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还是人生：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抒情年代》读解与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是一个论文,抒情论文,随想论文,哈姆雷特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潘婧的《抒情年代》所描述的“文革”中后期的青年一代的追求与幻灭，他们借助于文学和诗歌从嘈杂与喧嚣中寻求解救的精神历程，对我这样的同龄人来说，也不算陌生 。但是，这却是我近年来在阅读中最感到困惑和费解的文学作品。我这样说，并不是要 用自我贬抑的方式去吹捧《抒情年代》，我相信自己的智力，更尊重读者的智力，那种 无原则的“炒作”，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愿。我不能确定，将《抒情年代》命名为“拯 救阅读丛书”之第一种是出于何种考虑，作为一个非常独特、渴望与读者对话的文本， 它对于纠正和改变我们通常的阅读习惯，克服思维的惰性，的确是会有所助益，有所启 迪的。作品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一群文化圈子中的青年人的生活与文学 追求，作品所涉及的一些文学艺术与现实人生之关系的话题，咄咄逼人，不容回避，富 有很强的思想情感的冲击力。面对着作家和作品的挑战，我觉得，我有兴趣，也有必要 写出我的相关随想。
思想像一盘被绞拧的录音带，缓慢，粘涩，沙哑地转动，无休无止，没有尽头，无法辨明因果。
《抒情年代》的叙述方式是十分独特的。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湖”与“小屋”为女主人公J的自述，而“引子”和“后续故事”则采取了J与男主人公N的共同的朋友维明的视角，在“后续故事”中又引述了N的小说《医院》。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梗概，显然是属于“言情”一类，同性的友情，异性的爱情，尽管说爱情的头绪较多，牵涉到以“小屋”为中心的几个男性与同一个女主人公J，但是，动乱年月中的荒凉青春，仍然有着其独特的清纯气息，不像时下流行的港台电视剧那样，有多么错综复杂、明生暗长的人际关系，有多少反复缠绕、盘根错节的恩怨情仇。作品所陈述的当年北京和白洋淀那些老三届人的文化圈子，以及后来被称作“朦胧诗人”群体的诞生和壮大的过程，我们也已经在许多人的回忆录尤其是廖亦武主编的系统而翔实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中大致了解过了，《抒情年代》并没有能够提供更多 的秘闻轶事。然而，在这些似曾相识的往事追忆中，我却经常读出一种叙述的破碎性， 叙述的陌生感，以及由此导致作品中所描述的生活的破碎和生活的陌生化。
把一个故事编织得严丝合缝，脉络分明，把众多人物关系描述得条分缕析，秩序井然，就当下的小说而言，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不算什么难事。何况，《抒情年代》本来就没有多少神秘得不可解的因素。但是，作品却写成了一个又一个零落的片断，时断时续，经常处于一种凌乱纷纭的状态，形成一处又一处的破裂，在粗心的读者眼中，它缺少了必要的起承转合，缺少了贯串的故事或情绪，但是，在潜心阅读中，却可以察觉作者的良苦用心，可以在每一处的中断和破裂之际，沉吟揣测，以意逆志，发掘其中蕴含的某种可能性。
我想，这种散珠碎玉似的写法，源于作家努力地还原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目的，也更切合作品那种在惶惑中寻觅、在寻觅中又陷入新的惶惑的迷乱心态。而且，它也贴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我们在追忆往事的时候，因果分明、始终连贯的部分，毕竟是少数，留存在记忆中的，大量的是那些在岁月的淘洗中沉淀下来的一个个无法串联起来的场景，一个个稍纵即逝的无法修复的画面。诗家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史家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都表达出这种回忆和诉说的艰涩和迷茫感。
作品中关于“破碎”的言说，比比皆是。在女主人公J开始她欲言又止、神志困扰的诉说之初，她就充满悲观色彩地说：“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最终留给历史的，也许不过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断句。”在被引述的诗人N的唯一的小说《医院》中，则有一个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达利绘画似的象征意象：“天空盖满乌鸦，翅膀牵着翅膀，嘴衔着尾巴，织成黑色的网，把金子一样古老的太阳，巨大的太阳，分割得支离破碎”。
同时，这种破碎感又源于文本中叙述者的思考。J、N和维明在讲述往事的时候，都在紧张地思考着、评述着他们正在诉说的既往年代，在叙述中断的地方，流泻出来的是他们或自省或沉吟的思绪，是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自我对艺术的某种总结和反思。这种思索，转化为富有哲理性的文字，内涵丰富，意蕴深厚，洋溢着人生的洞见和睿智，格言警句，随处可见，而且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和延伸，前后呼应，不断深化，迫使认真的读者吟味再三，才能领会那种由J和N的具象生活生发出来又远远地超越其上、具有很强的 概括力的句子。这样的行文方式，凝炼，简约，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浓得化不开” 。姑且举作品的第一节为例：
初恋是真挚的，也是肤浅的，有时，并不真的是你自己；涓生第一次向子君示爱的时候，慌乱中用了最俗套的方式。初恋的表现形式不是本能的，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在此之前，我们像中学生写作文那样，事先构思了情人的形象。其实，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象与现实的分裂，是初恋必然破灭的根源。有时，这会伤害心灵。诗，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
这样的笔触，让我联想到那位对荒诞的现实进行诗意的凝思，探讨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人生的终极悖论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这段话是深得昆德拉作品的神韵的，它的借助于具象进行诗意思考的习惯，它的假定性的语气和形而上的概括能力，它的直接切入事物本质的敏锐和透辟，都让我们感到潘婧的独特气质和艺术渊源。这短短的一段话，却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作品的基调，包含了J对于往事追忆和思考的情感走向，而且，“诗，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这样的断语，很有新意，它给我们推开了认识诗歌本质的另一扇门，长期被陈规陋见所遮蔽的另一扇门，让我们眼睛一亮，豁然开朗。而且在此后的文字中，我们还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存在和深化，比如这样的句子：“诗意能给人们带来什么?不是浪漫和美，而是现世生活的腐蚀和毁灭。”这种确立一个个主题，然后将其一次次地再现和发展开来的叙述方式，甚至，作品中这种舍弃起承转合连贯流畅的形式，径直把展示事物本质的最核心的部分呈献给读者的结构方式，让我们再次想到了昆德拉式文本的影响力。由此，对于作品的破碎感，我们也获得了其积极的意义。
她在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总以为“当代”是最糟糕的。……反省是必要的，过于明澈就会走向虚无。
这种破碎感，恐怕还得之于作品女主人公J的精神状态，得之于某种特殊情境下产生并且在此后数十年间一直萦绕不去的怀疑、悲观和虚无主义。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女性，J，在少女时期就遭受由于父母失和、家庭冷战造成的心灵伤害，以及家庭处境所受到的政治上的歧视和排斥，生活过早地在她们眼中失去了玫瑰色的光环，他们也因此失落了许多同龄人所具有的那种人生理想的乌托邦梦幻和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可以说，在文革爆发之前，由于家庭的和政治的双重困境，她们就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文革和时代的动荡只会让她们更加茫然和困惑，她们就只能够在无力把握时代流向、无法参与时代主潮的卑微无力的处境中，更多地寻求人间的温情和异性的关爱。作者，或J——有时我们确实难以把两者分开——在开放的新世纪之初，从个人的特定的角度粉碎 那些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的历史记忆，剖析青春存在的另一种形态，拷问自己和同代人的 灵魂，追寻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答案的历史之谜、青春之谜，并且带着女性的韧性和决 绝，在撕去温情脉脉和语言掩饰之后，袒露出最大可能的心灵真实，袒露出心灵中深刻 的困惑、渴望和绝望，以及彻底的幻灭和虚无。“……她说，有时候，你会恐惧，你不 知道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时刻一旦拉长人就会发疯。你不知道你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只是听任一股激情盲目地走下去，而激情却似乎是混沌的，难以名状的，既不纯正， 也不美好。”
正是基于这样痛切和决绝的心境，人生中的大喜大悲，常人眼中的得失损益，似乎都不那么强烈不那么重要了。青春，初恋，在J的心目中当然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但是，J的叙述语调一直是沉静的、节制的，她的惶惑，她的追问，她的思索，远远地大于她的情感波动，无论是与珊珊的友谊的破裂，还是因为恋情暴露被愤怒的母亲逐出家门，直到与N在患难中相逢相爱和最终的分手，在那些善于煽情的作家笔下会写得肝肠寸断、 血泪淋漓，会铺排出一咏三叹、汪洋恣肆，J却经常讲得不动声色，简约含蓄。甚至， 当恢复高考制度，为许多同代人所津津乐道的柳暗花明、绝处逢生，改变了个人命运的 金榜题名进入大学读书，在J的自诉中也没有多少欣喜之情，平平淡淡，波澜不惊：“ 考上大学对于我来说仅仅意味着重又回到了北京。穿过北京站前破败的广场，走进曲折 狭窄的胡同，阔别了十年的灰砖楼在飒飒的秋风中默然矗立。”社会的巨大转折，历史 的宏大叙事，在J的心灵中并没有激起多少反响。尽管说，动乱岁月的结束终结了一个 灾难的时代，人们都以为终于苦尽甘来，峰回路转，J呢，考入大学使她从被流放的远 方回到了京城，但这并不能让她激情澎湃、青春焕发。她排除种种情感的遮蔽而直面惨 淡的人生，既不回避丑陋也不美化现实，无怪乎做为《后续故事》的叙事人的维明这样 写道：“那时候我以为她的悲观是暂时的，是遭受挫折的结果。其实不尽然。她似乎天 生地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冲动，这使她自己常常陷入尴尬的、不伦不类的境地。……她是 那样的渴求生命与幸福，同时，又总是处于重重的疑惑之中。”J对于高考制度的恢复 ，对于多少人梦寐以求、至今仍然回味不已的大学生活，对于那迸发出蓄积和压抑已久 的求知欲望和读书热潮，都没有足够的热情，——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她的天分太高 ，眼光太高，过于明澈而走向虚无。小屋中的旧日朋友维明和朴生都是通过高考和苦读 ，“从此走上一条奋进的人生之路”，J却很快就故态复萌，于是，虚无主义再次冒了 出来：
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她已经对大学生活彻底失望。她说在她这个年龄上已经无法忍受拥挤的集体宿舍，也不再适合于聆听教诲。年代与经历错位。七十年代末期的文科教材陈旧而刻板，她对大部分的课程毫无兴趣，称之为“伪学问”。她开始在上课时间去阅览室，或是去旁听外系的课程，依赖临时突击记忆应付考试，并因旷课过多险些被勒令停学。与现行的学校制度的冲突更加强化了她的沮丧的情绪。她又陷入了以往的消沉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状态。八十年代初期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个活跃的时期，坚冰在 一点点地融化，思想与文学也在一步步地冲破禁锢。最初她也曾为此感到振奋，但是事 情的发展并不如她所想象的那样。事实上，是不可能如她想象的那样……在我们过去那 个小圈子里，在理念上，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但是这与创造是两回事。她本人的缺乏韧 性的品质以及她的旁观者的立场使她很容易堕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所以，在别人如火如 荼地奋斗的时候，她却心绪茫然地彳亍在熙熙攘攘的街上。
对刻板而陈旧的大学文科教育的拒绝和摒弃，比起当时一头扎入其中耗费心血的许多人来讲，当然具有先知先觉的意味。在热烈的八十年代，J很快就发现了事实的发展与我们的想象和期待是两回事，这一点，我们却要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才痛切地觉察到。J本性上是那种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就像她在七十年代初期就敢于未婚同居，整整超前了 二十年。但是，她的先知先觉和对现实的这种拒绝经常只是造成迟疑，造成困惑，却没 有转换为行动和创造。在整部作品中，我们看到，除了走进N的生活，走进小屋，在不 算很短的岁月中，J几乎没有多少积极的行为，她的确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的“旁 观者”和忧郁的思索者。
这样的气质，使我想到了忧郁王子哈姆雷特，想到了从欧根·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于心灵作彻底的不妥协的拷问，想到了与梦魇和心中阴影搏斗、彷徨于无地的鲁迅写作《野草》时代的创作心态。当然，这决不是说J的精神高度已经可以与中外大师笔下的人物比肩，相反的，她仅仅是站在思考的起点上，站在以虚无主义面对喧哗骚动的起点上；毋宁说，这更代表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期盼，企盼着能够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能够深刻地揭示我们这个大转折大动荡的时代的精神困惑和情感断裂，能够犀利的毫不隐讳地推进我们对于时代对于自我乃至对于生命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无情质询，推进我们的形而上的思考并且毫不回避绝望毫不回避虚无，敢于击碎虚幻的现实和虚幻的主流话语，给历史和文学留下特定的精神印记。——在叙述J和N的情感悲欢中，作品中也确实引述过鲁迅描述的《伤逝》，将发生在涓生和子君之 间的这种近乎于无事的悲剧引为同调。但是，相对于J——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J是 作家的精神代言人——所要书写的痛切而巨大的绝望和虚无、无边的怀疑和惶惑而言， 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还不足以担当起这样的使命。这倒不是说，掩藏在小说文本后面的 某些蛛丝马迹，会引起人们将作品人物在现实中对号入座的兴趣。如同作品中所述，J 对于当代文学经常是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认定它没有产生文学大师，这种共同的文化 语境，同样也制约着《抒情年代》的创作追求。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一片喧哗和欲 望的泛滥中，这种极端的具有虚无主义气质的女性形象，已经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为我 们认识和批判现实与历史提供了新的独特的视野和尺度，拓展了我们的思想情感空间。 不夸张地说，这是否就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思想形象”的诞生?
不知道是偶然巧合还是现实使然，在当年的赵振开的《波动》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都是女主人公充当了怀疑和绝望、惶惑和虚无的角色。从J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萧凌和南珊的影子。也许是因为，在历史的浩劫里，在生活的磨难中，一向被人们认为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弱者的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却不得不承受着最沉重的人生苦难。于是，为了能够在极端屈辱中继续生存，为了能够维护自己仅有的人格尊严，绝望、虚无和冷漠，以及所谓的“自私”，就成为这些接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城市姑娘进行自我保护的精神状态。浓郁的怀疑，决绝的批判，彻底的思考，理性的洞悟，似乎也最先表现在她们身上。在面对现实做出义无反顾的决裂和拒绝的态度上，她们远远地超出了本来应该是骨头最硬而又以冷峻理性见长的男性。尤其是J，比起萧凌和南珊， 以及《抒情年代》中的珊珊、维明和N，即使在文革爆发之前，她的处境似乎也是最为 困窘的，既没有出身于大大小小的中共干部家庭的优越感，也没有艰难时世温馨家庭中相濡以沫的深情，她早早地就失去了各种美丽的幻想，爱情的失落和痛苦，又粉碎了她人生中最看重的一道风景线，时代剧变之际，情感和心灵的创伤并没有得到补偿，相反却让她陷入新的自责和迷惘。
在道德叛逆上，J可以说是先行者，在动乱年月的苟且偷生中，她不顾一切地逃向那座能够遮风避雨的爱情“小屋”，但是，她可以承受世俗的眼光中对未婚同居者射出的蔑视和不屑，在“小屋”中，J却再次面对着自我的丧失和沦落——在美好动听的“牺牲”字眼下的自我丧失和沦落。在第一人称自述中，忽然出现了嘈杂之音，“我”经常地变作“她”，从一个自为的主体变作了“他者”，变作了被动的、被看的“她”。女性的命运，就是这样走投无路，又无法重新来过，这和她的精神状况有着最深切的关联吧。这是不是又一种表现形式的“梦醒了没有路走”?
生活在别处，昆德拉说，这是青春期的态势。爱情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陌生的地方。在不可预知的地方，应该会有某种令人惊喜的，出乎寻常的生活。
《抒情年代》的另一重破碎和断裂，发生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在这里，艺术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更重要的生活，另一种在理想的彼岸的生活。米兰·昆德拉曾经想把他的《生活在别处》命名为《抒情的年代》，去解析特殊年代里青春、革命、爱情和诗歌的关系，我想，贯穿于这几者的共性，就是它们的浪漫气质和乌托邦性，都需要激情，都需要想像，都需要憧憬，都需要热血、青春冲动和牺牲——精神的和肉体的牺牲，自我的和群体的牺牲。《抒情年代》的命意得之于这位流亡巴黎却深受中国文坛推崇的捷克作家，这是大体不会错的。更重要的是潘婧在寻找一种描述青春的方式，青春与时代，青春与爱情，青春与诗歌，并且把艺术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所谓“生活在别处”，就是“生活在艺术之中”。然而，这种至高无上，却让J感到“高处不胜寒”，感到它对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嘲弄和摧残，这是非常奇特的发现，是作家的慧眼独具，也是作家对艺术乌托邦的无情摧毁。时世维艰，命运多舛，在经历很多人生的坎坷之后，偶尔的得意和永远的失意的交替之中，我们对于现实的种种不满和愤懑，常常使我们将审美的愉悦安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将艺术的永恒价值、艺术对俗世的超越和鄙弃、艺术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作为生命的寄托，心灵的归宿。这个世界因为有了美而值得生存，这样的表述在许多大作家大艺术家那里得到反复的印证。在人生的低谷中，借助于那些文学大师的杰作而解脱灵魂苦痛、逃避现实烦恼的经历，对于许多人来讲，也不会陌生。如同J所引述的一句话，这一代人心目中，“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也就是说，是要像处于或优美或壮烈的艺术情境中的那些人们一样去生活，去爱。“那时我们喜欢唱的歌是《三套车》，这使我们意识到内心的隐隐的凄凉；冰，雪，严寒，令人联想到旧俄罗斯的广阔的忧郁。我们最初开始读的书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后来是布洛克，茨维塔耶娃，洛尔伽，波德莱尔是更后来的事。直到如今，俄罗斯文学对于我，仍旧类似精神的故乡。”
这一代人不单是从俄罗斯文艺作品中认知生活，形成了他们的思想资源和情感方式，甚至，连J和N心目中最为看重的爱情及其表达，也是从那里模仿而来的。当他们相爱的时候，维系他们情感的是什么呢?“他从未想到送给我衣服或女孩子喜欢的小饰物；他以为我不在乎这些，我自己也以为不应该在乎这些，每逢我的生日，他会为我写一首诗。那些情真意切而又肤浅浪漫的赞美的诗句，总会令我陶醉……他说，只有在浪漫的氛围里，我们之间的爱才能维系。”到两人关系濒临断裂的时候，J对往事的回忆，仍然离不开模仿二字，只是她对这种“生活模仿艺术”已经厌倦——“难道他以为她真的会相信那些中学生的小把戏吗?那些从童话和小说中舶来的恋爱的样式，并非出于本真和天然。”
也许正是这种对艺术的崇敬，对在艺术情境中生活的向往，是J和N走到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生活中，文学和艺术的情调，一直环绕在小屋内外。这一代人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无师自通，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们的共同生活，和他们的文学创作相互 缠绕，生活在模仿艺术，他们的文学创作，仍然带有很浓重的模仿痕迹，比如说，N的 诗歌创作，模仿过波德莱尔，也接受过聂鲁达和惠特曼的影响，J所写作的《湖》和《 小屋》，则有着浓郁的俄罗斯文学的抒情色彩。虽然说，在近乎于惜墨如金的写作中， 关于风景和抒情的段落近乎阙如，但是，请读一下偶尔从J笔端流出的关于湖面上朝晖 夕阴、秋雨冬冰的景象描写，就会知道此言不虚。N的唯一的小说残稿《医院》，从人 物姓名、故事情节到环境氛围，都更像是一部翻译小说。
《抒情年代》就此而言，又可以作为“元小说”的一个典范的样本，也就是说，它是 一部关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的小说，是一部关于小说和诗歌是如何写成的小说：作品中 的人都在写作，而且，他们的小说和诗歌又是与他们的生活和情感密切相关的。作品中 N是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被引述的《医院》是一部小说，《湖》和《小屋》本来是J的回忆录，但是，在《后续故事》中维明的视角的颠覆下，它们也变作了小说(连在序曲中 出现的珊珊和尾声中出现的“佳丽”，也都有她们的小说作品)。
这真是一个很有深意的怪圈。J和N都是从模仿艺术而进入生活的，在他们相爱的生活中，诗歌、小说和美术作品，都始终伴随在他们身边。他们的生活感受，又分别或曲折 或率真地体现在《医院》、《小屋》中，《湖》则是J在进入“小屋”前的一段序曲。 这些小说，都是描述男女之情、青春之爱的，也都可以从中读出他们的生活和情感。如 果说，模仿艺术——投入生活——反馈为小说表明了他们生活的一个完整过程，这种人 生状态可以在许多作家艺术家那里得到证实，具有某种普遍性，那么，超越这一共性， 进而凸现出J和N的这种生活模仿艺术的更深刻的例证，就出自N的《医院》。依照维明 的评述，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我”和佳丽的爱情，就不是生活先行，而是艺术先行， N虚构了《医院》中的种种人物关系，并且借助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化解了由于J的离开 郁积于N的胸中块垒，并且预想出N后来的感情生活，现实中那个被命名为“佳丽”的女 性才被呼唤出来，真真切切地走向N的小屋。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艺术引导了他们的生活，后来的“佳丽”更是因为对诗人的崇拜走向了N。但是，艺术又具有一种双刃剑的作用，它一方面摧毁了世俗的生活和大众的价值观，营造出一个形而上的境界，另一方面，它又使得J和N无法共同面对琐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佳丽”最后的毁灭，如同我们曾经深为惋惜的顾城和谢烨的悲剧人生一样，恐怕也和艺术所具有的残酷和杀伤力分不开。充满了激情和想象的艺术，与无法摆脱的衣食住行的现实存在之间，潜藏着一道巨大的无法填充的深渊，这绝不是勇敢者的奋身一跃就可以跨越的。换一种比喻，人们仰望着神圣的崇高的艺术，受到眩惑和鼓舞，就像扑火的灯蛾一样奋不顾身，甚至盼望在烈焰中“涅盘”， 获得新生，但是，有几人能够遂心如愿呢?
我喜欢十九世纪，泾渭分明，洋溢着理性的光辉；淋漓尽致的爱与恨，热情不会落空，野心可以得逞。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僵滞的，委琐的，毫无诗意的残酷。
生活与艺术的分裂和破碎，在《抒情年代》中表现为多重交叠的情状。维明说过，《小屋》曾经名为《分裂的世界》，这种分裂，既是描述N和J的关系，同时，也是揭示N的生命中一个深刻的悖论。
先说N和J的关系。在N对待女性的选择上，他似乎就是分裂的，他贴在小屋墙上的女性 肖像不停地更换，“从性感十足到雍容代贵，男人隐秘的愿望是类似的”；在现实中， 他欣赏J的却是另一种气质，“他期待的女人就是这样，文雅，纯洁，浪漫，为了情感 的冲动而奋不顾身。”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中，浪漫，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至少在N 那里是如此。“他的爱不是现世的”，“他把一切现世的，物质的问题贬至不屑一顾的 庸俗的范畴，让你无话可说。他给你写诗，把你作为牺牲放在祭坛上大加赞美。”在过 了为爱情写诗的阶段以后，他就更加视女性为无物，更加转向了自我。因为在他看来， 爱情不过是一种自我的情感。这句话可能会使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然而，它确实包含 着某种残酷的真实。
同样的，在J那里，如她自责的那样，她的“自私”是无须掩饰的。她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的出发点，总是围绕自己打转的。因此，当维明称赞J为维护和N的关系不惜与母亲决裂是为爱情做出牺牲，却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我又一次笨嘴拙舌地说我很佩服她能够为爱情做出牺牲，她却说，不是为了爱情，也谈不上什么牺牲。我惊异地问那是为了什么?她说不知道，也许是为了自尊。
爱情和艺术是需要浪漫的，现实生活却是功利—实用的。当一个人面对这冷酷的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伸出救援之手，只能是自顾不暇的时候，自救尚且不能，谈何为他人牺牲?推敲J的自述，她很少谈到什么对N的爱情，那种得之于文艺作品的凌虚高蹈的爱情憧憬，在现实中是无处安身的。这也就是J为什么始终不肯对N说“爱你”的缘由。追根索源，J所以和N走到一起，最初是由于J在乡下孤苦无依地生病、感情最脆弱的时候得到了N的意外帮助，接下来，是两颗同样孤独寂寞的心灵需要温情和关注：“在沙滩上，两条试图相爱的鱼。离开了海水，它们的每一次拥抱，都像是殊死的搏斗。”或者换作更明晰的叙述，“N不是我的‘另一半’，他不是我的理想。一开始我就明白了， 我们是不能契合的一对。我知道无路可走，但是依旧凭着惯性走下去。”这样的生活，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苟延残喘，相濡以沫。作为旁观者的维明，认定他们之间是有 过爱情的，但是，J却始终怀疑这一点。J所追求的深刻之处在于，即使在最大的痛苦和 绝望之中，J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情感选择的尺度，不肯采取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游戏人 生。她追求的情感，不是出于同情和怜悯，也不是简单的两情相悦、异性相吸，而是建 立在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之上，并且把这种尺度绝对化，拒绝任何的含糊其词和暧昧不明 。如同置身于小屋的那个圈子中的维明所言，虽然他也追求过J，但是，两个人对爱情 的理解却是有深刻差别的：“J就是这样，她不是抓紧有限的人生享受即时的欢乐，而 总是要探究终极的意义。爱情是什么，这个在文学作品中千百万次地出现的字眼，令我 惶惑而恐惧，我觉得所谓的爱或者是虚幻，或者是毁灭。我更愿意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界定为友情、性和婚姻，这些都是实在的，能够触摸到的。”
J要求爱情建立在深刻的相互理解之上，而且毫不妥协，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就理解而言，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J和N对两人关系的各自的描述中，隔膜、误解乃至同床异梦，是经常出现的。J不理解N面对生活和诗歌创作时的两副不同面孔，何以在诗歌中倾诉热烈的情感却又对父母家人和情人无动于衷，也无法理解他何以既追求超凡脱俗又抓住女人的肉体不放；为此，她曾经认真地阅读N的诗作，试图解读其心灵的秘密，却徒劳而返。相应地，N在《医院》中，也曾经通过种种细节，表现出他与J的隔膜，以及无 法相互理解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惧：他渴望理解“女人的心”，渴望阅读那本叫做《女人 》的书，希望遇到“唯一理解他的女人”，都没有如愿。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如此 困难，每个人都按照自我的想象在塑造情人的形象。比隔膜更严重的危害生活和心灵的 是误解。J曾经误以为N极端自私，“他不想理解我，他不想理解任何人。”N呢，曾经 把J当作和他一样只要生活在一片浪漫气息中就足已的女性。他对J的最初印象，“文雅 ，纯洁，浪漫”，显然不足以概括J的品质。彼此的心灵，面对面插肩而过，却无法撞 击出璀璨的火花，就像《医院》中所写，“在电话中，J的声音越远，越模糊，越好。 她的标准的女中音常常使我陶醉，至于说什么，我从来不注意。”反过来呢，“我”让 J去给“我”买一双鞋，她却给自己买来一双自以为漂亮的鞋子，还以为这会比给“我 ”买鞋更会让“我”高兴。如此这般，他们都希望能够欣赏对方理解对方，一个是只听 声音忘记语言，为了形式遗弃内容，一个是自我欣赏之余，误以为对方的欣赏她自己会 超过关心他本人。这样的误会无处不在，让他们何以共同生活到白头偕老呢?
J由于她自身的性格与理念使然，由于她洞见了诗人N的成长的全部过程，因而能够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拜倒在他的光环之下。即使有过短暂的破镜重圆，但她仍然无 法完全为了N而交出自己。比他们晚了一代的“佳丽”是符合N所要求的甘愿为N做出自 我牺牲的那种女性的标准的，年轻，艳丽，真可以说是才子配佳人了。但是，她所企盼 的是N能够从著名诗人进一步成为伟大诗人，并且把自己的名字附骥在N的诗歌中。这种 铤而走险式的，将生命抵押在浪漫而虚幻的艺术上的选择，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
他需要这样的女人，他需要女人的牺牲与奉献。他以一种决绝的，近于冷酷的语调说 ，他将作为一个诗人，他必须作为一个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面对同一个诗人，两个女性是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的。“自私”的J看到了他生活中更多的“自私”，因而对他的诗情产生质疑；“佳丽”为他的才情所倾倒，但是在为制造诗歌之神的漫长的期待和焦灼中，将自己陷入了幻灭和绝望的深渊。她们各自的选择和评说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因为距离太近而产生的偏差。好在还有维明，在《后续故事》中他从比较超脱的角度，对N和N所投身的“朦胧诗”创作，对N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分裂作出另一种评价，这评价又远远超出具体的人和事，关 乎艺术创造力与破坏力的本质，关乎人类精神现象的恒久之谜。
这就是J所感到困惑的那个问题，“一个关注自己的人怎么会忽然歌颂起祖国和英雄来了?”许多年来，我们认可的是“文如其人”，我们信奉的是先做人后作文，我们讲道德文章，道德是置于首位的。可是，在这资讯越来越发达，个人的隐私越来越失去保护的大气候下，许多的人和事都被推向了前台，许多令我们长期崇敬的文化艺术大师，都在各种各样的文字和史料中被揭示出阿Q头上的癞疮疤，表现出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甚至无法接受的丑陋和邪恶，而且在追根溯源的时候，让我们怀疑起我们的常识和理性来。如罗丹对卡米尔的感情掠夺和冷酷背叛，卢梭对自己的私生子女的毫无爱心的遗弃，罗素与儿媳的邪恶恋情。J眼中的N，就是如此。他的诗歌效仿过泰戈尔，取法过波德莱尔，在他的诗歌最辉煌的时候，他是在咏唱着祖国和人民，咏唱着牺牲和挚爱，以此感染了众多的读者和听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表现却乏善可称：他可以歌唱祖国母亲，对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兄弟姐妹却没有多少亲情和关切：他豪迈地宣称自己愿意为民族为时代作出最大的牺牲，并且以此为自豪，在生活中他对于别人对他的帮助、为他作的牺牲却视若无物，坦然接受；最为滑稽的是，一个充满了历史的使命感、要承担历史的沉重苦难的诗人，却完全生活在非现实状态，对周围的人和事漠不关心。J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样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情形怎么能够出现在同一个诗人，而且是赢得了声誉、受到读者爱戴的诗人身上，明了这些悖谬，又如何能够相信诗人的真诚?善良而宽厚的维明，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范畴中去理解这种现象，希望能够找到对于这种善恶二元论找到答案。因此，他找到了精神分析学，“荣格说：创造欲的力量消耗人的生命力甚至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个人的自我为了保持生命的火花并且不使其全部耗尽，则必须发展各种坏品行——残忍，自私，虚荣(即所谓自恋)，并发展为不可克制的自我中心主义。”是的，人的存在、行为和思想情感，在其整合为一个人的时候，有无穷的变数，现代的种种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尽管在宏观上构建起庞大 的体系，同时在微观上深入到了人的基因和信息密码的程度，却仍然回答不出人性之谜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像维明一样，承认我们对于诗人的精神丰富性缺少全面的理 解，并且通过荣格认可了杰出的创造者身上会有这黑暗的另一半，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 这种现象呢?如果说，私人道德上的缺陷，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今天可以容忍，那么 ，当N和许多在文化艺术上有抱负有野心的人们都受到超人哲学的影响，或者无师自通 的自命不凡，都要求弱者向他们奉献一切以至生命的时候，当小说中的N甚至对“佳丽 ”的死亡都毫无所动，当现实中的顾城谢烨魂断激流岛，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作品 和人品呢?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不能不高度评价这一代朦胧诗人的历史贡献，从人性的 角度，谢烨和“佳丽”之死，是否使他们那些轰动一时的诗篇都黯然失色、失去重量呢 ?一个人的活生生的生命，难道还不如写在纸上的几句诗的价值和意义吗?如果说，正是 “黑夜给了我黑暗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样的诗句，使顾城名声鹊起，也使谢 烨飞蛾扑火般奔向顾城，那么，我们将如何选择，是宁可没有这样的诗人，也希望一个 年轻活泼的生命安然地走完她的人生历程，还是愿意以一出生命毁灭的悲剧为代价去换 取留存在文学史上的几行几页?这样的发问也许是无须回答的，历史和人们关注的首先 是强者的胜利记录而忽略弱者的眼泪，是文学艺术的价值而不是个人道德审判。在现实 生活中，我们对于生命的意义也越来越淡漠；我们呼唤过人文精神，呼唤过对人的心灵 世界的终极关怀，我们向往着关爱人性、悲悯众生的大作品，在现实中的苦难和死亡面 前，我们却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在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下，无所作为，无能为力 ，——艺术还是人生，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但是，比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更让我们难堪的是，若是在艺术与人生两个方面都是拙劣的失败者，又当如何呢?J因为过于明澈而走向虚无，因为虚无变得更加明澈。她一次再次地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质问，这样的质问，又强化了她的虚无主义。在《湖》的生 活年代，即七十年代之初，J评价珊珊那篇连名目都没有的小说作品时，J认为这不过是 一个披着当代生活外衣的英雄救美人的陈旧故事，我们没有能够掌握叙述我们自己的故 事的形式；或者说，有关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以生命和青春为代价的惨痛的经历，我们 的新鲜而残酷的感受，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酿造出一个可见的形式。很久很久，我们失 去了创造的能力。30年之后，在回顾八十年代初期模仿“嬉皮士”的“顽主”式创作现 象时，J再度感叹，“那一段生活被演绎得或潇洒或怨愤，抹不去的模仿与做作。也许 生活的本身就是如此。我们不仅没有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甚至也没 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超越于艺术与人生孰轻孰重的比较的，是首先找 到我们自己，找到我们自己本质的生存境况。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 这一深刻的疑问再一次响起，响起在新世纪的初年里，响起在一部发人深思、直击心灵 的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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