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取向调整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取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功能的正常发挥，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的适当运用。
财政政策是由支出政策、国债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因此，本文关于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
一、财政支出政策取向
1.加大公共投资力度。
依据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增加公共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政府调节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增加对能源、交通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一方面可以缓解失业压力，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投资者的经济预期，带动民间投资，扩大投资需求。1998年我国中央政府增发国债10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1999年增发国债600亿元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并且初见成效，可见公共支出政策的效果。
2.带动、引导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
在加强政府投资力度的同时，也要通过政府的支出政策引导、带动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这里既包括国有经济主体的投资，也包括非国有经济主体的投资。对于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要在财政支出上加以积极扶持，使它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对于非国有经济，要充分肯定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据统计，1981-1996年间，非国有经济主体的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9.9%，占全社会投资总量的比重由1981年的18.1%提高到1996年的47.6%，几乎与国有投资平分秋色，因此，要投入适量的财政资金培育相应的服务体系，为非国有经济主体参与公平竞争提供保障，充分调动其投资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尝试一条公共投资与市场经济主体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政府以贴息的方式鼓励市场经济主体增加对准公共产品乃至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一思路也可以在结构性利率政策的条件下得以实施。
3.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目前，我们应下大力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并使广大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缓解因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社会矛盾。这样，不仅提高了改革措施的透明度，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趋于明朗性，而且又增加了低（无）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往往这一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比较大），这些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4.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产品购买支出也是体现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环节。政府采购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政府增加支出购买社会产品，本身就扩大了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政府的这一行为又增加了市场主体的收入，进而带动投资活动。据测算，1978-1996年间，中国每年的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均在11%以上，这部分财政支出是万万不容忽视的。对于政府采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节约资金，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更要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宏观调控作用。
二、国债政策取向
国债是一种重要的财政分配范畴和影响日渐广泛的信用资产。一方面国债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基本方式（也可称最佳方式），是财政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同时国债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筹资途径；另一方面，政府债券市场的存在使得公开市场业务成为可能，从而具有增加货币政策效果的倾向。因此，科学合理的国债政策就具有了独特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机制。
1998、1999两年的国债政策可以说在治理通货紧缩，扩大有效需求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发行国债，筹资成本相对较低（国债发行利率低），发行相对容易一些（银行存款利率七次下调，水平更低）。它既可以调动居民巨额储蓄存款转化为政府投资，从而带动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压力，拉动经济增长，可谓一举两得。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我国财政赤字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加之“国债发行额：财政赤字额+还本付息额”的国债发行模式，国债规模势必惯性增长，从而产生“滚雪球”效应，而中国的债务承担能力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国债依存度和国债负担率两个指标来说明。
中国的国债依存度，在国债发行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权发行地方公债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按照“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中央财政支出+国债支出）”进行测算，1998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56%，这就意味着中国中央财政支出的56%是靠发行国债来支撑的，这个比例所反映的问题是比较深刻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国债负担率。按照“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当年GDP”进行测算，1998年国债负担率已达10%，若再考虑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特种国债，这一比例将达到13%，这虽然距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国债发行已上百年，债务余额积累也有多年历史，而中国真正的国债发行只有短短的20年，其不可比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从国债负担率这一指标考察，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趋势也是令人担忧的。
这样，经济增长要靠国债发行来强力支持与中国国债承担能力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而且在“国债发行额＝财政赤字额+还本付息额”的发债模式下，国债实质上就是推迟的税收。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必定要削弱经济的发展后劲。
那么如何解决或缓解这个矛盾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努力降低国债的筹资成本。
国债的筹资成本主要就是国债的利息和发行手续费。对于发行利率，中国的国债发行已经18个年头，银行、企业和广大居民对其已普遍接受，“金边债券”的形象已基本树立起来，不再需要靠行政摊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适当下调国债的发行利率，使其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持平甚至略低也未尝不可，这就是以“安全性”适当替代部分“盈利性”的道理。对于国债发行手续费，只要国债对购买者具有吸引力，略低一点的手续费也是可以为代销机构所接受的，毕竟有钱赚比没钱赚好得多。
2.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努力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逐步降低国债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比重，提高用于生产性支出的比重，最终形成“以债养债”的良性循环局面
在提出上述建议的同时，我们也在尝试着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与其中央政府发行国债转贷给地方，能否干脆就突破地方（省）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公债的禁忌。问题的提出也是出于对发债与中央财政国债承担能力之间矛盾的考虑。
地方（省）政府发行地方公债既可以借鉴美日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又可以中央政府的发债实践为指导；既可以满足重点政策意图实施的需要，又可以使地方政府因地、因时制宜，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应，从而使地方政府成为发债、承债、偿债的统一主体。我们认为只要科学界定地方公债的适度规模，建立起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地方（省）政府发行地方公债是会收到良好效果的。
三、税收政策取向
1.实施结构性减税。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始终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降低总体税负是不合时宜的。1998年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又增收1000亿税收，表面上看二者的效用是在相互抵消，但依据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要大于税收的乘数作用，这种调控手段的搭配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也确实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况且税收收入也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得以实施的财力保障之一，同时增收部分用于公共投资，这一行为本身还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而减税则很难达到这一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国家财力明显不足，缺乏减税空间。加之税收同样具有刚性，减税容易增税难，总体减税可能会造成今后税收政策实施上的被动。
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当前应当做的是进行结构性减税，此消彼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2.改革现行税制。
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过渡的成分多了一些，在当时“经济过热”的经济形势下出台，难免具有一定的紧缩效应。如今，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改革现行税制势在必行。
应对目前的经济环境，国家已适时停征了抑制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999年11月又恢复征收了银行储蓄存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此时复征利息税一方面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又与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方向恰好一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我们认为改革现行税制，开征财产税和遗产与赠与税正当其时，相应技术工作可以逐渐完善，其开征既可以解决社会贫富分化过大的矛盾，又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同时可以考虑将现行生产型的增值税改为收入型或消费型的增值税，鼓励企业投资，支持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选择适当的时机开征社会保险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加速“费改税”进程。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已于1999年10月31日起正式生效，这标志着“费改税”进程的加快，废止乱收费，整顿正常收费项目，化费为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温床，维护了健康的财经秩序。同时增加了国家的可支配财力，拓宽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
4.充分利用关税率、出口退税率的宏观调节功能。
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周边国家货币贬值、我国外贸出口举步维艰的状况，中央及时作出了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并降低机械设备进口关税率的决定，达到了减轻危机冲击和适时进口国内急需的生产设备的目的。今后应该充分发挥这种调节手段的作用，加大对外贸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