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评西方学者用非理性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非理性主义论文,本质论文,学者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论苑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学说，毫无疑义地包含反映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从历史规律引伸出来的，因而它和科学世界观历史观本来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预见当时也是有科学根据的。然而，某些西方学者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力图把它歪曲成毫无科学根据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人道主义的宗教”、“道德激进主义”和“规范目的论”哲学。这股用非理性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思潮，目的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本文从基础理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价值观与科学理性的辩证关系，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根据和实现条件，剖析将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化、非理性主义化的种种观点，分清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一、西方学者用非理性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几种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非理性主义的西方学者，割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科学历史观的依存关系，否定社会主义理想的科学性因素。至于把它归结为何种类型的非理性主义，则众说纷纭。
有的污蔑共产主义理想是乌托邦，是浪漫主义的幻想。科拉科夫斯基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幻想。它是提供社会完全统一前景的梦想，幻想未来社会所有人类期望都会实现，所有价值都会统一。”“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影响，决不是科学性的产物或证明，而几乎归于其预言的、幻想的和非理性的成分”。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盲目信仰的学说，它的主题是“浪漫主义”的。[1]海尔布隆纳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秘而不宣的太平盛世的假想”。波普称马克思的“乌托邦蓝图”是“发展的动态蓝图”。“马克思预言并促进以达到理想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在这个理想乌托邦中，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压制，国家已经消亡，每个人按其能力而自由地合作，每个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2]宾克莱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人间乐园”，“这一场梦幻般的美景和先知们在《旧约新约全书》里的幻想场面有许多类似之处。”[3]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归结为“目的论”，即毫无科学根据的价值追求。古尔德说，“目的论的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借以发现自由的历史发展的模式。”[4]海尔布隆纳说马克思历史观的实质是：“历史所赋予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是逐渐实现道德的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历史的方向就是实现人类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缺陷“是它那不言而喻的目的论，它那秘而不宣的太平盛世的假想。”[5]
有的诋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科学性，不遗余力地加以歪曲，妄图使之道德化、宗教化。波普抵制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在于他的“道德激进主义”，“他的宗教影响的秘密在于它的道德的号召力，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以一个道德的批评而发生效力。”[6]宾克莱持有同样的偏见，说“马克思的所谓历史的自然规律实际上不是一个科学的规律，而不过是他的历史哲学而已。”“西方世界并不把马克思首先看作一位经济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马克思看作一位道德家，或许甚至看作一位宗教道德家。”[7]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根据他对在这种制度下受痛苦的工人的同情，”[8]是人道主义的谴责而不是科学批判。西方某些学者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比作宗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希伯莱——基督教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往往被描绘成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翻版，而且他所梦想的一个无阶级社会曾被称为没有上帝的‘天国’。”罗伯特塔克在其《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一书中把马克思歪曲成一个宗教道德家，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否定《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而是马克思的宗教“启示录”，表达了“他对罪恶现状的见解和对未来的没有阴云暗雾的日子的梦想。”[9]
有的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割裂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联系和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内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他们不适当地抬高《1844年手稿》，说它是“马克思的最重要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节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他们认为，《手稿》的“中心思想”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学。《手稿》比后期著作更清楚地“展示出隐藏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手稿》表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而不是“通过剥夺剥夺者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废除剥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抬高青年马克思，即被他们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亨·德曼说，“马克思的成熟的顶点是在1843年至1848年之间”，“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有的提出“回到青年马克思去”；有的把《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后期著作“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主张用前者来修正后者，“引证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来不少西方学者改变了以往一褒一贬的做法，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是统一的，统一到人道主义主题上来，要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悉尼·胡克称这次“《手稿》热”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资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10]“马克思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一位现世的人道主义者，并且是一位争取人类自由的战士。”[11]宾克莱以归纳的口吻说：“马克思实际作的是要创造一个人道主义的宗教，一种以人为中心又是为了人的宗教。”[12]
二、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不是目的论的价值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的出发点是历史规律，科学理性与价值观之间是辩证的统一。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其创始人批判形形色色空想主义、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前提时，曾进行过充分而具体的论证。他们坚持科学理性与价值观相统一原则，而统一的基础正是科学理性。浪漫主义，规范目的论，道德至上论，宗教幻想，等等，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所痛加鞭挞的空想主义。
在反驳海因岑的“道德化批判”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建立在历史运动的实际变化及其必然趋势之上，而不是某种理论原则和学说之上，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任务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一理想目标和任务的提出，决不是某种“规范目的论”，不是出于某种高尚的道德动机。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13]共产主义运动以前的历史运动与理论学说之间已经表现出这种表现与被表现关系。要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代替封建财产关系，思想家必须指明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已经达到可以消灭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等级的程度。“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依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14]任何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某种先定的理论原则或目的论痕迹，注定是要落空的。
从历史规律出发还是从目的论出发，依据经济规律还是超历史的价值观念判断社会形态、预测社会发展，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野所在。空想社会主义蔑视经济规律，以公正、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在他们看来历来就有、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抽象观念为尺度批判资本主义，构想未来社会。他们天真地以为靠这些符咒足以翻转世界。他们不是用经济条件、经济规律来说明价值观念，而是相反，以价值观念解释一切。殊不知，价值观念是利益关系的反映，必须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说明。由于他们不懂得价值观念的起源，因而也就不懂得价值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迷信存在某些超历史的永恒的价值观念，并从中引出法权观念和道德信条。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批判过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目的论的抽象价值论的空想主义。恩格斯早就从出发点和两种不同性质的价值观上区分科学与空想的社会主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间的主要区别正好就在这里。……我们描述经济关系，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按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来改造自己。我们加以证明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伯格却在说教和哀诉。”[15]
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用与经济规律无关的抽象价值观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价值观念，法权观念、道德准则，不过是经济利益关系的表现和象征，它不是决定社会变革的终极动因。这些观念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根据不在于其自身，更不能作为解释经济关系的根据。这些观念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具有特定阶级内涵。因而那飘忽不定、缺失内在统一性的概念不能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据。那个被蒲鲁东和米尔伯格用作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宗教的、道德的原理和一切人类行为标准的最高原则——“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16]在阶级存在的社会，根本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永恒的公平观。“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异，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17]同样地，道德是阶级的道德；对自由、平等、博爱，由于经济利益差别，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这些抽象的价值观念应用于日常生活还不致引起大误会，若应用于历史科学，“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18]
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在其表面形式上与空想社会主义确有相似之处。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之一，马克思主义公开声明批判地继承了它的某些合理因素，并以此为荣耀。然而，两者又有原则性差别。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两大基石之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表现，而不再是个别天才人物的臆测与猜想，不再是慈善家们的怜悯与施舍。私有制和剥削导致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必然与自由的巨大分裂与冲突，弥平这些鸿沟，建立自由平等富裕文明的理想社会，自古以来或隐或显、或强或弱地吸引着进步人类，其中也包括剥削阶级中的少数有识之士。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理想与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联系。它不是从给劳动群众带来苦难和压抑的旧社会之外，而恰恰是从它本身中找到了消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据和主体。马克思主义不是救世的“福音”，共产党人也不是普渡众生的“救世主”，它只是唤醒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教育他们认清自身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联合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教育他们摈弃抽象的道德说教和“人性”呓语，学会使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确有其始终不渝的目的：通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解放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进入“自由人联合体”的新型社会。然而，这同历史发展的“目的论”是两回事。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每代人接受前人创造的既得成果，作为历史创造的前提条件，同时又以不断更新的活动改造既定的前提，从而为后代人提供新的活动条件。历史发展的前后相续，表现为以往的历史只是未来发展的手段，似乎历史受某种内在目的支配。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历史发展有其必经的阶段和规律性，不论人们如何想象并将善良愿望加于其上，只要消除社会弊端的根据和条件尚未形成，结果总是碰壁。
三、科学社会主义植根于经济运动规律，不是伦理的社会主义
胡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是道德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坚决摒弃的东西强加于他们。在历史观上，伦理道德观无论如何不能作为立论前提。道德观念总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用道德观念论证社会制度合理性，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这是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关于两者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19]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有其社会经济根源，因而“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20]异化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异化观念不过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仅仅从道德上抨击异化是苍白无力的。“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只要他领会到这一点，那末至于把这一事实作为宗教去想象，还是在那个把统治着自己的力量都归结为观念的利己主义者的想象中被歪曲为无在他之上统治着他，他就可以比较无所谓地对待了。”[21]
浪漫主义津津乐道于用一个新的神学道德体系代替另一个神学道德体系，而不去研究物质关系。海因岑之类的“道德化的批判家”也从历史的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开出了“使社会人道化”的药方。恩格斯斥之为“纯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马克思无情地嘲笑海因岑式的脱离经济关系为了“人”、为了“好人”、为了“人道的人”而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为了“使社会人道化”而对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道德浪漫主义。马克思说，“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简单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全部经济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上对财产进行了调整。不消说，‘合理调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经济规律’，虽然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所推荐的并且是最极端的爱国志士所竭诚拥护的。”[22]对于这类历史观上的“道德化的批判家”，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认为不值得与之争辩。用人性的扭曲、理智的愚蠢、道德的堕落说明几千年剥削制度存在，也许是最方便没有了。但困难正在于：在纯真的人性、理智和美德出现之前，数千年也过来了；并且以往占统治地位的人性、理智、道德正是与剥削制度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更何况撇开经济基础，那些构筑理想社会的正常的、高尚的人性、理智、道德从何而来？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理想首先扎根于时代的经济和历史运动规律，首先着眼于批判历史观、经济社会史方面的思想资料，“共产主义著作家的精神严重堕落的标志，就是他们只对在经济学和哲学有修养的人们中间挑选敌手，而对粗俗的人的理智所发出的‘毫不肯定的’攻击却置之不理，他们首先应当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常识教给粗俗的人的理智，然后才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它进行辩论。”[23]如果有人一定要把马克思的学衔排个座次，那么马克思首先是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然而才是道德学家。由此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选择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为批判对象，肯定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中的科学因素，肯定“为生产而生产”的部分历史合理性，而痛斥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他们为什么对有巨大历史感的黑格尔哲学感兴趣，而对康德“道德目的论”的“绝对命令”说和青年黑格尔派唯意志论持基本否定态度。民主社会主义声称其基本价值观是“自由、公正、互助”，他们撇开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奢谈社会主义目标，宣称从经济运动规律上“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道义的必然性”，伦理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衡量未来社会制度的尺度，显而易见，这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码事。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教义相类比并归结为宗教的“翻版”，把共产主义理想歪曲成“没有上帝的天国”，更是荒诞离奇，根本不值得浪费笔墨。
四、马克思主义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不是“人道主义的宗教”
异化和人道主义在青年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中发挥过积极作用，1845年以后，马克思仍未抛弃这两个范畴，但已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异化和人道主义作为理论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乃至体系占有一席之地，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主题和秘密所在。
异化是对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殊历史现象的描述。人们自身的社会活动及其产物聚合为一种不受他们控制、与其愿望相悖并统治和奴役他们的物质力量，这种主体与客体、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就是异化现象。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相分离，使用价值与价值相脱节，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通过物与物的交换表现出来，社会关系物化并成为任何个人无法驾驭的异己力量，包含着异化的抽象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劳动者与生产客观条件彻底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物支配人，主体与客体、手段与目的相颠倒，使异化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确实充满了对受苦受难的雇佣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谴责。诸如“非人”“鄙俗”、“不崇高”之类的字眼，无疑包含价值评价的因素。但是，马克思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谴责不是从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出发并以之为尺度的。马克思从不离开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规律进行抽象的、浪漫主义的价值评价，发泄高尚的道德义愤。他把异化同资本主义剥削现象相提并论，进而深刻剖析了产生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主体与客体的异化，劳动主体与劳动产物的异化，劳动者与其自身的异化，劳动者与他人的异化，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应当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使工人的劳动能力片面化畴形化，使之虚弱、彷徨，日益丧失自我。异化劳动生产和再生产出异化的生产关系，创造出少数剥削者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天堂和劳动者沦为物的奴仆的地狱。处于异化另一极的资本家同雇佣工人一样，也是异化了的人。生产无政府状态，竞争的外在压力，追求剩余价值“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的病态心理，经济危机导致倾家荡产的危险，困扰得他惶惶不安。他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外在的必然性或超自然的异己力量，祈求上帝护佑。差别在于，资本家在异化中找到自己的绝对满足，工人作为异化过程的牺牲品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因而它既是异化的牺牲品，又是克服异化、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的革命者。
异化不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范畴。异化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必然产生，同时正是产生异化的社会创造了克服异化的主客观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24]由此看来，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是从历史的长过程，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即从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自由发展的崇高理想这一“更高的角度”，对限制生产力发展、束缚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否定性价值评价，这同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否定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斯蒙弟、青年黑格尔派、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抨击资本主义异化，金钱拜物教，看不到资本主义为消除异化创造物质条件的历史地位。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也不愿意承认这条历史规律：异化和导致异化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25]这种浪漫主义的消极批判充其量只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愤懑、洒几滴廉价的感伤之泪，丝毫不能指引人们一条消除异化的出路。马克思依据剩余价值规律，指出资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愈来愈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于是创造出一个普遍探索和利用自然属性与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交往、提供剩余劳动的体系。剩余劳动时间实质上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经济基础，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同时，聚积起庞大的物质财富，迫使人的创造天赋充分发挥，把自然科学发展到高峰，在普遍交往中造成人的需要、才能、享用和生产力的普遍性。社会一旦扬弃其异化的形式，这些既得文明成果就成为全社会共同支配的自由时间，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自由的实现。
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人的个性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实质上是关于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论。说它是“人道主义的宗教”，显然是用大写的“人”偷换历史，颠倒了人的意识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抛弃了的肤浅庸俗的东西。
注释：
[1]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英文版第1卷，第523页。
[2]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58页。
[3][6][7][8][9][11][12]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72、106、99、100、104、100、104页。
[4]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英文版，第119页。
[5]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第57页。
[10]《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
[14][15][16][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18-19、191、190、190页。
[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5、539-540、540页。
[20][21][25]《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5、263-2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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