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原生态文化的资源价值与本土重建——兼论民族旅游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本土论文,旅游开发论文,进程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一个必然到来的时代，全球化也是一种状态，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复杂联结，“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1]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说：“全球化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今天生活环境的转变，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对全球化采取何种态度，它都不容否认地存在着并对我们的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2]而世界上诸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裹挟着进入和开始全球化的，并且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如资源的无序开采、文化传统的断裂、社会结构的解体、民族认同感的模糊等，这些都影响着地方文化的重构，且无法回避。那么，我国如何才能将全球化变为主动的全球化，如何在全球化中既坚守本土价值又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是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走向应该作出的理性思考。 现代旅游的发展是与全球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旅游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也影响和改变了许多旅游目的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游客，开展民族旅游为民族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关于自身的认知，这是一种对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中自身文化独特性与稀缺价值的认知，其能够为民族文化带来新的、存在意义的确认和经济支持，进而使文化的地方性得以唤醒和重生。[3] 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非领土扩张与本土重建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但实际上的全球化是比经济全球化更为宽广的一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进程。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说：“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性词汇去着手，否则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而这些转型所改变的恰恰就是文化体验的构造。”[4]我们要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文化全面转型的时代，这种转型表现出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是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即由强势经济而带来的强势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产生的重大示范效应，使得在地理的和社会的领土面前文化的自然关系丧失。二是文化的本土重建，即文化作为国家、地方、民族的符号，其承载的意义更加凸显，与认同、尊严、存在等这些关乎民族本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地方诉求。[5]文化本是人们依托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而创造生成的，具有明显的地方胎记。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在文化的非领土扩张趋势下，传统地方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发生文化变迁，逐渐失去了其地方性。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不意味着对地方文化的必然解构，全球化使本来相互阻隔的地球缩小为一个“村落”，然而这个“村落”的呈现形态却是丰富多样的。在这个“村落”中各个民族由于历史进程、文化观念的差异以及民族认同的需要等，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可以更加彰显。作为一种自身的主观定位，自我认同是一种归属感，必须形成认同才能确定个体、族群与地方的存在。全球文化是没有共同历史实践、没有共同文化记忆、不能形成共同认同的文化，而地方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是地域、族群、个体形成认同的历史渊源和根本。因此，融入全球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应该以明确的身份认同，带着地方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文化禀赋、情感体验加入到全球化中，使地方的发展更具有现代化的品质和精神。[5]本土重建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化转型的重要实践。 二、原生态文化的当下存在及旅游资源价值 “原生态”作为一个受生态科学发展启示而新生的文化名词，近年来广为盛行。本文借用生态学中“原生态”的含义将原生态文化界定为发生在农业产生的早中期，人类为适应自然而创造的相对自然的文化形态。这里的“相对自然”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对自然的自然适应，人类按照自然的方式来安排生活，自然为人类生活提供范式，对人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二是生活的自然状态，人类的整个生活形态、节奏、向度等都与自然的节律相应合，舒缓从容；三是文化的自然形态，文化虽然不能滞留在发生时的样态，但当前整个文化状态是自然的、未加雕琢的，表现出与自然生态最大限度的一致性。[6]现代社会中的原生态文化正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更多地保存了原生态文化。在全球化强势扩张的当下，现代文明以政治、经济、权力、知识、理性、技术和城市等多种概念掩盖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存在意义，民族文化处于被不断地消解和同化的危险机之中。[7]毋庸讳言，产生于农业文明甚至是更古老时代的民族文化，其形态、观念、适用性上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保守封闭的倾向，不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以此许多传统文化形态正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表现尤为明显的就是民族语言、服饰和传统记忆。对于民族文化如果不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保护，那么这种危机就一直存在。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这些人类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古老的文化形态，使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的意蕴，在发展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在旅游业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时代，开展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当下文化转型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而原生态文化旅游最主要的呈现方式就是民族旅游。从全球化进程中来考察，其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包括：第一，原生态文化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稀缺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形态上的稀缺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原生态文化是早期经济活动的产物，其主要是一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文化形态与在现代经济环境下产生的现代文明有着巨大差别。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而言，传统的生活已然成为历史的记忆，不复再现，因此也显得格外宝贵。第二，原生态文化是差异性的资源形态。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与现代文化的比较中。现代化是当今文化的主流形态，而现代文化则表现出更多的同质性。原生态文化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化，却有着多样性的显著特征，这种差异在现代旅游中具有强烈吸引力。旅游本质上就是对差异化生活的体验。传统的原生态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能够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第三，原生态文化是一种活态性资源。这是其他旅游资源所无从具有的优势。原生态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遗存，同时还是一种依然延续的生活方式，是与人的生命实践、存在形态、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活态性使得旅游者可以参与其中，获得全方位、立体化的体验，因此使体验更真实、更具实践性。第四，原生态文化是一种地域性资源。一是这种地域往往是一些相对偏远、闭塞，仍然较多保留传统生活的地区，如诸多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边缘性特征。二是这种地域往往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某种文化或某个族群的象征。作为地域资源的原生态文化在将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时，这两个特征价值越发突显出来。[8]作为地域符号和族群符号的原生态文化，正是人们体验更多生活、寻求生命回归的理想地域。 三、民族旅游开发之于文化本土重建意义的几点认知 民族文化将成为后现代社会重要的人文景观，民族旅游也将成为一种能够体验异文化而被选择的有意义的实践方式。[9]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旅游产品，特殊性是其重要的品质，因而要保证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性和品质不随大众旅游者的到来和影响出现文化变迁。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开发导致民族文化变迁又似乎成为普遍的趋势，这种变迁往往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或是在旅游发展中失去地方性，或是地方性得到显著的强化，或是地方在旅游中成为新的地方。大多数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旅游开发中文化的非领土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阐明一种观点，即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旅游开发不是对民族文化的必然解构。合理的、适度的开发不会给民族文化的地方特性带来灭顶之灾。若能以全球化的眼光科学地审视文化的本质、发展规律、族群认同等社会文化问题，正确处理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的关系问题，以及旅游场域中文化权利主体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那么事实上，现代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民族文化实现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坚守。 (一)文化的根基是符号，符号本身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实践 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说：“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继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11]但是文化又不仅仅是历史沿袭的符号传递，它还是一种具有意义的符号建构行动。文化符号作用的转型、新的符号意义的嵌入、异质文化符号形式的移植以及人们对符号意义的解读，构成了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10]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完成：一是靠文化自身的创造更新能力，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地发展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外来文化的摩擦、撞击、竞争、交流、融合当中发展进步。前一种是缓慢的，主动的；后一种虽然是被动的，却是文化发展的捷径。[11]因此，文化既扎根于先民的历史中，也生存发展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中。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体验本质上就是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从体验之初的符号印象到体验过程中追求符号感知、主客符号互动、符号效果解读，这一过程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解读这种文化乃至符号体系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建构意义，旅游实践应该被当做促使民族文化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推动力。 (二)民族旅游的适度商品化有利于本土文化的传承 实现经济利益的推动作用是传统与现代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经济利益诉求的存在，开展民族旅游，建构新的文化符号，在全新的意义上保留传统才有了实实在在的动力机制。[10]旅游人类学家格雷本说，民族文化商品化就是民族文化在现代商品经济背景下的过渡和转型。费孝通教授曾说，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特点，就必须利用民族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否则，这个民族难免要衰亡或失去原有特征而名存实亡。[7]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能与市场建立互益关系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而且还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的盛衰与经济繁荣与否密切相关。[10]埃里克·科恩也曾强调商品化对文化的冲击往往不是在文化的繁荣期，而是在文化不景气的时候。此时，旅游市场的出现有利于文化传统的保护而非破坏。[12]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民族文化因其旅游市场价值备受青睐，大量的民族文化资源被开发成弘扬传统、展示本土形象和特征的旅游产品。如果没有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商品化，民族文化中许多值得保留的东西将会在文化的非领土扩张中逐渐褪色消失，最终失去地方存在的特性。因此完全可以把现代旅游视为民族文化本土重建的有效实践途径。 (三)旅游场域中的文化真实性本身就是一个多方权力主体参与制衡的结果 旅游过程中的文化商品化进而引发的文化真实性问题也是学界长期讨论的焦点。目前形成了四种比较成熟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客观真实、建构真实、后现代主义真实及存在的本真。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旅游场域中的文化真实，各有其合理性，此处不加以赘述。本文所强调的真实是基于两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一是在现代商业化背景下旅游场域的真实是一个多方参与与制衡的结果。其中主要的权力主体包括旅游者、当地居民和政府，三者在旅游开发的合作与制约过程中共同建构了旅游场域的真实。二是全球化进程中大量后现代旅游者的涌现。他们早已超越了对客观真实性的执著，目之所睹无所谓真假，旅游的价值、意义与体验、愉悦或乐趣相关联，自我的不同意义层面的存在才至高无上。[13]因此，文化本身的真实与否已经不再至为重要，如何让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感受到是对他者文化的“真实”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现代旅游本就具有相互交织的矛盾性，一方面要符合大众审美喜好，满足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要突出地方文化的原生与差异性，为游客提供一种陌生、古朴、真实的地方体验。因此，旅游开发中描述或再现一种文化或往事时，重新解读某些事件往往比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更重要。[14]事实上，也正是民族文化中一些原始的、古朴的内涵的丧失或重构才使得现代人以一种更平和的方式实现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四)旅游的适度发开发有助于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促进民族文化复兴 本土绝不简单地就是全球化的对立面，民族文化不但有的因子原本就可以和现代性相调和，而且还可以通过文化重构实现良性变迁以适应现代性。[15]伴随着旅游开发，民族文化即在原生性与市场化的矛盾中发生变迁，又在他者的眼光中得到认同与传承。[16]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性对边缘文化的冲击使得少数民族出现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但是如果出现一种对地方文化的特别强调，而且这种强调能够带给地方经济利益，地方为了保持这种利益而有意识地维护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那么地方性就容易被唤醒。[17]认同也是一个不断重复和强化的过程。大量的现代游客涌入边远的民族地区，无形之中会给地方一种感知，即自己的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从而在他者的眼光中意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珍贵价值并产生自豪感，主动恢复传统工艺，挖掘整理传统文化，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经过解读、吸收、转换等过程，在坚持文化本土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文化认同，从而极大地提高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文化的传承力。早先由贵州省旅游局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旅游扶贫政策，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旅游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而内在结果则是激发了民族地区对自己世代传承的地方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觉意识。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上郎德苗寨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从1987年发展旅游至今，上郎德的苗族文化不但没有退化变异，反而得到了更好的保存与发展。在上朗德，过苗年的节日氛围比旅游开发前更浓，苗语仍然是他们主要的交流语言。苗族最具特色的文化标志——盛装银饰，从旅游开发前村民只拥有18套增加到现今的200多套。旅游开发前会唱苗歌、吹芦笙的男性不足三分之一，而今会唱苗歌、吹芦笙的男性占一半以上。如今，上朗德在外打工的人也主要从事民族歌舞表演等文化活动。[18]该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现代旅游在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复兴、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精神再建构中的作用。 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族群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赖以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的体现，也是民族成员精神世界与生存态度的写照，更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符号象征。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下，民族文化的生长与发展不得不面临着与现代性开放时空的接轨。现代旅游使民族相对封闭的本土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格局。由旅游带来的现代文明在对民族文化施以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促使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本土重建，民族文化也在旅游开发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内涵与符号形式。正是这种本土的开放和文化实践让我们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价值、意义与作用，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本土重建的方向与目标。最后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