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183;信任#183;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计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实证学派看来，理论研究关注的是“是什么”，它能提供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系统解释。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各自对现象的解释力度。基于这一逻辑，理论研究只能是、也必须是从现象出发的。当年科斯对经济学的批评之一就是“黑板经济学”，即：经济学家们不关注现实经济现象。那么，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是否充分关注、并能够有效解释相关现象?比如，会计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之初，“腓尼基人发明字母就是为了会计”①；会计存在于所有组织之中，包括小至家庭、大到国家，甚至联合国这种跨国性组织。现有的会计理论主要是基于相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讨论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会计选择、市场对会计信息的理解等。对会计为什么能够存在于所有组织之中这一现象，要么不予关注，要么，在会计的产生和发展部分，一带而过。 会计究竟产生于何时?会计因为什么而产生?会计为什么存在于所有组织之中?会计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怎样?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讨论会计。笔者不揣浅陋，斗胆将会计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讨论，希望从人类文明与发展角度切入，讨论会计在其中的作用，以期能更好地解释上述未能纳入讨论的、关于会计的各种现象。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术界对会计产生与发展的讨论，主要还是从经济社会出发的。比如，我国会计界广为接受的“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一个隐含的解释就是：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时，会计就不重要；会计是“通用商业语言”，同样是从商业社会来讨论会计的，如果商业活动不发达，对“语言”的需求就不高。在非商业社会(如早期的原始社会)、非商业组织(如教会)、非商业活动(人们的日常往来)中，会计是否存在并发挥作用? 现有的关于会计的研究与讨论，通常是从复式簿记开始的，并将1494年帕乔利(Luca Paciolio)载有复式簿记论述著作的出版，作为会计讨论的起点。相应的各种关于会计、特别是复式簿记的赞美，也是以商业社会和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比如，著名的德国诗人、哲学家歌德(Goethe)高度赞美复式簿记，“人类智慧的绝妙创造之一，每一个精明的商人从事经营活动都必须利用它”。著名的会计学家A.C.Littleton在《20世纪之前会计之变迁》(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一书中，对复式簿记的讨论，认为除书写、算数外，商业、信用、货币、资本、私有产权等是复式簿记产生的基础，这同样也是从经济与商业角度来讨论、认识会计的。这些认识，在过去相当长时期里，成为会计教科书以及大学会计教育的基础性假设。对会计的研究与讨论，主要是从服务于经济活动的工具角度出发，更多强调技术性；会计从业人员，当然也就是“能工巧匠”的一分子。 显然，将会计局限在商业和经济角度，不能有效解释很多会计现象，如：会计不仅仅存在于各类盈利组织如企业中，它还广泛存在于各种非盈利组织中，也包括与商业活动无关、至少声称无关的寺庙、道观、教会中；会计存在于人类社会产生之初，而当时的人类社会，社会生产能力极度低下，并没有什么经济活动可言；人类社会的很多活动并不必然涉及交换、盈利等商业行为，比如，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红楼梦》中的贾府——不应该有会计，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活动对会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很多会计思想的发展，与经济活动或商业活动的关系比较间接，比如，审计的产生，几乎与会计一样古老，而当时的经济活动并不发达；会计面临实际成本与非实际成本的冲突与选择，由来已久，但即便“公允价值”呼声高涨，支持者认为它能够更好地顺应经济活动的要求，实务应用仍然是阻力重重，甚至，次贷危机中出现过对同一个项目，先后分别采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现象，等等。这背后的因素，可能就不是经济活动自身所能够解释的。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我们回到最基础的问题上，回答会计究竟是因为什么而产生?会计对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是什么?理论框架如何设立，才能更好地解释各种与会计相关的现象?进一步，会计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如何?会计与人类文明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或者，会计，是否具有让人类的发展更加文明、顺畅、有效的功能? 二、经济学达尔文主义与社会选择理论 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生物进化，是一个自然、随机的过程；环境改变了，那些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逐步消亡；所有物种为了获取存活机会，不断调整，适应环境；自然对优良性状的选择，会产生新的形态、新的物种②。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也广泛用以解释经济制度及其变迁。可以类比的是，经济制度设计学派——经济制度是人们精心设计出来的——可以比诸上帝造人，相反，达尔文主义的经济理论则认为，制度是不断演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的制度，那些能够存活的制度，是适应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变革就是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拟为新的形态或物种的产生，它同样是因应自然对优良性状选择的结果。 Alchian(1950)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来解释企业的演化。在题为“不确定性、演化和企业理论”的论文中，Alchian提出，充分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环境；企业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过程；面对竞争激烈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诸如利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等，无法成为企业获得经营成功的指南，与企业最终是否能获得成功无关；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那些具有冒险和探索精神、能够抓住机会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企业为了获得成功，就在不断地模仿(imitation)、试错(trial and error)，以求更好地适应(adaption)环境。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应用，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竞争环境，就如同气候变暖等自然环境大变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一样，不能适应互联网思维的企业衰败甚至倒闭(如诺基亚)，苹果成为企业竞相模仿的对象。在模仿过程中，也会不断有创新，进而，新的商业模式——从Ebay的企业合作伙伴模式到优步、Airbnb等完全基于互联网的企业——陆续被“发明”。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企业为了最大限度获得生存、成功的机会，自然、也必须要摈弃不能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制度安排，模仿、探索能够增加企业成功概率的制度。 基于达尔文思想的企业演化理论，可以有这样几个推论：第一，面对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市场环境，企业成功，带有高度的偶然和不确定；第二，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存活概率，企业在不断模仿、学习、试错；第三，那些通过市场竞争检验而存活下来的企业，应该是适应了市场环境、有效的企业；而被有效的企业广泛采用的方法，应该是有效的方法。相应的推论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或装置，只要它能够为相应的主体带来价值，即便没有法律强制要求，也一定会得到采纳与应用。甚至，当法律强制不允许采用，那些有益的制度安排也会通过不同方式悄然存在。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可以进一步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与变迁，用之于本文所讨论的会计。会计是一种人造的制度装置，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延续、存活到今天，并广泛应用于所有组织之中，包括盈利组织如企业，也包括非营利组织如寺庙、教会、基金会等。基于达尔文演化思想，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对人类发展而言，会计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问题是：会计究竟拥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会计的价值：一个思想实验 现在，让我们回到人类社会之初，以一个简化的思想实验，来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会计在其中可能的作用。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人类从直立行走(直立人)发展到今天所说的现代人类(智人)，经过了上百万年时间。大约20万年前，现代人类逐步出现在世界各地。早期人类生产能力极度低下，每个人、每天，都要为获得足够多的食物而劳作，甚至，在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时，为了存活下来而“人相食”③。显然，在这种食物极度短缺的环境下，群居，是早期人类为了生存的必然选择。通过群居，人们可以相互帮助，降低单个人、某一时期无法获得足够食物而饿死的风险，也可以帮助抵御自然界恶劣天气、大型动物等的威胁。 群居的早期人类逐渐学会种植粮食、驯养家禽，社会剩余产品增多，这反过来促使群居的人数增加。不断增加的群居人数，需要有效的“领导”或“协调”方法。早期人类没有文字等辅助记忆手段，主要靠族群族长或类似“领导”个人记忆来协调；Dunbar(1992)认为，早期人类组织的规模受到人类记忆能力的限制，当时人类记忆的上限大约是200人左右。族群的扩张，以及来自其他同类族群的直接竞争和武力威胁，都需要当时的人们找到更合适、更有效的“记忆”方式，帮助更有效地“协调”族群内成员的活动，特别是与食物、财产分配相关的活动。这就涉及本文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信任。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前提。鲁滨逊的世界里，不存在人与人的合作、依赖，也就没有所谓信任问题；但是，当鲁滨逊收服仆人星期五后，就面临信任的考验：鲁滨逊与星期五之间的信任与被信任关系能否有效维持?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信任关系，他们就不可能离开荒岛、回到大陆，甚至，面对野蛮人的攻击时无法逃生。同样的，当鲁滨逊回到大陆后，那些保管他财产的人都向他提交了详细的经营账目和财产清单，鲁滨逊得到属于他的财产份额，与巴西种植园合伙人的后代、葡萄牙老船长等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信任而持续。 随着族群人数的增加，如何低成本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促进人们之间有效地合作，是不同族群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回到早期人类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话题：食物和财产的分配、交换等。仅仅依靠族长的个人记忆，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不仅族长本人很难清晰、准确地记住200人以上族群里每个人的食物分配情况，同时，每个族人也需要对食物的分配情况、公平与否取得共识。这些，都需要有超出个人记忆之外的、“硬化”证据，即：可以事后展示、相关利益方不能否认的“实体”或“客观”证据。 在寻找辅助记忆的过程中，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记录”(record keeping)，即：把与财产有关的分配或交换活动记录下来，形成“硬化”记忆或信息，相关当事人事后很难否认或不同意。 相关考古发现也表明，人类对与财产有关的记录活动，远远早于文字的发明、特别是相对成体系文字的发明。“在苏美尔，最早的记录是圆筒形石印，其上刻有图形以便在粘土上滚动。对我们来说这是幸运的，因为粘土保存了几千年。它们好像记录的是物品的交换、贮藏和再分配，而且常常表示出谁拥有它们。这些东西发展成象形文字，……渐渐地它们又简化成表意文字”(迈克尔·曼，2007)；又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Nicholson Museum特别陈设了一个“writing & accountability”展区，陈列了大量当时的“楔形文字”实物，其中，已知最早的楔形文字主要用来记录各种货物如啤酒、油、大麦、鱼、牛奶等的收、付情况；与之相对应，最早的楔形文字主要是关于这些物品名称、物品拥有者的名字或头衔、对物品特征的描述或形容、数量。该展馆的序言说到，“公元前3400前后，Mesopotamia地区‘发明’书写(writing)，不是源于记录官们记录圣迹或赞美圣灵，它仅仅是一个会计角度的解决方案(an account-technical solution)，用以解决一个简单而普遍的问题：记录神庙中的财产”。无独有偶，会计史学家伍尔夫曾断言：腓尼基人创造字母就是为了会计；“腓尼基字母是为了记录交易账而发明的”。换言之，人类社会初期，人们发明会计方法，记录物品的收入、分配、结余等，以此来维系族群之间的信任，从而在群居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效地“协调”和运行。 逻辑上，信任成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任的效率；信任效率的高低，又决定了族群的发展甚至成败。可以设想，如果信任成本高，族群的规模将难以扩大；面对来自更大规模族群的竞争威胁，那些信任成本高的小规模族群，将逐步被淘汰。在这种竞争与选择的过程中，人们自然会去寻找各种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信任方法。有理由相信，人类在找寻信任方法的过程中，先后尝试过多种方法，比如，最常用的就是结婚和血缘，此外还有诸如结拜、结盟等也被用作信任；经济活动中，抵押、担保等也是常用的信任手段；合同、契约等法律约定，同样是解决信任关系所常用的手段；信息披露与透明度，也能够服务于陌生人群之间的信任关系。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很多制度、甚至很多日常习惯，都与信任或直接、或间接相关。 信任在社会运行以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有较广泛的理论研究。La Porta et al.(1997)发现，在规模大的组织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与司法效率、经济发展、GDP增长等，都存在直接的关联性；North(1990)讨论了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导致第三世界历史上停滞以及当前发展水平低下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各该社会不能够确立有效且低成本的契约执行机制”。在这一讨论基础上，Zak and Knack(2001)提出了“低信任贫穷陷阱”(low-trust poverty trap)。 不同信任工具，相互之间在比较、竞争，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方法，应当是有效的方法。限于资料和知识的局限，笔者很难穷尽列举人类社会所尝试过的所有信任方法，同样，笔者也很难直接界定或描述出不同信任方法的成本与收益，但大致上，一个有效、且能够广泛应用于不同情境或环境的信任方法，必须要能够满足这样几个特征：(1)有效。一个信任工具，必须要能够有效缓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冲突。结婚和血缘，是通过事前的共同利益安排——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身可以说是一种利益安排——来降低熟悉人群之间的机会行为；契约、抵押等信任工具，可以服务于非熟悉人群之间的信任冲突；宗教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用作信任的工具，但它的有效性难以保证。(2)通用。通用性要求信任工具能够推广、应用于所有人群、包括陌生人群，且不会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了信任手段的效力。人类社会先后“发明”、应用了很多种信任工具，但有很多方法不具备通用性，很难推广。比如，结婚、血缘等，只能用于熟悉人群、特别是近亲人群间，无法推而广之到陌生人群；抵押、担保，同样只适用于“点对点”式的信任，难以推广到群体(“点对面”甚至“面对面”)中。(3)效率。社会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效率的竞争，这种效率不仅是指一种信任工具能够增强陌生人群之间的信任，它还要求信任工具在经济上是有效的，使用该工具所可能产生的效益，要大于信任工具应用的成本。用人质方式做担保，在人类社会早期也曾被采用(如我国春秋时期的“周郑交质”)。如果无法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标准，即便某种信任工具可以奏一时、一地之功效，但难以被广泛采用。 从我们已经知道的各种信任工具来看，会计是极少数能够应用于所有组织，且不受规模、区域等空间的限制；能够提供“硬化”、事后可核查的信任证据；设置、运行会计机构的成本，相对有限，但能够产生的收益远高于成本。 可以设想，早期人类社会为了降低组织内的信任成本、特别是规模大、陌生人群为主的族群的信任成本，先后采用过多种方法。有些族群“偶然”地“发明”了记录方法；逐渐地，人们发现，记录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与财产相关的争端，降低维系族群运行的成本，或者，降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成本，提高族群的运行效率；在族群的竞争中，更容易获胜、存活下来。记录方法慢慢地被更多族群、更加广泛地采用，从而，作为通用、低成本的信任工具，所有组织都必须要设置它。 研究也表明，在一个“公平”的组织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更高(Zak and Knack，2001)。从人的经济属性来看，一个组织内部，财富的保有与分配，对人们的公平感影响较大。会计，借助其专有的记录方法，对每一个组织的财产变化进行记录，并报告给相关利益方，以最低成本，实现对财产及其保管、使用情况的报告与说明，最大限度地维系组织内成员间的公平感，进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2001年安然事件之后，普华永道提交了一份报告，其核心内容就是改革公司财务报告，构建社会公众对公司的信任④。 要言之，会计之所以被所有组织/机构广泛采用，就是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维系、增进组织/机构内成员之间的信任，从而让组织/机构的运行更有效。 四、会计与文明：以信任为中介 文明一词，存在多种解释，本文取其英文civilization及其相近的含义，具体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相对先进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 文明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具体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仍然是相对难以明确界定、且存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只是从文明产生的若干前提条件来讨论。这些前提条件大致可以包括：(1)文字的发明。文明一定是一种可以独立传承的人类“发明”，包括技术、生活方式、社会分工与制度安排、宗教礼仪等等。很显然，人类的这些“发明”以及不断、持续改进，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文字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所有这些人类文明都无法传承，更谈不上发展了。(2)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相对富裕。管子曾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经济不发达、贫穷的社会，活下来，是人的主要追求，他/她就很难顾及其他。这种社会，很难有文明可言。但是，社会一旦出现剩余，如何管理、分配，就是人类的共同难题。(3)人民相对自由。自由，是文明的基础条件。一个专制社会如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尽管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发明创造，但主要限于科学技术或艺术作品等，社会制度、文化发展等方面，没有先进性可言。甚至，专制、武力胁持等本身，就是与文明的本意相悖的。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专制社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社会发展与进步所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人都是处于相对比较贫困的状态。这种社会制度对人类的文明的贡献很低。 在找寻降低信任成本的过程中，会计逐渐成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人们借助会计来降低信任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社会文明因此得以提升。Basu and Waymire(2006)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竞争中占优的族群，会计方法相对更加发达。即便是高度专制的社会或政体(如我们所熟悉的明王朝)，也必须要设立相应的会计岗位，只是它对社会的作用被人为限制了。明王朝有个著名的“空印案”，就是因为当时不存在有效的会计解决方案，加之专制体制下朱元璋拥有对全社会生杀予夺权力、不信任等因素导致⑤。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明朝缺乏“数目字管理”。尽管没有数目字管理的确切定义，但是，基于数目字的管理，数目字是基础。从社会经济运行与管理角度看，缺少有效的会计系统，当然就缺少有效的、可用于管理的数目字，包括农田数量、产量、税收、各层级财政收入等等。 一方面，对会计方法的探索，直接催生了文字的“发明”，而文字又是文明产生、传承、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会计是群居社会、或者说人类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础。群居社会有效运行、不断发展，文明才有产生的基础。由此，本文给出另外一个推测：会计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五、关于会计的属性：再讨论 回到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会计因何而生?因何而盛?即：会计产生，最直接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会计的发展，相应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进而回答的问题包括：现有的关于会计的改革设想，是否符合会计的本质属性?如果不是，确当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当然，笔者还特别希望继续讨论的一个话题是：目前大学会计教育，是否应该可以再定位? 我国对会计属性的讨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是当中受到关注最多的一组观点，前者是从会计的工具属性来讨论的，认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它用专业语言，反映企业/主体的经济活动，并提供给相关的使用者；后者则认为，会计本身不仅是加工、提供信息，它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履行了监督和控制的职能，会计相应具有管理的特性。无论是信息系统，还是管理活动，都是对现有会计工作的准确描述，前者侧重于方法、过程，后者关注执行所衍生的后果。但是，它们不是会计的本质属性，不能用于回答：会计为什么会产生?我们很难说，社会需要信息系统或管理活动，于是，人们发明了会计。比如，在早期人类文明史上，文字尚未发明，社会剩余不多，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会要求建立一个信息系统或管理活动。我国上个世纪80～90年代关于会计属性的争论，大致类似，都是基于会计运行的现状，对会计某个特征的描述，它们没有正面回答会计为什么而存在这一核心问题。 在西方、特别是笔者相对比较熟悉的美国会计研究中，会计属性不是一个广为研究的话题。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代理理论。按照代理理论，不同经济人所组成的组织，因为相互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代理成本。企业组织之间的竞争，一定意义上就是代理成本之间的竞争。在寻求降低代理成本的过程中，人们尝试多种不同的方法或工具，其中就包括会计以及一定意义上为保证会计可靠性而设立的审计。Watts(1977)就提出，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企业会自愿提供财务报表，并会根据具体经济特征的需要，选择相应的会计政策；Watts and Zimmerman(1983)进而认为审计是一种自发的、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的制度安排，其产生远远早于1933年美国《证券法》对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强制审计的要求。Sunder(1997)用契约理论来解释组织，认为组织是理性主体之间的契约组合，会计与控制系统有助于各主体订立契约、解决冲突。 在界定会计属性上，基于降低代理成本或减少契约方利益冲突的讨论，与本文所说的信任成本与信任工具，最接近。但是，Jensen and Meckling(1976)用代理成本模型来解释企业与企业理论，因此，基于代理理论的讨论，自然将研究视野限定在公司制及其产生之后，它仍然忽略、或至少视而不见了一大块关于会计的研究，即：在商业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似乎与会计无关。也因为如此，信任成本是一个包容性更广的概念。 将会计产生的原因归之为人类信任的需要，不仅可以较好地解释早期人类社会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记录行为，诸如早期人类在物资极度匮乏、人人需要劳作的环境下，“结绳”、“刻木”行为的价值所在，以及相应地会计的产生，还可以更好地解释会计为什么广泛存在于社会所有组织之中，包括非营利组织如寺庙、教会、基金会，乃至家庭、政府等等。 从信任成本与效率比较的角度来讨论会计，我们还可以对包括公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等等给出相对不同的解释和预测。比如，公允价值——非历史成本——会计的争论，几乎与复式簿记一样古老，“价格宁可高估而不要低估”、“谨慎地估计胡椒粉的现金时价”⑥，为什么到今天仍然争议如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会计是服务于信任的。如果某个组织/主体的相关利益方认为，现有的会计方法已经能够满足各方对信任的需求，他们就不会有动机去采用与已有方法不一致的会计计量属性；或者，如果他们认为通过表外披露等方式能够满足信任的需求，也没有动机去改变会计确认与计量方法，影响到表内项目的可验证性等；更或者，由于减值测试等方法加入了较多成分的主观判断，让其中某些利益相关方对会计数据的信任度下降，这甚至是在逐步降低会计对社会的价值。从信任成本角度出发，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方法的改变，应当以提升不同主体之间的信任为导向，对是否采用、如何采用公允价值的预期，将完全不同于价值相关性导向下对公允价值的态度。 基于信任成本角度，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及其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努力，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推广国际会计准则时，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国际市场一体化。比如，当年针对来自美国的阻力，IASC提出，因为国际市场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需要有一个统一、一致的会计准则。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IASC改组为IASB，并采用与美国FASB完全一致的运行架构，但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努力和取向没有改变。问题是：这种需求目前在多大程度上是企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否有可能因为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而降低了企业会计数据的信任价值?相应的推测是：如果因为采用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影响到企业的信任成本，企业自然不会有动机去积极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这也可以部分解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推广国际会计准则阻力重重的原因。 将会计属性界定为信任工具，可以用来重新讨论的话题比较多，这里不一一赘述。我特别想要结合大学会计教育，讨论一下如何定位大学会计教育和相应会计理论研究。 1923年，在美国会计学会前身美国大学会计教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Instructors in Accounting)的年会上，Hatfield教授发表了题为“对簿记的历史辩护”(Hatfield，1924)，提出一个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会计在大学殿堂里，没有一席之地，甚至不被认为是科学”。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会计不是科学，也不是人文科学，而是一种“社会科学”。但是，即便社会科学领域，会计也常常被排斥，被认为是经济学、财务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衍生品。与会计理论、会计研究在大学或“科学殿堂”没有一席之地相对应，会计学科在大学中同样没有地位。无论会计专业在社会上受到多高的重视，大学里，会计学科仍然是“忝居末席”，还鲜有大学将会计学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会计真的没有自身独立的理论概念和相应的理论体系?会计就是工匠式的方法?会计理论都是依附于其他学科，而没有自己独立的内涵?这些，是到目前会计教授们难以回答、也不愿接受的问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作为会计从业者、特别是大学会计教授们，我们应该既充满自豪，又满是责任：会计学科是目前大学开设最广的学科之一；无论规模大小、行业差异，所有单位/机构——即便是非盈利组织、甚至寺庙——都设立相关的会计岗位；大学所开设的全部专业中，还没有哪个专业像会计学这样不可或缺。为什么这样一个被社会所有单位/机构所需要的专业，在大学里竟然不受重视，至少，没有取得应有的、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会计，作为一个被社会所有部门都需要的学科，至少，应该要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大学里传统的文史哲、数理化专业，其毕业生能够去的地方有限。为什么会计毕业生被所有机构/单位需要?笔者倾向的解释是会计的信任属性，即：所有机构/单位都必须要关注单位内部的信任问题，不如此，该机构/单位将无法生存，而会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会计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或至少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那么，相应的会计理论研究是否可以像哲学一样，关注到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会计理论研究，能否提出一些相对比较独立、内生于会计系统的理论或概念；“数目字管理”，不仅仅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果如是，则会计研究的话题更大，同时，会计也可能会摆脱“账房先生”、“能工巧匠”之类的标签，至少能够与文史哲、数理化等传统学科“平起平坐”；进而，会计能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是一个尝试性的讨论，试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讨论会计的本质属性。基于经济学达尔文主义以及关于信任成本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会计是人类社会发明的、低成本的信任工具，它存在于人类社会所有组织中，也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本文还讨论了会计与文明的关系。一个倾向性观点是：会计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有效的会计方法能够促进人类文明更有序地发展。 提出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容易。本文只是尝试性地提出从信任工具角度来重新界定会计，至于这一提法是否成立?如果能够成立，相应的会计理论该如何构建，核心概念是什么，相应的理论框架及其构成等，留待未来的研究了。 注释： ①转引自索科洛夫.1990.会计发展史.陈亚民等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 ②参见：方舟子.2009.假如没有达尔文.载：中国青年报，2月18日。 ③人相食的考古发现，比较多。甚至在一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极度寒冷、没有食物)，现代人也会人相食，比如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的2013十大考古发现之八就是400年前美洲新大陆的殖民者食人的证据。 ④该文告的标题就是“Building Public Trust”，副标题是“The Future of Corporate Reporting”，作者为PwC的CEO Samuel DiPiazza和PwC研究员Robert Eccles。 ⑤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道扬教授的评论和帮助。 ⑥见：《巴其阿勒会计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8年出版。标签：会计论文; 商业管理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际会计准则论文; 环境会计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商业竞争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会论文; 商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