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存异”与“趋同”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现代西方经济学取得了远较它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大得多的进展。
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存异”与“趋同”现象。所谓“存异”，是指西方经济学各不同流派或者大的倾向方面存在着基本上不同的认知和取向；所谓“趋同”，是指在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原先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甚至是格格不入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互相接近、接受和赞同的现象。
从17～18世纪古典经济学开始酝酿和正式奠基的时代起，西方经济学界就出现了实行国家干预主义还是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斗争和争论。这两种理论和政策取向互不相容，一直持续至今，可以看作是一种“存异”现象。
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取向的地位相互消长的角度，可以把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大致上划分为五个阶段：（1）20世纪之初的前30年，即20世纪30年代之前，是以早期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学界一统天下的时期。（2）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是凯恩斯主义产生与现代宏观经济学形成时期，同时也是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对沉寂的时期。（3）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盛时期，也是20世纪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最鼎盛的时期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蛰伏和重新酝酿的时期。（4）20世纪70～80年代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大论战时期。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衰落、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各学派兴起，国家干预主义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流派论战、对峙和力量消长转换的时期。在该时期内，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相关学派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新自由主义学派则轮流登场，势头正盛。（5）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结束，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论战和对峙中出现了“存异”、“趋同”（“综合”）的时期。这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重新整合的时期。该时期内，各种新的经济理论开始萌生、发展，原有各派的理论和观点开始了“调整”与“重新站队”。
在20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变化的这五个阶段中，国家（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存异”与“趋同”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两大主流学派之间的争论和地位消长来体现的。其间，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政策取向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换：（1）从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换；（2）从国家干预主义再向经济自由主义的转换。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在上述地位转换中经历了两次“综合”与“趋同”：“新古典综合”——“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进行的“综合”与“趋同”；“‘新’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综合”与“趋同”。
在20世纪最初的30多年时间里，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占据统治地位，是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问世之前的以早期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但这一状况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中期的经济大萧条为契机发生了逆转。在大萧条的严峻现实面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既无法解释实际经济现象，也提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因而失去了人们对其理论体系的信任。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发生第一次大逆转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逆转中，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开始登上时代的舞台。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盛时期，也是20世纪国家干预主义的鼎盛时期。在该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繁荣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据了经济学界的主流位置。
在20世纪70～80年代中期，现代西方经济学又逐渐进入了另一次理论取向的大逆转时期，这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又一次理论和政策大论战时期。在这一时期，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说，在长期经济停滞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所谓“经济滞胀”面前一筹莫展，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各学派则在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发起责难和论战中逐渐兴起。尽管国家干预主义流派的主导地位并未完全丧失，但已呈衰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地位在20世纪中的第二次大转换出现了。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结束，在各理论流派的论战和对峙中，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第二次理论大转换，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让位于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另一方面，出现了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主体的理论“趋同”与“综合”倾向。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开始逐渐吸收一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相对合理的理论前提和观点，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国家干预政策。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了重新的整合，各种新的、具体的经济理论开始萌生、发展，原有各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观点开始了“调整”与“重新站队”。
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里大致上走过了一条既有“存异”又有“趋同”的“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两大“转换”及“存异”和“趋同”特点的历史必然性
美国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曾经说道：“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的建构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宏观经济学家今天所相信的，是一个演变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抛弃了那些失败的观念，而保存了那些看起来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的思想。”[1]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里的两次大转换有其历史必然性。
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第一次理论取向大转换标志的“凯恩斯革命”，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也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开端。马克·布劳格认为凯恩斯的《通论》所带来的经济思想的革命“是经济思想史上一场空前的巨变；在此之前从没有新的研究项目可以如此迅猛并且如此彻底地征服经济学的传统”，凯恩斯改变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经济学家的信仰，使他们在10多年中皈依凯恩斯式的思考方式”（注：这些言论参见M.Blaug所著" Recent Biographies of Keynes" ，载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September。）。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之前，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英国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在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在充分弹性的价格机制下，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经济引向“充分就业的均衡”，使每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充分协调一致，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充分的运用。而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和长期萧条，无情地打破了上述新古典传统教义的神话，新的经济理论学说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成为那个时代经济现实的要求和呼唤。凯恩斯主义不过是应运而生的这类理论的突出代表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迅速传播，很快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造成一种在经济学界言必称凯恩斯的局面。首先，这是历史巨大影响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西方国家在战后无不把缓和经济周期波动、争取充分就业和稳定经济增长作为战略目标，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流行就势在必行。其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其他国家在战时实行的以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对付经济危机的成功经验，对西方各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示范作用。特别是战后各种因素造成的西方经济相对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正确性”的最有力佐证。历史的机遇加上现实的经验，使得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颇有些“顺时者昌”的意味。
不过，历史的相似往往具有讽刺和嘲弄意味。20世纪30年代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教义破产与垮台的同一规律，在20世纪70年代也落到了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头上。首先，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停滞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并发症，使凯恩斯主义在理论和经济政策上都进退维谷，极大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其次，严重的世界性通货膨胀，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完全未曾预料到的难题。曾经“顺时者昌”的正统经济学体系遭遇了大逆转，显露出“逆时者亡”的迹象。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支柱——詹姆斯·托宾曾经说道：“正像30年代的大萧条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一样，70年代的‘大滞胀’导致了经济学家和公众去迎接反凯恩斯革命的到来。”[2] 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纷纷以解决通货膨胀或“经济滞胀”问题为契机，从批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入手，在理论上另树新旗。因而，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及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形势逆转，诸理论派别论战不断、纷争不已的态势，在客观上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各派“存异”的基础上，出现了“分久必合”的“趋同”动向。这种变化，同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市场自动调节机制的失效，古典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确不能完全奏效。在此方面，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仍然具有直接的现实必要性，而且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滞胀”问题的存在，在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仍然在基本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现代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是无法完全替代它的。因此，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调节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政策调节都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发展演变的历史充分说明，每一种经济理论的产生、发展，乃至于在一个时期占据统治地位和支配地位，首先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既包含客观的经济社会的条件，也包含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理论条件。就后者而言，更多更直接地表现为理论间的批判、继承和补充的关系，反过来又作用于以后的经济理论。
三、20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演变中两大思潮取向“转换”的基本特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从基本倾向来说，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干预政策的性质和程度展开的；主要的经济学理论思潮是凯恩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总量分析、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模型分析，变化趋势是朝着总量与个量相结合、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短期静态与长期静态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方向发展，同时模型化研究方法、计量分析数学手段以及电子计算机工具的运用也日益发展起来；研究方向上，基本分为向实用对策发展和向理论专业化发展两个方向，其中又以前者为主。近年对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和“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也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中新的理论方向。在经济哲学的出发点上，主要是围绕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态度的变化，从忽视和否定“经济人”理性向着重视和肯定这种理性转变，而这又直接关系到对国家干预能力和效果看法的变化。
（一）曾经作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这里要说明的是，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与战后兴盛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之间存在区别。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现实出发，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然而，凯恩斯的理论只考虑到短期，只考虑到经济大萧条的特殊情况，他并没有使自己的理论长期化。二战后居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有所不同。一方面，该学派把凯恩斯学说强烈的短期特点和针对性抛到脑后，力图将其普遍化、长期化和动态化；另一方面，该学派从适应“混合经济”制度的立场出发，把被凯恩斯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重新纳入凯恩斯主义体系，并作为其微观基础。这样，以“新古典综合派”面目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其登上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开始，就试图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经济理论进行“沟通”和“趋同”。而这也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内部种下了矛盾与不协调的种子。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新古典综合派”在运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同时，却忘记了凯恩斯理论赖以立足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具体事实的特殊性，结果在片面追求“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了累积性的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成长时，最终造就了动摇其自身地位的各种历史条件。所以，造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危机和动摇的必然性，不仅存在于客观经济状况的变化之中，而且存在于其自身理论政策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中。
（二）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批驳凯恩斯主义的两个共同点
这两个共同点是：（1）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为突破口，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大兴讨伐；（2）主张减少国家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自动调节作用。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没有主张绝对的自由放任。这正是战后不同经济思潮和流派在理论和政策上“趋同”的一种反映。
1.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各派中最早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发难，也是力量最强的一派。货币主义者以通货膨胀问题为突破口，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大加批判，认为凯恩斯主义过分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短期行为造成了“经济滞胀”的恶果。他们反对相机抉择的原则和一系列有关的政策工具，主张实行单一货币规则，以期达到经济长期稳定、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繁荣发展，在70年代的论战中，人们仍在一定程度上存留着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成功”的印象。而以“新古典综合派”面目出现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并非完全排斥经济中市场自动调节的功能，他们和现代货币主义者仍然有一些“趋同”的方面。一方面这表现为对凯恩斯思想加以某种高度概括的IS—LM分析模型，实际上它仍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为基础；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新古典综合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自动调节、自动均衡思想局部有条件的认可，甚至提出在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中搞“经济自动稳定器”的理论建议。这样的“趋同”使得现代货币主义的观点尽管在实际上影响了其他的经济理论，但它也只能以反对派的面目同凯恩斯主义在某些方面进行争论、对峙，而无法完全取代它，甚至还不能真正与其平起平坐。
当然，现代货币主义同样存在着与新古典综合派某种程度的“趋同”。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认为：“对于社会来说，不论是作为一种理想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3] 他并不绝对地排除国家干预，认为现实中“在引入指令性因素的地方，在于在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生产效率目标以外的其他目标的同时，以一种尽可能小地妨害市场运行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指令性因素最小化”[3]。
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弗兰克·莫迪利安尼也说道：“实际上，主要的货币主义者和主要的非货币主义者之间并没有重大的分析上的意见分歧。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这样说过，‘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分子’，而我可以准备换个说法，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如果把货币主义含义定为在决定生产量和物价中，货币存量起着主要作用的话。确实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货币主义者的名单是极广的，其中包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我自己，如我在1944年和1963年论文中所表明的那样。”（注：这段论述参见莫迪利安尼：《货币主义者论战，即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经济稳定政策》，载《美国经济评论》1977年1月号，第1页。）
2.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从“经济人”对国家干预政策会产生理性的预期，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角度来批驳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实行充分的自由放任政策，可使“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导致良好的经济秩序，克服“经济滞胀”的难题。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变动中预期的作用，从经济对策的角度提出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与个人对策之间的博弈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他们在批评国家干预政策的失败和关于菲利普斯曲线信条的失效方面的确取得了某种成功，但他们也不是彻底地反对国家经济政策，他们只不过更多主张刺激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和承认短暂突然的宏观政策的一定作用而已。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理性预期学派都存在弱点：在实践上，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经验的有力支持；在理论上，没能说明预期的形成机制。其模型虽然在理论上吸引人，预期因素也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复杂的计算、过分的专业化使人望而生畏。现实中，在信息和知识等方面的限制下，人们的预期很难达到“理性”，这就使其适用范围变得狭小有限、不切实际。
3.供给学派站在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从供给角度对凯恩斯发动批驳。他们公开主张“萨伊定律”的重要性，指责凯恩斯主义过分强调需求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供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应该说，供给学派指责凯恩斯主义把暂时性对策长期化，以及完全否认“萨伊定律”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主张减税减支、增加社会供给、降低通货膨胀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但凯恩斯主义多年造成的问题积重难返，而且社会现实条件已不允许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因此，供给学派的主张缺乏现实的基础。同时，供给学派未能在理论上建立一套新颖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在政策上也同样使用财政税收政策，都使之很难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在长期理论论战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互相渗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之间的相互交叉和借鉴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同”的特点同样是当前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垄断和竞争并存、矛盾与发展共生的要求及其必然结果。从经济理论本身来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仍然是每个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哲学出发点。但由于时代的发展，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完全保证经济总是能够自动地达到均衡与和谐，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其存在的合理性。本质上，凯恩斯主义也是达到普遍的经济利己主义的手段。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性质就是社会经济的总量和总体性的问题，这必然与国家干预问题联系在一起，无论哪个流派在宏观经济问题上都不能回避它。这样一来，将一定程度的自由放任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结合起来，便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共识”，也成为其当前发展的趋势和特征。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载文对21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与变化的趋向进行过预测。文章认为，在21世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肯定会发生变化”，专业化倾向会加强，“不一致的领域在缩小，一致的地方在增加”[4]。同时，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将受到冷落。该杂志还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和存在的各经济学流派将会继续存在，并且继续其争论，而且互相之间将无法取代。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在外部形势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今后将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商品、资本和劳务的国际流动将成为经济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与核心问题，日益增加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则会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历史趋势。
在经济理论方面，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表明，在需求理论方面甚为兴盛的对单个厂商理论的研究、对公司策略的研究，已经逐渐作为微观基础渗入了宏观经济学领域。此外，理性问题似乎已被作为经济学的基石，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也许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对这项空白的填补将极大地改变经济学的特征”[4]。在供给理论方面，非线性分析方法也许将更好地描述和模拟现实的经济运动，“这种新的教学研究方法可能极大地推动经济学的发展”[4]。博弈论、计算机技术和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运用，也将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较大的影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将进一步发展，技术进步因素将进一步受到重视。也许在这些条件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会进一步完善化和“精密化”。当然，经济学中的行为研究和制度研究，也可能成为21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
四、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四次革命”中的“趋同”与“存异”
（一）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四次革命”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不仅依托现实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且借助于不同派别经济学家之间的论争。正是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论争，影响了经济学的教学方式、研究历史和方法论，揭示了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细究起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是借助于“四次革命”的推动实现两大经济思潮的转换和理论的深化。这“四次革命”是：（1）“凯恩斯革命”；（2）“斯拉法革命”；（3）“货币主义革命”；（4）“理性预期革命”。由于我们对“凯恩斯革命”已经十分熟悉，故不必多谈。
1.“斯拉法革命”。“斯拉法革命”是指196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小册子在经济学界所引起的强烈震动。该书主要探讨商品生产和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理论。这对于马歇尔以后，甚至于“凯恩斯革命”以后，西方经济学中基本不再涉及价值的倾向，是一种冲击。英国新剑桥学派对它评价很高，认为这为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微观理论基础。他们打算在此基础上，对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进行“第二次凯恩斯革命”。
“斯拉法革命”一方面否定和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主张回到李嘉图传统，提倡向劳动价值论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被认为是解决了马克思所没有解决的价值向价格转化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斯拉法的理论可以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斯拉法革命”涉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尽管它并未在实际上产生作用。新剑桥学派的本意是想通过“斯拉法革命”，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统一起来，或者说进行重新改造，但并没有成功。实际上，“斯拉法革命”是一种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局部“求同”基础上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的“存异”。
2.“货币主义革命”。“货币主义革命”是指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相对立的一套学说。其核心是，在承认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充分有效的前提下，强调了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至关重要性，指出货币是支配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他以通货膨胀问题为突破口，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倾向和主张，提倡在单一、规则、稳定的货币政策下，基本恢复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
弗里德曼被推崇为凯恩斯之后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被后来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所吸收和运用。凯恩斯主义主流地位在20世纪的逆转，从对立立场方面来说，首先就是由弗里德曼发起和推动的，也可以说，是“货币主义革命”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进行了首次撼动。“货币主义革命”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存异”，但它也有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趋同”的方面，即在货币政策上并不反对国家干预和管理，在理论上也不反对短期内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在实际上有条件地反对了“古典二分法”。
3.“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革命”主要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尼尔·华莱士和罗伯特·巴罗等人在20世纪70到80年代发动的。他们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面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进行了批评，强调人们的理性行为将会抵消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并强调应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市场机制自动发挥调节作用。“理性预期革命”对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微观化、数学化，对于宏观经济学重视理性和预期因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理性预期革命”对于西方经济学两大主流倾向和流派在研究方法和某些假设前提方面的“趋同”，显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此，萨缪尔森说道：“理性预期革命可能导致一种将新见解的优点与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久经考验的某些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综合。”[5]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重点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深化
综观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在“趋同”和“存异”的过程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曾经先后发生过7个方面的转变：（1）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稳定，再由经济稳定转向经济增长；（2）由长期分析转向短期分析，再由短期分析转向长期分析；（3）由“两分法”转向“一体论”，再由“一体论”转向“两分法”；（4）由强调供给转向强调需求，再由强调需求转向强调供给；（5）由语言表达转向运用数学的形式化表达；（6）由宏观经济机制的分析转向微观模型（微观基础）的分析；（7）从完全竞争市场分析转向不完全竞争市场分析过程。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理论和相关研究方法的深化。这主要表现在：（1）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2）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宏观经济变量的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3）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进一步重视。
（三）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取得的重要进展
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在如下一些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为科技不断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指明了理论方向，并且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2）在普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发展出较为系统的通货膨胀理论，为各国今后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3）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各种角度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加深了认识（由内生变动观点和外生冲击观点转向随机变动观点，由纯经济观点转向政治周期观点），为人们正确对待与缓和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4）对银行和金融系统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加深了认识，并且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规避风险、稳定宏观经济的各种主张和对策。（5）对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以及它们与经济政策目标重点（稳定、就业、物价、增长、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并提出了各种相关的理论。（6）提出并开拓了在不同经济制度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的新方向，并将制度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体系之中。（7）提出了信息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8）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提出了发展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学体系问题。
（四）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趋同”与“存异”
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趋同”方面主要表现在：（1）认为经济中实际GDP的增长主要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2）认为实际GDP的短期波动主要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决定或造成；（3）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短期内可能存在，而在长期内不存在；（4）认为货币供给在短期内会影响经济中的产出和就业，而在长期内不会影响这些经济方面，只会影响通货膨胀率等名义变量；（5）不赞成对宏观经济学实行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所曾经主张过的“微调”政策；（6）强调实行宏观经济政策时的制度环境和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7）同意信息和预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分析具有重要作用。
如今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在理论“存异”上，仍然有若干重要争议：（1）什么是增进生产力的最佳手段；（2）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什么；（3）实际周期模型是否会被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4）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是否会引起人们的持续兴趣；（5）凯恩斯主义是否还会回来；（6）在经济全球化和某种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浪潮中，宏观经济学将如何应对经济的波动和增长问题。毫无疑问，在21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学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对这些方面进行继续探讨和深化，“趋同”和“存异”的具体方面还会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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