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颖[1]2002年在《技术联盟的组织形态和收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技术联盟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组织形式之一。深入研究技术联盟的组织形态和收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对充实和完善技术联盟的研究内容，以及企业技术联盟形成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和政府有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力图对技术联盟的组织特性和收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 本文在研究、继承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对技术联盟、技术联盟收益进行界定；(2)引入技术创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中间组织理论，从技术创新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阐明了技术联盟是市场组织化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组织形态，论证了企业之间的关系由非合作博弈关系向合作博弈关系的转化；(3)运用合作博弈理论与方法，建立技术联盟合作博弈模型，研究了技术联盟的收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得出收益合理分配与协调策略，以及技术联盟的稳定性条件等结论；(4)在上述理论与方法的支撑下，针对我国技术联盟存在的问题，提出技术联盟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杨阳[2]2014年在《面向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协同创新联盟管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政府相继组织并实施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一系列复杂重大科技工程，力图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复杂重大科技工程作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巨系统，不仅需要集成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更需要众多参与主体的通力合作，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组织模式虽已取得了显着性成就，但存在资源消耗巨大、缺乏相互沟通、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造成创新主体积极性不高、缺乏自主创新的主动意识，迫切需要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基于这种背景，由多元主体共建协同创新联盟，以一种市场化的形式汇聚全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合力，现已成为开展复杂重大科技工程技术创新活动的新模式，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依托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协同创新合作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可供借鉴的案例与经验并不鲜见，也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因此，以复杂重大科技工程这一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为导向，系统地设计和构建协同创新联盟的管理模式和机制，提高联盟合作的创新效率，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联盟整体的角度探讨如何通过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促进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最终实现工程整体目标。全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围绕“构建联盟体系——汇集创新合力——掌控实施进程——分享创新成果”这一线条展开，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着重研究一项具体任务在不同阶段最为关键性的联盟管理问题，即从组织构建、资源集成、绩效评价和收益分配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实现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交叉融合。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论文从建立合作模式、联盟成员选择和强化关系纽带叁个方面，对协同创新联盟初期的组织构建工作进行了探讨。其中，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N+X”的协同创新联盟动态组织模式，从总体的高度把握联盟整体实施运转情况，突出联盟主要参与组织的核心地位，确保联盟指令和决策的统一有序性。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构建了一套指标权重具有影响因素的协同创新联盟成员选择评价体系，综合考虑不同组建动因下的指标权重赋值差异，避免了指标权重设置的主观性，并采用ITFN和TOPSIS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成员选择评价。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协同创新联盟的成员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第二，综合运用集成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从成员内生动力的角度分析了资源集成过程中的合作博弈行为，并构建了基于契约约束下的合作博弈模型，确保博弈朝着共同合作的方向发展，促使联盟成员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资源集成。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云计算技术设计协同创新联盟资源集成平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集成大量分布的、异构的创新资源，形成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的资源汇集池，这不仅能够降低联盟内部共享信息系统建设和维护成本，还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为协同创新活动提供技术支持。第叁，以联盟整体作为考评对象，对传统平衡计分卡进行改进，构建了一套符合协同创新联盟一般性特征的绩效评价体系，并采用RS理论与改进BP神经网络算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考虑到并非所有的评价指标都能在每个阶段真实反映联盟绩效，运用RS理论剔除对评价结果没有贡献的冗余指标，并在BP神经网络中运用PSO算法取代传统的梯度下降法。通过实践验证，该算法具有较小的泛化误差和较好的分类能力，能够提高神经网络学习速度，缩短训练时间，有效进行绩效评价。该部分研究不仅是对协同创新联盟绩效评价体系与方法的一次积极探索，也是对现有绩效评价方法的一个有益补充。第四，构建了包含存量资源投入、风险承担和协同创新贡献叁个影响因子的Shapley值分配模型，提出了一套基本收益与奖金相结合的协同创新联盟合作收益分配方案。在基本收益分配过程中，考虑到个体成员存量资源投入程度和风险承担水平这两个方面；而协同创新贡献因子则作为奖金收益的分配依据，确保每个成员都能从协同创新活动中受益，同时鼓励了创新行为的产生，该算法弥补了前人研究中的方法缺陷，为解决协同创新收益分配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针对面向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某个协同创新联盟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论文的研究工作。
陈立勇[3]2012年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竞争的日益加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全球蓬勃发展。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能够有效整合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推进产业共性技术创新，降低研发成本，分散创新风险，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以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技术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由产业内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技术创新主体形成的联合致力于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知识创新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主体活动和本质属性。知识管理和治理理论发展相对滞后，不能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知识创新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因此有必要在推进理论研究的同时，专门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问题展开专门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创新实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研究成果可以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消除知识创新障碍提供指导，对于政府制定政策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知识治理理论为研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以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界定了联盟知识交易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及其对联盟知识活动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包括知识治理动因、知识治理结构和知识治理机制的完整且逻辑一贯的联盟知识治理理论体系。联盟契约的任务不仅包括保护专用性知识资产投入方免受“敲竹杠”行为的威胁，也包括在知识资产的产权难以界定和有效实施保护的情况下达成交易并避免受到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这是知识治理与一般的契约治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介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活动内容的基础上，界定知识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等知识交易前提条件，引入知识的特殊产权属性特征，即知识的独特自然属性所决定的知识产权的不完备性，分析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交易中由知识的特殊产权属性引发的事前、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投入联盟知识是否具有专用性特征是界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主体的标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具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典型特征。联盟知识治理结构是就联盟知识共享和创新活动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剩余控制权包括决策权和对决策和方案实施进行监督控制的权力，剩余控制权分配需要综合权衡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并能够有效防范知识侵权的机会主义行为；剩余索取权分配决定联盟成员的创新风险承担和知识创新收益预期，通过激励效应影响联盟成员的知识投入活动决策进而决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产出，索取权分配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联盟知识创新价值最大化。共同控制模式是最优的联盟知识治理模式。知识治理机制是知识治理结构发挥作用的机理和途径。从防范机会主义实现知识创新绩效最大化出发分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机制包括联盟层面和知识创新团队层面。两者缺一不可。在联盟层面，对于可以通过专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有效产权保护的知识资产，可以利用知识保护机制消除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而对于无法证实侵权行为存在的知识交易，只能通过收益分配机制达成知识交易，但前提条件是收益份额超出机会主义带来的损失，如果外部性过高，则只能借助于一体化机制，否则联盟将解体。在团队层面，提升由异质性知识结构成员组成的知识创新团队的知识创新绩效，关键是沟通顺畅、相互信任、协作默契、合作共赢。考虑培育信任和默契的成本，确定团队最佳信任默契度。以我国政府主导，主要由我国企业组成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TD-SCDMA产业联盟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联盟发展的各主要阶段的知识治理问题及其变迁，联盟的主要知识治理措施和治理效果，以及政府各项支持措施在解决联盟治理问题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建立和完善知识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保证联盟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举措。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对联盟提供组织支持、资源支持和适当的保护，是联盟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的外部干预，可以克服联盟内部知识治理机制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知识治理机制”。
董树军[4]2016年在《城市群府际博弈的整体性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财富积聚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渐地成为世界各国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夺取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世界级城市群之间的竞争,重构和振兴城市群纷纷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战略。就我国而言,城市群各个方面发展程度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展的龙头,对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成为我国未来的核心发展方向。城市群作为多个城市的集合体,是一种功能性区域,同时也是一个主体博弈场域。由于城市群内部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导致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政府在政治市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领域发生博弈。并且,这种博弈在政府政治经济人倾向和参与人有限理性的前提限制下,会衍生诸多博弈无序问题。除此之外,当前我国关于城市群府际博弈治理的理念及制度规范都还不健全,更是加剧了城市群府际博弈中的竞合无序行为,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城市群内部统一市场分割、产业结构雷同和重复建设、城市群整体环境污染及治理失序、城市群公共政策扭曲等,给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阻碍。因此,寻求解决城市群府际博弈的优化路径,构建城市群内各个城市政府间合理、有序的竞合博弈关系,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新兴的第叁种行政范式,是对新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治理碎片化和服务裂解性进行超越的结果,它以合作共赢价值理念为基础,以协调、整合机制为核心,注重治理问题的预防、治理过程的优化和治理结果的提升,借助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技术,进行治理层级和治理功能之间的整合。同时,注重全局战略和整体思维,以信息技术的制度化设计为手段,通过构建信任体系、责任体系和利益协调体系,建立政府治理整合系统和协调系统,主张治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整体性治理以协调与整合为核心的主张与城市群府际博弈的协调与治理具有较强的契合性,能够更好的协调各个城市政府之间的博弈,缓解相互之间的博弈冲突,实现政府博弈整体效果的最优和公共利益整体最佳。因此,整体性治理不仅是一种改革取向,也是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对指导治理转型期我国城市群府际竞合博弈的设计和安排,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未来改革的思考方向,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根据城市群府际博弈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知城市群府际博弈中竞争与合作从无序到有序、从松散的一般往来到有组织的社会经济联系、从不整合状态到整合发展,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从时间过程上看,城市群府际博弈无序发展进程更漫长,当前我国城市群府际博弈仍有相当多还处于“诸侯割据”状态,其无序竞争博弈因子较多,而有序合作博弈因子较少,对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基于城市群府际博弈的机理,深入剖析城市群府际博弈无序产生的原因,可知博弈意识落后、行政区域障碍、考核机制不当、博弈协调机构滞后、信息沟通不畅、成本分摊不均、信任体系缺失以及博弈规则不完善是当前城市群府际博弈无序产生的重要原因,成为城市群府际博弈治理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出发,从重塑合作共赢理念、建立整体性博弈治理机构、创新城市群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城市群府际利益协调机制、搭建城市群府际信息共享平台、优化城市群府际博弈信任体系等方面着手,探讨推进我国城市群府际博弈协调治理的策略选择。
常宏建[5]2009年在《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现代项目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和对于时间、成本及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项目的成功不再仅仅依靠项目经理的管理水平,还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参与,项目利益相关者成为影响项目成败的重要因素。项目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不能有序互动、没有建立一种协调的合作关系是导致项目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合作是项目成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如何加强对项目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互动有序,达成项目系统的协同状态,以实现项目的成功,成为当前项目管理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研究问题,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是指为了建立和维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使之从无序向有序发展,达成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实现项目成功所设计或安排的规则和策略。该协调机制是一种主动型的、预防型的、高层次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它是对项目运行过程中预期的问题和冲突制定的解决方案。通过构建良好的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能够从制度层面实现有效的项目管理。本文基于系统式思维,采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叁个方面的内容,即:分析了协调机制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协调机制的结构模型,建立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度测评体系。目前关于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文献还较为少见,组织间协调机制的研究对于协调机制的作用机理也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第3章基于协同学原理和自组织理论分析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作用机理,指出项目系统在涨落的触发作用下。通过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形成序参量,支配项目系统演化并达成项目利益相关者的界面协同状态,在界面协同的基础之上产生项目系统层次的整体涌现。协调机制作用机理为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把协同学理论引入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研究,为项目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指导,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理论创新意义,这是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之一。组织间协调机制的研究对协调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与工具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第4章以协同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以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作用机理为基础,抓住影响合作关系演化的关键要素,系统地构建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分为内部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和外部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两个部分。内部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包括显性协调机制、隐性协调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叁者构成一个统一体,共同作用促进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基于公共关系理论,建立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为项目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该协调机制模型弥补了复合型组织协调机制研究的不足,能够从制度层面实现有效的项目管理,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二个创新点。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度是指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谐一致的程度。协调度描述了项目系统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协调状况的好坏,体现项目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的趋势。通过对协调度的测评,可以量化分析项目系统的协调状态,明确什么情况下需要协调以及协调的效果如何。本文第5章基于协同度以及和谐度的测量原理和方法,建立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度测评体系,包括协调度的测量方法、步骤以及项目系统的优化方案设计方法。该协调度测评体系数据的分析和测评结果更为客观,能有效的指导对项目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管理,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这是本文第叁个创新点。为了检验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有效性,本文第6章对实证项目进行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度测量,然后有针对性的设计了协调机制方案,并对协调机制运行的效果进行跟踪分析,实证结果较好地验证了本文研究成果的有效性。本文对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若干创新性的成果,但由于该课题内容十分广泛和复杂,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修国义[6]2006年在《虚拟企业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虚拟企业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是国内理论界和企业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企业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变革，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单凭自身内部资源的整合，己经难以把握快速变化的市场机遇，于是它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企业外部而作为以提升核心能力为目标，对企业外部．资源进行优化整合的一种手段——虚拟企业，开始成为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到来的现实选择。 我国关于虚拟企业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家863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研究项目对虚拟企业的生产模式进行过研究，但对虚拟企业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针对目前虚拟企业理论研究尚不十分成熟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国内外虚拟企业研究和发展现状，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对虚拟企业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旨在对我国虚拟企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有所借鉴和帮助。 本论文综合论述了虚拟企业的相关理论，系统研究了虚拟企业的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首先，本论文构造了虚拟企业的基本理论框架，给出了与虚拟企业相关的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价值链理论、核心能力理论、合作竞争战略等理论。其次，科学界定了虚拟企业的内涵、特征、类型，剖析了其模式特征、生命周期与组织流程，并针对伙伴选择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建立了基于灰熵的虚拟企业伙伴选择模型。进而，对其组织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虚拟企业的五种组织模式。同时，对虚拟企业的运行机制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建立和完善了虚拟企业关于利润分配、风险管理的量化模型。针对目前虚拟企业风险评估模型普遍存在的弊病，建立了基于物元分析的虚拟企业风险评估模型。最后提出了我国发展虚拟企业组织的基本对策与建议。 本论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紧密结合，强调实用性，为我国理论
靳景玉[7]2006年在《城市联盟的合作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因素最密集的地区，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中心。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新的城市不断涌现，城市由少到多，由分散孤立到聚集成片，城市化进程强力推动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不断聚集和扩散，形成新的空间结构，已经形成了多个城市群。城市间的联系大幅度增加，城市之间的合作博弈时代已经来临。城市之间的合作博弈产生城市联盟。城市联盟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发展城市经济的有效途径，是城市群组织制度创新。本文在对城市联盟的产生、发展、动因、特征、形式、分类、运作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动力学、协同学、博弈论等理论工具研究城市联盟的合作动力机制，揭示城市联盟的本质，从而丰富城市联盟的理论，以对城市联盟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实践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分析了城市联盟的产生和发展，全面考察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城市合作动力机制的相关问题及研究意义。 2、梳理了有关城市联盟基本概念，提出基于愿景的城市联盟的分类；从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联盟的形成原因；分析了城市联盟的主要形式和特点。 3、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价值链理论、网络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资源理论探讨了城市由竞争向合作演变的理论机理。 4、研究了城市联盟运作机制中的基于资源理论的形成机制、盟员的选择机制及评价方法、实现机制、价值创造机制和维护机制。提出了联盟伙伴选择的评价方法，同时提出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和奖惩机制是城市联盟得以维持要素。 5、在分析城市联盟的动力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联盟的弓箭弦理论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城市联盟的根本动力为利益趋同性，城市联盟的动力系统中还包括产业动力、市场动力、技术动力、学习动力、制度动力、资本动力、资源动力和结构动力等，它们共同作用构成城市联盟动力系统，从城市联盟的弓弦箭模型得出利益趋同性越好、城市联盟获得的增值价值越大、城市联盟走的越远。
樊玉然[8]2013年在《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而不强”和“低端锁定”,是阻碍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严重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继续扩大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装备制造业发展上的差距。而要解决“大而不强”和“低端锁定”问题,最首要的是应树立起产业链全局观。在当今世界技术经济迅猛发展、产业组织形态向着垂直分工深化和网络化方向演变的形势下,各国产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转变为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基于此,本文确立了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这一选题。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包括纵向治理结构优化和纵向治理机制优化两个方面。本文从理论和经验验证两个方面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协调与合作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的提升。本文认为,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动因在于追求企业间网络组织的较高效率。这里所说企业间网络组织的较高效率,是相对市场和科层组织而言的,其根本来源在于该组织内部企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演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本文从两个方面给予了证明：首先,构建合作博弈模型,从一般意义上证明了合作对联合剩余的创造作用；其次,针对装备制造业企业间网络组织的实际情况,运用逻辑推理和典型案例分析手段,论证了协调与合作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提升的作用。(2)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演变的影响因素在于资产专用性程度、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状况。本文对这些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观点为：首先,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资产专用性程度是决定治理结构(即组织形态)的最重要的因素。随着技术经济的快速发展变化,装备制造业资产专用性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这促使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向纵向非一体化的方向变迁。其次,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进程。技术经济基础设施主要指信息技术、通讯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完善状况。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各构成要素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演变的推动作用尤其显着。本文还重点论证了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在发展上相互促进、进而共同促使市场交易成本下降这一观点。这里所说的相互促进体现在当前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的融合发展趋势上。再次,制度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也可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来促进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进程。本文所探讨的制度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发展完善状况。相对于市场治理而言,纵向一体化的科层组织是一种依靠权威力量进行计划协调的“自治”组织。按照企业理论,科层组织的优势在于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市场交易成本高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据此逻辑,本文认为,科层组织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制度缺失的自然反应。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的发展完善,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自然会向纵向非一体化的方向演变。(3)经验验证的结果证实,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大多数两位数行业而言,其纵向非一体化进程显着提升了生产率,且其纵向非一体化进程受到资产专用性、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显着影响。本文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的生产率效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科学严谨和全面细致的经验验证：利用我国全部省级区域的全部装备制造业二位数行业10年期间的历史统计数据,针对每一个装备制造业二位数行业构建了纵向一体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模型和纵向一体化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两个省际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经验验证结果揭示：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大多数两位数行业而言,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资产专用性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具有显着的负向作用；信息技术及通讯业等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法制等制度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交通运输业发展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没有显着作用。综合以上经验验证结果可得出结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有效地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这就是纵向非一体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正效应的原因所在。而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发展程度对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程度的显着正向作用说明,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提升了纵向非一体化的效率,从而促进了纵向非一体化程度的上升。(4)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方向应是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本文已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验证证实,在当前的技术经济和制度外部环境之下,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是符合效率原则的演变方向。在此情况下,本文进一步对企业间网络组织的各种形态(企业集群、分包和外包、虚拟企业、供应链整合、战略联盟和企业集团等)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指出,在网络化过程中,应主要根据交易环节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来确定企业间网络组织形态。交易环节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强,则选择的企业间网络组织形态的权威协调作用也应该越强。为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进程,还应找出这一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并寻求解决方案,具体包括：进行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以促进装备制造业核心企业的行为逻辑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大力加强中小企业的协作配套能力,以促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垂直分工的深化,从而促进纵向非一体化的进程。(5)为配合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以提高产业链运行效率,应进行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的优化设计。因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优化主要是指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故该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的优化实际上主要就是企业间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的优化。企业间网络组织治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促进该组织稳定运行的治理机制以及促进该组织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企业间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是其高效运行的基础；高效运行又会进一步促进其稳定运行。且高效运行前提下的稳定运行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的稳定运行。所以说,稳定运行的治理机制和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联系紧密并相互渗透。企业间网络组织稳定运行治理机制的优化目标在于促进企业之间的稳定合作。该治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降低机会主义收益的治理机制。具体包括增强自身谈判力的机制、建立多向交易关系的机制。为增强自身谈判力,可采取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建立横向合作机制等措施。建立多向交易关系,可削弱交易对象的垄断地位,减轻所遭受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程度。第二,提高机会主义成本的治理机制。具体包括资产抵押的自增强机制和信誉的自增强机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机制和叁方治理机制。这些机制通过提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而促进企业之间的稳定合作。企业间网络组织高效运行治理机制的优化目标在于提高合作所创造的联合剩余。这些机制主要包括：第一,显性激励机制。通过对激励支付契约的设计,决定最优的激励系数,以激励配套企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从而提高联合剩余。第二,隐性激励机制。该激励机制更适合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实际情况。该激励机制可通过对供方资格管理制度和供方动态管理制度的设计来实现。第叁,契约菜单激励性规制。该种激励性规制可被大型核心企业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中小协作配套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与已有类似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将产业链的纵向治理结构优化研究与纵向治理机制优化设计相结合,力图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的分析框架。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优化研究重在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企业间网络组织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我国技术经济和制度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各种治理结构(即经济组织形态)之间进行比较与选择。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优化设计重在根据合作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规制理论,以促进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稳定、高效运行为目标,并结合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运行的实际来进行相关制度的设计。(2)本文尝试从根本原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非一体化和网络化这一纵向治理结构演变趋势进行全面解释。本文将根本原因归结为协调与合作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的提升；将影响因素归结为资产专用性程度、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的变化与发展。以上根本原因和影响因素通过对企业间网络组织效率的影响而作用于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演变。(3)对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尝试性地将新规制理论引入对纵向治理机制的研究。本文将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区分为促进纵向治理结构稳定运行的治理机制和促进纵向治理结构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并深入阐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探索高效运行治理机制的优化方案时,本文基于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内在经济规律的洞察,将新规制理论的契约菜单激励性规制原理引入治理机制的设计过程,以更全面更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合作困扰,并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4)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演变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严谨的经验验证。对我国装备制造业这方面的经验验证目前尚不多见。验证的具体做法是,利用我国全部省级区域的全部装备制造业分行业10年期间的历史统计数据,针对每一个装备制造业分行业分别构建两个省际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纵向一体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模型和纵向一体化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验证,更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以及作用程度。当然,囿于作者有限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视野,论文的研究尚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一些观点和结论还需要接受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具体说,在理论研究方面,在运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时,还需更多考量我国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特殊性及其给企业的行为逻辑造成的影响；在经验验证方面,限于数据和资料的可得性,本文更多使用的是装备制造业二位数行业省际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和典型个案的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在利用大样本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经验验证方面尚有欠缺。以上在理论研究和经验验证方面的不足,有待后继研究加以拓展和完善。
王云锋[9]2007年在《老工业基地产学研合作市场化激励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逐步实施，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但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而言，老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中某些方面的差距有持续扩大之势。主要表现是，新兴产业比例偏低，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企业经济效益不高。造成这些问题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产学研合作成功率不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产学研市场化激励机制。因为，只有基于市场化激励机制的产学研合作，才能有效整合老工业基地的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社会资本，提高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产学研合作的成功率，促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转变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以及产学研合作的现状。认为，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开展产学研合作。但现有的产学研合作由于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产学研合作成功率低，没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需要建立起产学研合作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其次，系统剖析了产学研合作及其相关激励的理论基础。内容主要包括，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机制、产学研合作的基础理论以及构建产学研合作市场化的相关激励理论。之后，系统研究了影响老工业基地产学研合作市场化激励机制的相关因素。内容主要涉及产学研市场化激励机制的概念、市场化激励机制的组织形式、影响市场化激励机制的产、学、研、政等因素以及市场化激励机制的模型构建。最后，从目标管理、利益分配、约束控制、绩效考评、激励奖惩等方面提出了构建老工业基地产学研市场化激励机制的途径。本文认为，振兴老工业基地依靠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构建以市场激励机制为主要特征的产学研合作运作模式。通过产学研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建立可以克服产学研合作中遇到的大部分运作机制、体制上的障碍，使老工业基地的产学研合作得以顺利实施，激发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提高合作的成功率，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赵林捷[10]2007年在《企业创新网络中组织间学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更加复杂：知识扩散速度加快，企业创新所带来的先行者优势容易消失；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增加，知识整合趋势明显；技术发展趋势和突破方向难以预测；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长，创新风险日益增加。同时，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学术人才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学术机构研究能力和研究质量的迅速提高、风险投资的蓬勃发展、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创新资源和知识要素在更大范围的配置与加速流动以及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转移等因素，封闭式创新模式的良性循环逻辑开始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独立掌握或开发与其发展相关的所有知识和技能，企业必须从其传统的封闭创新模式向开放的网络创新模式转变，即不再局限于内部创新资源，而是积极寻求与其他组织的合作，通过技术合伙、合作研发联盟等方式，形成知识创新网络，整合创新资源，实现创新目的。目前，创新网络已成为企业间合作研发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当今很多企业的明智抉择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企业创新网络中，合作技术创新就是一个企业寻找、捕捉不同知识资源并加以整合运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上，组织学习始终贯彻其中：一方面，企业要整合与激活组织内现有的知识存量，使其进一步在组织内部进行扩散、传播和共享；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有效地通过跨组织学习，快速获取、吸收组织外部的新知识、新技术。因此，随着现代经济由基于物质资源为主导的经济向基于知识、技术为主导的经济转变，推动创新网络组织间学习以及培育企业跨组织学习能力的意义已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选择将企业创新网络中组织间学习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本文一共八章，主体部分包括第2章到第7章。各章节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第1章：首先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然后在回顾国内外创新网络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解释了从组织间学习视角研究创新网络的原因，并对创新网络、组织间学习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阐释，给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框架、内容及相关研究方法。第2章：主要通过文献调研法，对企业理论、组织形态与创新模式以及组织学习理论的演变进行了全面回顾，并指出叁者的演变是一个协同过程，正是这一协同演变构成了本文研究视角的宏观理论背景，从而使创新网络组织间学习成为研究的聚焦之一。第3章：在回顾主要组织学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构建组织间学习模型的可能困境，然后运用卡尔·波普尔的知识进化论，构建了一个以问题为导向、以知识创造为核心、基于I-P-O链接机制的双循环组织间学习模型，并详细解释了模型的叁个组件(“知识孵化器”、“知识共享网络”和“创新网络知识库”)，分析了模型各组件间I-P-O链接机制、模型实施的障碍以及相关管理方略。第4章：分析了创新网络中虚拟团队成员决策的“羊群行为”现象，并运用进化博弈论刻画了虚拟团队成员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决策行为的动态演进，在此基础上，论文给出保持合作稳定性的边界条件。第5章：运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法，对创新网络中组织间学习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测度了网络成员学习型组织特征、组织学习系统、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学习能力四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组织间学习绩效的直接、间接影响，绘制了变量间的路径图，给出了路径系数。第6章：分析了组织间学习行为与网络成员组织趋同现象的关系。论文指出，组织间学习不仅关系到创新网络内知识资源的流转、分配和增殖活动，同时也对网络成员的组织结构、文化、制度演变以及合法性产生影响。组织间学习与组织趋同是双向建构的，一方面，组织间学习会引起组织趋同，另一方面，组织趋同现象也会反作用于组织间学习。第7章：借鉴能力成熟度概念(CMM，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和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FIE，Fuzzy Integrated Evaluation)，构建了一个包含发展、分析和评估叁个子模型在内的、基于组织间学习的创新管理成熟度模型(IMMM，Innovation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论文指出，以IMMM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管理成熟度水平的工具，企业可以适时诊断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改进方法，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创新管理水平的提高。第8章：对全文研究内容进行了回顾，并对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展望。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创新性工作：1、运用卡尔·波普尔的知识进化论，构建了一个以问题为导向、以知识创造为核心、基于I-P-O链接机制的双循环组织间学习模型，并将创新网络的组织内学习和组织间学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2、恰当运用进化博弈论刻画了虚拟团队成员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决策行为的动态演进，并给出保持合作稳定性的边界条件。3、论文创新性地指出，创新网络中组织间学习绩效的各影响因素(学习型组织特征、组织学习系统、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学习能力)与组织间学习绩效之间是结构性的因果关系，而不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它们对组织间学习绩效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概念模型。然后运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法，对创新网络中组织间学习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并检验了概念模型。4、论文分析了组织间学习行为和组织同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突破了将组织间学习仅仅定位于组织间网络知识资源获取、共享和积累的固有认知或窠臼。5、吸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和模糊综合评价法(FIE)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从组织间学习视角出发，发展了一个新的技术创新管理工具——创新管理成熟度模型(IMMM)，用以诊断企业创新管理存在的问题，不断推进创新管理成熟度水平。
参考文献：
[1]. 技术联盟的组织形态和收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研究[D]. 张志颖. 河北工业大学. 2002
[2]. 面向复杂重大科技工程的协同创新联盟管理机制研究[D]. 杨阳. 北京理工大学. 2014
[3].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知识治理研究[D]. 陈立勇. 湖南大学. 2012
[4]. 城市群府际博弈的整体性治理研究[D]. 董树军. 湖南大学. 2016
[5]. 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研究[D]. 常宏建. 山东大学. 2009
[6]. 虚拟企业组织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D]. 修国义.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7]. 城市联盟的合作动力机制研究[D]. 靳景玉. 西南交通大学. 2006
[8]. 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D]. 樊玉然.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9]. 老工业基地产学研合作市场化激励机制研究[D]. 王云锋. 太原理工大学. 2007
[10]. 企业创新网络中组织间学习研究[D]. 赵林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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