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在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济探源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业发展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档案论文,经济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是引起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档案和档案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档案事业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和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根本之“源”——原动力或动因。
一、经济发展与档案工作业务的关系
实践已经证明，一定社会由于受经济发展需要匹配相应的条件环境的影响，对各类信息的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因而对档案事业发展的需求也因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档案事业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需求，伴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保证和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档案信息的客观需求。同时档案事业也从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中获得基本动力——需求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根本之“源”——原动力或根本动因。
新中国社会经济对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与档案信息内容的特征及档案业务的开展
建国伊始，我国当时的档案以现行机关文书档案和历史档案为主，档案工作也就主要体现为文书档案工作。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产生了大量科技档案，……因此，建立专门的科技档案工作便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①1959年大连全国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后，档案工作由文书档案领域向科学技术领域延伸。20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后，“三资企业”档案及档案工作也随之出现。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一些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成分相继出现，与此相对应地出现私营企业档案、公私合营企业档案、股份制企业档案、租赁企业档案等新类型、新成分的档案。档案工作业务也随之向这些领域拓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管统控的格局，将很多由国家所垄断的资源投向市场，使得档案的新门类新内容大为增加，如国土档案、房地产档案、旅游档案等等。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档案信息内容丰富的过程，也是档案工作业务发展的过程。
2.经济发展与档案馆的设置
当代中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设置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县级档案馆建设。至1959年6月的短暂时间里，全国建立了县级档案馆1200多个，到1960年初县级档案馆达1509个。经过40多年的发展，目前县级档案馆在我国已得到普遍建立。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经济生产部门和部门专业化生产活动产生的行业性和专业性文件，要求档案管理更加专门化、专业化，而综合性的档案馆已难以满足此类档案的管理要求。“在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搞好科技档案工作极为重要”，②专门档案馆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1984年，我国的专门档案馆为139个，到1988年增加到了305个。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长了一倍多。1992年发布的《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更全面推动和引导了专业档案馆建设。截至2004年，除国家综合档案馆以外，计有国家专门档案馆258个，企业档案馆300个，文化事业档案馆79个，科技事业档案馆99个，涵盖了外交、公安、城市建设、文学艺术等部门和行业。
3.经济发展与档案科研
在不同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档案部门所采用的物质和技术手段是各不相同的。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档案管理技术的进步。伴随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生产活动产生的各门各类档案的不断增加，档案信息录入的手段和技术条件、承载档案信息载体的不断丰富，逐步从以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为主发展到声像档案、照片档案、电子档案、实物档案等多门类、多种载体的档案。以此相适应，档案科研也得到了建立与发展。 1963年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研究所筹备处成立，这是当代中国档案科研机构设置的开端。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档案科研队伍逐渐壮大。目前全国已形成了档案科研机构11个，专职科研人员100人左右。
4.经济发展与档案学理论研究
建国以来“从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出，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及档案事业的发展为档案学研究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课题”③。经济发展的需求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推动是多维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新中国已有的档案事业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研究的内容。
5.经济发展与档案教育
新中国档案教育的创办，很大程度上源于服务经济建设的需要。从建国初至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适应着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发展，档案事业亦需要在旧中国所留下的薄弱基础上大力建设。档案工作的实际已显示了培养档案干部的必要性”，④195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成了当代中国档案教育之始，并由此而发展至目前的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至2006年已形成了由27所高校开办档案高等教育，6所中职学校开办档案职业教育，包括档案机构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在内的档案教育体系。近3年来，档案专业全日制各类毕业生年均2500人左右，年均近8500人次得到各类档案培训班的培训。
6.经济发展与档案宣传
我国档案宣传工作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前进的。在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里，档案期刊从原来的1951年创刊的《材料工作通讯》发展到目前以《档案学研究》等13家专业核心期刊为龙头，24家正式期刊及多个内部交流刊物构成的总量达60余种的期刊群；并且有了自己的档案专业报纸《中国档案报》；有了自己的档案出版社。1988年国家档案局设立宣传处，负责档案宣传工作的行政管理，档案宣传的领导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7.经济发展与档案外事
我国档案外事工作，“文革”前多限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工作全面对外开放，档案工作也开始面向世界。1980年国家档案局正式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全方位地参与国际档案事务。1996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成了当代中国档案外事工作的里程碑。此后，与国际档案界的交流合作快速发展。
显然，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对档案事业提出的客观需求，作为促进档案事业前进的重要动力，对档案事业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水平与档案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在一定时期内对档案事业的投入，固然受影响于需要，但也取决于可能。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1.档案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
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作为档案事业主体的各级各类档案馆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自1951年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成立，至1966年“文革”前，全国（未包括台湾省）当时已建制的省（市、自治区）除云南、西藏外皆建立了省级档案馆。而截至2006年初，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国家档案馆4012个，⑤档案馆馆网已形成，并以国家档案馆为依托建立的档案资料目录中心，正向全国档案目录信息中心完善。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体系业已形成。
我国现有的各级档案馆相当部分是“文革”前建立。基于经济和生产力水平的基础，那时的档案馆只能因陋就简地进行设置。到1989年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成就，档案馆的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广东省档案馆、上海市外滩新馆等一批功能完备的档案馆先后落成，标志着档案馆完成了由以保存档案为主，到通过综合技术手段全面管理档案的转变。
2.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档案事业发展的不平衡
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我国地区间档案事业发展的不平衡。这不平衡尤以东部11省市与西部12省市区档案事业发展差距最大。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04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95305.5亿元、人均19351元，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23132.0亿元、人均7728元。同年东、西部地区档案事业经费分别为32014万元、8894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6倍。截至2004年，东、西部地区国家综合档案馆库房建筑面积分别为696651m[2]、 528905m[2]，前者为后者的1.3倍；同期东、西部在建档案馆面积分别为209796m[2]、60152m[2]，前者是后者的3.5倍。在档案信息化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东、西部地区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也有较大的差别。2004年东、西部档案部门拥有的服务器分别为510个、80个，站点分别为5003个、1411个。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东、西部档案事业发展的差距不但体现为发展现时结果，亦体现为发展的明天。这是经济发展对档案事业发展规模与速度的决定作用的又一明证。
三、经济发展与档案意识
经济的发展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增进了人们对档案事业的意识，从而促进了中国档案事业发展。
1.经济发展与社会的档案意识的进步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国人对档案的认识多限于装着人事信息的牛皮纸袋，“政治利用”、“保密”的意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是档案界，档案意识也有很大的局限，认为“保存在档案室和档案馆里的档案……是国家机密的总汇”。⑥经济的发展促使了人们档案意识发生飞跃。正如著名的民营企业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认为：“企业档案既是企业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一种信息资源，也是市场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⑦越是经济发展的地区档案意识的变化越是明显。1995年南海市档案局在该市盐步镇的一个村办建档试点培训班，结果该镇所有村都要求自费派人参加，“建好村的经济档案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⑧同时，日益富裕的经济社会里，档案信息已成为部分人们的消费，他们从中寻到了精神食粮。2005年4月在广州市展出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珍品展》中，“观看这次展览的市民多如潮涌，盛况空前”，⑨让展览举办者始料不及。档案信息不但成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资源，也成了社会大众消费的组成部分。档案事业也成了普通百姓的事业。
2.经济环境对档案业内职员档案意识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档案工作者树立了“市场意识”，并在这种意识之下，对许多新的领域进行了尝试。一向只有奉献的档案工作者在市场经济中也将自己的劳动挤进了“市场”，一些地方办起了档案事务所，开展以有偿立卷为主要内容的全方位的档案服务，改变多年以来对所属地方档案立卷进行的名为指导实为包办的做法。这一切都使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推动。⑩
受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的影响，竞争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档案管理工作之中，继“七五”期间进行的企业档案管理升级停止后，许多地方在科技事业单位和国家综合档案馆中进行了以争创一流档案管理单位为主要特征的各种形式的考评定级，在档案业务工作、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和物质奖励上，各有关单位展开了竞争。可以说，竞争成了推动档案工作向前发展的杠杆。(11)
四、经济基础及其发展的需要与档案事业的宏观管理
当代中国档案事业领导机构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源于服务经济建设的需要，相应的档案事业体制及演变，则体现了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档案事业管理体制的决定作用。并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变化的历程，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管理的手段。
1.经济基础与档案工作目的
档案和档案工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档案事业的性质与目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档案事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不仅是档案的形成者、而且也是档案的利用者。这就决定了档案事业必须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加强对档案的管理和收集、整理工作，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是为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由当代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曾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949～1956年，是以公有制为统一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时期；1956年至1978年，是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前是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以计划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得以确立。但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当代中国档案事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档案事业，制约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目的是为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经济基础与档案工作体制
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的成立，使当代中国档案管理事业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领导迈开了第一步。1959年1月以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实现，更加强了执政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档案事业管理体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12)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我国档案工作体制作了新的调整，规定了地方各级档案馆归口各级档案局管理。1993年，根据相关通知，档案部门实行局馆合并，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履行两种职能，把我国的档案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3.经济的发展与档案事业管理手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档案事业的管理主要通过档案行政手段进行，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得到逐步确立，档案事业管理也进入了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阶段。199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加大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力度，同时还加大了对公民在档案事务方面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13)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档案事业管理法律手段实施的重要保障。同时，在档案事业管理机构的设置上，不少地方将“档案业务指导处”改为“档案业务督导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部门对人才管理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改变过去只管档案这个“物”，而不大管“人”的状况。当前已普遍实行的档案员上岗认证制度以及理论界已提出的在中国职业资格中设置档案职业岗的呼声，正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管理顺应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管理手段上由管“物”到既管“物”也管“人”的具体体现。
五、当代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经济对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决定意义，还体现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上对档案事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并充分利用经济发展中的有利因素，才能为档案事业的发展获得应有的空间与保证。
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的一些地方如甘肃省的永靖县、陕西省的大荔县等，曾尝试把机关档案工作的组织形式从单一的文书档案室和专门档案室向联合档案室的转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理论界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予以充分的关注，仿佛可以形成“燎原”之势。但此项工作最终沉寂下来。“主要原因恐怕是建立联合档案室的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还没有形成一种必须建立联合档案室的必要条件。”(14)目前，一些地方档案部门相继建立了类似机关档案管理中心的职能部门，如深圳市文件中心，北京市宣武区文档管理中心等。与建立联合档案室地区条件不同的是，这些地方都处于改革开发的前沿和经济社会相对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建立的基础相对牢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机关档案工作组织形式将会更扎实、更完善、更长久地发展下去。显然，经济因素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结合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充分利用好经济条件，争取档案事业的持久发展和全面进步。
注释：
①王传宇：《科技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②国务院《关于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国发[1980]246号文件。
③冯惠玲：《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与繁荣》，《中国档案》1999年第10期。
④吴宝康：《中国近现代档案史稿》，《兰台世界》1995年第6期。
⑤刘国能：《图书馆热档案馆冷 肯研究一手资料者少》，《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5日。
⑥档案工作编委会：《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的成立》，《档案工作》1955年第17期。
⑦邓小军：《浙江积极推进民营企业档案工作》，《中国档案》2004年第8期。
⑧李士智：《市场经济发展与档案事业进步》，《档案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⑨石大泱：《展览恢弘观者如潮》，《中国档案》2005年第7期。
⑩(11)傅华、方鸣：《回首“八五”（之二）——观念的更新》，《中国档案》1996年第2期。
(12)杨小红：《中国档案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13)《中固档案》评论员：《依法治档的又一重要举措》，《中国档案》1999年第7期。
(14)叶一：《文件中心、联合档案室在我国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国档案》200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