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历史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在东北大学念本科仅18天，不久，东北全境沦陷。眼见依靠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和鼓动东北军抗日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我不由得怒火中烧。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与张希光、张金辉结伴流亡北平，寻求救国之路。严酷的现实使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收复失地，不能依靠当权者，只有依靠人民武装才能反抗日本侵略者。为此，从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我曾先后两次返回东北参与宣传动员群众、联络东北军旧部、组织抗日义勇军等活动。1934年5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回到北平，复学于东北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加自觉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时，我和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共产党员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直接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运动。
应张学良将军邀请赴西安宣传抗日救国
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了当时远在西安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的重视。1935年12月末，他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北平学潮未息，请将主动分子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接到电报，立即开会讨论，一致认为身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称爱国学生运动为“学潮”，直呼学运领袖为“主动分子”，显然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因此拒绝派学生代表去西安。不料，王卓然却背着我们，组织四五人的学生代表团去了西安，我们得知后，立即电告张学良：去西安的学生代表是伪代表，不能代表东大学生。张学良接电后再次致电王卓然：“请邀主动分子，促其来陕一谈，弟实善意。”我们救亡工作委员会研究认为，这份电报的语气虽有缓和，但和第一份电报没有本质区别，从而再次加以拒绝。
张学良将军见两次电报均遭冷落，便知学生对他尚心存疑虑。为了表示诚意，遂派其军法处长、原东北大学法律学教授赵翰九为私人代表，携款千元专程来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大学生。在欢迎赵翰九的大会上，我代表校救亡工作委员会作了关于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东大学生抗日救亡工作的报告。欢迎大会临近结束时，由于混在学生中的特务和个别落后学生制造事端，捣乱会场，赵情急之下携款返回西安。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发来第三封电报：“请学生派民主代表来西安。”至此，我们认为：张连续三次来电，并派人来北平，似诚意相邀。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积极向党组织建议派正式代表去西安。党组织出于学运工作的考虑，认为我不宜作为代表去西安。但在校救亡工作委员会讨论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和韩永赞、马绍周为代表。党组织权衡利弊，终于同意我去西安，并要我见机行事。
1936年1月底，我们三人到西安，被安排在“西北剿匪司令部”用于招待高级文武官员的西北饭店住下。因张学良将军临时去南京开会，我们便利用这段时间把在列车上商定的汇报内容整理出一个正式的意见书，并将带来的抗日宣传品和照片一并附上。意见书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二是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培养抗日人才，三是东北军应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力量，打回老家去。
我们三人一住进西北饭店，便发现有人探头探脑，监视我们。一次，我索性拉住两人家伙，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他们便掏出国民党西安公安局的特务身份证。我冷冷地正告他们：“我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你们想问什么，看什么，找‘总部’去。”特务只好悻悻而退。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们三人商定，不能在特务的监视中坐等，要争取主动，开展宣传，让外界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历。当时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的车向忱、卢广绩、高崇民等东北社会名流正好均在西安，我们便前去拜访，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有关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获益匪浅。
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决定求见时任“西北剿匪司令部”秘书长的吴家象。不想在警卫通报后，吴丢出一个条子：“在张副司令未发落前，不予接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毫不退缩，并约法三章，即主张抗日不动摇；坚持原则不妥协；生活朴素，按学生伙食标准就餐。尔后，我们又到“西北剿匪司令部”办公厅找少将主任、西安东大校友会召集人洪舫，要求校友会召开大会欢迎东大学生代表，洪舫当时接见了我们，却不同意召开欢迎大会。我们决计到学校进行抗日宣传，先从车向忱任校长的竞存小学借来一台油印机，连夜赶制宣传品分发出去，随后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西安师范学校，遭到校长拒绝。理由是：“勘乱时期，不宜开大会”。但西安二中校长罗端先却为我们召开了2000多人的欢迎大会，可是会后不久，他就被撤职。我们一怒之下便找到西安绥靖公署，状告教育厅。
在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引荐下，时任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待我们为上宾，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西安参观参观。”我向杨虎城将军详细介绍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阐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和人民对抗日的迫切要求，杨将军听得津津有味，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饭后，他执意请我把对他讲的一席话给他的参谋长讲讲，我说您跟您的参谋长讲讲就行了，我尚未见到张副司令，不好对部队讲话。接着，他又亲自带我们来到公署礼堂。原来，他是想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对他的军官们进行抗日思想教育。我的这次演讲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学生抗日运动与军人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两周后，张学良将军回到西安，马上接我们到他的公馆，一见面即问：“谁是宋黎？”我回答后，他说：“你们来得好，到这里做了不少好事”，随即便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三天之内，我们共作了五次长谈，彼此间就“一二·九”学生运动，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团结抗日力量、促成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张学良将军还直率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还说：“你们不要怕，我这个人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要怕我。”他一再表示：东北青年、东北人民、东北军首先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临别时，他嘱咐我们三人就留在西安帮助他开展联共抗日工作。
奉张学良派遣回北平营救东大被捕同学
1936年2月末，一天，张学良将军召我们到他的公馆。他手拿一张电报，正在室内踱步，见到我们，扬扬手说：“方永蒸院长（东大文学院院长）来电：北平当局对学生大逮捕，东大被捕去40多人。”“那得赶快营救啊！”我们焦急地说。张默然不语，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他果断地说：“你们暂时不要回北平，回去有危险。宋黎，有你的通缉令，你更不能回去！现在北平情况不明，待弄清情况后我再通知你们。”
我们刚回到西北饭店，韩永赞就收到他爱人徐伯麟（也是东大同学）用隐语写的信，我们从信中悟出北平发生了对学生的大逮捕，经商量，决定先回一人摸清情况。当天，韩永赞便离开了西安。
几天后，张学良再次把我和马绍周接到他的公馆，他心情沉重地说：“现在局势紧张，我给宋哲元、刘哲发了电报，均未接到回电，据说宋哲元准备杀8个学生，其中有东大的，不知确否？事不宜迟，你们从我的‘总部’里选一个适当的人去北平看看。我考虑后对张说：“‘总部’内的东大校友离校已久，跟现在的东大同学不熟悉，还是我们自己回去看看为好”。张许久没有作声，突然问我：“你认不认识邵文凯？”我答：“不认识，也没见过。”只见他的脸上泛出一丝微笑，“可以考虑你回北平去，我给你写封信，你拿信去见邵。”说完，便提起毛笔给邵写了一封短笺。
邵文凯原是东北军驻北平的宪兵司令，东北军撤离北平时，宪兵司令部留驻北平，邵仍任宪兵司令，归属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学良给邵的信这样写道：“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全权代表处理学生问题。”信封的背面特别注明：“不见本人不交信”。张学良把信封好后对我说：“如果学生没问题，就地释放；假如有问题——已判刑，在北平释放有困难，带回西安释放。”他叮嘱我：“你先见邵文凯，办完营救学生事情后再去见王卓然，我不给他写信了，你向他转达我的上述意见就行了。在北平若遇到麻烦，立即电告！”我辞别了张学良，向马绍周交待了一下，便连夜乘火车离开西安。
别离两个多月了，我虽然很想见到患难与共的同学们，但为防备走漏消息，到北平后，我没有贸然回校，而且悄悄把地下党员、东大同学张坦之找到我住的旅馆，并由他帮我借了一件棉袍装扮成秘书模样，租了一辆汽车，两人直奔戒备森严的北平宪兵司令部。我们约好，如果我过了时间不出来，他可先走，电告张学良。那天是星期天，邵没在司令部，我向他的秘书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秘书让我把信留下，我让他看了信封背面的字，他把信又还给了我，并约定了次日会见的时间。
次日，张坦之又陪我去宪兵司令部，邵文凯迅即接见，满脸陪笑，看完信后，故作姿态地说：“我对不起张副司令，让他老人家操心了！”我说：“张副司令很关心他的学生，不知他们怎样了！”邵连忙说：“东大被抓的43名学生，我立即就地释放，请转告张副司令放心！”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说：“这些学生没问题，就是闹得厉害。我派了三个侦缉队员，他们给我挖出两个，就剩了一个在厨房里。学生进了监狱，闹得更凶了，我们给他们每个人都戴上了脚镣手铐，压压火……”
为促使邵文凯立即释放被捕同学，我试探性地问邵：“听说宋哲元要杀8个学生？”邵摇头晃脑地拖着长腔说：“没说要杀，学生们闹得太凶了，宋哲元很生气。开会时他很为难地说：‘东大学生闹得太厉害，张副司令又是他们的校长，我能怎么办？’我说交给我办吧，宪兵司令部承担这个责任。”
我刚刚放下心来，邵文凯又发狠地说：“现在抓了些学生，可还没有抓住头。头子是宋黎，他是共产党，听说在西安，请你转告张副司令，务必把他逮捕！另一个是邹素寒，他已潜往上海。”我听了这话，心里极其愤怒，但为了大局，还得应酬：“回去后定为转告。”午餐时，邵还问起张学良的生活，我都有问必答，邵当真以为我是张学良的心腹，因此更加套近乎，说：“逮捕学生非我所愿，而是王卓然办学无能所致，务请回去后在张副司令面前代兄弟美言几句。”我暗暗冷笑，应酬一番，便迅即告退。
我从宪兵司令部出来时，张坦之正坐在汽车里焦灼不安地等待，我随即悄悄地告诉他，东大厨房里还有侦缉人员，速转告“东大学生救亡委员会”。
当天下午，我驱车到中南海王卓然家，王早年留学美国，是张学良的幕僚。由于他在南京政府里有门路，能要出钱来解决办学经费，所以被任命为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王卓然见到我劈头就问：“你见到邵文凯了吗？”这使我不胜惊愕，接着他又添一句：“邵文凯说你这个人的胆量可真大！”可见他们已通过话。王还问我：“张校长有信给我吗？”我答：“没有写信，有口信”，我随即转告，他听罢则自言自语道：“张校长转变了，我跟不上了，做了既得罪学生又得罪校长的事情。”
我们正谈着，门铃响了，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一位男仆叩门而入，向王禀报：“外面有人要捕这位客人，说在你家里不便捕，出去就捕。”王显得心神不宁，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见此情景，我单刀直入地说：“请你给张校长打个电报，说我在你家里遇到了麻烦。”王一听这话，赶忙说：“你是张副司令的秘书，又是全权代表，邵文凯敢把你怎么样！我去见他。”过了约个把小时，王卓然回来说：“邵文凯讲，北平正在搜捕你，你却只身回到北平，你胆量也忒大了。邵说，你还是早回西安为好，在北平呆久了容易出事，还得派人保护，万一出了问题，就更对不起张副司令了。”我则想，出去后吉凶难卜，便对王说：“你这儿最安全，今晚我不走了。”第二天一大早，王用自己的汽车送我离开了中南海。
这次北平大逮捕，是早有预谋的，致使北平学生运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北平，在完成了营救被捕学生的任务后，又设法找到了北平学运领导人黄敬，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带我来到东城盔甲厂13号斯诺家中。斯诺夫妇非常赞赏学运中涌现出的中国热血青年，我们之间业已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斯诺家，我与黄敬互相通报了西安、北平的局势和学运情况，最后，黄敬表示：“你在西安工作很有成绩，西安形势大好，大有作为，以后需要人给你派去，有什么问题及时写信来。”并一再告诫：“你在北平太危险，快回西安。”不久，东大被捕同学全部释放了。
我回到西安后，即向张学良将军作了详细汇报，他表示很满意。我还提到王卓然与邵文凯互相勾结，镇压东大同学，要求撤王的职。张学良思索良久，最后表示同意，他说：“关键得有合适的人选，第一要进步，有名望，跟学生合得来；第二得有真才实学，第三要有钱，假如南京政府不发经费，他也能继续办学。”张并要求我们据此物色人选。后来，他提出：“周鲸文行不行？你们若同意，就让周鲸文去。”第二天，我便同周进行了接触，感到周对学运表示理解和支持，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便立即向东大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也表示同意。张学良遂决定任命周鲸文为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于1936年暑假就职。
建立中共东北军党的统一组织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把王卓然吓破了胆。为了推卸责任，他极力主张把东北大学迁到西安，让学生在张学良眼皮底下读书，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坚决反对迁校，并印发了《反对西迁宣言》，反对迁校与主张迁校的学生之间为此还发生了摩擦。
我在来西安之前，也是反对迁校的。到西安后，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逐渐认识到，争取东北军由“剿共”转为抗日是发展壮大西北抗日力量的关键。如果能把东大迁到西安，办成抗日的大学，为东北军培养人才，使学生运动与武装抗日运动结合起来，将大大加强西北抗日力量。我通过跟张学良的一段接触和交往，确信其抗日决心之后，便向他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赞同。我于是便致信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建议东大迁来西安为好。同学们为此议论风起，各持己见。救亡工作委员会为了弄清原委，遂派程光烈、佟剑琴来西安找我，我便耐心地向他俩说明缘何当初反对迁校、现在又为何主张迁校的道理，尔后，我又请杜斌丞、王以哲等人同他俩座谈，晓以迁校的必要，终使他俩高兴而返。不久，东大工学院迁来西安。
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我和刘澜波、苗浡然、刘鼎等共产党员以及车向忱、卢广绩、高崇民等爱国民主人士先后来到西安，利用各自社会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组织学生代表团到东北军中宣传抗日的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赞成，张学良也表示支持，并拨助300元钱和一辆大卡车，为了造声势，我们赶制了一面大红旗，上书“东北大学、东北中学联合代表团”。正当我准备率团出发时，张学良的副官找到我，神秘地说：“张副司令从洛川来电，要你立刻去洛川！”我寻思：两天前还见到张校长，他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洛川，一定是有要事。我遂决定由东大同学景全丰率代表团先行出发，然后便乘张学良的专车驶向陕北洛川。
原来张学良自从萌发联共抗日的念头之后，就一直寻机同共产党接触。1936年2月，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十九团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要求回去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从而促成了3月3日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并商定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与张再次商谈。
我到洛川后，张学良并没有马上接见我，而把我安排在一个磨房后院住下来，吃饭都有专人来送，以防走漏消息。其间，王以哲将军来看我几次，一天晚上，趁房间里没有人，我急问王以哲：“王将军，副司令召我来干什么？”他却笑而不答，且走到墙前用手神秘地在墙上画个图，意指延安，然后低声说了句：“有重要任务。”往下就打住不说了，转而问了些吃住情况便悄然离去。我在焦急中等待了十几天，一天信步走出了房门。当我来到前面院子一个网球场时，忽见张学良正在打球，他几乎同时也发现了我，便走过来，说：“等急了吧！我正要找你，接你来洛川，原想让你同红军谈判，现在周恩来亲自来了，这样我得出面。”4月9日，周恩来、张学良肤施会谈，达成了团结抗日的8条秘密协议。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指示我换上东北军的军装，以他秘书的身份直接去视察前线部队。在王以哲将军的具体安排下，我先后在六十七军的三个师和一○五师的两个旅，通过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官兵情况，20多天后我回到西安，并立即会见了刘澜波。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军西北“剿匪”总部四处科长。他曾以东北军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的秘书身份为掩护，在骑二师建立了党的工委，是最早与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5年东北军入陕，黄显声任骑兵军副军长，刘澜波更加积极地开展统战工作，使骑兵军成为当时东北军中唯一没有同红军发生摩擦的部队。我1934年即与澜波相识，在去洛川之前，我俩进行了一次长谈，都认为此时的形势对我党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极为有利，有必要把东北军中党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澜波为此决定去北平向北方局作一次汇报。
这次一见面，澜波就高兴地告诉我：北方局已同意我们的意见，决定建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设委员3人，指定澜波任书记，苗浡然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东工委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走向抗日战场上来。澜波还告诉我：东工委暂归北方局领导，由柯庆施负责。我则向澜波介绍了考察前线部队的情况，认为东北军官兵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有糊涂认识，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较差，营、连级军官更是薄弱环节。为此我已向张学良建议办一个陆军学校，以培养一批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中下级军官。澜波赞成我的建议，称：“这是给东北军注入新血液的一着好棋”，并指示我再写一份报告给张，把办陆军学校的想法说得详细一些。
7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找我商谈办军校事宜，他说：“这个主意很好，只是军校一向都由中央来办，我们办，南京政府不会批准，我想还是办个学生队，放在卫队二营，学生学当兵总还是可以的吧！这样既办了军校，又让南京说不出话来。”我则向他建议：“学员政治素质必须保证，不然就难于在短时间内培养成抗日骨干，因此还是从“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招收为好。”他表示赞成，并强调说：“最好是流亡北平的家乡子弟，还可以从东北军中抽调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具体办法让我找应德田和孙铭久商量。
辞别张学良后，我即向澜波作了汇报，澜波高兴地说：“这件事由你来办两全其美，既可以保证党对学生队的领导，张又满意。”于是我便致信东大党组织和北平学联的董毓华，着手招收学员，报名相当踊跃。郭峰、谷牧等一批党员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被列入第一批。第一批学生队（后称学兵队）共110多人，于8月下旬来到西安，被编为学兵队第一连，10月、12月又来了第二、第三批，学员共370人，都住在西安东城门楼。学兵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为争取改造东北军而组织的一支革命力量，是共产党用合法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次大胆尝试，队长康鸿泰、队附于维哲均是共产党员，共设4个支部并组成党总支，总支书记是张折，副书记是侯晓岚。
学兵队除学习军事外，还主修政治课，内容有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斗争史和现状、苏联革命、红军斗争史和现状等。为保证授课质量，北方局、东工委先后选派孔祥祯、魏文伯、李梦令、张寒晖等一批专职政治教官来学兵队任教。
特别使我和学兵队员难忘的是，学兵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关注。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电示我党从上海派到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刘鼎：“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朱理治）编，教员由南（南汉辰）波（刘澜波）找平津同情分子担任。”
尽管学兵队中，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但党的工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从9月开学到12月“西安事变”，学兵队的党员从20多人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这些同志后来大部分到东北军各部队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披肝沥胆，舍生忘死，许多队员还直接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活动。直接领导东工委的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后来说道：“学兵队的党组织对东北军党的发展起到了‘母机’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前奏曲——艳晚事件
东工委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不仅配合了党中央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同时还促进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这势必触犯了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为其不容。
1936年8月29日，我在西北饭店住处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电话，他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要采取行动，情况危急。我放下电话就让马绍周速到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蒋介石为控制东北军而设立的特务机构）找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马刚出门即被守候的特务逮捕，3名便衣接着就闯进我的房间，将我以及前来找我研究工作的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的曹富琨一起逮捕。一出房门，特务的小头目便对守在院里的特务宣布：“共党要犯宋黎抓住了，不许走漏风声，来一个抓一个。”我拿定主意不让特务们得逞，便紧紧抱住身旁一根大柱子不走，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住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拖不动我，三个特务只好一起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才乘机脱身。到了大街上，厮扯中我又抱住一根电线杆大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忽然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在押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趁机挣脱，飞快跑走了，大概特务们怕跑了一个再跑一个，没敢去追，便集中力量抬我直奔省党部。绝望中，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一支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趁机又继续高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骑兵们翻身下马，不容分说，先把特务们的枪缴了下来。一个军官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人！”特务的小头目立即亮出牌了：“我们是省党部的，是奉蒋委员长命令捉拿共党要犯的，赶快让开！”我赶紧申辨：“我不是共产党，而是张副司令的秘书。”那军官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明白了八九分，便伸出手向小头目说：“既然捕人，把逮捕证拿来看看。”“没带来”，小头目不屑一顾。“没有逮捕证，怎么能随便抓人！”军官的声音严厉起来。“不信？不信跟我到省党部问问！”特务也不示弱。“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他说你们是土匪，我们管不了这么多，带走。”军官一声令下，“都上交给杨主任处理。”走到西北饭店门前，我想：何不进去给张学良打个电话。特务一听，慌忙制止：“不行！你想借机逃跑。”军官却表示同意。
在特务的监督下，我要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副官，我气愤地将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并请张学良保护西北饭店的学生。“张副司令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请你放心。”原来车向忱在西北饭店脱身后跑去报告了张学良，这是后来知道的。
到了宪兵营部，一个排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蛮横地说：“宋黎是共党要犯，对他要立即搜查。”说着就要动手。宪兵营的军官见特务到了自己的地盘还这么嚣张，便厉声喝道：“住手，你算老几，这是我们宪兵营，要搜也轮不到你”，军官说着便动手把我兜里的东西掏出来，让士兵包好。
不一会儿，宪兵营营附谢晋生（中共地下党员）领了杨虎城的旨意走进办公室，瞅着特务头子责问：“你们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也不同我们联系就随便抓人？还有王法没有？”特务自知理亏，便说：“好吧，我们回去办手续，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宋黎可是蒋委员长下令逮捕的要犯，不能让他跑了，也不准把他交给任何人！”谢晋生巴不得他们快走，好拖延时间，再计议下一步，便说：“那你们就去办吧，办妥了再来提人。”
特务一走，谢晋生就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刚才搜出的东西都在这，有碍事的马上处理掉，他们回来还会要。”我坦然地说：“没什么要紧的东西，主要是张、杨两将军和一些军长、师长的名片，是我做挡箭牌用的。”“那就好，另外还得审讯你一下，留个口供，应付省党部，主持审讯的人你认识，一会就来。”
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来了，我一看原来是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成员李木庵，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然后按一问一答的形式记录在案，我按了手印，李叮嘱我记住口供，便匆匆离去。
李木庵走后，申伯纯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我正静心琢磨怎样对付特务的审问，忽听外面脚步杂踏，我刚站起，门便开了，孙铭久威风凛凛地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闯了进来，向屋子扫了一眼，便说：“快走，张副司令命我来救你。”我没想到张校长为救我竟动用冒触犯蒋介石的风险，而且行动如此迅速，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事后得知，我刚被接走，省党部两辆卡车载着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也开进了宪兵营，持省党部公文提人，值班的讲，张副司令把人提走了。他们不相信，一再索人，并向宪兵营反要提人的证据。宪兵营一面跟特务周旋，一面火速派人去张公馆补办提人手续。张学良亲笔给十七路军宪兵营写了手令，应付过去。在这之前，张学良还派参秘室的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之手，关去后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张学良为此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我被接到张公馆时，张学良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这次行动。我在楼下客厅等候不到半小时，张进来对我说：“你被捕的情况我全部知道了，这件事不能小看，这是南京方面看不起我们，欺人太甚！刚才我开了个军事会议，要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城里我的兵力少，只有一个警卫团，而国民党有三个团。为防止意外，我已下令从王曲调一○五师一个步兵团急行军进城，宣布戒严，调晏道刚到公馆谈话（晏是“总部”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防止他采取行动，这样部署，你看怎样？”
我看张将军准备跟国民党公开干了，非常高兴，为促使张更进一步公开走向抗日，就加一把火说：“张校长是这里的代总司令，他们逮捕您的学生和职员，竟不通过您，这不是无法无天吗？要干就大干，越大越好。”张将军不露声色地看了看我，继续说：“我已命令今夜戒严，邵力子必来询问原因，他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听听他讲些什么。”
果然，过了不久，侍卫大声报告：“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到！”张随手把门虚掩上，来到外间客厅迎接。邵力子同张学良私交尚好，张对邵一向以礼相待。没想到邵一进门，张即一反过去礼让谦恭的常态，“省党部为什么背着我逮捕我的学生、秘书、职员？我是国民党中常委、“剿匪总部”的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即使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蔑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这么大脾气，也从未见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实是不知，我查明后马上报告。”当时我在里屋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暗暗叫好。
邵力子告辞后，一○五师步 团在谭海副师长的率领下跑步进城，实施戒严。张学良马上命令谭海和孙铭久率卫队营包围查抄省党部，救出了关时润、马绍周，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300多人名单。
邵力子受命查明省党部捕人情况后返回张公馆，张学良让我再次去里屋避开。只听邵进门就高声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不过不是省党部办的，是南京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室奉蒋总裁令派人点名逮捕的，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栗又文。后来得知，不仅要捕人，而且命令捕到后立即押往南京，停在机场的飞机正待命起飞，只是由于我拒捕和张学良大动干戈，才未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反而让省党部威风扫地。
这就是1936年8月29日晚发生的事件，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因此被称为“艳晚事件”。
次日，张学良发急电给蒋介石，申明：“29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给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去的马绍周等均系“剿总”职员，这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官兵当即群情激奋，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与此同时，“剿总”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飞抵广州，向蒋密报张学良的大逆不道。此时，蒋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决定隐忍不发，他给张学良发去这样一封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自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深知蒋为人的张学良知道蒋不会善罢甘休。为避免出现新的麻烦，他立刻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宣布我“失踪”，二是主动按照南京提出的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押在军警督查处。栗又文因已去新疆，得已幸免。后来，张还特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解释“艳晚”过失。
我“失踪”后，被安置在张公馆东楼隐匿起来，一天，张学良问我：“刘澜波、孙万发是什么人，你知道不？”我开脱说：“刘曾是黄显声将军的秘书，是刘多荃师长本家兄弟，孙是杜重远先生介绍来的。”张学良说：“我看了他们的供词，刘、孙据理反驳，讲得好，马绍周讲得不好，军警督察处是东北军同国民党合办的，不安全。我准备把他们转到东北军军法处，处长是你的老师赵翰九，会关照他们的。”
20多天后，张学良告诉我：“蒋正忙于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官司基本结束了。你出去找找人，把刘澜波他们保出来吧。”我立即找到黄显声、车向忱等知名人士，将刘、孙、马顺利地保释出来。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至此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兵谏”前夕
8月末，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西安指导东工委工作，他首先向我们东工委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赞成并支持东工委已着手进行的对东北军上层人士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目前的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朱理治特别强调：东工委的工作要更有计划性和严密性，并扩大工作范围，如派巡视员下到各军、师、团中去，突击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搞好东北军的上层与下层统战工作，这在当时对东工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尔后的日子里，我和朱理治经常碰头，研究指导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帮助张学良抓好联共抗日的舆论工作，根据东工委的决定，我在这个期间还具体抓了《西京民报》的改组。
张学良创办的《西京民报》，先期由国民党CC系分子赵雨时任主编，“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共产党的变节分子黎天才任社长。他俩均不按张学良的意图办报，为此，张决心予以改组，他委托我物色合适人选。时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的姚依林回信表示愿来西安办报，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曾又推荐张兆麟任《西京民报》主编。张学良就此征求我的意见。张兆麟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共地下党员，“一二·九”运动中燕大学生会主席。我与他早已相识，这当然是理想的人选。因此，张学良让我设法把张兆麟请来，就任《西京民报》主编。1936年10月，该报新的编辑部组成，主要成员有共产党员张兆麟、何东辉，还有此后不久入党的刘克夷，以及外勤记者吴雪生。11月末，共产党员魏文伯、陈翰伯也来《西京民报》工作，在报社内成立了党支部，陈任支部书记，这些都为东工委牢牢掌握这一舆论工具，使之实际上成为宣传我党抗日救国各项方针政策的喉舌，提供了有力保证。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推动西北乃至全国抗日的过程中，东工委积极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
1936年9月18日是东北沦亡5周年纪念日，东工委抓住“艳晚事件”后的有利形势，组织流亡西北的东北各界群众团体召开了万人纪念大会。我和车向忱、金锡如被选为大会主席，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收回东北失地，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应邀到会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受大会主席团委托，庄严宣告将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以下简称“东救”），统一组织和领导流亡关内的东北各救亡团体的抗日救国斗争，这次大会成了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
在东工委的有力领导和张学良将军的积极支持下，我们经过紧张筹备，于10月4日在竞存小学礼堂召开了有150多人参加的“东救”成立大会，我同车向忱、刘澜波等被选为“东救”执行委员，这是当时在西安第一个公开成立的具有广泛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为了加强党对“东救”的领导，“东救”内部成立了党支部，东工委责成我担任党支部书记。
在“东救”正式成立前，我还受东工委委托，出面向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通报了准备成立“东救”并公开活动的情况，并建议1935年就成立的由西北特支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西救”）也公开活动，双方协调开展活动，从而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西北特支赞同我们的建议。在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共同领导下，“东救”、“西救”先后发起、组织了辛亥革命25周年纪念大会、鲁迅追悼大会和杨虎城国民军坚守西安10周年纪念大会。
11月，东工委书记刘澜波随黄显声赴五十三军帮助工作，离开西安，朱理治代表党中央指示我代理东工委书记。中旬，传来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抗战，在红格尔图一带击溃日军、强行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人心为之大振。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决定组织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战运动，我们还致电傅作义将军，表示誓为后盾。由共产党员张兆麟任主编的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还发表了“东救”的《为绥东将士募捐启事》，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张学良还拿出30万元交给“旅陕东北民众慰问绥远抗日将士代表团”成员苗浡然，嘱其秘密转交前线将士，学兵队成员则集体绝食，并上书张学良，坚决要求赴绥远前线。
然而蒋介石却亲往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剿共”事宜。在西北军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先是给蒋写了情深意切的“请缨抗敌书”，接着又数次前往临潼苦谏、哭谏，但均为蒋所拒绝，迫使张、杨策定了捉蒋兵谏、逼蒋抗日的计划。对此，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并不知情。眼见12月9日就要到了，我们便开会决定由“东救”、“西救”和西安学联等发起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请愿行动，促使张、杨摆脱自取灭亡的“剿共”道路。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分析了西安的实际情况，认为西安总共只有几百名东迁来陕的东大工学院的大学生，其余都是中学生，人数少，斗争经验也不足，盲目硬拼是经不住反动派的疯狂镇压的，所以应当稳步前进，以教育群众、锻炼群众为主。在行动之前，应先组织学生、群众到街头宣传演讲，试探一下警、宪、特的反映，再采取行动，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一方案，并决定在此期间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讨论起草向蒋介石请愿的万言书。会后，我侧重在我所联系的东北军、“东救”、东北大学工学院、竞存小学和东望小学做深入发动和组织工作。
三天的街头宣传并未受到阻拦，指挥部遂决定12月9日早8点，各校出发到革命公园集合，召开请愿大会，由西安学联主席李连璧公开出面指挥，其他领导成员则插入队伍中进行暗地指挥。
8日晚，我去张公馆请张学良同请愿的学生见见面，以表示公开支持。张学良先是一愣，沉思片刻后为难地说：“蒋委员长就住在临潼，在这个时候我不便出席，还是派一个人出面吧！”开始我满以为他会欣然同意，如此态度使我颇感意外。张学良接着说：“你们发动学生游行请愿要求抗日，这是好事，但这势必会激怒蒋委员长，会遭到镇压的！”我说：“校长有军队，可以保护学生。”他低下头，在屋里踱起步来，好一会儿才缓缓地呼出一口长气：“他们要镇压就会先开枪，我有军队也难保护啊！”这时他抬起头，直视我加重语气说：“你们的学生运动，可不要影响我的运动啊！”这一反常的表示更使我心里犯疑，但又不便多问，便告退。当我的脚步刚踏出屋门，只听张学良追出一句话：“明天游行，你不要走在前头！”
我赶回指挥部时，指挥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原来游行请愿的时间、集合地点失密，特务们已经制定了破坏措施。指挥部决定：9日游行请愿不变，各校出发的时间提前1小时，集合地点由革命公园改在“剿匪总部”南院门广场。
9日上午10时，摆脱警察、特务拦阻的西安各校学生及群众近两万人向“西北剿总”、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提出立即撤销“剿共”计划、动员全民抗日等要求，具有“一二·九”斗争经验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在李正风的率领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进步力量占优势的西安师范、西安高中学生排在队伍的中部和尾部，2000多名纠察队员分散在队伍中，百余辆自行车组成的交通队负责通讯联络，东北军学兵队和十七路军宪兵营以维持秩序为加紧随便队伍两侧前进。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保护学生而采取的折衷办法。
游行指挥部在请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向蒋介石的住处——临潼进发。此时，蒋一面在灞桥布下重兵，一面急令张学良制止事态发展，否则“格杀勿论”。张学良接到这一命令后，惟恐学生们吃亏，急命副官到游行队伍中找我，以劝说同学们返回。不料我已回城，组织一些学生购买食品。待我得知张学良找我、赶到张公馆时，张已迫不及待地驱车出城，亲自劝阻游行队伍了。他登上路边的土台，大声说：“同胞们！同学们！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请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交蒋委员长。如果你们再往前走，不但要冻坏饿坏，还要流血的。”他还表示：“我张学良爱国决不后人！我的最后一滴血也要洒在抗日的战场上！一个星期之内，我用事实回答你们！”指挥部遂决定听从张学良的劝告，递上请愿书，整队回城。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终于发动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王德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