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话语讨论
有关“现代性”的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阐释话语。由于在文学研究中弘扬了“现代性”这一概念，仿佛使“现代文学”也充满了宿命般的价值和使命。即便是说到“现代”作为一种时间范畴，因为有了“现代性”，那它也不再会像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所理解的那样，“现代”只是一个相对于“前代”的宽容的客观时间，而是一种表征着“世界化”的时空体系，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①。在此之上，获得了“现代性”内涵或“性质”的文学，才可以被定义为“现代文学”。毫无疑问，“现代性”的本质建基于进化论的逻辑之上，但“现代性”似乎比进化论有着更深刻更启人的意旨，它可以超越进化论的“新”，而直指更具有内在价值的“进步”，或者说，它乃是在进步论的“发展”逻辑中被演绎出来的。于是我们弃用“新文学”，而改用“现代文学”，其微妙的历史语境转换其来有自，只不过今天才让我们想象出其间所存的道理。其实，在中国90年代“现代性”这一更为明晰更为有力更为富有价值含义的概念兴起之前，文学研究中追问“现代”、“现代化”的思路和兴趣早已开始。1981年，严家炎就在论文《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②中提出了“现代化”的标准；1982年，徐迟发表了著名的引起重大争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③一文；而更早，再向上越过三十多年，袁可嘉先生在1947年就发表了《新诗现代化》④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的诗学理念和标准。只不过我们今天又弃用“现代化”，而改用“现代性”，其微妙的历史语境转换也同样其来有自。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发现“现代性比之现代化，更适用于解释精神领域的现象。现代化多指形而下的，如工业、农业现代化，现代性指的是形而上的，即现代社会在精神上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因此现代性应该类似于“现代精神”的另一种可以接受的说法，用以“规范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⑤
就目前研究中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互相展开的情况，有三个倾向应该指出来并进行必要的讨论。
一是“现代性”话语体现了“宏大叙事”的偏好，从而一种无所不包、普遍主义的、抽象的“现代性”理念广泛弥散，传统理论的抽象人性概念的所有魅力和蹩脚之处，似乎也都在抽象现代性倾向上得以复活，从而使面向人的“人性”学问呈现的所有深邃与空洞又一次在面向社会的“现代性”学问中旧路重逢，人类认识的状况似乎又可以从喜剧意味上付之一笑。
固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现代性就其本性而言从来都是宏大叙事性质的，是带有普遍主义逻辑的全球化实践，它不是哪个国家和地域性的活动，乃是如布莱克所说的“一场人类伟大的革命性转变”。它涉及全人类、全球性的进化进程，甚至从人类历史上看，这种大的革命性转变只有两次，“第一次革命性转变是在约一百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人类”。在布莱克眼里，现代性的“革命”乃是可以与“人类诞生”相提并论的巨大世变，⑥因此如何估价其普世性意义都不为过。然而在这里承认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并不能导致我们给予“抽象”现代性理论以过高的估价，因为我们足下遭遇的现代性往往都是现实性的、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的，因此有识之士已经告诫我们：“人们不应只谈论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化方式或模式，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概念——它内在地是普遍主义的，并预设独立于时间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标准。”而“如果现代性确定是创造性的，那它只能是多元的、局部的和非模仿性的。”⑦是的，正如生物界的生命多样性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世界现代性的本性之一，也一定是创新性的、多样性的和丰富性的，现代性话语只有深深根植于对这种多样性本质的理解与探求基础上，才得以具备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是“现代性”话语往往体现出精神性偏好，诚如前面所提到的有关现代性的界定，它之所以与“现代化”概念有所语义区隔，乃在于其概念后缀的“性”的限定，从此具有了向“性质”、“本性”等观念义涵靠近的趋向。而且就研究中的实际情况而言，当现代性话语的“宏大叙事”偏好与“精神性”偏好结盟，就形成了用精神或观念的宏大框架来处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历史的情形，这在研究实践中，就是自“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和“重写文学史”等观念提出以来所形成的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体化新文学史述，其观念的核心即以五四新文学观或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即“人的文学”的文学观来涵盖和阐释百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这种经过历史总体化的文学史观，将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进行有选择的扩张，用“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的灵魂”和追求人性的自由与解放等主题来统摄现代文学历史文脉，“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⑧，一部现代性文学史的“思想史”化也就不可避免了⑨。从现代性的多样性的角度，王德威提出了被压抑的“晚清现代性”问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⑩是对那种宏大而统一的精神现代性提出的疑问。而按照这种五四新文学观统摄的文学史述，如果对象不符合这种启蒙性的人的文学观念，比如对“十七年文学”，则提出一种“潜在写作”(11)概念来挖掘其时文学的“真实”，“潜在写作”从而成为这种文学史述所要张扬的“显在写作”，而其时盛行的主流文学则在这种宏大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下反而成为一种要压抑下去的“潜在写作”，对此，旷新年等人明白无误地指出这乃是在制造一种新的文学史“空白论”，(12)其“洞见”之下的“盲视”，正好让旷新年们得以有机会指认所谓“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巨大分裂。对此，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那部经由夏志清鼓吹而被现代文学研究界“重新发现”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因其描写了现代人类的精神“困境”而备受推崇，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部小说也许不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的歌颂，更不仅仅是一部人性之书，而恰恰是突显了五四新知识分子的失败的精神乱相的批判之书，它批判了“国民性”，但它更主要的是与那个时代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贵族式精神化偏向的革命批判语境相连接，互为阐释、互为参照的。我们的缺失在于，没有在《围城》与40年代的革命性时代变迁语境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而将现代性的精神话语凝固化，将社会性问题缩简为人性化、主体化问题，忘记了布莱克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研究现代化、现代性的要义：“当社会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人类本性及其关系的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但处理这些问题的环境已经不同了”(13)。也许我们还不应忘记中国文学中较早地鼓吹和实践现代派主张的诗人徐迟在他那篇预言性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中所说的话：“现在，谈现代化建设的文章也是一样，大谈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意义，很少谈甚至完全不谈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内容，一句话，政治太盛，经济唯物主义不发达。”他还说：“物质文明将推动精神文明前进。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的物质建设正在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也必然会为新世界创造它的精神条件。”(14)借用徐迟先生的言说与思考方式，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现代性话语，是精神太盛，而经济唯物主义不发达；我们只看到了或信奉五四某方面的精神资源，而没有看到现实新世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因而一个丰富而真切的在现实世界的运动发展中不断变迁成长的现代性终不可得。而在此我们应提及的是，徐迟先生的这篇引起重大争议的文章，其历史价值与思想价值甚为重要，却很少被后来的现代性话语所提及，恐怕个中原因，是由于他直截了当地将“现代化”这种世俗性或经济建设意味较为浓重的概念与“现代派”（现代性）这种精神概念联系起来，而这在流行的推重精神性的抽象现代性的话语看来，则有着“庸俗唯物论”之嫌。
三是现代性话语的中国本土性缺失。现代性话语自西方而兴起，却注定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变迁，全球化的局面不能说是其野心勃勃的图划，反而正是其合乎人类联合的整体化的带有必然性的大同目标，东海西海，此理尚同。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中心主义和西化都不过是一种历史偶然性让欧洲先发优势且自鸣得意的插曲，正是这种现实的历史偶然性插曲，正是全球化的现代性必然趋势，以及不同区域不同人群族群的现代性挑战与适应的历史实践过程，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创新性和多元格局。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如果“西方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某种不可选择的宿命般的前生今世，且带有某种强迫性介入的令人难以接受的耻辱记忆和残酷过程，打上了深深的原罪与反抗的烙印，那么，这种“西方化”也的确使偶然性变成了近代以来全球历史的必然性现实过程，“西方化”无论如何都注定是现代性的重要过程，而且无论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拿来”，命运都注定如此。而与此同时，历史的真实与丰赡的另一面所显示的却是，“本土化”同样是现代性的由一种仿佛由偶然性的开端而导致的必然性进程，它的必然性表现在你尽管站在地方脚下，也必须理解现代性的内在本质合乎人类本性的深刻内涵，以及谋求人类联合与福祉的合理性及理想性。在这个意义上，本土性就是现代性的地方现实性。问题的焦点或许不在于谁是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真传，而在于我们以何种本土化的面貌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误读”，在于中西视野融合中的现代性取向的时空有效性，在于对公平与效率间的最优抉择和实现。布莱克在谈到世界现代化的诸种模式时，不无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现代化“与其它大多数社会形成对照，它们现代化本质上是主动的，并具有领土与人口的重要承续”(15)。这个结论似乎令时论中的“被动论”观点感到吃惊，在我看来却有着符合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传承实际的客观性。如此看来，对中国的现代性话语进行“西化”的指责多少有些过分夸张，而从一开始，中国对现代性话语的接受就从来不是“被动性”的接受，进而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从来也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话语。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话语的中国本土性缺失，没有指责它不是中国本土性话语而是舶来品的意思，而是说，在用现代性视角看取中国的现代问题时，其如何翻译西方现代性话语并非主要方面，见仁见智都在情理之中，“误读”也是不能免除的命运，而关键在于，当我们应对现实问题时，它对中国本土性的理解存在着缺失。
文学评论与研究界用五四新文学观一体化地解释百年以来的文学历史与现实，启蒙主义成为现代性的唯一正确性质，原因盖由于对中国本土性状况的思考与叙述存在缺失性“盲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的这种状况，受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说影响最大。李泽厚早在1986年就发表了论纲性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为其后的新时期“新启蒙主义”及文学领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重写文学史观”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其要义在于，他把“启蒙”看做现代性的极为重要的实现形式，而将“救亡”及“救亡”的扩大化命名“革命”都看做“启蒙”之外的东西，具有某种非现代性的意味，是一种由现代时事（危亡局势）所被迫采取的粗暴的意料外的行动，它深深压抑了“启蒙”，甚至“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16)。它的最近的激进形式和表现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激进“革命”导致封建主义的“全面复活”和“大泛滥”。而“新时期”则是启蒙主义的复归，五四的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新文学的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被重新确定为时代精神的方向，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精神诉求，从此开辟了新的前景，建构了一种新时期“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未来学。
新时期以来的启蒙主义现代性论述有其真实的历史动机和语境，问题在于它的绝对论式的排他性，否定了历史的复杂性，简化了历史语境的丰富性，进而建构了新的文学史一体化论述权威。将“救亡”和“革命”排斥在“现代性”之外，使之成为启蒙中断的不幸事件和不利因素，虽然是历史情势所迫具有不可抗拒性，但其间的价值意味却是耐人寻思的。如果“救亡”和“革命”与中国人的自由、独立和解放无关，与中国历史的进步无关，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进程和稳定时局的人民生活愿望无关，与现代性的追求无关，那么中国现代史很多内容不仅容易被解释成虚无，也会被看成是一代人没有必要的理想的损耗。这或许并非李泽厚先生的本意，但在现代文学研究思维中却逐渐地发展为一种唯启蒙为上的倾向。至于将“文革”这种确定是中国现代史负面取向的事件，以及暴力、战争的形式，看成是非现代性的，甚至是“封建主义”的，则是将启蒙的自由之花主观性地涂得更加鲜艳过于理想化粉饰的结果。而中国现代性的真实，不光许诺鲜花和阳光，也伴随着暴力和战争，诚如布莱克所说：“必须把现代化看做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现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暗杀、国内战争、宗教战争、国际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大众残杀与集中营，人类为了眼前的目标而如此草菅人命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17)看来，这些情形固然可能与旧秩序和传统势力影响发生联系，但现代性也不能与此脱了干系，仿佛与己无关，也许，现代性的失衡可能成为最为直接的负面因素而存在。此外，如果说80年代有关“愚昧与文明”的主题概括(18)曾经深得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气息和精神风尚的熏染，并没有完全地“重述五四”化，也透露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方面的精髓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人文精神”话语大行其道，(19)知识分子概念的知识分子自我消费，则不是站到了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也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所谓人文“启蒙”，自封的“社会良心”，等等，在亿万人为现代化的基本生存而挣扎与奋斗的宽阔社会潮流之下，很自然地带上了挥之不去的自我反讽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人文精神”的意义主要地也许不能从“启蒙”的意义上来求得解释，它最大的价值可能是知识分子话语的自我保护与守持，乃至一种“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而现代性社会的展开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如此宽阔宏大的生存局面，在“人文”知识分子“批判”和疏离体制的表象之下，一个如此宏大的现代知识与教育体制日益显露和建立起来，使得更加抽象化和精神化的现代性话语日益成为知识界的场域，这是一代新知识分子的生存，更加阶层化的社会生存。就具体的真实生存而言，我们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我们生产着自己的现代性话语，而这种盛行的现代性话语又生产着我们。
诚然任何理论话语都是抽象的，而我们所分析的这种抽象现代性话语、精神性现代性话语，则是导致了明显历史遮蔽的抽象，由此我们已无从看到真正的中国问题。尤其当我们把这种观念应用于现实中国，将会形成对中国本土性认知的缺失。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真实的本土经验与问题可能溜之大吉。
二、中国现代性三型与新现代性的兴起
反思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话语，本文并非要否定或抛弃现代性话语本身，相反，是要接续这个现代性话语的众声喧哗，看看能否说上一点新的内容。
现代性概念的“本性”无疑偏重于精神性。齐美尔曾说：“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在性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0)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最早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会是先锋派的美学精英波德莱尔，他说：“‘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21)现代性概念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美学，因此其本义是艺术层面的，是从一种心灵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心灵形式。尽管如此，具有现代理性知识的学者还是要将其置于现代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给予更加宽阔的语义解释，而语用实践中，现代性的义含也注定会使其溢出单纯的美学先锋视域。卡林内斯库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说法：“一方面是社会领域中的现代性，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本质上属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莱尔。”这种观点恰如其分地超出了单纯的精神性现代性解释，而将现代化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进行解释：“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22)因而，上世纪60年代的布莱克说：“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应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23)这些论述给我们的启发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同样也不能离开现代化而空谈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就其本质而言，主要的义含应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实践方面，在中国文明史的意义方面，而不仅仅是个观念层面的、精神性的、人性的问题，它是总体性的社会客观性，而不是抽象人性的局部性主体性的。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起源总归要用社会化文明进程来解释，而不是单纯的启蒙观念解决，更不是单纯的美学先锋性。而且在中国并不存在或者不主要地存在“两种现代性”的分裂与斗争，中国的美学现代性、文学现代性并非出于对社会现代性的抗争而兴起，相反，它就是社会现代化意义上的现实性实践的产物，主要地是因为推进社会现代化转型而生发的美学和文学的连带反应或主动策应，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现代性的顺应式的进化与建构，而不是逆反性的破坏与抗争。这一点和西方现代性概念的起源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梁启超的新文体到五四新文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实践看，这一点不证自明。
有鉴于此，中国文学批评运用现代性话语还是应该打开更为广阔的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历史视野，建立更加有说服力的真实而立体的现代性社会实践背景，在更大的文明层面上，超越单一的启蒙的一体化解释，走出观念视域的封闭，形成更为切实的现代性论述。我以为，结合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进程，可以指出三种中国现代性基型，用以解释中国的社会与文学问题。
一是“新民”的现代性，套用启蒙论的概念，也可称启蒙的现代性。“新民”一词，来源于梁启超的《新民说》。(24)我想表明，我更愿意使用梁启超的这个“新民”概念，很中国化，雅俗皆懂，而不像“启蒙”这样的概念，更多的西化和知识分子言说意味。更为重要的，“新民”理论开始盛行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表明中国的启蒙问题意识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很早就生发出来的，而不是像时下一些论述，仿佛中国的真正启蒙，或曰新启蒙、现代启蒙是始自五四运动之时。新民就是新国民，这个“新”是一个动词，是适应新的民族国家的缔造而使国民的品性得到“新”的改造。关于“新民”以及对国民性的激烈而系统的批判，在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那里，早已得到了先于五四批判的批判，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的批判，在社会启蒙的意义上，其激烈、系统的程度也并未超过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文化，如全盘西化的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主张等，其之所以是“新启蒙”，在于其知识分子对自身谱系根子的批判和清算，其启蒙的实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身启蒙，这是五四思想的新意。当然，由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士大夫的文化代表了中国的精英主义文化，它占据了书面文化主流并形成对社会话语的主导和统治，有着中国文化精华的最高表述和表现形式，因此看起来对它的批判和清算就仿佛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场彻底性的颠覆和革命。然而，现代化或现代性无疑是比这要广泛得多的全社会的系统变革，是一种“文明”的变革，它远远比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自我批判”要深刻得多，知识分子不过是国民的一小部分，对它的影响既不能估计过低，但也不能估计过高。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批判”角度看，五四之后的主题已由对作为自我知识谱系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转移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性“自我改造”，是到了他们开始走向社会实践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了。因此，基于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性启蒙论述，确是应置于整个社会现代化宽阔背景上来考量，它着眼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全体国民的心性素质革新与建设，这是早在梁启超、孙中山时代就已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动起来的。五四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启蒙过程中以其特殊的知识分子话语革命的特点，自然影响巨大。但也不是可以作为主流话语形式贯穿始终的。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是历史地跨出知识分子圈子的自我启蒙而与社会启蒙运动相伴随的，无论是大革命时期、30年代，还是40年代的民族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启蒙的价值和策略都得到过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贯彻，直到新中国建国后，直到80年代，关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以及关于更加务实的“人的现代化”的呼唤，一直都是以现代性社会启蒙为要义的。百年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社会现代性启蒙的成败得失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批判与讨论，我们认识清楚的一点就是，配合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转型，现代性启蒙和观念性革命导向因素，曾经一以贯之地在20世纪中国发挥了重要有时更是神奇的作用。这也许是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以来，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着眼于人的心性建设的持续不断的努力的一部分，不过现代性中国又提出现代性的要求和目标而已。但无论如何，这种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目标的，着眼全体国民的品格素质建设的“国民性”启蒙方案及其策略的实践，其广泛性、深刻性、实践性和社会性所呈现的现代性，无疑成为中国化的现代性话语的一大基本特色。
二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也就是中国现代性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确立的价值目标及其实践，由此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核心也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现代性、制度现代性。这种政治或制度的现代性，它要求传统中国的转型要按照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形式来缔造一个“新中国”，也只有这样一个具有民族实体与国家实体相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才能自立于现代性世界民族与国家之林。梁启超1902年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对一个现代性“新中国”的愿望。其实更早，沿着中国传统的“变法”理念溯源，1895年后的“戊戌变法”事件（1898年），其前后演变的整个过程都是围绕着“变法”来展开的。所谓“变法”，也就是从政治制度的改变入手来推动国家政治及体制适应时代发展的转变。由于“戊戌变法”的“变法”多少取法了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想象的因素，在西方现代性渐趋猛烈的冲击下，“变法图存”的主导动机是很明白的，因此我们将“戊戌变法”看做是中国政治现代性的早期尝试应该是合理的。此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变法图存”的时世与努力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一贯的发展线索，危急局势下的救亡或变法、革命、战争、运动，一直伴随着一个现代性国家的生存努力与发展目标和实现。而所谓的危亡局势，包括抗日救国的危亡时局，也并不是一个仿佛意料之外的偶然性的飞来横祸，是对中国现代性（或启蒙）的意外“打断”，它在根本上仍然是全球化的现代性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失衡带来的危局，现代性以其追求变化的内在断裂性本质给它所波及的人群和社会带来了重新分化和整合，民族和国家首当其冲。在民族和国家范畴下的社会动员也因为现代性的转型目标而形成新的态势，各阶层各界人员广泛地卷入其中。“社会动员的政治意义在于：借助民族主义和经济社会整合，促成国家共识的形成，并在这一过程中，巩固了国家对其所有公民的权威。”(25)另一方面，“国民”或“公民”的现代性认同也因国家或民族身份的确立而使人的个体现代性得以生成。可以说，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话语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开始，也始终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主题内容之一。所谓“国民性”一语，即可透露出“民族国家”对个体成员的素质要求的意味。可见，“启蒙”在其存在意义上，也是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服务的。
三是生活现代性。生活者，其要义在民生，是指民众的基本生计。而这个“民生”，在现代性话语中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并因此可以与“国计”相提并论，“国计民生”一语在现代中国所表征的意义，乃是现代民族国家所致力于的根本要务，甚至成为其合法性的重要现实依据。同时，国计民生也是启蒙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失却这一维度，所有的启蒙话语都会显得空洞、虚幻而不切实际，启蒙话语中的人的理想只有落实到国计民生上，才是可信的、真诚的，为民众所认同的。从这种民生的现代性角度看，由于民生问题最直接地与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方面相联系，因此我们所说的这种生活现代性，首先便意味着物质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富国强民的现代性，这成为生活现代性的基本维度。应该指出，这种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由于其人（国民）的基础性世俗性价值尺度的缘故，乃是中国现代性话语及其实践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最早和最优先、最基本的内在动机。这从19世纪40年代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就可以看出此类思想的萌生。所谓“夷”之“长技”，也就是后来晚清官方主办的“洋务”，其含义都在用西方物质技术的现代性来实现民众生计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从而使中国在现代性世界上得以“图存”。落后就要挨打，这种生活或物质现代性比之启蒙的观念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性来得都早，也存在得更为潜默久远。晚清洋务运动之后，20世纪中国尽管在思想启蒙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创造活动风起云涌之时，张謇等人的实业救国、工业救国，丁文江等人的科学救国，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救国，梁漱冥、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等，都顽强地存在着，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不可忽视的实践和存在，向人们昭示着中国现代性最为原发的冲动和动力。现代性，就其根本而言，发展也好，进步也好，进化也好，都要用满足人的现代生活需求来奠基，靠调动、满足和调节人的欲望来实现，这与传统生活中靠克制自身欲望来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将完全不同，它首先肯定了世俗欲望的合法性，肯定了物质基础之于人的第一性的存在，肯定了唯物主义的生活常识。而这在有着悠久的实用理性和明清以来深受实学思潮熏染的中国人中，现代性的这点启蒙可能并不太费力就可一拍即合。在当前现代性的话语语境下，我们应该为现代性理念下的现代化含义正名。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市场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机制，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表现，一种文化现实的表现，一种个体生活投射与预期的复杂集合的表现。”(26)生活的现代性，或者物质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富国强民的现代性，它所隐含着的精神内涵和情态，可能是我们所生疏的，却是应包含在现代性的探讨之内并加以重视的。
然而在今天，我更愿意称这种起源最早基础最深且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寻求的现代性为“中国新现代性”。
它之所以“新”，是由于今天的中国语境下，它已经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生活的主导价值。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27)的方针，开始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8)成为一个时代的现代性追求的中心，这已经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来理解和实践的新现代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导致了一个大规模的持续发展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世俗生活重建，从而也进一步导致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生活重建。我们每一个人近三十年来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重新建设和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新的中国人的生活，一个超越了“革命化”和启蒙式“精神化”的生活，一个更为踏实和现实的、以物质生活为基础和前提的现代性的新生活。这种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虽然起源最早、最为内在性地应对着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但也许是我们的前辈为了这种基本的现代性，而生发出或迫于现代性时局要先来着手实现“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这成为20世纪的长期主导性潮流，从而使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追求在过去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它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之前虽然一直在顽强地发展，但常常处于潜流，为了新民、救亡、革命、国家等因素，现代化建设和人们的生活现代化往往处于被动的服从、牺牲局面，有限的艰难发展的日常生活的物质建设常常处于被利用和被征用的位置，极“左”和激进的思维与路线的干扰和冲击更时常兴起。而这一切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我们于冥冥中获得了生活的解放。这个一直受压抑的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成为主导潮流，启蒙现代性的话语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性话语都被要求统一和服从在这个新现代性的大局之下，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性的全新局面，而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现代性，其性质是以人为本的，而且，这个“人”是大写的物质基础上站立的民生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精神阁楼上的人，这无可怀疑。
其次，称这种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是中国新现代性，还在于我们一个时期以来的现代性研究基本上没有将其纳入考察视野，我们的现代性话语一直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二元模式中徘徊，而这个模式的唯启蒙现代性的价值偏向又使其以启蒙论的价值现代性为统领，尤其以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为主导，封闭和遮蔽了更加丰富的现代性内容。因此走出“启蒙与救亡”二元模式的闭性循环，超越启蒙论神话，在更加立体地展现中国现代性内容的广阔背景下，引入现代化建设维度的现代性含义，回归民生层面的生活唯物主义，相对于从前那种较为学术界习以为常的现代性话语，称这种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为中国新现代性，也有借以引人予以关注的理由。无论如何，这个思路会开辟文学批评中现代性话语的新的思路与新的可能性。
最后，称这种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是中国新现代性，根本上是以晚近三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生活格局及其呈现的新形态为依据的。我们每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开始将物质因素这种“凡人的幸福”列为基础性甚或首要性的位置，那种只问精神、压抑欲望需求的生活形态已不再被视为现代性的，从愚昧到文明的生活主题被时代进程所翻新，欲望与文明的冲突，如何在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前提下建设文明的新形态，成为时代文化的新的主题。新时期30年的新现代性历史转眼而过，站在今日，在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同样强调要以人为本，这使我们看到一个以人为本的新生活形态在新世纪的崛起。这种被重建的新现代性生活形态完全是由于近三十年来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所造成的革命性变迁。举其要者，大约可从六个方面对这种新现代性子以描述：一是经济建设和物质建设被置于发展的基础和第一步，形成邓小平所说的“硬道理”，与此同时，民生问题逐步在社会生活中凸显出极为重要的价值。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重建了我们这个“大规模国家”（大国）的新的生活规则和新的生活想象，竞争原则和经济实力、资本乃至智力（文化）资本在生活中日益起到某种极为活跃的不无支配意味的作用，它不仅塑造生产者同时也塑造消费对象，塑造生活秩序和整体也塑造生活裂变和分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定了市场化转型的国家空间及其完整性、统一性。三是物化的生活构筑了新现实语境，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物质的丰富前所未有地包围着人们、困扰着人们，欲望与文明的冲突成为时代生活主题，日常生活审美化借助强大物流和强劲的现代传媒占有了人的诸多方面，正如波德里亚开宗明义地界定：“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29)物的生活时代不是取消了“人的问题”，而是突显了人的问题的重要性价值。四是形成面向世界的经济与文化的开放格局，突出了全球化因素及全球贸易体系对中国生活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今天，世界不在国界之外，而就依商品、用品、文化形式、话语方式等渗透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交往行为当中。五是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以电子化、网络化、高速化、影像化、数字化等形式重新塑造了新的生活基础和现实语境，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现象与本真、速度和力度、深度和广度等种种衡量尺度都被大大扩展和有巨大的改观。六是所有上述五点，其物质生活重建过程都离不开强大的“中国因素”或“本土经验”的塑造，我们发现，现今越是在离物质生活越近的地方，中国因素和本土经验越是活跃；而越是在那些仿佛悬浮、高蹈于精神上空的如哲学、文学批评话语的地方，西化的逻辑和语言就越多。比如在经济和物质建设的区域化思维的中国本土经验，在市场竞争状态下的“农民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本土经验，在最为时尚的网络及影视传媒上的“中国”影像与传统文体和写作样式的汉语书写，都活跃着极为强劲的传统文化血脉因子。总之，从这六个方面的物质生活基础重建，当代中国的新现代性的生活转型得以凸显。我们不能总是从观念和思想以及“启蒙”立场去描述阐发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而应该从物质生活的现代性建设出发去描述和阐发新世纪的新现代性。大体而言，新世纪中国的新现代性进程，早已超越了上世纪单向的政治解决、军事解决、思想文化观念解决的层面，而进入到从物质生活建设原点出发的整体性的生活解决层面，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其生活重建所重建的归根结底是“中国生活”。
总之，中国新现代性的大规模兴起使中国现代性的三种基型的内在建构关系被重新安排重新塑造，它必将引起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新的分化与整合，形成多样的挑战与反应。在这其中，中国“新时期文学”与“新世纪文学”正好可以从这个新现代性的大背景给予恰当的解释。
三、中国新现代性与“新时期文学”的疏离
依本文关于中国现代性三种基型和中国新现代性的论述，当我们面对“新时期文学”问题时情况将会怎样？
如果我们用“新民”或启蒙现代性话语去论述“新时期文学”，由于二者之间在思想文化资源和价值取向上的相当契合，一种自我欣赏、自我阐释甚至自我封闭式的论述就不可能免除了。而如果我们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话语去论述“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的作家创作体制和它的中国抱负在总体上仍然会被表述得无多少新意，它强烈地依赖于国家体制，它即便是与以往迥然不同地力图建构出一种似乎更多个性化的先锋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大厦，却依然可以从中看出一种与一个民族国家文学总体历史相称的雄心和努力。那些“纯文学”写作的内在动因，是用艺术形式探索的现代性去回应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谱系和潮流的召唤，寻找新时期文学现代性承前启后有所作为的历史位置。这样似乎仍然满足不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问题”思考兴趣。因为起码从直感上，我们早已隐约地感到这个具有特定主流倾向义含的“新时期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并非是开放性的，其浮躁的体质令有识之士担忧，它并未走在一条越来越宽广的道路上，依其原初的理念它的“审美化”和“纯文学”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上孤独的“文学圈子”，其局限感让更多的人产生着问号。不断地有人来宣布它的终结，甚至连同它的源头五四新文学也一道宣布终结。(30)但它早已留下巨大遗产，成就了中国文学的最新传统，并惯性地把艺术触须顽固地伸向未来。
然而当我们准备了有关“中国新现代性”这样的新的论述之后，再去分析讨论所谓的“新时期文学”，真实的问题便陆续浮出水面，我们才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今天，现在，是到了破解和拆穿“新时期文学”奥秘的时候了。
“新时期文学”是—个特定的概念，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和价值取向、审美典范。它借自当代社会历史话语中的“新时期”概念，但它与社会上、与当代政治层面上使用的“新时期”概念其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它借用这个时间性的“新时期”概念，却并不想仅仅取其与这个现时代社会历史的时间起点的一致性来说事。当然它受制于、受惠于、产生于这个现时代社会历史时间概念的“新时期”，没有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新时期”，哪有“新时期”的“文学”？(31)这也是它可以明确认知和承认的。但是它还是要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和自己的想法，从而赋予“新时期文学”概念特定的文学含义。用洪子诚的说法也许再准确和巧妙不过，他在其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论到“新时期文学”时，即以小标题“文学‘新时期’的想象”(32)来表明了看法。按此思路，“新时期文学”的实质和特定性在于“文学新时期”。这说明“文学新时期”是文学界集体“想象”的结果，是文学界集体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大时代下的文化创造物。为什么要强调“文学新时期”？这说明“新时期文学”的主体性意志的崛起，已不同于20世纪那样的文学将自己跟随社会历史外部现实使命要求视为要务的观念，文学要有自己的规律，要体现独立性的思考和品格，要注重主体性的发现与创造，在这种观念下，就难以保证“文学的新时期”与当代社会历史的“新时期”概念完全重合和一致。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现在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文学之外的整个社会历史现实语境，“新时期”这个概念尽管已有三十年的历程，却仍然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给人们很明确的时间整一感和历史整体感，使用起来仍然可以顺畅地表达文意。而“新时期文学”却不是这样的情况，尤其当我们想观察描述晚近若干年的文学整体状况时，甚至有了都不好意思再用“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念头，因为面对当下的文学，我们会不自信起来，这还是我们在心中规定了的那个“新时期文学”吗？它显然已经大大超出甚至完全改变了“文学新时期”的想象，“文学新时期”或“新时期文学”不仅已与社会学意义上使用的“新时期”发生了语义的裂缝，而且也与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裂缝，一个被文学界和学术界赋予特定内涵的“新时期文学”概念已明显狭窄化不敷使用，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的”“新时期”。(33)说起“新时期文学”，那仿佛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历史了。文学界主体地想象或创造的文学“新时期”，是太“主体”了，造成了现今语义表述的困难。这也是近年来有关“新世纪文学”提法兴起来的一个客观依据。
“重返五四”是文学的“新时期”或“新时期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叙述。洪子诚论述道：“五四的那种‘多元共生’和‘精神解放’，成为文学界创造‘新时期文学’的知识、想象的重要资源”。它“复活‘十七年’中受到压抑的‘非主流文学’线索，建立与五四‘人的解放’的启蒙文学的关联”(34)。它重新书写了文学史：“新文学经由五四的辉煌和蓬勃生机，而不断下降，到‘当代’跌入低谷，只是到‘新时期’才得以复兴”。而“重写”文学史“启蒙主义，现代化成为取代阶级论的标准”(35)。“一切都令人想起了五四时代”(36)。因此，“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定位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文艺复兴”，而五四是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文学革命”。应该承认，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文学界批判“文革”的极“左”的激进主义的“专制”，其主要思想资源来自五四以来的“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的文学”等知识分子话语，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个“文艺复兴”在批判方面富有力量和激情，却缺少与现实实际相结合的面向未来的向度。因为“新时期文学”重返、重述五四之时，我们的现实社会和生活却没有重返五四，也不可能重返五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新现代性恰在此时得以先行宣布定调，并逐渐沿此方向经由“实践”而蔚然形成中国社会的新的主导潮流，因此“文学新时期”的思路如果过于滞留在五四的启蒙现代性话语上，就很难不发生现实文学对现代性话语的误植或错位理解。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启蒙主义“人的解放”思想来批判“文革”的专制主义，无疑非常富有激情和力量，这与当时时代的要求也相一致，也是“新时期文学”得以蓬勃发展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地方，但它很难进入现实，巨大的中国社会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开展一场有关启蒙的讨论和价值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中国社会在70年代末以“拨乱反正”的方式，迅速地扭转局面，如果说对过去的批判，那也主要是“替代”式的批判，并不纠缠于过去，果断地用一种具有新现代性精神的取向面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现实和未来。这一趋势是创新性地“反正”，即开辟了不同以往的新现代性道路，完全超出“新时期文学”的五四式想象。正像欧洲文艺复兴所发生的那样情形，“文学新时期”也作为一种中国的“文艺复兴”形式，将现代性的目光投向过去，却对已经被“历史新时期”所昭告并行将出现并“做大”的“新现代性”毫无感知，对此它尤其谈不到意识的“自觉”。(37)
公允地说，“新时期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也曾试图从“十七年”历史和文学中汲取精神资源，“对一些人来说，‘转折’意味着离弃‘文革’的极端化而恢复‘十七年’文学的主流状况，即坚持毛泽东所开启‘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在矫正激进派的‘歪曲’之后的正当性，并继续确立其主导地位”(38)。这一倾向在当时的伤痕／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中，曾经通过对“文革”错误的反省，对可贵的革命传统和理想的重新确认，对现实生活中暂时得以应变和延续的传统的计划性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做法的适应、肯定，对“十七年”典型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新人形象传统并使其与五四的批判国民性传统在衔接中加以承续，透露出某些新的思考与重建现实热情。但历史发展的事实是，“50-70年代确立的，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实践的‘新的人民文学’已失去它的绝对地位，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解体”(39)。这种历史结果，并不是文学“新时期”重述和回归五四，用五四的启蒙现代性“重写”出一体化的“人的文学”的历史想象，就能够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仍然在于，中国80年代的历史大趋势，逐渐明晰地显露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现代性的价值取向，那种基于主导性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政治话语，亦即政治的制度的现代性话语，也不得不服从服务于这种新兴的、不可阻挡的、抛弃了意识形态挂帅的政治乌托邦的务实的新现代性。
于是，在复杂的历史合力作用下，文学领域因其精神领域的特性，其特定的思想转折资源与文学现实表达相衔接，使以五四的那种“多元共生”、“精神解放”、“人的文学”等为资源的“新时期文学”话语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意识，一个特定性的文学“新时期”被塑造出来，取得了主流文坛的地位。这就是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种潮流及其写作实践，在无数次思想碰撞、交锋后最终达成的新的平衡趋势。这新的平衡趋势仍是由批判极“左”的五四启蒙主义思想资源、由“十七年”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资源与新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现代性精神（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理论和为“富裕”正名）三者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演进中达成的平衡，而其间应以五四式的启蒙精神最为强劲，成为主导性的文学想象。随后，进一步地走向了“新时期文学”的创造之路，一种试图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超越五四新文学的新的复兴之路。然而它难免不发生推进中的倾斜。这表现在推进中的两翼：一方面，它开创了“寻根文学”的新努力，力图在五四式的重铸民族灵魂、批判国民性和接续文化传统、展开地域风情、探索文学的现代民族表现形式等因素间从容取舍，创造新的文学现代性并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借助改革开放的背景，它又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开启了“先锋文学”潮流的创作，力图在中西之间的文化开放潮流中开创汉语文学写作新格局，以叙事的抒情的形式探索，以现代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哲学观念，以语言的文本实践，实现中国式的现代性文学的美学先锋梦想。至此，“新时期文学”建构了它整体性的文学大厦，在这座大厦的底部，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种写作充作基础，而其高端，则由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两翼探索体现其创新性和美学现代性高度，浓聚和闪耀其在传统文化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焦虑下所能发挥出来的可能性光芒，以此见证久已埋藏于心底的“文艺复兴”式的伟大抱负和辉煌梦想。一个曾经许诺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40)在这次“文学新时期”的进步中仿佛指日可待了。在此，我们并不想低估“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和其所造就的优秀的文学新传统，历史自有评说。我只想指出，这个已被历史地完形了的“文学新时期”所确立的是以启蒙现代性话语为主体而以民族国家现代性为辅助策应的现代性取向，它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构筑了“新时期文学”的两个推进，即在现代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主体性哲学、改造和批判国民性等观念上的推进和在语言与审美的文本形式创造上的推进，都无法与五四时期新文学在“文化”和“语言”两个主题方向上的新创造相比勘。“五四”开创了西学为体的中国新文化创造，开创了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学语言创造，而民族“文化”视野下的寻根文学和“语言”探索实验视野下的先锋文学的努力虽然延续了这两个方向，但它不是像五四那样为前无古人的首创，它的功绩恐怕是在由五四开创的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激活了“文化”和“语言”这两种新文学范畴的传统，创造新的可能性。而其致命的弱势在于，在一个中国新现代性渐次兴起，不可阻挡地生成新的生活主导性活力之时，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的主力军，却无法接通新现代性话语的现实底基，显现了令人困惑的来自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深处的现代性精神的薄弱。大家知道，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最为擅长和突出表现的是深入过去的历史记忆，寻根文学把文化的触角深入历史和洪荒远古，依“积淀说”(41)而传达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历史信息，先锋文学则主要执著于对“文革”的残酷记忆，以现代哲学观念配合现代性叙事方法，于荒谬的历史中表现某种人类的真实境遇，因之也获得“新伤痕”的说法。向前探索却背向过去，那是一种从现实的后退。他们对正在兴起的中国新现代性，对这种新的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所主导的时代气息毫无感应，沉溺于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等种种基于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文化玄思，以及关于一个抽象的人性和抽象的人的绝对境遇的思辨空谈，却隔膜于这个时代从乌托邦返回日常生活、从悬浮在空中的真理返回生活大地的真实、从虚幻的精神神话返回一个有关“活着”或“生活着”的物质空间，这就是至今仍在宣示的要“紧紧扭住不放”、要“一百年不动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其由此浮出地表的现实性的“以人为本”，以及由此所蕴涵的中国新现代性的社会价值新潮。最终，今天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新时期文学”被建构起来，在其特定意义上同时也建构了与新现代性精神的时代性疏离。
这构成了本文的基本认识。从此点出发，“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期”）存在的三点奥秘需予以揭示出来，它们在“文学新时期”的辉煌之后，依然在90年代、在新世纪形成一种既定的传统和机制框制着中国当代文学，而新世纪文学也正是在对它的突围中得以发展起来。
其一，“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可称为“文学意识形态”的东西。“新时期文学”重返五四的启蒙现代性精神主导取向，与近三十年来富国强民的现代性主导取向，总体方向上具有一致性，都强调人的主体的重要性。其差异在于，启蒙现代性视野中的“人”是一个观念中抽象的人，具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追问倾向以及感性表现的精神性的“丰富的痛苦”；而生活的物质的新现代性视野中的“人”的观念，则是具体的、感性的、世俗的，表现在有限的生活世界，有关着实在的社会民生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压抑不住地生产着不尽的生活矛盾和人生的烦恼。差异产生疏离。“新时期文学”在向过去的激进现代性批判上显得生机勃勃，显示了极大的价值和值得称道的贡献，而在立足现实开辟未来时总显得心神不定，身虚体弱，“头重脚轻根底浅”。好在重建新生活的物质基础优先导向的中国新现代性，并不以意识形态挂帅，是一种体现了现代理性的现代化建设意义上的现代性，大体上宽容、谦逊，有着中国式的“不争论”的智慧，首先专注于社会基础的物质进步，本意上诉诸协调发展，因此知识分子精英型的文化文学尽管与新时期广阔的社会世俗生活的波翻浪涌显得格调不同，总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乃至从广阔的社会语境望去，它不过更像是一个独特而引人关注的“文化社区”。这个“文化社区”有着自己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即，一是主要以文学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以及现代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积极改造、批判国民性的观念为主要思想内容，并从这里去解释现实，解释历史；二是对所谓的“非文学性”的断然拒绝和批判，对“文学性”理念和审美主义的“纯文学”观念的持守。这两点结合一体为“新时期文学”所特有，在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取舍态度上，尤其在历史观上，文学界和当代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往往有所不同，个性极为突出。它的积极贡献和局限都系于此。
其二是“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主导观念上重回五四，在生存体制上则重回“十七年”。“新时期文学”在最初沿袭计划经济模式的文化体制，恢复和重建了各级作家协会体制，创立和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和各省市的专业作家体制、文学院体制、文学创作与评论期刊杂志体制、文学评奖体制等，随着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市场经济转型和社会化的发展，又相继建立了国家和各省的重点作品扶持机制、签约作家体制等，一个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现代性作家所没有的这样一个相当具有物质性保障基础的文坛，俨然成为一个专业化的主流文坛，被新时期文学所建构，被新时期文学的作家所拥有。它所提供的创作物质支持条件甚至比起“十七年”要完善得多，好得多。起码总体上越来越稳定的“创作自由”的程度是“十七年”的作家体制所不能提供的。但是这个由80年代初延续而来的文坛，在当代中国新现代性的市场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某些弊端也显露出来，改革和调整势所难免，而在更新一代“80后”作家依托文学图书市场崛起之后，他们集体性游离于这个整一的、专业化的、具有物质基础保障的主流文坛，其挑战性使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文坛的某种过渡性有所领悟，这个强烈地依靠国家体制的文坛与新时期的新现代性社会化转型发生某些抵牾是必然的，其未来调整和完善的空间与模式如何让人拭目以待。
其三，“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的实体构成还不仅仅存在于以国家体制化的作协机构为主要模式的文学创作主流文坛。它还依赖于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学教育体制的支撑。“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文坛与国家高等教育中的诸多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社科院文学研究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共生共享关系，文坛创作问世的作品首先或更多意义上是在大学体制中得到传播与解读、阐释与评价，大学教育、学术研究的鼓励又反馈给文坛，其间形成了不无封闭性的内在循环。而且应该指出，在这个内在的封闭性循环之外，持有精英知识分子性质的启蒙现代性文学创作的主流文坛面向整个社会的影响就非常有限了。如果说80年代文学前期“新时期文学”阅读的社会面还相当广泛，那么到了80年代以后，阅读活动的这种封闭性则越来越突出地成为它的一个特点。这种有限的社会阅读与影响往往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社会阅读所能提供给主流文坛的积极反馈是非常少的，社会阅读尤其不能提供意义的阐释与证明，由“新时期文学”延续下来的这一模式似乎有一种趋势，越来越使当代文坛成为狭窄的“文坛”，一个“小文学”(42)、一个精英化的文坛。而有关启蒙现代性理论的主流阐释，则以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学理学术方式大量地从大学校园释出，这对塑造一个特定的“文学新时期”意义非常重大。实际情况是，大学文学教育体制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意义阐释者，是其意义的主要消费者，而且还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现代性理论性质的极为重要的直接塑造者。这从来自高校的“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等文学学术话语的建构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法国文论家巴利巴尔与马歇雷指出，文学生产“与特定的语言实践不可分割，这种语言实践又与一种学术或教育实践不可分割，这种实践既决定着文学消费的条件，也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条件”(43)。他们具体地分析了法国教育的分层体制，指出，在小学的普通语言教育中，只将其规划为语言的“基础教育”，而在中等和大学教育层次才学习“文学的”法语，告诉受教育者什么是“文学的”法语，从而使高等教育的语言实践从普通语言中脱离出来，使“文学性”的语言变成自足性的生产实践结果，赋予专业性的学术知识体系。这种揭示富有启发。
“新时期文学”由于其启蒙现代性的话语主体性质，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新现代性话语的生活现代性主导的新时代发生着疏离。历史的奇妙在于，当这新现代性被宣布以“新时期”名义先行明确并在摸索实践的80年代前期起步转轨阶段，正是历史借机给予“新时期文学”以蓬勃发展的机会，我们因此并不能低估“新时期文学”的成就，它在启蒙现代性以及审美主义的“纯文学”上的实践，有力地激活了当代文学并可能无意间也培植着另一种新的姑且称之为“新世纪文学”的产生。而它的现代性误植和错位，也导致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以中国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所谓“新历史小说”的虚幻性质。“新历史小说”可能比“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具有更大的“史诗性”的文学雄心，但它只从当代意识中打捞了中国“新现代性”生活的意义生成表象，便匆忙将用起来半生不熟的“偶然性”和“欲望”用作历史叙事的重要因素，用知识分子话语的抽象人性论来解释历史，它接过刚刚流行的“欲望”符号在历史领地里招摇过市，却实际上在将历史欲望化的同时也将“欲望”污名化，而这与新兴的生活现代性的肯定物质和欲望合理性价值理念的前提背道而驰。它终于没有使“文学新时期”这种特定的文学理解自己的时代，而固执于不断趋向自己的“文学意识形态”，历史似乎理应成为“文学新时期”颇具文学表现雄心的施展领地，恰在此时此处，“新历史小说”成为“文学新时期”虚弱的叹息，反讽式的终结遂成定局。
四、新世纪文学的兴起
无论如何，“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的结局都会是一场喜剧。因为与它同体而生的“新世纪文学”在它的砥砺之下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声势渐大，进而在新世纪形成了整体性的替代格局。
“新世纪文学”并非一个纯时间性的概念，我越来越觉得，一个社会性时间的“新世纪文学”，也即所谓的“文学新世纪”(44)对分析认识晚近以来中国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最初，是因为人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忽然意识到当代文学的文化背景、整体氛围和格局，乃至人们的文学意识都已悄然改观，因此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试图对其进行现象探讨。进而我们深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思考，发现所谓“新世纪文学”并不能用一个分明确定的“新世纪”时间来界分，溯其上源，大家的共识是，在上世纪的若干年中，一个“文学的新世纪”已经开始。在这种认识下，我渐渐倾向于将“文学新世纪”亦即“新世纪文学”看成是与“新时期文学”或“文学新时期”一体生长的文学。这也就是说，1978年的某个时刻，当中国社会历史被宣布进入“历史新时期”之时，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纪元便揭开了序幕。这个时间点所开启的，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的“新时期”，它也开启了未来的整个21世纪，(45)在其价值意义上，由于其明确宣布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而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并进而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方针。这无异于宣布一个中国新现代性主导的新的以物质建设为基本前提的生活重建的开始。然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形态的演进需要时间，一个明确的路线方针的宣布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理解，在不断的解放思想中加以探索、实践，逐步落实并使之明晰起来。历史的丰富之处在于，在已经明确宣布中国新现代性的社会取向之后，以“新时期文学”的名义，“文学新时期”由于拿来了五四启蒙现代性当做批判武器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理念，造就了文学的“新时期”的特定含义和特定的文学想象。这多少有点令人迷惑不解，说是插曲却也是历史的必然。启蒙现代性话语有力地完成了对过去“文革”激进现代性的批判，并借五四精神促成了一个“解放思想”的新的局面，也得“改革开放”的精神风气之先。获得这种特定价值现代性含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新时期文学”就这样被固定在时间和意义坐标上。它曾经表面掩盖了我们的视线。而一旦“新世纪文学”概念被深入探讨，我们便发现一个中国新现代性创造和发展的历史，足以展开一场有关“文学新世纪”与中国新现代性的问题反思。结论是，新世纪文学无疑是表征着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新时期的文学，是从生活现代性、物质现代性上深得现代化建设及其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学，它无疑起始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新时期起点上。只不过，它在当时势力强大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的缝隙中，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及至后来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步履交错的浩荡纷乱中逐渐由潜而显，由小到大地成长起来。如果说“新世纪文学”是在“新时期文学”摇篮中与其一同成长，那么待到“新时期文学”气势渐衰，新世纪文学终于在现实土壤上挺立起来，以露出的新鲜面庞迎着新世纪的阳光，报告着历史深处迟到的信息，即，“新世纪文学”是真正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新时期”的新现代性的文学。
新世纪文学早在80年代就以另类的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而出世不凡。这些卓尔不群的出色作家及其作品很难在“新时期文学”中归类，曾以其“异数”或“另类”面貌让人困惑不解。他们的文学才华仿佛从天而降，他们为何在艺术上标新立异而又在社会上深入人心？最早是汪曾祺的小说，他宽和平静的美学面貌，滤去了所有的意识形态痕迹，执著于往日日常生活的琐碎展示，却能在俗世生活中生出不少令人叫绝的诗意。汪曾祺在伤痕文学流向大盛时不涉“伤痕语”，首先报告了生活现代性的胸襟和准确信息。(46)接着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汪洋恣肆的生命感觉和压抑不住的欲望表征着那个改革开放的个体生命欲望启动的事实，是那个生活现代性的久被压抑后不无浪漫气息的一次壮丽喷发，是新时代肯定生命欲望合理性价值的文学象征，也是中国新现代性基于生命欲望的创造力的神话的象征。然后是阿城的《棋王》，这篇影响广泛的作品在所谓的寻根文学中绝对是个异数，以其执著于“吃”的主题而使作品迷恋和贴近一种生活唯物主义，一种基本生存的真相，而不是什么“寻根”，(47)如果一定要说他有“根”，那也是唯物的生活之根，是食者性也。然后是王朔。王朔的叛逆是从充满了“文革”气息的被严重意识形态化的生活中恢复生命的幽默和本色，是对从激进现代性造成的僵化语言中获得反讽效果的解构和解放。它甚至不断地攻击精英式的文学意识形态，不能不将其看做是新的生活现代性的一种情不自禁的叛逆式表达。当然，如果要将张贤亮、王安忆最早对“性恋”主题的探索也算在其内的话，中国新现代性所开启的“文学新世纪”，总算有了一个不同反响的80年代现身。只不过，现在我们才在“新世纪文学”的名义下，仿佛领悟了他们当年之所以显得另类、异数，却出手不凡、惊世骇俗的个中缘由。才华乃时代最好的注脚，也恰是时代的敏锐触角。
80年代末期，“新写实小说”的集体登场亮相，一时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新写实的创作主张描写生活“原生态”，将文学的镜头对准“日常生活”，书写小人物的欲望和烦恼，充满了平凡生活的毛茸茸的细节。这一潮流在80年代末可以视为中国新现代性的第一次集群展示，影响十分广泛，在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兴起和衰减之后，昭示了潜力巨大的新的文学力量。它同时也预示着90年代以生活现代性或物质现代性为主体价值的新世纪文学已可以取代“新时期文学”的创作优势。
90年代是“新世纪文学”形成主导趋势，以集群方式搅动文坛的时候。《废都》、《活着》、《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现，基本上扭转了“新时期文学”启蒙现代性话语的统治局面。它们作为一种中国新现代性的“生活寓言”式的长篇写作，在绵实的写实情节与细节后面，以精确笔力，展现了对日常生活之流的深度把握和寓言式的思考，解除了80年代启蒙现代性的内在紧张，使生活的空间或历史的时间得以总体化，充满了世俗感，对欲望生活、物质生活、日常生活的留恋、迷恋之上，颓废与坚韧，随波逐流与意志信守，都依“生活”二字的追问苍桑而直似一部生活的感性启示录。除此，90年代陆续出现的60年代作家群体、女性文学创作群同样也走出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现代性，直面生活的现实困境，都市的欲望喧嚣与两性之间的情欲交锋，有着对新生活的物质和身体的锐利感觉。虽然这些新发展是在所谓“纯文学”概念或视域内取得的，但其文坛的角度直视生活的努力和进取姿态非常鲜明，也表明主流文坛的创作整体转型趋向。90年代，人们确实已感受到文学的“新状态”，(48)但批评界的理论话语依然停留在80年代启蒙现代性的认识上，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边是生机勃勃的新现代性生活写作，一边却是陈旧老套的批评话语，除了几个文学潮流的命名，深入地切中这股新的文学的新现代性历史真相的批评几乎没有。相反，沿用旧有人文性道德批评的话语，抨击新写实的“原生态”、“自然主义”式的裸露描写、价值缺席，批评《活着》对生活的妥协和对苦难的温情超越，批评《废都》及60年代作家和女性文学的“欲望书写”和价值虚无等等，不一而足，不无偏见。90年代文学批评没有真正历史地理解当时的新创作。它们似乎是以批评理论形态所展示出来的一种“反生活现代性”的现代性。今天，以“新世纪文学”的新现代性所能提供的意义阐释，对90年代文学应给予更为恰当合理的重评。
历史进入新世纪，以国家宣布的初步实现小康并要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为标志，中国社会的新现代性的社会变革局面已整体性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其以人为本的大规模生活重建显露了更加主动更加进取的姿态。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成为令人关注的衡量全局的重要维度。此时，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也就呼之而出。新世纪的中国新现代性向更加广阔的空间渗透，“文学新世纪”的版图也呈现新的大规模全方位扩张的特点。以“80后”为主体的“新性情写作”、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网络文学写作”、群体庞大的打工者一族中出现的“打工文学”写作，以及以传统表现形式为主的“新传统文学写作”等，形成了一股更加全面的生活化的文学趋势，超越了文坛主流的“纯文学”一统的狭窄局面。同时，《尘埃落定》、《秦腔》、《苍浪之水》、《尴尬风流》等作品体现了主流文坛反思80年代以来的创作，形成了在新的基础上的新“伤痕”、新“反思”、新“改革”、新“寻根”等综合性发展，超越单调观念形态的“生活寓言”特征更加鲜明。而“底层现实主义”的兴起，又成为引人注目的新态势。沿袭着旧有观念的主流文坛及其启蒙现代性批评话语，人性论和存在主义的批评话语，“文学性”话语，对新兴起的边缘性写作充满了诡异的心态，不时有种种傲慢与偏见的现象出来。如对“80后写作”过分从主流文坛纯文学角度出发并缺乏理解的批评指责，如韩白之争，如关于玄幻文学的批评，如关于《兄弟》的争论等，表面上混乱热闹，实际上是“新世纪文学”的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整体地浮出水面的表征，文学冲突必不可免。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底由《文艺争鸣》杂志挑起的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文艺学论争，围绕着生活与文艺学的性质展开了波及全国的激烈论辩，很大程度上已促使人们重新要在“生活”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文学了，有人提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表明了新现代性在为自己开辟着新的生活美学境界。
新世纪文学正在新世纪里，不断有新的兴起、新的消息。从其兴起历程中看出它的几个特征。
其一，新世纪文学的兴起与中国新现代性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以文学的方式反映和回应这个中国新现代性所重新创建的新生活形态，体现了这个中国新现代性的主导价值取向。文学总体面貌不再有意识形态挂帅，也不再有启蒙理性挂帅，生活唯物主义肯定物质因素作为第一性的东西给人们精神的影响应当受到艺术的关注，“物质生活已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被纳入到人类的生活当中，就像腑脏生在人体内一样”(49)。生活的首要位置，从经济、物质到社会，富国强民的压倒性发展路向成为一种大局，成为文学思考时代的必要依据。这时的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依然重要，但显然并不如中国新现代性的首要性。中国文学需要在这样一个和平崛起、科学发展的时代，深刻地理解和回应现代化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理性抉择所带来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转型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的确是一种“新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应只从缺乏建设维度的、负面的、学院化的、精神性的、文化的角度去阐释这个所谓的“新意识形态”，(50)还是应该像这个“大时代”所创造的日趋理性、宽容的智慧视野，从理解的、对话的、生活的角度来谋求阐发中国新现代性的含义，而不光是以“西马”为资源的激愤式批判，或以“文化研究”为名的冷漠的学院式“利益”、“权力”话语“研究”。一种建设性、建构性的维度，一种现实历史中的人的热情和生命活力的维度应该成为认识和批评的出发点。归根结底，我们最终还是要从这个由新现代性造成的“新意识形态”来解释新世纪文学，在理解、批判和对话中参与其实践。
其二，中国新现代性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因此“新世纪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遭遇一个多面而复杂组合的社会形态，并对这种社会现代性变迁陆续做出反应。它遭遇到了一个以信息媒介发达为特征，以由信息媒介网络构筑的现代性物质生活为对象的现代媒介生活，作为“生活”的媒介和网络之于文学写作方式、阅读传播方式、文学作品的存在与呈现方式，都促成我们重要的改变；它遭遇到了一个以老龄化为特征的老龄化社会，一个老龄化的长寿文坛的来临也已开始，因此“80后”的文学写作方式与社会实现方式相距传统文坛有了巨大调整，老龄化的压力造成了写作的青春化及其社会学区隔；它遭遇到了一个市场主义的消费社会，物质的丰富带来精神压迫、欲望困境，并以转型期社会的混乱方式表达了富与贫等不同阶层的物质反应，造成新的复杂的生活态度、生活困境以及新的人性问题。它遭遇了一个以竞争主义为手段和形式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突显，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突显，公平与正义在“效率”面前如何伸张与缓解，新社会性和新人民性将成为文学汲取思想道德力量的生活理念。它遭遇了一个走向新文明形态的社会，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生态文明从各自的角度重新塑造文明的价值尺度和思考维度，乡土中国社会和边地文明的多样空间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自然生态遭受的威胁突显了现代性的生态伦理价值，新世纪文学的文明视野与价值把握成为其新现代性的表现问题。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生态文学的文明思考急需深化。所有这些表明，新世纪文学与新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形态的联结和调适空前复杂，启蒙现代性所形成的时间性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精神的演进变化维度已被更加空间化的社会文学精神的思考与应对所代替，多元性的社会网络空间与文学的立体化发展互相伸入各自的肌体，造成新的复杂局面。
其三，中国新现代性首先肯定人的合理欲望，并以个体生命欲望的启动为现代生产力的原初动力，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为良好社会的目标。欲望成为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处理好的核心问题，它关乎日常生活，也关乎人生伦理大节，进而关乎文明的价值。欲望与文明的冲突成为中国新现代性社会的基本主题，超越启蒙主义的“文明与愚昧冲突”主题模式，(51)建构自己的“欲望与文明冲突”新主题模式是“新世纪文学”的核心问题所在。在中国新现代性的背景下，对人的欲望需要有一个更实在、合理的肯定前提，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文明的限制和秩序。一味地以“欲望化写作”加以道德化指责，以抽象的“人文精神”来批判，并不能切中要害，解决问题。一个物质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人的现代性生存问题需要更加辩证地加以理解，更加谨慎和智慧地予以文学处理。在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文学”是在与“新时期文学”的博弈中成长起来的。
其四，新世纪文学凸现了日常生活的重要位置，这也是中国新现代性给文学带来的新变化。“生活”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仅作为艺术表现的材料，不再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可分解的“成分”，而是整体性地、混浊莫名、泥沙俱下地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文学体的显要地位，对日常生活价值的肯定是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前提。日常生活的价值从新写实小说开始便成为当代小说叙事、诗歌、散文写作乐此不疲的重要领域，新世纪文学恐怕主要地不是从批判的角度，而首先是从揭示日常生活真相的角度，对日常生活价值予以肯定，对人的真实位置和处境进行描摹和指认，“这既不是盲目，不是激情，不是命运，也不是冲突性的价值。它只不过是生活”(52)。比如对余华们来说，“一位医生，他的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其他人活着”(53)。日常生活仿佛是一个不适宜价值论生长的地方，因此对它的批判就很难以纯粹的唯价值论来批判，而仿佛只好作一种审美批判。这正是文学得以施展才能的地方。无疑“日常生活审美化”给文学的审美批判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难度和挑战。
其五，中国新现代性赋予新世纪文学以新的现实精神，它并不一般性地关注日常生活，而是具有现实精神日常生活真相的突进。它将正视欲望生活的现实，力图抵达真相。从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到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最后都融入到新世纪态势浩大的“底层现实主义”写作。这是新世纪文学在中国新现代性观念条件下以现实精神显示自身社会与文学价值的真诚努力。“现实精神”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不是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面对新的生活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的一种文学介入精神，一种探求真相、理解生活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智慧和融入生活的态度。“底层现实主义”写作队伍庞大，形成新世纪文学最大的一股潮流。从作者角度看，有“在生存中写作”与“在写作中生存”之分，即有底层人的自我书写与职业作家的代言书写之分；从社会题材区域划分，有乡村底层、农民工底层、城市底层的区分。“底层”是一个社会学意义的概念，但也是一个盛行在文学界特有的概念。“底层”笼统而边界模糊，并不适于作社会学的精准分析，却可以代替“阶级”而成为文学界民生关怀的巨大的道德激情来源。“底层现实主义”应该是底层视角与当代文学的现实精神的统一。它揭示现实真相而导致审美批判，底层在这个意义上是日常生活的同义语，并不能成为社会学的理性判断。
其六，新世纪文学实现了文学的多样化。多样化、多样性，曾经是“新时期文学”在“自由主义”和“人的解放”口号下提出来的，并构成了文学的“新时期”的集体想象。但“新时期文学”本身并不能带来一个文学的多元化丰富的时代。因为“新时期文学”的主导观念是精英式的，它形成了一个以纯文学、启蒙观念为思想底色的主流文坛，文学发展中曾经发生了对诸如“打工诗歌”、“80后文学写作”的忽视与偏见。这个主流文坛的观念正在调整。对新世纪文学的格局，我先前曾用一个转型中的主流文坛加上若干群体的边缘性写作来描述，现在看来，这样做虽然将新世纪文学的视野扩大了，但也有不妥的地方。谁是主流，谁是边缘，这本身就难以界定。况且现在所谓的主流文坛也在分化，边缘和民间也在调整。因此，我想还是要从大文学的视野出发，将新世纪文学划分为若干种写作群落来描述，如：日常生活写作；由日常生活写作渗入“底层”关怀观念的“底层现实主义写作”；介入性社会写作；新性情写作（“80后文学写作”）；网络文学写作；新传统写作；文明主题写作（如生态文学）；女性写作；生存（生活）寓言写作等等。
最后，我想说，新世纪文学在中国新现代性语境下形成的新的文学特征，在其根本上，乃是发生了文学观的变化，形成了新世纪的文学观。我认为，新世纪的文学观是一种可称之为“写作的文学观”的新文学观。它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由五四新文学观所形成的精英式的“创作文学观”。在新世纪文学看来，文学是一种写作活动，可以用“写作”来划什么是文学的“底线”，文学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创作”，但我们不能用精英意味、天才式的“创作”概念来划定、限制文学的范围。90年代以来，文学上流行“写作”一词，无论是精英，还是初入文坛的写手，其活动都可以称为一种“写作”。这标志着审美风尚的深刻变迁，一个文学观念的深刻转型。写作构成一种社会意义的生活。在“写作的文学观”的旗号下，一个大文学，一个适应中国新现代性的社会化、生活化的大文学趋势已让人们的文学认识发生了转变。文学是广阔的，正如中国文化传统对文学的理解一样，没有什么形式的语言写作没有成为“文学”的可能性，也没有什么语言写作的空间不能和“文学”发生更多的联系。新世纪文学是在生活中开放的文学，是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文学，同时，它本身即构成一种生活，写作性的文学生活无疑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一翼，是中国新现代性的一部分。
注释：
①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②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③(14)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收入《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页，第398页。
④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见《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⑤黄修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⑥(13)(15)(17)(23)(25)［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第22页，第108页，第48页，第355页。
⑦(22)(26)［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0页，第48页，第355页。
⑧转引自黄修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⑨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思想史”化，参见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⑩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1)有关“潜在写作”的概念及其阐释，参见陈思和：《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12)有关“空白论”的观点参见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见旷论文集《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6)(3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8)(48)有关新时期文学“文明与愚昧”的主题，参见季红真：《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见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19)有关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20)转引自［英］戴维·弗里斯比著：《现代性的碎片》，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2页。
(21)转引自［英］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5页。
(24)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27)“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1969年党的九大正式把此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参见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页。
(28)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个“转移”的“重点”其后有时表述为工作“重心”。到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将其表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之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定为基本路线。
(29)［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0)参见陈晓明：《“新时期终结”与新的文学课题》，《文汇报》，1992年7月8日，认为到1987年，所谓“新时期文学”已经“终结”；有关五四新文学的“终结”，参见张颐武：《新文学的终结》，《山花》2005年第2期。
(3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对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经典表述。关于“新时期文学”，周扬在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题目即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这是有关“新时期文艺”概念的较早的正式表述。也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刘白羽在于大会期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也相应提出如“明确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工作的新任务”“开创社会主义文学繁荣的新时期而奋斗”等说法。这应该被看做“新时期文学”的最早的正式表述。参见《文艺报》1979年11-12期合刊。而发表于《文艺报》1980年第2期的张炯的《新时期文学的又一可喜收获——简评中篇小说的崛起》，被认为是最先把“新时期文学”放在题目上加以标举的一篇文章。参见蒋守谦：《管窥蠡测》，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一文。当然，比这更早，1978年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便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字样，而周扬在1978年12月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已使用“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做标题。
(32)(34)(35)(38)(3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第187页，第206～207页。
(33)关于“文学的新时期”，这一提法最早可追溯朱寨，他发表在《十月》1983年第2期的文章，即以“文学的新时期”为题。
(37)富有意味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即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时代变化的描述，移到文学界却发生了不小的“调整”和“变味”，如刘再复对“新时期文学”的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地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参见刘再复：《论新时期文学主潮》，收入刘再复文集《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这个观察应该说是真实的，但也说明文学界或思想文化界用以“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资源、思想理路，一方面是用“人的发现”来有力配合、策应了对过去极“左”路线的批判，因此体现了与时代方向的一致，同时，另一方面，它又是有差异的，“人道主义”及其后续发展的90年代“人文精神”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间的不适与调适将不可避免。而80年代的“人道主义”蜕变成90年代的“人文精神”则更令人玩味。可参见《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等，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40)有关“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如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即有过“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的说法。
(41)关于“小文学”，作家韩少功说这是一个“大写作、小文学”的时代。参见《大写作—小文学时代的到来》，《文学报》，2006年7月6日。
(42)“积淀说”为李泽厚在80年代提出的著名理论，参见其《美的历程》，其中“有意味的形式”一节，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43)［法］巴利巴尔和马歇雷论文：《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见［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44)有关“新世纪文学”的有意识的讨论，参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有关“文学新世纪”的提法，最早由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文艺争鸣》杂志于2005年举办的“新世纪五年与文学新世纪研讨会”提出。
(45)值得参考的是，2006年5月25日英国《卫报》刊发一篇文章，题为“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新华社《参考消息》在译发这篇文章时标题为“中国的1978开启21世纪”。这种提法富有意味。
(46)有关汪曾祺小说的“另类”，参见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汪曾祺的‘另类’小说”一节。
(47)参见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48)在90年代有“新状态文学”概念的提出，表达出对90年代文学出现的“新”的“状态”的初步观察。王干、张颐武、张未民《“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
(4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67页。
(50)有关“新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等文章，王晓明主编论文集《在新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明认为“那个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框架”，“无法解释‘新富人’的崛起”，因此应“放开那一套流行的‘现代化’阐释，重新来审视20年的社会变迁”，遂使用“新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反省、质疑“新意识形态”。
(52)引自弗兰克·莫莱蒂：《真理的时刻：现代悲剧地理》，见《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53)这句话是弗兰克·莫莱蒂描述易卜生话剧作品《野鸭》中的一位人物勒林的一句话，勒林是一位医生。在此加以借用。莫莱蒂：《真理的时刻：现代悲剧地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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