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社团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3)06-0005-08
文学社团不同于文学流派，但是一定的文学社团总是能体现一定的流派风采。于是，现代文学社团的运作在一定意义上正体现着文学流派或文人派别的运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各种文学社团或各个文人团体所构成的文派制衡格局有密切关系。虽然，就大部分时段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派制衡局面并不活跃，这多少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高度发达和批评的持久繁荣，但从现代文学最初的发动和早期的发展看，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文派制衡局面造成了它的高起点，奠定了它的基本格局。
文派制衡与文人社团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的迅速发展，实际上是当时文化和文学生态中文派制衡局面的积极结果；五四新文学的健康成长，其实也并非完全得之于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学创作的一枝独秀般的运作，而是在诸多文派相互制衡下的健康生态调节和催发的结果。当传统旧文学作为强势文化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对旧文学提出制衡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意向；当新文学对于传统旧文学和通俗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成功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包括传统旧文学在内的其他文化势力也必然结成相应的文派对新文学提出制约的要求和自我修复的意向；新文学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文派相互砥砺相互约束的局面，这样才能保证新文学的丰富与繁荣。而所有这些文派都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运作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于是，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的形成和壮大，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文派制衡条件下健康发展的一种保障。
从这一观察角度看，《新青年》社和新潮社的组成又有了新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尽管已经有不少精英人士认识到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可国内的守旧势力和文化传统力量还十分强大，还在起着一种制驭人心、统领时事的作用，以专制政治和传统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至少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整个时代的支配霸权：一是孔教立国之倡，这是康有为等保皇派发动的一股在政治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思潮；二是国粹文明之思，这是一群国故派复古文人坚持的一股在历史文化观念上的复古主义思潮；三是伦理教化之德，这是陈陈相因的纲常名教礼法规范的要求，承载着封建的道德文化。面对这种带着历史蓄势和传统积淀的强势文化，新文化观念明显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出自弱势地位的反抗要求难以靠散兵游勇去实行，抵御强势文化必须以社团的方式去操作才能有效，才能构成像模像样的文派制衡的格局。于是，《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等应运而生。这些文人团体各集结着一批新文化理论斗士，他们针对每一个封建传统文化命题都可能结成团队的力量进行理论抗争，以一种时代性认同的和声去反抗传统性积淀的强势，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成效。针对孔教立国这样的复古主义政治文化，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社成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如集束性炮弹加以轰击，吴虞、易白沙、鲁迅等皆参与了这场文化抗争，其中吴虞曾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陈独秀、周作人、张寿朋、刘叔雅等人还就《文学改良与孔教》这一话题展开过讨论[1]。对于国故派和国粹主义文化思潮，钱玄同、刘半农等拉开了冲锋陷阵的架势，鲁迅也参与了《新青年》社的规模宏大的批判运动，这一时期的《随感录》主要是由此而发的。新潮社的毛子水连续发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等文章，连同罗家伦对胡先骕的批判[2]，构成了声讨国故派和国粹主义的强大阵容。对于封建伦理观念的批判，《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更是排出了强大的阵容，高一涵对于自由的诸多论述和《新青年》连续几期关于“女子问题”的专题探讨，《新潮》上罗家伦、叶绍钧等对妇女解放的呼吁，以及《少年中国》杂志第1卷第4期妇女问题研究专号的内容，还有陈独秀等关于提倡科学(赛先生)的新说，俞平伯等关于破除迷信的议论[3]，都是这方面的重磅炮弹，对于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的冲击十分有力。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精神和道德观念，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已经有了数千年的积淀和生发，已经形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显的理念的汪洋。对于这个理念的汪洋，任何个人抗议的声音都将被无情地湮没，只有相互呼应此起彼伏的集团的叫喊才能够使这沉寂的死海激起阵阵波澜。
然而正像我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集团的声音也就只是激起阵阵波澜而已，有时甚至也有狂涛巨澜之势，但不可能真正倒海翻江，宛如大浪淘沙一样，将所否定和批判的旧文化旧道德完全荡涤殆尽。人们一般都将新文化新道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胜利，理解成对于传统旧文化和旧道德的克服与取代。其实，从长远的绩效来看，这种胜利只是一种成功的制衡：新文化借助于时代潮流和世界洪流，以批判和抗争的姿态制约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的蜷曲、退隐之中渐渐获得了社会精神生活中心的支配性位置；传统文化退守于一隅，却并未烟消云散，包括孔子学说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观念，包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包括传统礼教中诚信之类的美德，仍然作为具有永恒性的价值要素，长期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如果没有新文化的批判与制衡，传统文化呈现给现代社会的必然多是《新青年》、《新潮》所批判的那些腐朽、没落的面目，那是处在文化专制状态下对于自身资源进行恶性开发的必然结果；经过新文化社团的批判，犹如遭遇到欧西的酸雨，传统文化中的那些腐朽、没落的成分便会像斑驳淋漓的外壳遭到风化一般，迅速蜕落，再次奉献给现代社会的便是上述合理的精神内核，有恒久价值的文化理念。由此可见，新文化的文派制衡对于现代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制衡的结果不是战胜传统文化，而是逼使传统文化蜕脱腐朽、没落的面目，发挥其合理的价值内涵。
当新文化取得了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并对传统文化进行严厉打压的时候，它对于传统文学的制衡意义开始减退，而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的是专制霸权。面对这种新的专制，新的霸权，社会文化的文派制衡机制在适宜的条件下又会自然启动，对于新文化的制衡要求也会迅速增强。这样的制衡往往会从新文化的对立面——传统文化出发。同样地，当新文化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之后，虽然根深蒂固但已经边缘化了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形成或者借助一定的文派力量才能够发出反抗的声音，显示抵御的姿态，达到制衡的力度。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甲寅派、学衡派，甚至倡导整理国故备受新文化责难的努力社，以及从一个特别的方面客观上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的鸳鸯蝴蝶派，都具有了另一种价值。现代文学研究界一向忽略这些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的价值，将它们视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不仅没有公正地看到它们所包含、所倡扬、所坚持的传统文化的合理的意识机能，更没有历史地观察到它们在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所体现的独特的然而是不可缺少的价值。
现代社会一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在这种自由的文化环境下，文派制衡的局面很容易形成。比较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发生的文派制衡现象必然由各种各样的文学社团或文人团体承载。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因为文人们的结社相当自由，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较为普遍，各社团比较统一的总体倾向之间也比较容易形成差异，这样的差异性必然向多元化方面展开，于是与主流文化、中心文化相对的保守文化、先锋文化或边缘文化就会借这种多元化的社团倾向表现出来，对于主流文化和中心文化构成制衡力量。在“王纲解纽”的五四时代及其后，思想文化界自由的空间相当大，各种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异常活跃，它们分别代表着最新潮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主张进化反对保守的社会批判力量，沉稳而进步的现实主义精神，跟随时代前进的文学创造者和文化耕耘者，还有温和地倡导中西合璧、古今通融的中间力量，以及站在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立场上向新文学发难的保守主义势力。所有这些社团倾向都分别体现着一定的文化思想的价值内涵，因而在中国新文化的历史格局中就构成了不同的文派制衡力量。
其次，当一种文化成为主流并占据社会中心位置之后，特别是当这种主流文化以比较偏激的而不是宽厚的状态形成某种文化霸权局面之后，处在边缘的异质文化、异见文化等弱势文化就会产生联合起来对其进行文派制衡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左翼作家联盟的形成便是这样的结果。不过在比较自由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联合很不现实，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文化都各有自身的文化诉求，自由是它们的基本操守，为了守望这份自由，各个群体都会坚持以自己富有特性(在他们自己听来一定也富有魅力)的声音抗议主流文化，反抗中心文化，这就必然形成诸多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各自为战的局面，正像人们在五四时代以及20世纪20年代很容易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局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衡而不是简单化的斗争。
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历史研究都往往将文派制衡现象阐释成文学论争和文化斗争，这是一种学术政治化的歧误。现代文化史上的各种派别，各种倾向之间确实存在着论争和斗争，处于论争和斗争中的各个方面对各自的斗争对象也必然有强烈的克服、否定乃至清除的愿望。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镜头来观测，几乎所有能够在现代社会形成文派的文化倾向，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革命的还是改良的，外来的还是本土的，先锋的还是守旧的，都有其合理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都能在新文化运作中构成某种制衡因素。文学论争和文化斗争中的当事人可以对他们的对立面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批判，可作为历史研究者，作为后来者，我们仍然从某种政治倾向性或文化倾向性出发，片面认同于当年文学论争和文化斗争的某一方，而完全否定其对立的方面，就显得较为偏狭，有失公允。文化的历史与政治的历史还不完全相同，文化的发展是由各种倾向的价值相互制衡，构成某种合力联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倾向克服或取代另一种倾向的结果。
甲寅、学衡等文派的制衡力量
以上阐述的文化历史观确认了中国现代文化文派制衡的基本格局，这样的格局至少肯定了现代文化多元共生局面的合理性。以前人们习惯于从新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抗，到对于传统文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占据了社会中心和文化主流位置这样一条线索理解历史，在这种反抗——斗争——胜利的链式反应中，新兴文化的发展总是以否定旧有文化为前提，以覆盖旧有文化为标志。可事实上，旧有文化的许多因素从没有为新兴文化所否定，也不可能完全被覆盖；即使在新兴文化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条件下，传统文化也从没有完全收敛了自己的影响，往往通过一定的社团和文化运作对新文化提出文派制衡的要求。无论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专制还是对于新兴文化的专政，一种体现历史要求的制衡必然是有一定的文人团体发动的文派制衡，一种行之有效的抵抗必定是社团性的反抗。特别是当一种文化处于中心强势状态的时候，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化倾向必须通过团体和文派才能组成足以制衡的力量。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的历史价值在这一意义上体现得最为集中。新文化倡导之初，有些人如严复、林纾等，以个人发言的方式进行反抗，那时候这些零散的个人声音之所以能够引起新文化运动者的注意，是因为新文化尚未成为强势力量。当新文化取得朝野双方的支持，成为主导社会精神生活的强势文化以后，个人的反抗声音不仅显得相当微弱，而且显得无足轻重，对之提出的任何制衡要求只有以社团主张的形态出现才能产生影响，于是甲寅派、学衡派等应运而生，鸳鸯蝴蝶派的存在也就有了另外一番意义。
对于甲寅派，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研究界一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差，即将它俨然视为封建官僚势力的强有力的代表，认为章士钊以其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的权力领导甲寅派压迫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人士。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就存在，有些新文化人士告诫人们：“列位不要把那老虎运动当作一件小事，这实在比五四时的荆生运动更危险可怕。因为那时的清室孝廉林纾并没有实权在手。”意思是说甲寅派的代表人物章士钊是掌有实权的，他肯定会运用手中的权力使甲寅派干预新文化运动，打击新文学人士。不过作了这样的“预警”之后，他们自己也觉得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他同时分明看到了，作为“反动的复古运动”中心的甲寅派，原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4]而已，也并不可能运用某种实权。事实恐怕更接近于后面的判断，甲寅派虽然有掌握大权的章士钊挂帅，但它确实没有运用权力贯彻自己的保守主义文化策略，正相反，它倒是自处于时代潮流的边缘，以一种抗争的姿态向新文化和新文学提出了自己的制衡要求。章士钊虽然手握大权，但在那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依然遭到胡适、吴稚晖、高一涵、成仿吾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相当辛辣的嬉笑怒骂，甚至还有身为其下属的鲁迅的冷嘲热讽。这些人如此放肆地批判和冒犯“老章”，与章士钊并未滥用自己的权力进行文化论争有关。
章士钊甚至感叹：“意气之量，已为适之一派用罄。”[5]这句话至少传达出3种信息：第一，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在章士钊面前仍是一派“必不容匡纠是正”的神气，他们当时显然占据着时代文化的中心，并毫无退意；第二，章士钊在与他们进行论争时，已完全放下了高级官僚的架子，放弃了可能的“意气”，以某种明显的边缘化姿态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理论申辩；第三，甲寅派并非要用传统文化克服和取代新文化，而是要在承认新文化咄咄逼人优势的前提下争得传统文化的一席之地。
作为甲寅派的机关刊物，《甲寅》周刊对于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确想行使禁止的权力，该刊创刊时即宣布“白话恕不刊布”，瞿宣颖后来也重申，《甲寅》要“揭橥文字纯正，不取白话之说”[6]。可见他们对白话文忌嫉之深。章士钊是从中华民族的立身之基，立国之本的意义上反对白话文、倡导文言文的，说是“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7]。认识既如此痛切，则很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权力推行相应的文化措施，以打击新文化，弘扬旧传统。即便如此，章士钊还是不愿意将行政权力与文化倡导混淆在一起，当他进入到《甲寅》世界的时候，很少充任总长的角色，而不过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孤桐先生。鲁迅等曾讽刺过他的“整顿教育”举措，想象他的“整顿教育”会“一反从前一切”[8]，其实章士钊的这一行政措施同样没有关涉到文化论争的问题，而都是具体的管理性的操作规程：一是对学生严格考试，二是对教师限制授课钟点数，三是组织统一的清理积欠委员会管理经费。就是这样一个章士钊，就是将文化争讼和文化倡导同行政权力的使用分解得如此清楚，就是让他的社团始终以一种边缘姿态而不是官员气焰参与对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的文派制衡中去，这样的结果恐怕是许多研究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人所始料未及的。
甲寅派确实主要是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倡导旧文化，章士钊曾不无偏激地说“新文化者，亡文化也。”但如果就此将这一文派当作新文化的死敌，理由也很难充分，因为他们的有些重要观点对新文化并非没有呼应，有些努力目标也与新文化倡导的归取点相吻合。章士钊等甲寅派同人在该刊第1卷第20期发表呼应和补充《评新文化运动》的议论，也这样指责新文化运动，它对于传统文化的偏执否定可能导致“文言衰歇，国故陵迟，经传诸子之书，必至无人过问”，这样造成的后果则可能是“举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文化，一朝而摧灭尽净，其所余之社会，与所造之环境，非寄养于殊方之阍隶，即流转为上古之原人。”尽管有些危言耸听，固守于传统文化的立场也大有问题，但防止中国沦为异邦的奴隶，防止国人形同未开化之民，这样的心理不正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相通?从这样的意义去分析，甲寅派与其说是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不如说是对新文化实施制衡的一种文派力量。
甲寅派站在传统文化和文言的立场上对已经处于主流和中心位置的新文化和白话文所提出的制衡要求，对于新文化和白话文的健康发展应该说相当有利。在新文化运动中及其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中国文字的改革曾被一些新文化人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废除汉字的呼声一度已经相当强烈，似乎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或拉丁拼音，才能彻底实行言文一致。当新文化运动在社会运作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时候，这样的议论极有可能被推向实施。相信是来自其他文派特别是保守主义阵营的制衡力量减缓并最终阻止了这一极端计划的实施，甲寅派的议论应该说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有效的制衡作用。章士钊撰文论述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个性，并在与西方语言文字的比较中确认了中国文字无法西化的原因：“西文切音，而吾象形”，西文“文言可趋一致”，但中国文则无法做到。他举例说“如英文辟齿”(“辟齿”为英文peach之音)，“吾译为桃。为文为语，西文俱昭然可晓”，而中国人则难以判断，“究不识其为桃乎?陶乎?逃乎?淘乎?抑啕乎。”[10]这确实切到了中国文字在当时情况下无法拼音化或拉丁化的症脉，对新文化的激进倾向的制衡也就相当有力。
现代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研究界对于学衡派也存在着误解，认为它是新文化的反动。钱玄同作为新文化运动者，曾在1925年表示，“我们要和那些僵尸魔鬼决斗，拚个你死我活!”[11]所要决斗的对象显然包括学衡派在内。其实学衡派从一开始就“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12]，并不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反动力量；他们不过是对“提倡新文化者”如胡适等人的某些偏激做法和专行态度保留异见，对于新文化的建设持一种更加温和的态度而已，因而从总体上看，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制衡力量而不是反动力量。
学衡派作为一个处在新文化边缘的制衡力量，从没有否定新文化建设和文学改良的必要性。他们对是否要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似乎都不屑置辩：“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梅光迪甚至对吸收西方文化改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风尚欢呼有加：“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13]这当然也体现了《学衡》杂志创刊时订立的《简章》所主张的“融化新知”观。
新文化运动的主倡者之所以对这样一个“意见多所符合”的文人团体心怀嫉忌，是因为学衡派首先对他们这些人摆开了敌对的架势。如果说甲寅派代表人物纷纷抛出《评新文学运动》和《评新文化运动》等文章，将矛头对准了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乃至新文学和新文化本身，则学衡派文人从没有放出这样的姿态；他们从没有大张旗鼓地反对新文化，甚至还倾向于认同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设，他们所反对的是新文化倡导者的偏激行为和偏执态度。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批评的不是新文化本身。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无苛刻地指责新文化倡导者“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迹近人身攻击，当然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不容，于是他们对新文化提出再合理的建议也不会得到新文化倡导者的认真对待。
当然，学衡派的文派制衡意义也就在这里：他们的新文化理念和文学改良主张与新文化倡导者和文学革命家们的想法存在着很大差异。最为显豁的是，学衡派不主张以白话代文言。尽管中国文学需要革新，但学衡派认为不能以言文合一的套式促使白话取代文言来达到文学革新的目的：“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因此痛斥“以白话推倒文言”之论[12]。
胡先骕等学衡派文人并非完全反对白话文，而是认为文言白话都可以开发利用，共同构成新文化建设的要件。梅光迪指出：“若古文白话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并不是彼此覆盖彼此取代的关系[13]。这样的观点不仅非常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和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及文学的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固然白话文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很快占据了文化的中心，文言文带着历史的积淀又何尝会轻易退出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舞台!将白话和文言都当作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成分，当作可以并用的“体裁”，对于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自会十分有利。这样的观点在当时自然不会为文学革命家和白话文倡导者所接受，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学衡派的这种意见若能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新文化建设和新文学倡导中的许多偏激的言论和做法都可以得到及时的避免。
可见学衡派与那种纯粹的复古和守旧派还是有相当距离的，他们主张对古代文化中优良的成分加以发扬，所谓“昌明国粹”，以此补救新文化倡导者所可能有的“模仿西人，仅得糟粕”的歧误[13]；同时更强调“融化新知”，“吸取他人文化”，体现着一种稳健的开放的态度。学衡派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自觉的文派制衡力量，对于新文化倡导者的偏激之论素有保留，将其斥为“卤莽灭裂之举”[12]，在文学改良和新文化建设方面，他们主张采取稳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白话之于文言不过是增加了一种文学“体裁”而已，彼此之间不是克服和取代的关系，不是“完全变迁”的运作，更不是“革命”[13]。在这一重要命题上，他们主张操持改良主义观点而不是革命派观点。胡先骕断言“白话不能全代文言”，既对白话向文言的侵进表示了一定的认同，又强调
了这样的历史运作必须有一种非常审慎非常稳健的态度，说是即使白话能够完全取代文
言，也不能遽然提倡，因为“古语有云，利不十，不变法”[12]，只要不是绝对有益的
变革都还是以不变为好。这样的观点对于一开始就立意于矫枉过正的新文化倡导者来说
实在是迂腐透顶，于是他们不会接受来自学衡派的任何带有文派制衡性质的意见。以鲁
迅等对学衡派“梅光之迪”式的冷嘲热讽的苛刻，他们没有想起抓住胡先骕随手写
的“利不十，不变法”大加讥刺就算比较宽容的了，该古语出自《史记·商君列传》中
杜挚所言，原文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学衡派以反对偏激，提倡“不激不随”的态度去“制衡”新文化倡导者，虽然效用不是很大，却给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通往更加健全和健康之路的可能性。由于中国新文化的倡导含有浓重的偏激倾向，新文学的发展也似乎太过迅速，太过顺利，这一过程中的种种粗暴、粗糙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时还相当严重。虽然这样的粗暴和粗糙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原生态记忆保存下来同样有其历史价值，但作为一种成就性的积累，毕竟带着许多历史的遗憾。这种遗憾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形成强势话语乃至以霸权方式运作的必然结果。如果新文化倡导者和文学革命家顾忌到各种文派制衡的因素，带着慎之又慎甚至是如履薄冰的心态建设新文化和新文学，新文化在处理中外文化遗产之关系上无疑会更加成熟，新文学的开拓创新也就会更趋于稳健。
在文派制衡意义上，鸳鸯蝴蝶派对于中国新文学建设的价值也值得重新估算。以前总是把鸳鸯蝴蝶派放在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批判，全然不顾它在文学的市场化和文学的技巧化方面给予新文学可能的制衡价值。其实，鸳鸯蝴蝶派文学虽然在新文学如火如荼地兴起的时候走向颓落，但即使在新文学取得支配地位以后，在新文学家们的迎头呵斥和百般排挤之下，它仍然有自己的市场，也仍然有自己的追求，仍然显示着自己的价值。于是当商务印书馆从商业性的影响考虑，将《小说月报》这个阵地奉送给新文学人士以后，它仍然不愿失去大量的市民读者群，还是另外创办了一个《小说世界》，仍由王钝根等鸳鸯蝴蝶派人士主编，算是还给他们一个阵地。据茅盾在《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中回忆，当时新文学者对此还愤愤不平，指责商务印书馆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人，不能一心向善，非同时要做出一些恶事不可。”包括后来的《申报》自由谈，原来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后来才交给了新文化人士，才有了鲁迅的那些文章。不过在他们失去这个阵地以后，周瘦鹃等又转向《春秋》继续运作，这也能说明鸳鸯蝴蝶派文学一直并没有失去其基本的市场。
鸳鸯蝴蝶派对于新文学界自然心怀不满，但他们一直将这种不满置诸低调。同时，他们倒是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将新文学家的主张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制衡，不断因应着时代的要求改变自己的创作路数。沈雁冰对此认识得十分清楚，同时也感到非常恼火，在《新文学史料》连载的回忆录中，当回忆《小说月报》这一段时，他甚至有点像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说是“在‘五四’以后，这一派中有不少人也来‘赶潮流’了，他们不再老是谋生某女，而居然写家庭冲突，甚至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了……也正因为《礼拜六》派中有人在‘赶潮流’，足以迷惑一般小市民，故而其毒害性更大。”
从沈雁冰抡起“哭丧棒”这样的举措中，我们应该能品味出另外的意思，即鸳鸯蝴蝶派以其相对娴熟的小说技巧，游刃有余的故事情节，以及对于新文学题材的轻而易举的接受，确实对当时的新文学构成了某种威胁。其实这种威胁正是新文学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它至少是对新文学的粗糙创作的一种制衡。在新文学兴起以后，鸳鸯蝴蝶派已经明显地处于弱势，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其边缘化了，但他们的优势仍很明显，他们当中多的是真正的小说家，很善于构思小说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安排故事结构，更善于编织精彩的小说语言，而所有这些正是新文学家的小说所缺乏的。新文学中的小说家在小说构思和描写中都往往显得过于匆忙，使得作品并不怎么耐读，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娴熟的技艺应该对新小说家有所触动，有所借鉴，有所制约。意识到这种制约力量的新文学家不是没有，在《中国作家》创刊号上，朱自清就发表过《论严肃》一文，带着某种反思的意味这样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虽然带有不屑和讽刺的口吻，但他毕竟意识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于市民读者的吸引力。
鸳鸯蝴蝶派对于新文学的文派制衡作用在当时也同样并不彰显，但从历史的长镜头来透视，鸳鸯蝴蝶派以及其他文派的某种重视作品可读性和艺术技巧的倾向，对于新文学家的开创正好是一种弥补，在总体格局上恰好构成了对新文学的客观的制衡。
这就说明了，现代文学历史的研究不应该简单认同新文学人士对与他们对立的文派的批判，而应该从新文化和新文学健康生态的意义上大胆肯定任何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存在的某种合理性，肯定其独特的文化倾向和文学观念对于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制衡性影响。只有真正的文化制衡局面的存在才能使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发展更为健康。
五四新文学之初，文学社团不断涌现，文人团体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形下，文派制衡的局面自然就迅速形成，从而奠定了新文化和新文学发轫时期良好的基础。但后来随着文学社团的大多瓦解，文派制衡的局面也就迅速破产了。这种局面瓦解的原因当然与后来意识形态单一化的发展有关，同时，新文化单方面的强势与旧文学和通俗文派没能体现出真正的优势，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是文派制衡局面迅速瓦解的一个原因。
收稿日期：200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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