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4－0064－19
在制定一项大战略或者安全政策时，各国一般都要考虑其内外环境，根据其内外环境的性质与状态分配其资源。现代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约束，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能够减少其与国际互动的成本，增强从外部获得促进国家实力增长的机会。反过来，一个敌对的外部环境则显著消耗本来能用于发展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以及外交资源)，从而降低发展速度。
新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国际环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冷战前期，中国在两极格局所形成的大国争霸中被迫站队，为求得生存而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苏联的威胁，中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获得较大的发展。此后，中国进一步加深了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将外部环境从“战争与革命”的判断扭转为“和平与发展”，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实力。冷战结束后，中国政策界与学术界判断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经济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21世纪初发生的九一一事件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二十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经过不到十年的再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上升到全球第二位。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国主要是通过改变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判断，改善资源在国内外的分配，加速经济增长。最近几年，尽管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化、形势严峻。①
如何认识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始终是相当复杂的一项工程。首先，安全本身的内涵在冷战后阶段发生较大变化。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社会对国家安全的相关辩论中。由于周边安全环境是中国与外部互动的结果，如果无法把握外部社会安全观念的变革，那么对什么是安全的、威胁的来源及何种手段维护安全就把握不好。其次，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安全环境的一部分。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力量能够影响到国际局势，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显著增强，原来只是被动接受外部力量影响的时期逐渐过去，目前正迅速进入一个双向影响的阶段，如何准确界定外部环境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关系则变得相当复杂。
一 安全环境概念的相关文献
“安全环境”(security environment)这一概念尽管非常流行，但存在着模糊性。有学者指出，西方的学理性研究倾向于将“安全环境”等同于“安全”，从安全研究的知识谱系中加以分析。②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理解安全环境，多数文献都重点考察外部的环境，而不涉及一国内部的环境。在很多战略性预测中，多数是以国外的情况变化为主题，比如北约、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土耳其等国的一些研究，中国的周边邻国(比如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日本和韩国)都曾以“安全环境”为题评估本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绝大多数文献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等同于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和外部威胁。③此外，欧美对周边安全环境的系统评估很少，而且也都没有建立指标体系。其原因可能是霸权性国家英、美两国的地缘环境特殊，直接相邻的国家数量非常少，绝大多数文献是对全球安全环境进行评估，不存在一个对“周边”的安全环境评估。
长期以来，美国对“安全环境”的界定都以均势为基础，特别是以大国战略关系而不是实力对比的变化为中心。例如，1983年9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题为《紧盯亚洲安全环境》的报告中，美国情报人员指出，尽管20年来欧洲局势紧张，但保持了稳定，而亚洲局势却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中越关系恶化。该报告指出，亚洲不仅仅是全球战略均势的一部分，其地区内部的均势也趋向复杂化。④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学者认为冷战时代全球安全环境基本是可辨识的(discernible)，因美国及其欧洲、亚太盟友共享一个观念，来自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是最大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安全环境则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威胁减少后将缩减防务支出；另一方面，安全环境出现结构性变化：(1)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手段进行高烈度的冲突；(2)地区性权力的崛起将给美国的前沿防务部署带来挑战。与以苏联为目标设定防务计划不同，90年代美国面临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挑战，在谱系的最低层面，安全环境将包括敌对的非国家行为体。⑤从美国使用“安全环境”的内容来看，现实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威胁界定安全环境是主要思路。
“九一一”事件以来，国际安全环境被广泛定义为不确定、复杂和多层次的、相互依赖的安全风险。⑥脆弱性、不对称性产生风险，进一步导致不安全。有些文献也用“安全风险”(security risk)这个词，但危险更多是紧迫的、直接的、有目的性的、数量化和暴力特征的，而风险看重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流动性和可能性等特征。由于威胁的多样化，使得对安全环境的判定更为困难。加拿大国防部在2009年出版的《未来的安全环境》报告中认为，不对称攻击构成了当前世界主要的安全威胁，但传统的国与国的冲突也不能忽视。未来的全球安全环境比之前更为复杂，全球化构成未来安全环境变化的最重要背景。加拿大在分析安全环境时，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趋势、地缘政治趋势、科技、军事和安全趋势。⑦
由于安全环境也是一个主观性的认知，因此难以完全数量化，要随着不同的群体、集团和国家发生变化。我们常见到“总体有利、局部不利”这个说法，虽是事实，但到底哪个局部更加不利却很难辨别。因此，如何从整体上分析周边安全环境仍然是个挑战，例如在经济领域，可以挑选出比国内生产总值更适当的衡量指标，但在安全领域似乎很难选出某一个单一指标。2012年《国际组织》杂志刊登的一篇论文研究认为，国际安全环境对国家军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甚至超过内战，如果一国卷入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提高1％，那么其军费支出将提高3％。⑧该研究将“国际安全环境”界定为“威胁环境”，并进一步简化为已经卷入国家间冲突的次数。而在卷入冲突的数据整理方面，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积累了众多不同时间段的数据。⑨中国在研究安全环境时含义广泛得多，但却缺乏相应的数据整理。
中国学者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与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早期的论述把“安全环境”视作影响国家和平与稳定的一种外部状态。安全环境相当于国际安全形势，环境等同于变化的趋势，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系统论的看法。比如王逸舟在1993年曾认为“可以把这种安全环境分作总的国际态势和中国周边地带状况两个层面……狭义的安全环境主要指我们周边和平与稳定的状况。”⑩此后一段时期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普遍将“安全环境”视作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总体状况，包括制度结构、实力结构与地缘结构。(11)有学者侧重地理视角下的定义：“国家安全环境是一个由各种足以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有机构成的综合体，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且认为中国的安全利益高度聚积在周边区域。(12)
第二，按照地理层次分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英、美等霸权性国家的地理特性与面临的威胁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就试图区分狭义和广义的安全环境，前者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是国际环境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13)对于周边安全环境，则又按照不同次区域的影响加以比较，如袁正清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主要是指中国周边的大国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涉及的大国有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14)
第三，安全环境包括的问题性领域有大有小。在“安全环境”的构成方面，早期文献已经将安全观、安全战略、地区安全结构以及国家间关系视作必要组成部分。(15)有的学者在分析安全环境时，倾向于将其视作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综合的环境。(16)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外部环境分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方面，核心是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以及这几方面综合而成的战略环境。(17)张小明认为“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多层面的，涉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及非传统安全等诸多内容。一般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周边安全环境，主要指周边政治和军事安全环境”。(18)显然，在这几种说法中，对安全环境的内涵界定是不一样的，有的认为安全环境是单一的，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安全环境”中的“安全”是一个“大安全”概念。
二 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已有评估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才真正重视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估和建构。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将国家战略的重心从安全转移至经济建设，强调发展至上；另一方面，由于1989年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国际环境恶化，加之两极格局逐步瓦解，中国领导人为了突破西方的制裁，努力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东欧局势的变动给中国创造了改善西部、北部安全环境的机会，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突破点是1989年8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周边”的范围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日本、俄罗斯以及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在90年代初期都逐渐被纳入这一布局中。(19)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对周边环境好坏的判断主要基于外交关系的恢复或者建立，并侧重强调周边环境的稳定性。随着西方大国对华关系改善，特别是美国调整相关政策，中国对周边环境的期待以及判断进一步提高，突出了一个“良好”。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领导人在表述“周边环境”时显得自信心更强，突出长期和平稳定环境的可能性以及中国所具备的塑造能力。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20)
回顾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周边环境的需求，可以发现它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提高的。也就是说，中国在需要什么样的周边安全环境上，不仅有一个比较稳定、清晰的目标，而且注意从国内发展的角度去挖掘为什么中国需要这样一种环境。当然，与中国的期待相比，周边环境的变化却是复杂、波动的。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日报》、《求是》上出现的关于“周边环境”性质的判断来讲，在不同阶段中国曾用多种词汇定性，比如性质比较差的“消极因素有新的发展”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性质比较好的如“建国以来最好”、“全方位的良好状态”、“建国以来最好时期之一”、“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等，如果我们以1－10分赋值每个年份的主题词判断，那么近20年来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就呈现出两个主要的阶段性变化(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对环境的判断好于90年代后期，而21世纪初期的判断也好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阶段，尤其是最近几年安全环境明显变差。
图1 模拟的1991－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与政府对周边环境的评判相比，学术界的研究则试图确定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进一步厘清各类不同因素的不同影响。阎学通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评估中国崛起时，就对周边的发展态势进行过分析。(22)他认为，中国的外部环境按照范围大小可分为全球环境、地区环境以及周边环境。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周边环境的地理范围大于地区环境。阎学通根据对世界上大国崛起道路的理论研究，设计了三个指标：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主要国家接受该国崛起的程度和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大速度，以此测度中国崛起时的外部环境。在2000年完成的一篇分析中国安全环境的论文中，阎学通判断今后十年中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20世纪90年代，因台湾问题、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都继续加大。此外，阎学通还认为尽管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但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仍将是次要的。(22)
此后一个阶段，对中国周边环境的评估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以双边关系替代对整体性环境的评估。比如，阎学通在2004年与周方银合作发表的《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一文中，通过对事件的主观赋值，再转化为关系来评定周边环境的变革。(23)秦亚青在评论该文时强调：“研究者个人认为的确定，这会造成强主观因素的强介入。如果对某一个事件估计过高或估计过低，则会对整个双边关系的估计出现重大偏差。”(24)2003年，张蕴岭在《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面临的国际环境》一文中认为，稳定的大国关系、稳定的周边关系和稳定的国内发展变革是构成中国在亚太地区实现一个稳定政治安全环境的基本支架。不过，张蕴岭侧重于分析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而基本不涉及国内发展问题。(25)也就是说，与阎学通的处理方法一样，对安全环境的判断转化为对双边关系的把握，特别是与双边大国关系被认为是确定安全环境性质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第二，试图确立一种系统性的评估框架。唐世平曾在2002年提出一个评估安全环境的系统框架，该框架由五种因素构成，分别是地理因素、国际结构、国家间相互作用、军事技术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构成，其中地理环境及大国关系是首要决定因素，而非传统安全因素必须通过传统安全及地理因素才能形成，单独的作用并不太大。该框架是第一个基于“综合安全”的系统框架，但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26)从变量的角度考虑，在一定时间段内地理因素可以排除。剩下的四个层次性变量中，主要的难点在于测度国家的相互作用，即对双边关系的把握。当要进行量化评估时，该框架的困难还在于，很多变量不可观测，且难以度量，还需要进一步转化。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评估未来10－15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总体态势时，唐世平只是给出了三个因素，即力量格局、大国关系和地区热点问题。(27)不过，对于如何利用具体的数据来体现这些变量，作者并未给出多少参考意见。
无论是哪一种方向，大多数学者接受以力量格局与大国关系作为评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核心内容。只要力量格局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就是稳定的。(28)由于美国在冷战后所确立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中美双边关系的压倒性地位，当以国际格局作为分析安全环境的因素时，美国的变化就成了国际格局演进的指代。《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于2002年11月举行了“如何评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研讨会，与会多数学者认为美国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外部环境中的最重要因素。(29)
在力量格局对比上，存在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判定中国力量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中国力量强大有利于维护周边安全环境，这不仅是学术界也是政策界的一个普遍看法。(30)比如罗肇鸿认为，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改善中国国际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合作促进了环境改善，这意味着也可以作为一种因素加入评估指标内。(31)但是，章百家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宽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比较弱。(32)这个判断与很多学者对实力增长有利于中国环境的看法不同。
以力量格局的变化作为确立周边环境的好坏，这一思路与“霸权稳定”论试图在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建立关系的学理脉络十分吻合。“霸权稳定”理论认为，权力分配与国际秩序的稳定存在着“倒U”关系，当其他国家与霸权国实力差距过大时，周边环境都好，当实力差距逐步缩小时周边环境变差，经过了转折点，则又继续变好。难点在于这个转折点如何确定。而“安全困境”理论则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国家自助体系将产生严酷的竞争，一国增强实力将导致别国也提升军力，因此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安全。(33)另外，章百家在前文中也指出，中国一般倾向于过高估计外部威胁。其主要原因是对外部威胁的分析不够细致，很少估算对方采取一种威胁行动所要付出的政策成本。(34)
21世纪初发生“九一一”事件之后，力量最强大的美国遭遇重大挫折，引领全球性讨论非传统安全威胁。随着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的发生，中国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大为加强。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显然在这一轮新的环境评估中势必要考虑到非传统安全因素。金融危机后，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涉及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还是力量对比、美国对亚太的投入、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显著地注意到外部舆论环境的重要性。(35)
三 评估新时期周边安全环境的一个框架
以往的分析都强调力量格局和大国关系变化，但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和战略思维的发展，影响周边环境的因素也在演进。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位居全球第二，按照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已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36)在大国关系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与发达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性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两个主要因素上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和调整。如果承认实力因素的重要地位，那么显然中国自身发展也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日渐扩大，因此一个动态性的评估框架是必要的。
如果以一种动态、进化的角度看待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就能理解不同安全观各自所适用的历史时期。比如，中国长时期的安全关注都聚焦于国防领域，但冷战结束降低了军事在安全中的地位。实际上，对安全内涵的重新认识是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项未尽的工作。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新安全观”，就代表着政策界对安全的理解，而学术界则针对90年代后期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将经济安全融入安全研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这一阶段开始，非传统安全概念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21世纪初期，绝大多数学者注意到非传统安全，但并不认为其构成国家安全环境的主要内容。经过十年的中国式发展，这一认识显然已大为改变。尤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20年来，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经历了从完全注重外部威胁到内外平衡，再到内部决定外部的认识转变。2009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60年：理论、历史与现实”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动更多的是受国内政治的变化牵动，而不是相反”。(37)
以国内因素定义外部的安全环境，且将内部联动作为一个思考的基轴，这明显体现一种“以发展定义安全”的特点。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日渐深入，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需求逐步提高，中国的安全观念是在发展国家实力中革新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评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非常关键。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威胁”界定安全环境不同，在中国的语境中，更多是以发展界定安全环境。欧美以威胁定义安全是以“他者”来界定的，而发展更多是“自我”需求的延伸。中国的战略和政策设计，其主旨都是用来提升、扩大发展空间的安全环境。因此，中国所面对的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需要有一个合乎中国发展需求的理论作为指导。(38)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大影响因素的判定与美国不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美国，实力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判定不足以准确描述中国的安全环境，实力地位提升在安全环境评估中的权重应适当降低。中国学者已经将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当做是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有利因素。如果秉持综合安全观，那么还必须将国际舆论纳入框架的构建中。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主义强调的实力、自由主义强调的制度以及建构主义强调的观念等都被纳入中国的安全框架中，中国的安全观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主张，充分注意到安全环境的综合性与系统性。(39)实际上，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也综合考虑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安全的理论认识，将两者总结的原因变量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开支、经济相互依赖纳入一个框架来理解国家间冲突和军费开支。(40)
从根本上说，安全环境评估是以实践为导向的一项应用性研究，要保持对政策和形势变革的敏感性。站在历史新起点评估安全环境，一定要注意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变化、中国实力地位的快速提升，其包含的内容理所应当是不同的，除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还要有发展安全以及舆论安全。那么，评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一个合适的框架是包括上述四大部分的(如图2所示)。
图2 评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框架
在该框架中，中国自身的变革处于核心地位，辅助以四大影响安全环境变革的外部因素。如果我们承认中美实力地位对比是以往中国判断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那么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也具有类似的影响力。在考察中国外部环境变革时，周边国家普遍将中国的发展视作地区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供的估计数据为例，2012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52.7％，而周边其他四大经济体日本、俄罗斯、印度和韩国的GDP相当于中国的72.5％、23.7％、23.6％和14％。(41)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3％，(42)这种显著的实力差距是当时中国学者判断美国是中国最重要外部环境的一个依据。鉴于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显然，实力逻辑将产生一个明显的悖论，即中国将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看作是周边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而周边国家承此逻辑则将各国与中国实力差距的拉大看作是威胁。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运用自身实力的周边战略将起到显著的作用，而这是一个主观性和可塑性很强的因素。
四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指标体系与评估
本文所设计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标体系与通常仅强调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周边安全环境不同，还包括大国格局、发展安全环境与舆论安全环境等五个方面指标。考虑到量化研究中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前文提及的理论框架的国家特性，在指标的设计上尽量使用中国的数据来源。第一，大国地区格局指数主要指中、美、俄、日、印的经济总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四大国的比重。该指标试图反映目前多数中国学者的意见，即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安全环境改善，我们假定中国将善意地运用自身力量。第二，政治安全环境指标主要指双边关系，中国对四大国关系的加总。其理论含义是，双边关系被众多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两国间领导人的访问越多，那么国家间关系就越紧密，即该指标得分值越高，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越好。第三，军事安全方面指标主要指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中国占四大国的比重为指标。我们假定占比上升有利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第四，发展安全环境方面指数主要由能源净进口构成，这也是一个相对、相互的安全状态，但总体上表现为净进口越大越不安全。第五，舆论安全环境方面指标主要以《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涉及国际问题领域的“安全环境”文章为代表。以这类文章占《人民日报》当年所刊登的文章总数之比表示，显示中国舆论对安全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第六，按照前述设定的框架，中国周边战略指数表示的是中国如何运用自身的实力以及需不需要动用武力，以中国领导人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判断为细分指标(见表1)。
鉴于数据可获得性以及运算规模，笔者暂拟就中、美、日、俄、印五国，对大国地区格局指数(G)、政治安全环境指数(B)、军事安全指数(M)、发展安全指数(E)、舆论安全环境指数(R)、中国周边战略指标(S)等做一粗略计算，以反映本框架和指标的合适程度。由于我们需要得到的是一个相对的变化趋势，在计算中假定以1992年为起点，各变量权重的估算以当年各国经济规模占中国GDP的比重设定。那么，可设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为如下线性函数关系式：
分别表示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分变量，各分变量前的系数即为各国与中国GDP当年的比重。在这些细分指数中，比较特殊的是发展安全环境指数。历史表明，不仅本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造成安全环境下降，别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也会造成地区局势紧张，因此这是一个相互依赖关系十分紧密的指标。本文以能源净进口占能源使用量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标，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看，过去20年间，中国从1992年的-3％变为2010年的9％，日本的净进口基本在80％以上，美国从1992年的16％增长到2005年的30％，又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19％，印度从1992年的11％增长到2010年的25％。(43)由于各国实力差异，经济实力强的净进口国家对地区稳定更具影响力，美国、日本的净进口与经济实力之乘积显著强于另外三国，这两国的行为将直接影响与能源相关的地区安全环境，这也是本文以GDP比重乘以净进口百分比作为衡量安全环境的一个考虑。
关于双边关系的赋值，笔者参考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2005年确定的赋值表。(44)该赋值表将访问的级别分为七个等级，分值从最高级别的1.5分到第七等级的0.1分，并对各类表态和事件进行赋值，数据按月度进行整理。笔者拟计算年度总值，且将各分值乘以该国相对于中国的GDP比重，以此区分不同国家的影响力。从分值上看，由于前期中国与美、日之间巨大的经济地位差距，可以预料当双边关系分值乘以GDP比重时，前期的分数有可能超过后期。从理论上解释，也可以理解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双边关系对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性可能在下降，周边安全环境的性质更多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周边战略。
在周边安全环境的综合评价中，确立理论分析框架之后，选择相应的指标体系构建是第一步。由于各指标本身的度量单位以及变化趋势并不一致，为此还需经过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使不同度量单位的指标可以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标。已有学者指出，并不存在一种满足所有研究对象的、普遍适用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45)笔者采用统计学界推荐的处理方法，对客观类数值以均值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而对相对主观分数则用标准化方法。(46)因此，对大国地区格局指数、军事安全环境指数、发展安全环境指数采用均值化方法，而对政治安全环境指数、舆论安全指数以及中国周边战略采用标准化方法。处理之后的结果见表2。
从表2所示各细分指数的变动以及趋势来看，最近几年大国地区格局指数最为重要，其次是军事安全指数，再次是发展安全环境指数和舆论安全指数。其余依次是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和政治安全环境指数。这种格局在过去20年间并非都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最重要的前三项因素是政治安全环境指数、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和军事安全环境指数。到了21世纪初期，大国地区格局指数、舆论安全指数和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占据前三位。而在过去20年间，基本呈现快速上升态势的是大国地区格局指数、军事安全环境指数和舆论安全指数，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是发展安全环境指数和中国领导人的判断，政治安全环境指数呈下落态势。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确定各细分指数的权重a、b、c、d、e、f，以便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在上述评述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学者倾向于以大国力量对比战略关系确定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而笔者的分析性框架中则列出了其余四个变量的重要性，但权重如何却难以给定。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强调的因素各不同，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实力、军事安全构成主导地位，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经济合作促进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而建构主义则强调认同对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影响。近期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因素中，这三种理论背景都存在。因此，笔者给出三种情况对比，即赋予各细分指数三种类型的权重，看看历年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会呈现出何种变化。
场景1：给定a、b、c、d、e、f以各20％的比重，暗含的假设是二类理论性判断是平等发生作用；
场景2：给定a、b、c、d、e、f以20％、25％、25％、15％、10％、5％的比重，暗含的假设是现实主义的；
场景3：给定a、b、c、d、e、f以10％、15％、5％、25％、20％、25％的比重，暗含的假设是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
三种场景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趋势图如图3所示。
图3 三种场景模拟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
20年来，三种场景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变化蕴涵着丰富的信息。第一，三种场景在2008年以前表现出来的趋势基本是上升的，2008年开始呈现出显著的分叉。总体上，在2008年以后场景1与场景2的大趋势也比较一致。如果各自画一条趋势线，那么从1992－2011年的整个20年间，场景1与场景2都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显著改善中。尽管场景3和场景2一样在2010年后都开始快速提升，但其整个20年的趋势线则比较平稳，略有提高。而场景1则在2010年开始下滑，其波动与场景2、场景3都不同，这有可能是统计中2011年能源净进口数据缺失所致。但这似乎表明，2008年以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开始发生显著变化，这不由得让人们关注美国推行“重返亚洲”战略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施加的压力。
第二，第三种场景变化近似于重叠的阶段发生在1997－2008年间。特别是2002年以后，三种场景的变化步调一致以及场景之间的波动幅度都显著缩小。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来看，这一历史时期的起点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结束期则是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一阶段，国际政治大背景是东亚地区合作、东亚自主性增强。2002年以后，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减少。这种变化特性与学者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分析大体上保持一致，即当中国稳步发展、美国干涉减少以及亚洲自主性增强时，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确处于改善之中。就政策含义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这些理论背景差异均不构成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差异性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把实力对比、双边关系、军力、能源净进口、舆论以及中国的周边战略都考虑在内，不管其中哪一种因素更重要一些，其实1997－2008年的安全环境变化趋势基本是一样的。
第三，在这20年间，差异较大的是前后两个时期，特别是后一个阶段(2008年以后)。在前一个阶段(1992－1997年)，如果秉持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立场，即更加看重能源净进口、舆论以及中国周边战略的话，那么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要比其他两种场景好一些。在2008年以后，令人吃惊的是，现实主义立场的思路竟然要比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立场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认知更为乐观一些。当然，更乐观的是场景1，即我们平均看待实力对比、双边关系、军力、能源净进口、舆论以及中国的周边战略的影响的话，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还是处于更好的发展态势中。因此，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对于2008年以后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
从过去二十多年周边环境的变革来看，中国知识界大量运用了美国开发出来的各类国际政治经济理论，以摸索中国与周边的新关系。站在不同的理论视角看待中国的周边环境，在不同的阶段有着量上的差异，但总体上波动幅度不大。这意味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比较和谐，中国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开放环境中大幅度获益。这个开放环境与美国力量的全球分布息息相关，但同时也有绝大多数国家的参与。这样一种环境，不仅持续推进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也使得中国国内形成了开放共识，大规模学习一切国外先进知识，让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体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经济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也牵连到大国的战略关系重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遭遇挫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探索的道路显现出活力。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外部环境，但以美国一国为坐标轴的模式日渐不适应中国这样的复杂性发展中大国，美国一直具备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能力，当中国逐步发展壮大到迫使美国的这种调整力度以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再平衡、复兴为前提时，中美战略关系的重组将空前广泛和深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否还有意愿、甚至有能力维护这样一种环境，并不十分确定。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再调整，也包括协调一批新的发展中力量。这种调整不仅仅是物质性力量，也渗透到观念和制度层面，后者的难度显然会更大。这或许也是金融危机以后在看待周边环境时，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显得比现实主义悲观一些的原因。
中国已经确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框架，预计在2020年左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意味着对周边环境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也要求中国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自身的影响力。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创造一种发展型安全，以发展界定安全得到中国的推崇，这种观念也逐步扩散到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塑造新的周边环境，朝着继续有利于推进中国力量发展的方向前进，仍然是我们不变的目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力量的调整将面临更加不确定、更大范围的外部环境，甚至其他大国的国内环境。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系统中，仅仅关注单一因素是不行的，仅仅分析美国一个国家也是不够的。中国的政策取向需要更为平衡，既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深入分析中国自身变革给外部世界的重大冲击，而后者将是未来的一个重点。
五 结论
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利益延伸，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如果以二十多年前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可以说一直在持续改善之中，但是如果以满足一个崛起大国进一步壮大的需求来看，那么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远非乐观。
笔者尝试给出适合评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进行安全环境的评估要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国际关系中的理论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国家特性，冷战结束以来对安全的理解有很大变化，进而导致对整体的安全环境的认知也迅速变化。对中国而言，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因此，笔者构建了包括政治安全环境、经济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周边战略在内的分析框架，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
第二，如何结合数据加以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论点建立在其完备的数据库基础上，而其数据的定义、赋值以及各变量的权重根植于其特定的价值观。笔者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最后各细分指数权重的处理上，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
根据笔者设定的分析框架和选取的指标，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总体而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依据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区分后，1997－2008年三种场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基本一致，但2008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产生了较大的分叉。从最近几年的影响因素来看，大国地区格局指数、军事安全环境指数以及舆论环境指数的重要性及正面影响显著上升，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是发展安全环境指数和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呈下落态势的是政治安全环境指数。
当然，本文始终存在一项重大挑战，即如何通过理论研究找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变革的因素。一方面，需要结合中国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军事、政治、经济、舆论以及中国自身的周边战略等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另一方面，要用中国的数据结合中国的实践加以验证和推理。也许有的变量和因素并不如文献中陈述的那么重要，也可能发现新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评估是一项需要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工作，本文仅是抛砖引玉之作。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以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于2012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做过汇报，笔者感谢同仁对此文的批评和建议。在修改过程中，《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给予中肯的意见，对此也表示感谢。文中所有的纰漏由笔者承担。)
［收稿日期：2012-10-10］
［修回日期：2013-05-06］
注释：
①大部分学者持此类观点，参见王缉思：《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何趋于严峻》，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70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5月31日；朱听昌：《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解析》，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3期，第41-58页：万晓宏：《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战略选择》，载《战略决策研究》，2012年第4期，第8-14页；江凌飞：《现实中的国际安全环境及其挑战》，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6期，第2-5页；陈向阳：《对中国周边环境新变化的战略思考》，载《亚非纵横》，2012年第1期，第30-34页。另外也可参考张洁、杨丹志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1)》，香港：香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张洁、钟飞腾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张洁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②杨晓萍：《西方语境下的“安全环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22日第3版。
③例如，Richard H.Gimblett,"A Strategic Overview of the Canadian Security Environment,"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Vol.9,No.3(printemps 2002),pp.7-20; Ian O.Lesser,"Turkey in a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4,No.1(Fall 2000),pp.183-198; Ikram Sehgal,"Pakistan's Security Environment," Global Agenda,2005,pp.31-32; Anand Kumar,"Chinese Engagement with the Maldives:Impact on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Strategic Analysis,Vol.36,No.2(March 2012),pp.276-289; Chandra Sekhar,"India's Security Environment:An Indian View,"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Vol.15,No.4(October/December 1992),pp.309-316; Dmitri Trenin,"Russia and the Emer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Dialogue,Vol.29,No.1(1998),pp.79-88; Koo Sub Kim,"Substance of North Korea's Military Threats and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1,No.3(September 2009),pp.239-250:Jason D.Wood,"Clausewitz in the Caliphate: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Post-9/11 Security Environment," Comparative Strategy,Vol.27,No.1(January-March 2008),pp.44-56.
④Donald R.Fortier,"Follow on Thoughts on the Asian Security Environmen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Memorandum 8357,November 9,1983.
⑤Robert L.Pfaltzgraff,Jr.,"The Emerging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17,New Directions in U.S.Defense Policy(September 1991),pp.10-24.
⑥参考Nick Ritchie,"Rethinking Security: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c Defence and Security Re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2(March 2011),pp.355-376.该文是对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出台的两份战略文件的评述。
⑦Canada National Defence,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8-2030,Part 1:Current and Emerging Trends,January 27,2009.
⑧William Nordhaus,John R.Oneal and Bruce Russett,"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on National Military Expenditures:A Multicountry Stud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6,No.3(Summer 2012),pp.491-513.
⑨这方面的一个成果介绍可参考刘丰、陈冲：《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8-41页。
⑩王逸舟：《中国的安全环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6期，第34-35页。
(11)方柏华：《论国际环境：基本内容和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第4-9页。
(12)陆俊元：《中国安全环境结构：一个地缘政治分析框架》，载《人文地理》，2010年第2期，第140-143页。
(13)中国学术界多年前就提出了“大周边”和“小周边”的区分，参考仇华飞：《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6页。
(14)袁正清：《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15)谌取荣：《东北亚安全环境的特征及其敏感性》，载《东北亚论坛》，1992年第6期，第19-27页。
(16)［韩］禹锡熙：《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与综合安全合作》，载《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5-110页。韩国学者禹锡熙对安全环境的定义参考的是中国学者时永明的观点。
(17)刘建飞：《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5期，第103-107页。
(18)参见张小明：《影响未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因素》，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6期，第26-28页。
(19)钟飞腾：《“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117-130页。
(2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2年11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12.htm。
(21)阎学通等：《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阎学通：《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5-10页。
(23)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0-103页。
(24)秦亚青：《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与事件分析方法——评〈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37页。
(25)张蕴岭：《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面临的国际环境》，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6期，第3-14页。
(26)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16-22页。更详尽的一个阐述参考Shiping Tang,"A Systemic Theory of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7,No.1(March 2004),pp.1-34。
(27)唐世平：《2010-2015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决定性因素和趋势展望》，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5期，第34-45页。
(28)刀书林：《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刍议》，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期，第15页。
(29)王缉思：《对我国国际环境和美国战略走向的几点估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2页。金灿荣：《影响中国国际环境的两类新因素评估》，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7页。叶自成：《采取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外交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24页。
(30)比如，外交部政策司徐步2009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为，“由于整体实力的增长，总体而言，外部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参见徐步：《中国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其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123-124页。
(31)罗肇鸿：《从经济角度把握环境的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13页。
(32)章百家：《稳中求进，顺利穿越“安全瓶颈”》，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21页。
(33)可参考Shiping Tang,"The Security Dilemma: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Vol.18,No.3(September 2009),pp.587-623.唐世平认为一个典型的“安全困境”有三要素：无政府体系、国家没有进行危害别国的意图以及各国积累实力。
(34)章百家：《稳中求进，顺利穿越“安全瓶颈”》，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21页。
(35)马晓天：《当前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及相关思考》，载《学习时报》，2012年1月2日。
(36)按照美国中情局(CIA)提供的数据，2012年中国购买力平价核算的GDP为12.38万亿美元，汇率法核算的GDP是8.25万亿美元，美国的相应数值是15.66万亿美元和15.65万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的比重分别为79.1％和52.7％。
(37)牛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2页。
(38)正如两位学者在考察刊登国际安全研究的杂志后指出的，从1989-2008年的20年里没有一本国际关系研究的杂志占据统治地位，安全研究中的国家特色非常明显。参考Bruce Russett and Taylor Arnold,"Who Talks,and Who's Listening? Network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curity Dialogue,Vol.41,No.6(2010),pp.589-598。
(39)早在2002年，叶自成教授就提出，虽然现实主义这一视角在分析周边安全环境时重要，但也“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诸如制度主义、多边主义、建构主义等来分析周边环境”，参见叶自成：《采取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外交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24-25页。
(40)William Nordhaus,John R.Oneal and Bruce Russett,"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on National Military Expenditures:A Multicountry Stud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6,No.3(Summer 2012),pp.491-513.
(41)数据来源于美国中情局的《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42)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各国GDP以现价美元计算)，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page=2。
(43)能源净进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EG.IMP.CONS.ZS/countries。
(44)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数据库”，“双边关系赋值表”，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2012/20121129110933256294965/20121129110933256294965_.html。
(45)郭亚军、易平涛：《线性无量纲化方法的性质分析》，载《统计研究》，2008年第2期，第93-100页。
(46)叶宗裕：《关于多指标综合评价中指标正向化和无量纲化方法的选择》，载《浙江统计》，2003年第4期，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