时的律学家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亦是法律的解释者，所以此时的律学由汉代的私家律学开始向官方律学转化。
西晋是中国律学的发展时期，此时的著名律学家亦为儒学名家，主要有贾充、杜预、张斐、刘颂等，他们既是制定西晋《泰始律》的参与者，又是《泰始律》的注释者。尤其是杜预的《刑法律本》[5](P1493)、《杂律》[6](P972)，张斐的《汉晋律序注》、《律解》[6](P972)，均属专门的律学研究之作。而这些著作又是以专论的形式对法律本质、立法理论、法典体例、法律名词概念等进行的辨析和界定，既摆脱了以经义解释法律的传统，也推动了法学理论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方向的独立发展，标志着中国传统律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朝士族崇尚佛老、热衷于清谈、轻视名法而无所建树，北朝则是由漠北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以积极的进取精神展开了汉化过程。为了有效地运用法律推进改革，起用北方汉族律学家和儒学家修订法律，通过总结历代立法、司法经验和修律更法活动，创造了北朝法律系统的辉煌成就，承担起了中华法系发展的历史使命。
北魏世祖拓跋珪天兴时，为了吸收汉族的先进法律文化，始令清河崔宏主持制定了《天兴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又令精通律学的司徒清河崔浩主持修成《神律》。北魏正平元年（451年），精通律学的太子少傅广平任人（今河北任县）游雅修成《正平律》。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又命渤海高绰、封琳等修定《太和律》。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昌黎孙绍、广平宋世景又在《太和律》的基础上修成《正始律》。由此可见，参与制定北魏律的主要是河北地区的律学家，尤其是“以精汉律名世”的崔浩、高允，在立法中远仿汉制，近及魏晋之法，进一步推动了法制的发展进程。
二、渤海封氏律学世家的变迁
渤海封氏世居蓨地（今河北景县），在今景县境内尚有“封氏墓群”。据《万姓统谱》记载，东汉明帝时，封岌为侍中，自此始以渤海蓨为郡望[7](卷2)。但封氏家族的兴起始于封岌的五世孙封释，其在西晋怀帝时官至东夷校尉，因“永嘉之乱”，封释带领族人迁居河西，归附于慕容廆。因此在十六国时期，封氏家族成员多仕于鲜卑慕容氏政权。前燕慕容皝时，封弈为相国，以皝任重位轻，进言“宜称燕王”。时任记室参军的封裕，也提出要依照魏晋旧法征收农业税的建议，“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8](P2823)。封放在前燕慕容
时官至吏部尚书，其子封孚在南燕慕容德时官至太尉。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封孚“幼而聪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称”，“虽位任崇重，谦虚博纳，甚有大臣之体”[9](卷2)。封氏在前燕、后燕、南燕时为官者多达十三人，他们对慕容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以及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之后，渤海封氏家族也顺应历史潮流归附了北魏，因为与慕容氏的密切关系，虽然保留了尊贵的社会地位，但在政治上时常受到拓跋贵族的排挤。尽管如此，封氏家族依然关注时局，在北魏时的法制建设中亦有重要贡献。如北魏宣武帝时，通览经传、重视法律的考功郎中封轨提出“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旧君故亏之也”[10](P765)，主张应坚持法律的公平、公正性。封轨的族侄封回在上灵太后的奏书中亦说：“自古及今，未有不厉威刑而能治者”，因此“请肃刑书，以惩未犯”[10](P762)，表现了以刑威防患于未然的法家思想。封回之族兄封琳，位至中书侍郎，在参与北魏孝文帝主持制定的《太和律》中，“议定律令，有识者称之”[11](P897)。《太和律》是北魏法制走向完善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渤海封氏在律学研究及法制建设中贡献最突出的时期，是在东魏和北齐两朝。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北方士族多遭屠戮，封回也因此被害。封回之子封隆之与高欢联手，抗击尔朱氏后，建立了东魏政权，由此封隆之成为高欢的肱股重臣，渤海封氏家族亦再度兴盛。作为封氏家族世传的律学，此时也得到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律学家当属封隆之及其子封绘，封轨之子封述。程树德云：“渤海封氏世长律学，封隆之参定麟趾格，封绘议定律令，而齐律实出于封述之手”[12](P391)。张金鉴亦指出，渤海封氏不仅招收“仕门子弟讲习法令”，而且“把律学当成一种世业，颇有两汉之风”[13](P45)。
封隆之在北魏、东魏两朝为官，历经五帝，四任冀州刺史，四任侍中，两任吏部尚书，一任仆射，世称“博大长者”。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年），“诏隆之参议麟趾阁，以定新律”[14](P302)。与封述等撰成十五篇，名曰《麟趾格》。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545年），封隆之卒，赠司徒公，加赠太保，谥曰宣懿。
封绘是北齐时的重要律学家，他“纲罗百氏，综涉六经，雅练朝章，尤悉治典”[15](《封子绘墓志铭》)。他不仅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重大作用，而且“晓达政事，长于绥抚，历宰州郡，所在安之”[14](P306)，因此深得北齐神武帝高欢和文宣帝高洋的信任与重视。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561年），高湛诏令封绘与群臣议定律令，因此封绘成为北齐律制定的重要成员。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封绘因暴病而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简。
渤海封氏家族的另一支此时也兴旺起来，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封述。封述是北魏后期廷尉封轨之子，少有才华，十八岁即为济州征东府铠曹参军，后历任御史中丞、尚书三公郎中。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年），奉诏与封隆之等议定“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删定。”[14](P573)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授大理卿。封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议断平允，深为时人所称”[14](P573)，堪称渤海封氏律学世家中最出色的代表。
三、渤海封氏与《麟趾格》的修定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伊始，依然沿用北魏律，但由于北魏律“前格后诏，自相与夺”[16](P125)，致使法官在断案过程中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因而造成了“法吏疑狱，簿领成山”[16](P125)的状况。因此，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年）十月，“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10](P304)，最终由封隆之、封述等人撰成十五篇颁行天下，名为《麟趾格》。
格源于汉魏的科，是律令的补充法律形式。自北魏修律将科纳入律中之后，科作为律令的补充形式已不复存在。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年）诏：“理有一准，则民无觊觎；法启二门，则吏多威福。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品，提防万物。可令执事之官四品以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冗滞。”[10](P283)可见在北魏末期已经有“格”的名称，并提出修格的问题，但至东魏孝静帝时才完成了这一任务。此时的以格代科，是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麟趾格》的篇目今已无考，但其内容仍以刑法为主，而且是在增损北魏律基础上完成的。东魏时期，“省府以之决疑，州郡用为治本”[16](P125)，显然《麟趾格》是东魏的基本法典。格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法规，类似于蜀汉以及南朝的科，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容和作用是一样的。格在隋唐之后则成为法律体系中的一种法律形式，其内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即更加凸显行政法的性质。
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废东魏孝静帝建立北齐之后，因“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6](P704)。亦由于《麟趾格》“尤未尽善”，有些法条过于严苛，如“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疋，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17](卷164)。更因官吏滥施私刑，造成了司法混乱。因此，北齐建国之初，司徒功曹张老上书提出“创制垂法，革人视听”[5](P704)的建议，于是北齐文宣帝于天保元年（550年）八月，诏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14](P53)，即令群臣在《麟趾格》基础上，创立详备的北齐法律。实际上，这是议定《北齐律》的开始。
四、渤海封氏与《北齐律》的制定
封述作为渤海封氏律学世家的主要代表，不仅删定《麟趾格》，而且《北齐律》也是经他之手完成的。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年），高洋敕令廷尉少卿封述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杨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在长于律学的封述主持下，历时十四年之久，前后参加者数十人，至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564年），终于完成了《北齐律》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北齐律》是在总结历代执法经验和律学成就的基础上经过悉心研究完成的，既克服了汉魏法律的繁芜，也避免了北周法律的古而不要，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上首部“法令明审，科条简要”[6](P706)的封建法典。
因《北齐律》早佚，其详细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其篇章体例结构变化，亦可窥见《北齐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贡献。
一是确定了十二篇的体例。《北齐律》的篇目虽然源于《北魏律》，但已由北魏律的二十篇精简为十二篇，即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十二篇的名目在隋唐律中虽有所调整，但十二篇的体例却一直为后世所沿袭。
二是将西晋《泰始律》中的刑名与法例合为“名例”置于律首，确立了“名例律”在法典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名例律”的内容，不仅吸收了曹魏律中“八议”之制，北魏的“官当”之法，又创“重罪十条”，确立了五刑制度及刑罚原则，进一步突出了“名例律”的法律总则作用。虽然其后各朝在制定法典中对“名例律”的内容有所调整，但“名例律”的名称及其核心地位没有变。
三是首创“重罪十条”，即将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和违反封建伦理纲常的十种重罪置于“名例律”之中，以突出打击的重点。其内容包括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并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6](P706)这项规定既是长期司法经验的总结，也是礼法结合的表现。在隋唐时期的立法中，对其内容稍做调整形成会赦不原的“十恶”重罪，直到清末沿用未改。
《北齐律》无论体系结构还是主要内容，对隋唐律都有直接的渊源作用。程树德在对《北齐律》的评价中云：“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隋唐法律的制定，均以《北齐律》为蓝本，“盖唐律与齐律，篇目虽有分合，而沿其十二篇之旧；刑名虽有增损，而沿其五等之旧；十恶名称，虽有歧出，而沿其重罪十条之旧……故读唐律者，即可因之推见齐律”[12](P391)。可见《北齐律》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实居于上承汉魏、下启隋唐的重要地位，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间立法水平最高的一部法典，不仅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也反映了渤海封氏律学世家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
在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12](P301)的社会环境中，北朝不仅有重视法律研究的律学家，而且亦有以渤海封氏为代表的律学世家。尤其是“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议断平允”[14](P573)的封述，不仅在议定律令时多从实际出发，亲撰律条，使法律更切合现实，而且“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14](P411)。同时亦对“仕门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6](P706)。推其原故，“盖高氏为渤海蓨人，渤海封氏世长律学”[12](P391)。隋唐之后，科举考试经学化，律学研究官学化，虽然仍有私人研究律学，但世代相传的律学世家实已不复存在。因此，渤海封氏卓越的律学成就成为汉魏以来律学世家的绝响。
［收稿日期］2009-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