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汉人论文,秦人论文,周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周人的兴起及其融入华夏族
中国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作为一个“民族”（指国家建立后狭义的民族）的共同体，到底形成于何时？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后，华夏族即开始形成；一是以为经过夏商周三代，至西周时才形成华夏族之雏形，夏、商、周是华夏族三支主要来源。此两种看法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但如果我们从现在一般使用的“民族”（即古代民族或称为狭义民族）这一概念来分析，则上述两种看法，前者较胜。因为，古代民族的产生是伴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恩格斯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①。国家用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使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程度不一地解体，在国家统治的一定地域内，逐渐使用同一语言和文字，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并由此产生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最后形成为狭义的民族。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就是指此。
根据上述对民族的理解，我们认为，事实上黄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到国家阶段时，即我国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后，华夏族也随之形成。所谓“华夏”或“夏”族名称之来源，也就是因夏朝而来。“夏，大也”②。《尚书正义》注华夏一词说：“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夏自禹开国，至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中心地区，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称为“王畿”。在王畿周围，还有臣属于夏的、与之有亲疏不同的方国（诸侯国）或部落、部落联盟。经过夏国的长期统治，这些方国或部落，特别是与夏王室通婚或有亲属关系的方国经济、文化，逐渐接近夏王畿，其人民则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比如，在今陕西东部，文献曾记有居甘（今陕西户县）一带的有扈氏③，其与夏王室同姓，系与夏有亲属关系之方国。即是说，夏国统治的范围，西边至少已达到今陕西东部，这里的方国、诸侯已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这一结论也为考古学的资料所印证。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河南偃师等地，发现了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址，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并认为这种文化即夏文化。而在陕西东部，考古工作者为探索夏文化遗存也作了大量工作，发掘和发现了一批商代遗址，其中也有一些与“二里头文化”相近、估计为夏文化的遗址，如华县南沙村遗址下层即是④。
大约到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在位时，夏东边原称之为“东夷”的方国商，逐渐强大，先后兼并了周围一些小的方国或部落，其王汤最后灭亡了夏朝，建立商朝。由于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商代统治的地域比夏国更为扩大，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均承袭于夏朝。文献中有时称商朝统治地区的人为“商人”或“殷人”也称其为华夏、夏，即华夏族。即是说，商灭夏后，商人成了华夏族的主体，而华夏族也就日益壮大，分布益广。而在华夏族四周的一些民族也见于甲骨文和文献之中。而兴起于陕西西部的周人，最早也是作为商的一个方国，即区别于以商人为主体的华夏族当中一个族的共同体。
中国古史中记载了周人的起源传说：早在尧舜禹时，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元妃姜原履巨人迹，而生子弃。及弃长大，好耕农，舜封其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南），号曰后稷，姓姬氏。后稷死，子不窋立，时当夏末，国内乱，子不窋弃官奔“戎狄”之间。到其孙公刘时，复兴农作，其子庆节迁于豳（今陕西彬县北）⑤。由此，可知周人原是在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落；传说他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及不窋奔于“戎狄”间等等，则是令人怀疑的，这一切很可能是西周时，周人融入华夏族，共奉黄帝为始祖而附会的。
其实，周人最早也是后世所称之“戎狄”，即非华夏族，区别于商人，只是后来讳言自己原也是戎狄，才有什么奔于戎狄之类的传说。这一点，正如先秦典籍中记载华夏族四周的蛮夷戎狄等民族的来源，是统治者将华夏族的惰民、罪犯放逐边裔而形成的一样。例如《国语·周语上》说：“……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大戴礼记》也有“舜流四凶”，化为夷狄之说。战国时，孟子就曾直接称周文王为“西夷之人”，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⑥。这也就再确切不过地表述了周人原非华夏族的事实。
那么周人何时与华夏族接触，并融合于华夏族的呢？据史载，公刘八世至古公亶父时，遭到邻近戎狄的攻击，给其珠玉、财物不得免，欲要周人土地和人民。古公亶父于是率民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南）⑦，即后世所谓的“周原”。此后，“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殷制）有司”⑧。可以说，至此周人才开始接受华夏族（商人）的文化而逐渐与之融合。
据文献记载，周人至古公亶父子季历时，曾娶商畿内有挚氏之女，生子昌（周文王）⑨，则两族有通婚关系。《竹书纪年》说：“商王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疋。”⑩《后汉书·西羌传》还记：“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然而，季历时周人日益强大，威胁到商朝的统治。因此，商朝又企图削弱周人的力量，多次“伐周”。商武丁时甲骨文中，有“璞（即寇）周”的记录。《竹书纪年》也记：“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11)，说明双方时有争战。到商王文丁，则杀季历(12)。季历死后，其子昌立，是为西伯，即周文王。至此之后，文王及其子发（武王）长期与商斗争，并兼并周围殷方国和戎狄。如文王曾灭崇国（崇侯虎），作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并迁都于此(13)。武王最终灭亡了商朝。
周人与作为华夏族主体的商人通婚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关系日益密切，也即是周人华夏化的过程。在商代，周人作为商西边一个诸侯国，其文化内涵上仍然与作为华夏族文化代表的商文化是有差别的。不过，这种差别日益在缩小，而共同性却日渐增多。这一结论也与陕西地区商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据我国考古工作的研究，陕西地区商代遗存主要可分为五大文化类型：
(1)商代文化遗存类型：主要以华县南沙村、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等遗址为代表。出土的青铜礼器、人殉的墓葬、车马坑等与商文化相同，分别相当于二里岗时期或殷墟一二期，也有晚至殷墟文化三四期的。由此可知，在商代，今陕西东部的西安、蓝田、铜川、耀县等地，是商人活动的地区，即是说主要是华夏族的居地。
(2)光社文化（也称“李家崖文化”）遗存类型：以陕北清涧、绥德，关中的淳化，山西的石楼等遗址为代表。此文化的特点是出土一批带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所谓“斯基泰文化”的青铜兵器，如马头刀、铃首剑、蛇首匕等。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商代形制的青铜礼器等。这类文化在关中以北，估计与商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如鬼方、犬戎等有关。
(3)姜戎文化（或称为“刘家文化”）遗存类型：以扶风刘家村发掘的20座姜戎墓及宝鸡市效石嘴头、晁峪等遗址为代表。其墓葬形制不同于其它商代遗址，墓系长方形竖井，在井一侧坑壁掏一洞室作为墓室；出土陶器有特色，主要是鬲和罐，每件陶器出土时都有一块扁平的石块，盖住陶器的口部(14)。这种文化面貌与甘肃辛店文化最为相似，在陕西则集中在抚氏、宝鸡一带。有的研究者认为，此种文化与商代西北的羌戎族有关，与甘肃寺洼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4)蜀文化遗址类型：主要以汉水流域的城固商代遗址为代表。出土的青铜礼器与商代同，也有与蜀文化相似的戈、钺、戣等青铜兵器和铜人面具(15)。研究者认为，汉水中上游商文化当与四川蜀文化同一类型，系蜀人的居地。在汉水北的陕西凤县龙口村郭家湾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也明显带有蜀文化的影响。
(5)先周文化遗存类型：以宝鸡斗鸡台瓦鬲墓初期、扶风北吕、凤翔西村、武功黄家河、岐山贺家、长安张家坡、客省庄、长武碾子坡、武功郑家坡、岸底等为代表。这种文化类型在关中西部分布最广，其出土陶器常见的器形为高领袋足鬲，园肩、折肩罐等，青铜器则有簋（方格乳钉、夔纹）、鼎（饕餮纹）、铜戈（后背作鸟形）等。前者地方色彩较浓，多带有辛店文化的特点；后者则又与商文化铜器相似。关于这种文化之渊源，目前考古学界中虽然有不同的看法，即有认为源于齐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光社文化和商文化等意见；然而，却普遍认为其内涵与周文化相同，且直接与西周文化相衔接，而以上诸种文化对之均有所影响和交汇(16)。
从对陕西商代主要的五种文化类型的简约分析中，知分布于关中西部最广的先周文化遗址类型的地区，与文献记载周人早期活动地区是一致的，由这种文化直接发展为西周文化。因此，可以肯定关中的先周文化遗址即是周人克商以前居住的地区，其文化内涵有与商文化相同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特点，这恰好反映了当时周人正处于与华夏族融合的过程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文王姬昌时，周人作为商国家的一个诸侯国，在礼制、文化等方面与华夏族的商人差别已经很微小了。据周原发现的周人甲骨文，其最早的是周文王时，从甲骨文的字体看，与殷墟卜辞有承上启下的关系，相当于卜辞的末期。即是说，周人的文字是吸收商人的文字而来。但是，周人早期甲骨文在字体（细小）、钻凿和卜法、体例、内容等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17)。这正说明，在周文王时，周人文化已接近于商人，基本上摆脱了戎狄的身份，接近或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了。
周人不仅自身逐渐华夏化，而且其征服或结盟的邻近各族，也渐与周人融合，使周人不断壮大发展。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史载之羌人。据文献记载，在周人之西，商代还有西戎中最重要的一支羌族。商代甲骨文中有许多关于征伐羌人的记载，羌字作
等，卜辞中有关征伐、俘获羌人及以羌人为祭品的，武丁60多件，廪辛4件，康丁6件，武乙1件，乙辛1件(18)。周人的兴起与羌人关系甚大，有的学者认为，传说周始祖后稷母姜原、太王（古公）之妃太姜，武王元妃邑姜，均为羌人，羌、姜古音一致，互通互用；邑姜即姜太公女，则太公一族原很可能为羌族。即是说，早在殷商时，与周人联姻、关系密切的姜氏部落，原系西戎中的羌族(19)。前述陕西西部与先周文化内涵极为相似之姜戎文化，则很可能即是关中羌人的文化遗存。
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的含义扩大了，即凡周朝统治的人均称为周人，也就是周朝之人。其内自然是以夏、商时的华夏族及已融入华夏、并自认为是华夏代表的原周人为主干，包括西周统治下的一些诸侯方国。由于周人成为华夏族主干和越来越多的诸侯、方国的华夏化，使华夏族及其居地大为扩展，几乎包括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周承殷礼，并有所发展，使华夏族的礼仪、文化等各方面日趋成熟，形成为一整套制度，对后世影响甚大。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华夏族正式形成于西周时，自然也有其正确的一面。
然而，以西周王畿为中心，包括四周的诸侯方国，形成为华夏族聚居之地、在华夏族四周及居地内还存在着许多非华夏族。就拿陕西地区来说，关中及其四周还有一些见于金文及文献的民族，如周人西北的犬戎（一作“混夷”、“畎夷”等）、北边的
狁（商代之鬼方）、西边的各种戎族（包括羌戎）、陕南汉水流域的蜀人、巴人等；就是在关中，也有大荔、陆浑等戎族。在西周时，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只是到了西周末期周王室衰弱，周围的戎狄纷纷进入中原内地，而内地诸侯方国势力增强，积极向四周的戎狄启土开疆，于是形成“戎狄交侵，不绝如线”的局面，华夷之辨才严格起来。西周王朝也最终在犬戎为首的侵逼之下，东迁洛邑，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又总称为“东周”）时期。
二、秦人与秦始皇统一六国
春秋时，在洛邑的周天子只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诸侯国的势力相继强大，相互争伐，五霸迭起，混战不已，“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0)。在这些诸侯方国中，有一个崛起于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秦国，其人则称之为秦人。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关中等地为犬戎为首的诸戎所据有。此时，原在甘肃东部的秦人势力向东发展，不久即在陕西关中一带崛起。
秦人，据古史传说，系黄帝孙颛顼裔女女修吞食玄鸟卵而生子大业，以后代代相传，舜时赐姓嬴氏。商末，嬴姓一支首领中潏迁于西戎，保西垂(21)。因此，国内学者大都认为，秦人远祖与商人同起东方，后西迁入戎狄之中，兴起于陕西。尽管学者们作了许多考证，但这些传说与春秋战国时先后融入华夏族的商人、周人等一样，都共奉黄帝为始祖，托言自己是华夏族的正宗后裔，故其可信程度均值得考虑。因此，秦人始祖出于黄帝一族，玄鸟卵生的传说，由东向西迁入戎狄等，很可能与周人一样是以后附会的。但是，无论对秦人早期传说如何看待，秦人的兴起是在商末周初，其居地在周人之西，今甘肃东部一带是无疑的。
到周孝王时，因秦人部落为周室放牧牲畜有功，孝王“邑之秦”（今甘肃清水县境内），此乃“秦”人得名之由来。宣王时，周以秦人首领秦仲为周大夫，仲助周攻西戎，战死，其长子庄公助周攻破西戎，周封之为“西垂大夫”，时与犬戎争战。
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下，秦襄公（庄公子）率兵救周，平王东迁洛邑，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并说犬戎等侵夺丰镐，秦如能逐戎，则即有其地。于是，秦人乘机东进，但收效不大。直到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秦人击败戎人，“收周余民有之，地至于岐”。秦宁公二年（公元前713年），秦徙都平阳（今陕西岐山西），东攻西戎荡社（在今陕西三原一带），其戎亳王奔逃，遂灭荡社。至武公元年（公元前697年），又灭戎彭戏氏于华山下；十年，又灭邽（今甘肃天水），冀（天水西）戎；十一年，灭小虢（戎之一种，在今陕西宝鸡）。至此，秦的领地西起甘肃天水西、东到陕西华县，关中大部为秦所有。然而，这一地区的戎族势力仍十分强大。此后，秦国一方面与建国于山西的晋国争战，一方面继续扫清境内的戎族势力。
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秦由平阳迁都到雍（今陕西凤翔境），势力更东至黄河边；但对戎族的斗争，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直到秦穆公任好时，秦国才加快了对诸戎的征服步伐。穆公元年（公元前659年），秦大举进攻与晋交界处的茅津（今河南三门峡）之戎；二十年（公元前640年）又灭东边的梁、芮两小方国（均在今陕西大荔境）；二十二年，又向南进逼瓜州（在今陕西终南山北）陆浑之戎（亦称允姓之戎或姜戎），迫使其向东迁徙，晋国则利诱他们居于伊川（今河南伊、洛水上游一带），强迫他们开垦荒地，服役纳贡(22)。这样，秦国向东、向南驱逐或征服戎族，势力大为扩展。然而，秦四周戎族势力依然很强大，史称西戎有国12或14，其大者有“八国”，即緜诸、绲戎（犬戎）、翟、
、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据学者考证，除义渠、大荔或在今陕西省境内外，其余皆在甘肃东部及宁夏一带(23)。
到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西戎戎王遣使臣由余至秦。由余原为晋人，亡入戎；入秦后，穆公与他交谈，知道他很有能力，是戎国之贤臣。于是，穆公与内史廖定离间之计，先以女乐送戎王，使他迷于声色，不理政事，又故意延缓由余的归期，派人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由余在戎中无法呆下去，就投降了秦国，穆公问由余伐戎的策略。经过两年的准备之后，穆公用由余之策，“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4)西戎八国不同程度服属于秦国。
总之，自秦穆公后，陕西及其附近的诸戎（即以犬戎为首的西戎），有的为秦并灭（如荡社、彭戏氏、小虢等），有的被秦所逐（如陆浑之戎），有的则服属于秦（义渠、大荔等）。从此，以犬戎为首的诸戎见于记载的则不多，犬戎在春秋时，仅出现在渭汭（渭水入黄河处）(25)，后可能为秦所灭。秦国称霸西戎的过程，是其开疆拓土、日益强盛的过程，也是秦人及其所并诸戎逐渐融入华夏族的过程。关于后者可以西戎八国之一的义渠为例。
义渠，其名最早见于商代，《竹书纪年》曾记：“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此后很长时间不见有关义渠的记载。到春秋战国时，义渠作为西戎八国之一登上了历史舞台，与秦国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斗争，最终为秦所灭。关于义渠的族属，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是西戎中羌之一种(26)；一种则以为他是狄，即赤狄、白狄之后裔(27)。笔者以为，将义渠称为“西戎”之一种较为合宜，不必一定说其为羌或狄。因为“羌”在先秦时也有广、狭之分，与西戎同；而义渠居地原为白狄所居，其部内有原白狄部落似无可疑。据《史记·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等载，义渠在秦之北，即今泾、洛水北，包括秦灭义渠后所置之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之地。大约在秦惠公时（公元前500前—前490年），在陕西的义渠、大荔戎最强盛，“筑城数十，皆自称王。”(28)
义渠的兴起，威胁着秦国，故秦国于厉共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44年）始伐义渠，俘虏其王。后14年，义渠又伐秦至渭水北。过了100余年，义渠又败秦军于洛水。后4年，义渠内乱，臣属于秦。后又反离，为秦军所攻。此后，双方争战各有胜负，秦曾攻取义渠徒泾25城。到秦昭王立（公元前306年），义渠王与昭王母宣太后私通，生二子。后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并灭义渠，始置陇西、北地、上郡(29)。此后，义渠人在秦汉长期统治之下，逐渐华夏化，余众也多有迁于今甘肃者。如西汉时有“义渠王骑士”的记载(30)；汉初，北地、安定郡也有“义渠”(31)。汉武帝手下还有一批义渠将领，如公孙浑邪、公孙贺父子等(32)；还有西汉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原也为义渠人，以族名为姓。义渠人大致到西汉后期则先后融入汉族（华夏族之中），但其华夏化的进程是在秦国灭其国之后而加速的，可以说是与秦人一起逐渐融入华夏族之中。
事实也是如此，秦人在西周时，还被华夏族视为“夷狄”，即非华夏族。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称秦人为“狄夷”；秦商鞅也说：“始秦戎翟之教”(33)。但在春秋以后，秦人已完全接受了华夏族的文化及礼仪，参与大国争霸，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为秦人兼并的诸戎也随秦人一起融入到华夏族中，如上述的义渠人。当然，这一进程是长期的、缓慢的，而且有先有后。
秦国经过自身的改革（商鞅变法）和发展，终于在战国末秦王政在位时，先后灭亡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结束了战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灭亡了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后，改称“始皇帝”，废除分封制，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京师咸阳12万户。又取闽越地，置闽中郡（今福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今陕北与河套地区）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为14县。这样，秦始皇在西到甘肃，北抵内蒙，东至海，东北及辽河以东，南达两广的广大地区，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采取了一系列统一的措施，使先秦以华夏族为主体，包括四周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统于一个国家之内，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
华夏族是先秦时我国的主体民族，战国七雄，均已属华夏族，故又称之为“诸夏”。同时，各国人又以国名或地区名称之，如秦人、燕人、赵人、鲁人、齐人、宋人、魏人等。但作为民族称谓，则统称（或自称）为“华夏”或“诸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诸夏、华夏作为族名仍然使用，以与匈奴、氐、羌、越、夷等族相区别。同时，华夏或诸夏，又统称为“秦人”。这一名称主要的含义是指秦朝的人，但实际上也成为诸夏、华夏族在秦统一后的别称。由秦朝直接或间接统治的一些非华夏族，或以此族之名称之，如匈奴、氐、羌、西南夷等。可是，在某种场合下，凡归秦朝统治的各族都可称之为秦人。
因为秦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力强盛，声威远播，故统一的秦朝立国虽很短，但“秦人”的称谓仍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印度及西方国家称中国为“支那”、“脂那”、“至那”等，便是今天西方各国犹称中国为“China”的语源。China（支那）的本源，即来自“秦”字(34)。
“秦人”这一称谓含义的演变，与“周人”十分相似：在秦统一六国前，它主要是指战国秦国的人，其主体已成为战国诸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余边远地区还有一些民族则正处于与华夏族融合的过程之中。到秦统一六国后，秦人则是指统一多民族国家秦朝的人，包括华夏族（原六国之民均包括在内），也包括秦朝统治的地区内其它的民族。而后者往往是在对外关系中才包含在内的。
三、汉人和汉族
汉朝继秦朝统一全国后，汉朝人在很长时期内，犹被称为“秦人”。如《史记·大宛列传》记汉贰师将军的话说：“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匈奴传》记：“于是卫律为单于‘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书·西域传》武帝诏内有云：“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⑩若马。”今新疆拜城有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刘平国治关亭颂”刻石，内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九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以上“秦人”，意为秦朝人。可见，到汉代初仍有时沿用“秦人”的称呼。
尽管如此，汉朝建立后，“汉”、“汉民”、“汉军”、“汉人”等称谓也开始流行起来。“汉”的来源，是刘邦入关后，项羽封他于汉中，为汉王。后刘邦灭项羽，统一诸夏，建立汉朝，“汉”这个名词使用则逐渐广泛。汉武帝以后，正式出现了“汉人”、“汉民”之称，如《汉书·张骞传》记武帝时，贰师将军伐大宛，宛贵人杀其王，遣人与贰师约：“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贰师“闻宛城新得汉人（《史记·大宛列传》作“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元帝时，郎中侯应说：“……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35)。到东汉时，“汉人”，“汉民”的称呼更加普遍。如《后汉书·西羌传》引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如果说，“汉人”称谓在西汉时更多地表示以朝代名为称的话（即“汉朝之人”意）；那么，在东汉时，汉人已有表示一个族的共同体的族称之意，以与“羌胡”等其它民族相区别。即是说，我们今天所称的“汉族”的“汉”，是源于汉朝的“汉”。这是华夏、诸夏族发展到汉代时才正式形成的族名。
汉代以后，汉人、汉民，即汉族的称谓开始广泛使用。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外族大批内徙，民族矛盾尖锐，区分“夷夏”更为严格，故“汉人”的称谓更加固定，内含也更为明确。隋唐以后，除了继续使用华夏、夏、华、诸夏等族名，以及以朝代名称之而外，“汉人”（汉族）的称谓使用更为广泛，以致使用至今。这就是汉族名称长期发展、演变的历史(36)。
由此看来，华夏族与汉族在质的方面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华夏族仅是汉族的前身，经过秦汉两代数百年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统治，无论在名称及其它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可以说是中国汉族正式形成的时期。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族分裂为各个诸侯国，各国有大致相同，但又有区别的文字、度量衡和风俗，并未完全统一，甚至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族体。然而，经过秦、汉的统一，诸夏族又进一步融合、同化，基本上具有共同地域（处于统一的国家之内），有相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成为巩固的族的共同体，有了共同的族称，正式形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总之，通过对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名称及演变、发展的初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索汉民族形成的轨迹，了解汉族的形成，并非由单一民族发展而来，而是不断吸收、融合了周围的其它民族之后，最终于汉代形成的。即是说，汉族的形成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在这一过程中，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则起了主导的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页五一六。
②《尔雅·释诂》。
③《尚书正义》卷一一《甘誓》；《史记·夏本纪》。
④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考古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及发掘》，《考古学报》一九八○年三期等。
⑤《史记》卷四《周本纪》。
⑥《孟子·离娄下》。
⑦《史记》卷四《周本纪》；《孟子·梁惠王下》。
⑧《史记》卷四《周本纪》。
⑨《诗经·大雅·大明》。
⑩(11)见《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分八注引〈竹书纪年〉》。
(12)《晋书》卷五一《束皙传》引《竹书纪年》。
(13)《史记》卷四《周本纪》。
(14)见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发掘简报》，《文物》一九八四年七期。
(15)《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一九八○年三期。
(16) 以上所论请参阅：张长寿等《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一九八九年一期；尹盛平等：《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一九八四年七期；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一九八○年文物出版社等。内也有笔者个人的意见。
(17)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页一五一——一五三，一九八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8)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页六三，一九九○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参见马长寿：《氐与羌》页九二——九三，一九八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21)《史记》卷五《秦本纪》。以下所引未注出处者，皆《秦本纪》文，不再附注。
(22)历代注释此“瓜州”在今甘肃敦煌，此据顾颉刚先生考证，见其所著《史林杂识》页四六——五三。关于陆浑之戎迁徙情况，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及襄公十四年。
(23)参见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述》，载《西北历史研究》86年号，1988年三秦出版社。
(24)《史记》卷五《秦本纪》。
(25)《左传》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
(26)上引马长寿：《氐与羌》页九六——九七，李绍明等《羌族史》页四三——四四，一九八四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27)李白凤：《东夷杂考》附《义渠考》，一九八一年齐鲁书社；上引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述》。
(28)(2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30)《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等。
(31)《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2)《史记》卷一一一《骠骑将军列传附公孙贺传》。
(33)《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34)“支那”一词，源于拉丁文Sina，最早见于公元80～89年间完成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最初提出支那为秦之译音者为卫匡国(Martin mar-tini)，其于1655年刊印之《华新图》中提出。后为伯希和、白乌库吉等国外汉学家所赞同，并加以论证。国内学者一般也从此说。
(35)《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36)参见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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