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学者之间的文学形式--南宋中后期游人阶层的诗歌创作_宋朝论文

文人与学者之间的文学形式--南宋中后期游人阶层的诗歌创作_宋朝论文

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文学形态——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士论文,士大夫论文,南宋论文,阶层论文,平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2-0099-06

      南宋中后期的游士,不仅仅是一些懂得“星命相卜”等道教文化技艺的下层士人,而且是掌握了更多知识与技能,并以多种方式参与且深入到当时政治、经济、法律、科举、军事、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民间文化阶层。①不仅如此,游士们还用诗文创作介入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且表达出其阶层特有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在有意无意之间建构出属于他们阶层的文学形态。

      游士阶层本是士人阶级的一部分,游士所受的科举教育与士大夫并无差异,但是因为他们后来的职业、身份、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官员特别是中上层官员完全不同,所以,即便是他们的诗词文都沿用士大夫文学的传统样式,他们也并不一定有自觉的文学创新意识,其创作却也以似乎无意求异的表达方式呈现出颇为有别于士大夫的审美形态。加上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曾以民间舆论力量代表身份而站在士大夫的对立面,也使得他们的文学一度有突破士大夫文学的新气象,只是这突破还不够彻底。

      游士接近于平民阶级的职业与身份,使他们无法摆脱市井百姓的习俗风气。他们的诗歌语言情调接近市井小民,不自觉地沾染着市井世俗气息,但是因为游士在主观意识上试图靠近士大夫而保持与普通市井百姓的距离,有意识追求脱俗清雅,所以,其诗歌还是临近却有别于市井文学。

      一、不被完全认同的游士横议朝政

      当游士在南宋中后期为形势所迫、不自觉形成一个社会阶层时,游士们并没有十分明确的阶层意识,他们无法为自身所属的新阶层定位,只是按照传统士阶层定位而积极向高一层的士大夫靠拢。由于忧时议政是士阶层区别于一般庶民百姓的最大特征,因此被游士视作理所当然、且最能接近士大夫的一种最直截了当的做法。林尚仁《送杨巨川游边》云:“天下岂无山可买,男儿当与国分忧。……莫道读书无用处,读书方有用兵谋”,就是游士自以为“士”而理直气壮地议政从军的基本出发点。

      在对待朝廷大事上,游士多数能够与普通士大夫保近似一致的观点。特别是从光宗绍熙内禅到宁宗时期的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再到理宗宝庆废立之际,朝廷军国大事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轰动,游士积极参与了士大夫们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参政议政热潮,游士的声名在此起彼伏的浪潮中高涨,阶层势力也因而凸显。

      相对于士大夫而言,游士以其较为自由的社会身份,敢于对朝廷大事发表更加激烈的具有冲击性的言论。如刘过(1154-1206)在光宗绍熙年间过宫风波中所写的诗文,就以其大声疾呼而不同凡响。周密《齐东野语》卷三云:

      当是时,诸公引裾恸哭,朝士日相聚于道宫佛寺集议,百司皂隶造谤讹传,学舍草茅争相伏阙。刘过改之一书,至有“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之语,且有诗云“从教血染长安市,一枕清风卧钓矶”。扰扰纷纷,无所不至。②

      在这场朝野群体议论皇帝孝行的高潮中,刘过诗文因能代表众议且显得危言耸听而收到了振聋发聩之效。这可能是游士阶层最早引起全社会关注的议政诗文。

      庆元党禁时,有人题诗于临安三元楼:“左手旋乾右转坤,诸公相顾尚流言。狼胡跋疐伤姬旦,渔父沉沦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如今几世孙。”此诗明显讽刺挖苦韩侂胄专权跋扈,尤其是结语,刺及韩之先祖,其语调颇似刘过、刘仙伦一类横议时事的游士。③庆元党禁引起士阶层的普遍反感,但因为职位身份限制,其诗文不敢如此直截了当、直白痛快。这种诗风当是游士所为,至少是有人模仿游士而作,当时却被嫁祸于尚在太学游学的敖陶孙(1154-1227)。实际上,敖陶孙虽然此前公开写诗同情赵汝愚和朱熹,但是从刘克庄《臞庵敖先生墓志铭》所云“朱文公在经筵,以耆艾难立讲,除外祠,先生送篇有曰‘当年灵寿杖,止合扶孔光’;赵丞相谪死,先生为《甲寅行》以哀之,语不涉及权臣也”看,敖陶孙的诗风接近收敛隐忍的士大夫,而与这种张扬直露的游士诗风差异很大。

      宝庆三年(1227)的江湖诗祸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游士以诗歌创作讥讽时事人物的风气,在宁宗末理宗初已经达到了极盛状态。在此之前,诗祸多数由士大夫引起,如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等。而这次的江湖诗祸,反映出游士诗歌及其舆论力量所达到的程度——连朝廷都引起震惊惧怕。据各种文献记载,被牵连进江湖诗祸的诗人④当时基本属于游士阶层,其中曾极(1167-?)比其他人的议政态度更为激烈,其《金陵百咏》虽是地域性咏史怀古组诗,但借古讽今的意味十分明显。“今观其诗,如《天门山》云:‘高屋建瓴无计取,二梁刚把当殽函。’《新亭》云:‘江右于今成乐土,新亭垂泪亦无人。’大抵皆以南渡君臣画江自守,无志中原而作,其寓意颇为深远。”而曾极还有针对性更为明确的咏史诗,“《豫章人物志》载,极游金陵,题行宫龙屏,忤时相史弥远,以是获谴。是编有《古龙屏风》一首云:‘乘云游雾过江东,绘事当年笑叶公。可恨横空千丈势,翦裁今人小屏风。’与《人物志》所纪相合。盖其愤激之词,虽不无过于径直,而淋漓感慨,与刘过《龙洲集》中诗句气格往往相同,固不徒以模山范水为工者也。”[1]曾极与刘过、无名氏一样对朝廷人事激愤慷慨,是愤世嫉俗型游士的代表人物。

      在面对权贵权臣时,士大夫常常会和游士站在较为一致的立场上,尤其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士大夫会出于士人社会道德共享标准而同情处于弱势地位的游士,如:

      陈邦光以金陵降敌,游士或题其先垄云:“牙郎一去杳无踪,惟有青青夹径松。若使人能全此操,松应合受大夫封。”其家执而讼于郡,某守饷士人酒,遣去。“牙郎”,用唐人卖国语。[2]

      霅中有游士,春时误入赵孟(立义)之园者,为其家干仆所辱,讼之于官。郡守赵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启为谢云:“杜陵之厦千万间,意谓大庇寒于天下;齐王之囿四十里,不知乃为穽于国中。”[3]

      在对待武将卖国、宗室霸道问题上,“郡守”级士大夫就能站在士人道义立场上支持游士的行为。

      同样,游士在对待朝廷人事上,看法多数与士大夫主流观点一致,因此,会得到一些主流社会的认同,甚至可以作为主流社会舆论的前锋。但是,因为游士在诗歌表达上往往比士大夫激烈质直,超出怨而不怒的诗教标准,又会引起主流社会的反感。朱熹《答曾景建》云:“所示佳篇,句法高简,亦非世俗所及,然愤世太过,恐非逊言之道,千万谨之,尤所愿望。”“愤世太过”是士大夫阶层特别是理学家们难以认同的游士习气。后来士大夫对游士此类议政诗歌的批判更加升级。

      刘过张扬的个性在当时受到一些士大夫如辛弃疾、陆游的赏识,而另一些士大夫则不太能接受刘过的过激言行,如杨万里、范成大,他们对刘过的干谒诗歌不予理睬,后世人更认为刘过的言行是卖直钓名、过于豪纵,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龙洲集》提要云:“请光宗过宫,颇得抗直声,然其时在廷诸臣已交章论奏,非廊庙不言待于草野言之者,何必屋上架屋,为此哓哓,特巧于博名耳。又屡陈恢复大计,谓中原可不战而取,更不过附合时局,大言以幸功名。北伐之役,后竟何如耶?……其诗文亦多粗豪亢厉,不甚协于雅音。特以跌宕纵横,才气坌溢,要非龌龊者所及,故今犹传焉。”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认为,刘过作为“草野”之士,没有必要在“廊庙”之士已经“交章论奏”之后还要议论朝政,这无疑代表了许多士大夫的观点,因为统治者并不需要统治管理阶层以外的议政声音,游士作为“草野”之士没有议政的职责与义务,他们的议政属于越俎代庖,而这也恰好说明,在南宋相对开放的政治背景下,游士作为民间舆论力量具有特殊的时代特征。此外,游士议政的“粗豪亢厉”,无疑是有别于士大夫“雅音”的一个特点,也是士大夫难以完全接受的一种俗音。士大夫观念中的俗音,其实是将游士诗歌向俗文学推进了一步。

      二、遮蔽自身世情俗态的“伪”风雅

      姜夔是早期游士中最为风雅脱俗的典型,他的大多数诗歌都清空淡雅,类似其词,特别是其《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杨万里称“所寄十诗,有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可以视作游士风雅的最高标准。的确,这类诗歌无论是从描摹对象还是情调风韵上看,都超凡脱俗,清新雅致,十分符合士大夫的审美理想,所以,深受当时士大夫的赏爱。后来的许多游士效仿姜夔以及大多数士大夫、处士创作,专门写远离俗世生活的山川风月、草木花鸟,而较少描述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世情俗态,因而其诗歌塑造出的游士几乎完全是高蹈出世、远离世俗的形象,与当时士大夫如刘宰、孙应时、方回等人的文献记载大相径庭。在许多奏、疏、章、表与笔记诗话中,游士的生活不但不风雅,而且庸俗不堪,他们干谒权贵,汲汲于名利,以一己之私臧否人物,诋訾世事,但在游士的诗歌里却是这样的:

      高翥《晚春即事》:“轻烟终日锁楼台,细雨丝丝半湿苔。杜宇一声青嶂外,溪流时送落花来。”[4]

      高翥《冬日即事》:“江上凝冰敛水痕,门前残雪缀溪云。杖藜独立梅梢月,成就清寒到十分。”[5]

      林尚仁《闲里》:“闲里身心得自如,春风茅屋燕同居。松花满地溪云滑,一榻晴窗卧看书。”[6]

      林尚仁《雪中呈社友》:“风雨潇潇搅雪飞,一寒如此只贪诗。酒瓢倾尽囊金少,恐被梅花笑不知。”[7]

      这类优游岁月的诗歌在游士们的诗集里随处可见。

      临安西湖是游士的聚集地,高翥《忆西湖》云:“西湖春二月,结客少年游。骏马黄金勒,长身紫绮裘。爱花论担买,嗜酒满船浮。”年少的裘马轻狂外,是一如士大夫般的花酒风流。当然,西湖是游览之地,士庶都可以在此狂放潇洒,游士的这种生活也不算是例外,这姑且不论。而游士们即便客居于临安其他地方,其诗歌所表达的也常常与乡间闲居无异,如:

      高翥《小楼雨中》:“长安市上僦楼居,闲里身心尽自如。十日雨声春对酒,一窗灯影夜观书。茶经未展愁先醒,药录才看病已除。所欠短檐晴影好,折桐花月共扶疏。”[8]

      高翥《春霁》:“积雨才收云尽归,长安一色碧琉璃。日移帘影临书案,风飐瓶花落砚池。巢燕学飞犹恋母,笼鸡得食旋呼儿。眼看景物关情甚,喜为新晴赋此诗。”[9]

      对酒读书,阅读的是脱俗的茶经药录,观看的书斋内外淡雅的景致,细致品味闲散安逸的生活,真是风雅之至。从中几乎看不出游士们的城市生活与其乡村生活有什么不同,也很难辨别游士与士大夫的兴趣行为有什么差异。

      陈起(?-1255),是难得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临安书商,但他居住在临安闹市而诗歌毫无闹市情境,身为书商而其诗歌却无丝毫商人气息,其《泛湖纪所遇》四绝云:

      六桥莺花春色浓,十年情绪药裹中。笔床茶灶尘土积,为君拂拭临东风。

      可笑衰翁不自忖,少年场中分险韵。画舸轻移柳线迎,侈此清游逢道韫。

      铢衣飘飘凌绿波,翡翠压领描新荷。雍容肯就文字饮,乌丝细染还轻哦。

      一杯绝类阳关酒,流水高山意何厚。曲未终兮袂已扬,一目归鸦噪栖柳。[10]

      他在临安过的是士大夫文人般以药茶诗酒为主的生活,偶遇艺妓,也是哦诗弹琴,清雅脱俗,不涉一点红尘。闹市人境的喧嚣也会引起诗人的一点兴趣,其《买花》云:“今早神清觉步轻,杖藜聊复到前庭。市声亦有关情处,买得秋花插小瓶。”这位书商已经完全士大夫文人化了,根本没有商人特征,更没有游士习气。陈起的文学审美趣味自然影响到他的编辑出版标准,因而江湖诗集中收录的多是游士们颇为风雅的闲吟。

      游士们过多的风雅却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在谈及胡仲弓《苇航漫游稿》时云:“南宋末年,诗格日下,四灵一派摅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气。故仲弓是编及其兄仲参所著《竹庄小集》,均不出山林枯槁之调。如七言律中《旱湖》一首,当凶祲流离之时,绝无恻隐,乃云‘但使孤山梅不死,其余风物弗关情’,尤宋季游士矫语高蹈之陋习。”让四库馆臣斥之为“绝无恻隐”之心的《旱湖》,写的正是大旱之年的西湖:“……草深盍放牛羊牧,水涸难寻鸥鹭盟。但得孤山梅不死,其他风物弗关情。”的确是不知人间苦难的冷血伪风雅。游士们的风雅虽不全如胡仲弓这样极致,但也常常千篇一律地风雅到令人产生审美疲劳,至于饱胀厌恶。

      胡仲弓能写出如此的诗句,应该是他一直抱有“诗人无俗事”[11]的观念造成的。其实,不少游士都秉持诗歌风雅的传统,有着近似于胡仲弓的创作观念,认为诗人只能关心雅事,而世间俗事不能入笔底一毫,这种观念无疑是导致游士诗歌风雅至上的原因。而当诗歌只在选材内容上一味风雅,不食人间烟火,不沾世俗之气,甚至到了仁慈都被抹杀人性被异化的程度,就成为伪风雅,不仅士大夫没法接受,连一般民众都难以忍受了。

      游士诗歌的伪风雅,是游士刻意遵循士大夫审美传统而又矫枉过正的结果。诗歌一直有求雅的传统,苏轼、江西诗派诗人曾为遏制俗化而刻意求雅,但他们强调的是以精神不俗来化俗为雅,而游士却只是在题材内容上求不俗,刻意剔除世情俗态,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造成伪风雅,其实质就是大俗。求雅得俗也是游士诗歌走向俗文学的不可药救的一步。

      三、近而不似俗文学的游士诗歌

      游士诗歌本来努力向士大夫文学靠近,刻意风雅,却被当时及后世士大夫诟病,统称之为俗,如方回即云:“然其(戴复古)诗苦于轻俗,高处颇亦清健,不至如高九万之纯乎俗。”戴复古与高翥之“俗”的程度有轻重深浅,但均属于“俗”的范畴。在南宋中后期的诗歌俗化大潮中,游士诗歌无疑代表了俗化的最深程度。

      然而,游士无疑是士人阶级中最接近庶民百姓的阶层。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平民中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个群体,与平民属于身份相同的社会层面,其精神气质、思想观念自然与平民有天然相通之处,因此,尽管他们极力向士大夫靠近,但是,他们的诗歌无论是从情调情境上还是意境语调上看,却总是更接近平民百姓。这正是他们的诗歌总被士大夫阶层以及诗评界视作“俗”的根本原因。

      黄庭坚、陈师道都曾写过一个陈留市的“刀镊工”,他们将其称之为“陈留市隐”,从这个市井小民身上发现了其超凡脱俗、接近士大夫文人的清高品质。能将市井小民士大夫文人化,是因为这些士大夫文人拥有自身的阶层精神素质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市井小民,当市井小民能做到“市井怀珠玉,……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时时能举酒,弹镊送飞鸿”[12]时,才算达到了士大夫文人的脱俗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普通市井小民很难达到,就连游士也不可企及。

      游士写市井小民或农夫村妇,往往是对其生活进行比较客观具体的描述,不会像士大夫那样将其文人化,如高翥《船户》云:“尽将家具载轻舟,来往长江春复秋。三世儿孙居舵尾,四方知识会沙头。老翁晓起占风信,少妇浓妆照水流。自笑此生飘泊甚,爱渠生理付浮悠。”除了谈到船户生活比自己的漂泊还要安稳外,全诗所描述的都是一个普通船户如何浮家泛宅的生活。高翥其他诗歌如《行淮》云:“老翁八十鬓如丝,手缚黄芦作短篱。劝客莫嗔无凳坐,去年今日是流移”,描写的是生活在宋金边境上的农民,后二句更是以老翁的口吻道出边境百姓漂泊不定的穷苦辛酸,动作语言的场面感很强。

      其他游士如宋伯仁《村学究》云:“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描画私塾先生寒酸却潇洒的生活。万俟绍之《婢态》云:“才入园中便折花,厨头坐话是生涯。不时掐数周年限,每事夸称旧主家。迁怒故将瓯碗掷,效颦刚借粉脂搽。隔屏窃听宾朋语,汲汲讹传又妄加。”每句话都记录一个婢女的动作,将其情态活现。

      游士们用诗歌客观记录普通百姓的言语行为,真实再现了庶民百姓平凡世俗的形象。将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集中在一起,无疑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戏剧意味,这似乎是受到话本杂剧南戏描绘人物的方式影响,至少方式比较接近。

      姜夔是游士中最为风雅的典型,但是其诗歌却有十分通俗之处,如《送李万顷》有“猛相思里得君来,正喜欢时却便回”,完全是俗文学中的语言,《和陆放翁》“老子坐闲寻好句,故人门外寄诗来”,差不多与高翥《归寓舍》“娇儿对面两痴绝,老子关情一欠伸”一样“纯乎俗”。其他如刘过《赠术士》:“一性圆明俱是佛,四方落魄总成仙。逢人只可少说话,卖术不须多觅钱。退一步行安乐法,道三个好喜欢缘。老夫亦欲挑包去,若要相寻在酒边。”宋伯仁《学馆闲题》:“据见定时俱是足,苦思量处便成痴。请君打退闲烦恼,啜粥烹茶细和诗。”其用词以及语气情调,与话本杂剧南戏等俗文学已经没有差异,可以说这些诗歌已经完全俗文学化了。尽管这只是游士诗歌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足以看出其俗化的深度。

      即便已经俗化到这种程度,游士的诗歌在当时会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和欣赏?不少游士依靠卖诗为生,但买诗的读者会是哪些人呢?有多少人愿意欣赏和消费游士的诗歌呢?士大夫嫌其俗,市民嫌其雅,游士诗歌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况。话本、杂剧、南戏等俗文学在南宋中后期日益兴盛,吸引了更多庶民百姓的注意力,而作为传统文体的诗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士大夫已经无法维持其高雅地位,游士就更难维护其风雅传统。俗文学冲击着诗歌,一些游士已经变为书会才人,去创作更受市民欢迎的俗文学了。游士诗人遭遇了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创作出南宋文化转型与文学转型时期的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一个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已经达到临界点的标本。

      ①相关论述详见笔者即将发表的论文《论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崛起》。

      ②《齐东野语》所引诗句见刘过《龙洲集》卷五《送刘允叔还浙东》:“树倒群公尚不飞,先生于此独知机。杀身无益事成败,闭口不言心是非。吴渚莼鲈张翰去,鉴湖风月贺章归。从教血染长安市,一舸清风眠钓矶。”而所引“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二语,《龙洲集》中未见,或已遗。

      ③但刘过支持韩侂胄北伐,所以当非刘写。宁宗庆元党禁(1195-1201)时期,朱熹、赵汝愚等五十九人被列入伪学逆党籍,敖陶孙庆元元年写诗为朱熹送行,庆元二年又为《甲寅行》哀悼贬谪而死的赵汝愚。敖陶孙四十五岁方中进士,及第前为游学生、太学生,及第后官职不高,一生颇类游士。刘克庄《臞庵敖先生墓志铭》云“或为律诗,托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风旨,急逮捕,先生微服变姓名去。当是时也,先生少壮,忠愤号鸣于都邑众大之区,几不免矣,卒幸免。”

      ④江湖诗祸研究论文颇多,此处不一一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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