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把握：二十一世纪哲学的天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职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哲学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人都只争朝夕，唯恐落伍。反应稍微迟钝一些，似乎就有被呼啸着前进的列车甩到地球外面之虞。人们难得静下来想一想：这是在急急忙忙地奔向何处？前面是永远变换的地平线还是确有一个“伊甸”乐园？人走下去离自己的目的地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或许这种奔忙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因而“运动就是一切”？但想不想似乎又都一样，因为人们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洪流在裹携着自己前进。于是，哲学这一向来被认为能从根本上把捉宇宙人生的深沉的学问，也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过去，哲学优容大度、神定气闲，乃至不可一世，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而今哲学则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浅薄浮躁，赶时髦一样地追逐时代潮流，只能“以万变来应万变”了。在这种情势下，预言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形态，无论多么乐观、多么动听，都不过表明哲学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时代”的回声而已。
是的，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时代不同，哲学也肯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时代的变迁是有内在根据和理路可寻的，这不是那种抽象的“本质”和线性的“规律”，而是贯彻于不同时代中的人类生存之“道”。任何时代的哲学都要把握这个“道”，因而，不同时代的哲学又是相互贯通的。所以，黑格尔才说，一切哲学都是哲学。
笔者长期涵泳于马克思哲学之中，近几年对生存哲学也颇感兴趣，现在不少人感到陌生和新鲜的“生存哲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已经出现了。那么，当它在西方出现时，是否意味着它是一门全新的哲学呢？是否正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呢？雅斯贝斯在其名为《生存哲学》的一本讲演集中却说：所谓的生存哲学，不过是唯一的古老的哲学的一种形态，它以“生存”标志其特征，不过是为了突显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观察现实，并通过人的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在西方出现的“生存哲学”不仅仍属于“唯一的古老的哲学”，而且，它还具有与当时的时代“唱反调”即反抗时代的性质。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西方的生存哲学，因为它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只是囿于个体及其内在感受，虽然这是一个被近代哲学所轻忽的重要视角，但这个视角还是应当整合进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存在”的宽广视域中来，从而获得建设性。而在哲学中实现了“革命性变革”的马克思哲学，则既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变革性继承，又是对当时德法社会主潮（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批判性审视和超越。虽然时代潮流有它的内在逻辑，但毕竟是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造成的。人们一旦意识到时代潮流的问题并试图去改变它，即使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也还是能够对它的流向有所影响，因为这种意识和举动本身已经作为时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与其它部分构成张力。由此可见，哲学不是时代的简单的回声，它也无法简单地回应时代，因为任何时代都是特定矛盾的集合，而哲学正是这种矛盾的自我反思。
这里表面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哲学自身的因革损益问题，一是哲学与时代的内外关系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哲学形态的变化就是它的时代性的变化。哲学的理念是一个，而任何时代的哲学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这一理念，即使哲学童年时期的“原生”形态，虽然更接近于哲学的本性，并包含着丰富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毕竟需要展开，萌芽性的东西有待发育。而这个“展开”或“发育”的过程，并不只是借助时代的“机缘”，它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同时代中的“一以贯之”之“道”的自我开显、自我推展。“道”的自我开显、自我推展说明“道”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一的透明体，而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结构的活的生命。哲学就是时代中的那个活的生命的思想结晶和表征。只有活的生命才能生机勃勃地向前进发。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前”和相应的“后”的理解。
直观地看，向“前”在时间上是向未来，在空间上是向外部世界；但就活的生命而言，则是要走向生命自身的充分实现。生命自身就是它的活动的终极目的，生命活动的外在目标从属于这个内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向“前”就是向“后”，向“外”就是向“内”，即生命活动是自返式活动，自成目的就是返回到自身。凡为自己而存在的事物，自己必定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从自身出发又能返回到自身是自由的，因为它不仅以自己为目的，并且实现了这个目的。正是在这里，我们得以领悟人的“本性”、哲学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哲学也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所以哲学要把握的“本体”，必定是一切得以产生一切又得以复归的“母体”，因而它才具有自足性、无待性。
历史上有些学者由此认为，人及其哲学既然有此天性，就不必外求，只要在内心深处守住这个天性就行了；乃至“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曾把人的活动区分为两种，一是自成目的的活动如人的“视”与“听”，一是为了外在目的的活动如“生产”；他褒前者而贬后者，却不知前者是“目的”也是“手段”，其直接性也是社会地形成的，有中介的；后者虽然直接而言是手段，却间接地体现着人的自成目的性，如同马克思所说，劳动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创造即人的外化和外化的扬弃。人生在世，本来与周围世界就有一种对象性关系。人的内在目的必须经由外在目标才能实现，人的自足、无待也只能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这是一个人必须经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因而是人为自己划出的生命的“圆”。黑格尔说，哲学就是思想为自己划出的“圆”。“圆”不是既定的、现成的，因而它首先不是名词、状态，而是动词、活动。在活动的初始，人与哲学是简单贫乏的，但在经历了生命机能充分发挥从而与世上各种事物打交道的对象性活动之后，人与哲学都获得了丰富的内容。黑格尔对此作过论述，我国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在讲解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以人的离家出游和衣锦还乡作过很形象的解说，叶秀山先生也有此解说。这说明人与哲学的自足、无待，都是作为一个过程间接地建构起来的。有人看到人的自我否定，即看到人的生命的外化、物化，看到人攀登上“知识之树”，就大惊失色，仿佛看到浮士德受到魔鬼的诱惑，要人赶快抛弃一切“身外之物”，固守着自身的“生命之树”，一生一世也不要离“家”（超验的本质主义的哲学形而上学正是这样主张的），果真如此，那人就永远不可能达到所谓的“圆满”，相反，人的生命机能只能因为得不到发育和施展而呈干瘪状。
然而，现时代的确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社会象着了魔似的高速运转、变化万端，而每个人似乎都只能疲于奔命地追赶。但是，社会主体毕竟是人，一切的发展变化都维系于人的自成目的的生命活动和趋新、求变的偏好。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物的世界”的增长扩张，也是人们对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追求使然。首先是人们普遍地把功利、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取向，进而社会形成了围绕获取功利、提高效率而“竞争”的机制，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就把人拖入到相互激烈竞争的旋涡之中，使人“不得不”与人夺利争名。本来是主动地活动的人，变得越来越被动、无奈、身不由己，只是感到“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行妨”，到头来不知究竟是为什么奔忙，再也找不到归“家”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人的自性的迷失。看来，人的初衷是要求得生命的圆满即为自己划“圆”，但划出来的却可能是一条不归路。现实中的人的确可以走向“恶的无限”，一味外骜、无从自返，导致庄子所说的“吾丧吾”。这是人根本上的“异化”。
思想的“圆”是靠思想的否定之否定来建构的，思想的否定之否定基于思想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即“反思”。但只知跟在时代后面跑的“哲学”，简直说不上还有“思想”，社会中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它都要赶去凑热闹，它似乎对什么都懂，都可以发一番议论，但其实不过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和废话而已。它唯独不再以自己为对象，反省自己。这样的“哲学”，怎么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呢？它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自足、无待和圆满了。
人及其哲学是否就这样一直迷失下去？生活本身会教育人。既然人生中有一以贯之之“道”，这个“道”就总要或从正面或从反面来显示它的威力。
时下，社会中愈演愈烈的种种悖反现象大概就是“道”的警示：当代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固然有增无已，甚至走向庸俗和恶俗，但与此相反的“神圣化”的潮流也在不断高涨，各种宗教（乃至邪教）迅速复兴与崛起就是明证。与跟着“感觉”走背道而驰的是跟着“信仰”走；与科技至上唱对台戏的是人文至上；与激进主义相伴随的是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相颉颃的有原教旨主义；与相对主义唱反调的有绝对主义；与效率优先的主张相对立的是公平优先的主张；与一味务实相对立的是凌空蹈虚；在一片“进步”“发展”的喧哗和烦忙中，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涌出的浓浓的乡愁，是“还乡”、“寻根”的取向；而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心道德的“滑坡”……。总之，我们从任何一个走向极端的片面化现象之外，都能发现另一个片面化现象与之抗衡并试图消解对方。这种两极对立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说明人性已经发生了严重倾斜、严重的单面化？而内在地具有全面需要的灵肉一体、群己相关的人，本然地祈向生命的圆满，他不可能长久地容忍生命的残缺。所以当人生发生严重的倾斜和单面化时，才会通过两极对立的背反现象使人们自相反对、自我惩罚。人们可以不承认“历史辩证法”（虽然今天许多人不喜欢这个名词），但历史辩证法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辩证法却总要在人自己身上起作用。
人性的严重倾斜、严重的单面化，不仅缘自于人对“物”的贪婪的“占有”取向，还是与前述“自由”不同的另一“自由”观念推波助澜的结果。人性的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的自由的“无度”，“无度”是无尺度、无界限。“自由”意味着打破外在的限定，在这个意义上，外在的尺度和界限并不能从根本上强制它，但它本身却有尺度和界限，这不是所谓“上帝之内的和谐”，而是自立法度、自我规约，这就是在世之人的自身认同。何谓人的“自身”？它既是指灵肉一体群己相关的个体，同时又指所有这些个体共同营建的生活家园。如果说人是他的生活家园的人格形式，那么生活家园就是人的非人格形式。人认同自身、回到自身，就是使整个身心及其生活家园获得充实、丰富、完善。当代的问题恰恰在于自由被理解为任性的“为所欲为”即感官和欲望的随意放纵与渲泄，但放纵渲泄之后，剩下的却是空虚和无聊。靠物的占有也决不可能填满人的空虚和无聊。所以我们才说人迷失了自性。
针对过去认为人是一个给定的“实体”，现今人们强调人永远在变化之中而不可能最终完成，人怎样活动他就是怎样的人。这是人的一大觉悟，在现实性上也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作为人并不甘心于“走到哪儿就算哪儿”。人对自己总有一个合乎“人性”的基本要求。“人性”是可塑的，却不能无序地漫无边际地变化。人的对象性活动在总体上指向人性的圆满，圆满就是合乎人的生存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实现，所以圆满也是自由的真谛和归宿。
今天，笔者认为哲学的当务之急是把握自己，履行自己的天职，就是要作为“自由的学问”的哲学重思“自由”的本性，并藉以使人批判地反思自己的“自由”观念，对自由给出更合乎本义的理解，提升其活动的自觉性。使人的任何一次自我否定，都成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环节。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不在于他的生命的外化、物化，也不在于对生态平衡的打破，而在于他能否成功地扬弃这种外化、物化，能否重建新的生态平衡。老子曰：“根深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也。”（《老子·五十九章》）人的“长生久视”在于“根深固蒂”；人的“根”和“蒂”其实就是自己的生命，而要扎得深，培得固，就要全幅展开自己的生命，全方位地通达上下四方，古往今来，吸纳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反转来充实、丰富、完善自己的生命。俗云：人生在世，要顶天立地、瞻前顾后；司马迁的职志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们正可以移来作为上述观点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