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中小学也应吸纳社会资源——北京市部分中学校长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中小学论文,也应论文,中学校长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贯彻十五大精神，深化普通公立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研讨会”上，与会的北京市部分中学校长一致认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是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当前，应当着力建立普通公立学校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机制，大胆探索“穷国办好教育”的新途径。
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
近年来，曾经轰动“朝野”的“择校热”和现在仍持续高温的“家教热”，既显示了群众对高质量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也表现出了普通公立学校在教育质量上的明显不足。然而，经费短缺像“瓶颈”一样制约着广大普通公立学校的发展。
现在，普通公立学校在教育经费上存在着以下问题：
国家包不下来。虽然国家已经明文规定，对教育的财政拨款要在本世纪末达到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实际上财政拨款所占GNP 的比例（从1991～1995年依次为2.85%、2.73%、2.52%、2.62%、2.45%）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很难达到4%。其实，即使财政拨款达到了4%，我国对教育的投资水平也仍居世界的下游，还是很难满足我国教育（特别是普教）事业的发展需要的。
学校难以自筹。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我国普通公立学校开始创收，自筹经费。一是开办校办企业，一是出租校产，一是向社会集资。现在，自筹经费已经占到北京市城区普通公立学校总支出的30%～50%。近年来，北京地区绝大多数学校的校办企业发展不景气，出租校产收入有限，社会集资又不能经常筹到……这些学校的日子很不好过。
开支居高不下。普通公立学校是一个小社会，学校要负责教职工的生老病死，特别是现在还要解决两个新问题——医疗费负担日益加重，教师工资只能升不能降。居高不下的开支，使得学校不堪重负。
资源进不了校门。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蕴藏的教育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裕。全国城乡储蓄的年末余额（1994～1996 年依次为：21518.8亿元、29662.3亿元、38521亿元）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出现了向教育消费倾斜的新趋向。有不少父母为孩子就学办理存款、保险，情愿出高价“择校”等等，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教育投资意识”。面对如此丰富的社会教育资源，普通公立学校校长却“端着金饭碗讨饭”。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创建普通公立学校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机制。
需要什么样的有效机制
应当以学校为主体。现有的社会集资办法，是主动权在“出资”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慈善性质，不属于以普通公立学校为主体的机制。然而，只有将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制度与就读者的就读直接挂钩，才能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世界各国大都有这类制度，并根据本国的特点在实施时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如教育证券制、教育储备金制等）。所以，我们也可以结合中国的国情采取相应的对策。
应当有利于实施教育平等的原则。在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时难以解决分配不均问题的现阶段，必须变平均主义的教育收费制度为区别对待的教育保障制度。因为，平均主义的收费制度，对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并无必要，对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近年来出现的希望工程和“宏志班”，正说明了平均主义的收费制度是起不到教育保障的作用的。实际上，看教育平等与否，不是看我们收费的绝对值是否均等，而是应当看所有的儿童能否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平均主义的收费制度，是以现象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应当实行分类收费制度，在增加政府教育拨款和有效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原有的助学金制度，以保证贫寒子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应当有利于办更多的好学校。普通公立学校中有一批很有起色的非重点校，这些学校一般有较得力的领导，有一定的社会声誉，正处于学校发展的关键期。在政府的教育投入一时难以对其有所倾斜的情况下，如果能将这类学校改制为国有民办校，使之既能及时得到经费补充，又能同时拥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两种优势，那么就可以较快地增加基础教育中好学校的数量。
应当有利于盘活教育资源。重点校是基础教育领域的“龙头”，曾经对提高我国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甚至还引起了美国教育同行的关注，认为这是值得学习的好经验）。重点校的高质量教育，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合理地运用它的“无形资产”，可以盘活有限的教育资源。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扶助薄弱校的政策，对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基础教育的全面发展仅靠加大政府投入是显然不够的，还应发挥教育资源重组的作用。
我国基础教育必须要迅速转向“内涵发展”的轨道，必须满足社会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而不应继续“铺摊子”。近几年，正是我国调整基础教育结构、优化学校规模和布局的良好时机（从现在起到2010年，北京市基础教育的生源将逐年减少，城区减少的幅度可达60%）。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应当通盘考虑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特别是重点校和薄弱校）的布局和发展，而不能顾此失彼。在深化普通公立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实行教育资源重组的时候，只有充分发挥公私体制的互补作用，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基础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现在，群众在实践中已经创立了以重点中学为依托、以薄弱校改制为条件的公私混合体制，这似可作为一种资源重组的选择。
怎样才能建立有效机制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广大教育工作者从“穷国办大教育”和“大国办穷教育”的国情出发，创造了许多有利于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办学体制（诸如国有民办制、公私融通的一校两制、学校产业集团等）。实践证明，我国的普通公立学校所创造出来的多种办学形式，已绝不是“国办”和“民办”这两类所能概括的了。实践还证明，只要我们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力总结我国普通公立学校拓宽经费来源渠道的实践经验，就一定能够建立起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机制。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无视新情况，缺乏研究新问题的胆识，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思维方式来判断某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而且不能从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订不同的政策，却习惯于从现有的政策出发来判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具有“一刀切”的简单化倾向……所有这些，不仅不利于发挥群众的创造性，而且还挫伤了群众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积极性。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就办学体制而言，国外大多为多元化。有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的比重都大于我国，且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机制也比我国完善。就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而言，要想增加私立学校的比重，可以有两种选择，即创办私立学校和将部分普通公立学校转制。在这方面，国外（特别是那些与我国文化背景比较接近且后来居上的国家）的先进办学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有四种办学体制：自主学校、自治学校、政府学校和私立学校（为数极少，也称为政府辅助学校）。这些学校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共同依据是该国的“教育储备金”制度（即公民从结婚之日起就为子女缴纳储备金，由国家统一管理，待其子女上学时，由银行将储备金拨到就读的学校）。此外，国家根据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来认定这些学校的办学体制。例如，办学质量高的学校，可以被认定为“自主学校”，可以实施官民合办，并享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实施政府“深广教育计划”的高质量学校，可以被命名为“自治学校”，并享有高于一般普通中学10%的政府拨款；办学质量差的学校，就可以被淘汰（新加坡在1996年关闭了两所中学和六所小学）。新加坡在吸纳社会教育资源和对学校“按质拨款”的经验似告诫我们，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和筹措上，应当打破常规，且具有较强的激励性。
世界义务教育发展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义务教育并不等于免费教育。免费是保障义务教育实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其本质特征。经济发达国家实施义务教育不仅免费，而且还为学生提供书籍、饮食或交通工具等。但是，在它们经济尚不发达的历史时期，有的还采取过“义务分担”的政策（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曾要求有产业的公民提供办学经费）。总之，世界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体制并非仅是一种模式，而是各个国家按各自的国力量力而为的。
应当说，国外的上述先进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的。
普通公立学校既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又是基础教育的“大头”。在我国的现阶段，国家要发挥教育的“保障作用，就必须着力考虑普通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改革，就必须创建普通公立学校吸纳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