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到GNH——伦理学视野下人类发展考量的跃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视野论文,人类论文,GDP论文,GNH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08）04-0072-05
“幸福始终是人类的根本追求，即使是像美国和不丹这样差异很大的国家和文化，也一致认可幸福”。[1]第一届国民幸福总值大会（注：在不丹首都延布举行）的宣言如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的报告明确指出，要“确保到二○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为“社会建设与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十七大报告把民生幸福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精神是一致的。当前，增进民生幸福，应当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而能否增进民生幸福，应当成为检验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
一、伦理学视野下人类发展考量的最终指标——幸福的释义
幸福历来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而对幸福进行阐述和探讨几乎是所有古今中外伦理学家毕其一生所进行的事业。英国哲学家同时也是伦理学家休谟有一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功利主义大师边沁也指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人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示我们应该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不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他将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2](P57)
幸福如此重要，它同每个人的人生紧密相连，拷问着每个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指出：“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幸福，但为了要取得幸福，就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幸福。”[3](P233)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千百年来困扰着很多人、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的问题。人们常说，如果你要为难一个伦理学家或者哲学家，你就问他幸福是什么?幸福到底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曾对“幸福是什么”有过精彩的论述：“但是关于什么是幸福，人们就有争论，一般人的意见与爱智慧者的意见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人把它等同于明显的、可见的东西，如快乐、财富或荣誉。不同的人对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西：在生病时说它是健康；在困难时说它是财富；在感到自己无知时，又对那些提出他无法理解的宏论的人无比崇拜。”[4](P9)对于什么是幸福之所以有很大的争议，其原因在于“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至虽然人人都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定的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5](P366)
汉语中的“幸福”是个合成词，由“幸”和“福”构成。《说文解字》中对“幸”的解释为：“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谓之不幸”。甲骨文中幸的字形，上为夭，夭即未享天年而死；下为屰，屰即逆之本字，意不顺、相反。因此在中国古代“幸”的意思是：顺、免死。《说文解字》对福的解释为“福，佑也。从示，声”。这里的“佑”的意思是“助”。“福”字在甲骨文中是“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的会意字，是古代祭祀的形象写照。福字从示，即彼岸之天机、之神灵；右边为酒瓶，这是古代奢华与最高级的象征。从福的词形结构可以看出：古人相信以美酒来祭祀神灵，可得福。因此中国古代人认为：神灵保佑，逢凶化吉为福。归纳起来，中国古代幸福的意思是：“生活顺利、长寿”且有“助”（不论是天助、神助还是人助）。
幸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或（生活境遇）称心如意。在英语中，幸福（happiness）在《维奇匹迪亚百科全书》“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中的解释之一是“一种由好运或者任何好事所带来了精神上的惬意感或惬意状态”。[6]
幸福一直是贤哲们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英国功利主义大师边沁认为：“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就是不断计算快乐的度量，也就是选择其相对价值的过程”。[7](P43-44)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穆勒认为：“幸福是指快乐与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掉快乐。”[8](P7)莱布尼茨则认为：“幸福就其最广范围而言，就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大快乐”，“幸福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幸福可以说是通过快乐的一条道路，而快乐只是走向幸福的一步和上升的一个梯级”，“理性和意志引导我们走向幸福，而感觉和欲望引导我们走向快乐。”[9](P187-188)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看来，幸福“不是别的，只是某一种生物的健康的正常状态，它的十分强健的或安乐的状态”，否则就“会感到不满意、忧郁、悲愁和不幸福”。[10](P536)我国学者孙英在借鉴古今中外各种有关幸福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界定，认为：“幸福是重大的人生快乐，是必定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快乐。”[11](P16)
贤哲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阐述，都有其合理性，对我们今天理解幸福的含义具有很大的启发。在第一次世界国民幸福总值大会的宣言中，幸福被解释成“一种身体上和感情上的愉悦状态，一种内心的满足，幸福建立在社交的原则上，不得伤害他人的情感，也不得破坏环境”。[12]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幸福在过去没有形成，今后也不大可能形成一个能让大多数认同的界定，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幸福的趋势还将继续。但无论人们怎样界定幸福，人们都普遍认同：幸福始终是人类生活的终极追求，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在这点上，大家的认识高度一致。
幸福是人类发展的最终追求。对此，1847年，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的一个信条草案中曾深刻指出：“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证明的……例如，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13](P373-374)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幸福是最高善，是人生目的，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说：“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既然所有的知识与选择都在追求某种善，政治学所指向的目的是什么，实践所能达到的某种善又是什么。就其名称来说，大多数人有一致意见。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那些出众的人，都会说这是幸福，并且会把它理解为生活得好或做得好”。[4](P9)“幸福看作是人生的目的，不是品质，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合德行的实现活动。”[4](P330)“奴隶和动物不是城邦成员，因为他们不分享幸福和有目的的生活。”[14](P88)快乐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15](P367)
在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的今天，无论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发展中国家，金钱和财富往往被当作幸福的代名词。不少人认为，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水平，更充分的休闲，确保了财富的拥有者过上他想要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能力。于是经济学家就有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完全符合逻辑的推测：要衡量一国人民的幸福程度，只要看该国的经济的繁荣程度就行了，以衡量一国总收入为核心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就由此而诞生了。这个衡量指标被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被年经济学家曼昆看作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好的一个衡量指标”。GDP从此获得了超凡的魅力，相继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并且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受到吹捧。那些要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力争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对GDP如痴如醉。人们不禁要问，GDP能正确而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吗?如果不能，该如何矫正?
二、GDP考量的蕴含及缺陷
1.GDP考量的蕴含
提起GDP（国内生产总值），生活在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大都不会陌生。它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GDP以市场价格计算一国所有常住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的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是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在核算时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各个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GDP定义看起来相当简单，但实际上在计算中，往往比较复杂，且容易发生偏差。
GDP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好的一个衡量指标，是因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之上，用经济学家曼昆的话说就是：“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否成功，你首先要看他的收入。高收入的人更容易买得起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毫不奇怪，高收入的人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国的整体经济。当判断经济富裕还是贫穷时，观察经济中所有人赚到的总收入是自然而然的。这正是GDP的作用”。[16](P105)GDP具有很重要作用，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指出：GDP核算向国会和其它部门提供了美国经济健康情况的极其重要的特征，今天，我们能制定出较好的经济政策，是因为GDP核算时我们较好地了解政策的作用。[1](P44-45)相反，如果没有GDP指标和核算，我们无法反映一个国家和各地区的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无法判断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的数据。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应该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怎样的待遇。
2.GDP考量的重大缺陷
GDP不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指标，其自身的缺陷很明显，对此，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曾尖锐地批评道：“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美国的一切，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以做一个美国人而骄傲。”目前，GDP作为衡量指标的最重要缺陷在于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将单纯的物质满足当成了幸福。由于GDP主要是个经济衡量指标，而将这个经济衡量指标用以衡量包含着经济、伦理和社会等等多重内容的发展时，其主要有以下缺陷：
第一，GDP不能如实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它因素会影响快乐。最后，GNP这一社会福利的衡量指标也没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两者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第二，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尤其是环境和生态的代价。当前，在统计GDP时，很多自然资源的价格被低估，甚至根本没列入计算，其结果是当这些自然资源被消耗，环境受污染而恶化时，其显示在GDP指标上却是增长，而不是减少。据统计，在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中国为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这些代价却不能在GDP中得到正确的显示。另外还有数据表明：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而这些损失也没有在GDP中相应扣除。
第三，GDP不能反映收入的公平分配，人均GDP模糊了贫富差异。为了说明GDP不能反映收入的公平分配，曼昆说到：“一个有100人年收入5万美元的社会，GDP为500万美元，毫不奇怪，人均GDP是5万美元。一个有10人赚到50万美元而90个人一无所有而受苦的社会的GDP也是这样。人均GDP告诉我们平均每个人的情况，但平均量的背后是个人经历的巨大不同。[17](P117)在贫富差距较大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不能正确反映收入的实际分配状况。
第四，GDP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本来是实现社会福利目标的手段，但当社会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被衡量的对象——GDP指标时，手段就变成了目标，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现象就产生了，于是GDP压倒一切。加上GDP不把生活支持系统的状况、人类幸福状况、环境和社会状况纳入衡量之列，于是，这些项目同被衡量的GDP相比，被认为不具有优先性，其最终结果是环境的状况恶化，生态失衡加剧，使得人类的发展变得更加不可持续。
由于以GDP衡量指标的缺陷，不少人在思考用新的指标体系来补充、完善甚至取代GDP指标体系，于是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体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那么，这个颇受关注的国民幸福总值是个怎样的指标体系呢?
三、GNH：人类发展考量的新跃升
1.GNH（国民幸福总值）的蕴含及对GDP考量的矫正
幸福指数是一项衡量民众对幸福具体感受程度的主观指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幸福等于效用与欲望之比。1972年，当不丹国王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登上王位时，第一次将幸福指数引入宏观领域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并作为不丹发展政策的基石。旺楚克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只有当物质和精神共同发展，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国民幸福总值远比国内生产总值重要。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不丹把“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平衡、可持续发展，保护和提升文化价值，保护自然环境和建立善治的政府”作为该国国民幸福总值四大支柱。[18]
值得注意的是，当不丹国王提出GNH的时候，不丹在亚洲属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穷国要摆脱贫困首先要以发展经济为主，这种确保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常常使环境保护成为一句空话，其结果是全民付出很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代价。不丹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它始终推行环保优先的政策，在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将自然环境很好地保护起来，原始森林的覆盖率在亚洲排名第一，整个国土74％在森林的覆盖之下。尽管不丹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为了保护环境，不丹严格限制游客入境人数，2005年全年获得签证而进入不丹的人数不到六千人。由于不丹对环境的良好保护，2006年获得了联合国环保署的“地球卫士”奖。[19]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不丹在“全球快乐排行榜”中，紧随在以高福利而著称的瑞士及北欧诸国之后，名列第8位。现在的不丹，人民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内心却充实宁静，其乐融融。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井然，几乎见不到农衫褴褛的乞丐，犯罪率极低。全国总共才20多名囚犯，所犯的罪行最重不过是偷拿了邻家的东西。
总体来说，GNH考量致力于创造一种环境，让每个公民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幸福。GNH以一种新的、更加综合的方式来定义繁荣，来考虑实际的社会福利，而不是用消费的方式。GNH在考虑生活质量时，比GDP更全面、更能照顾人们的心理，既照顾人们的物质需要，又照顾到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归属的需要。一句话，GNH将人置于各项发展的中心位置，体现了发展的伦理之思。
2.启动GNH考量体系之思
GNH自提出到现在受到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已经有三十五年了，GNH近来之所以声名鹊起，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单面度的考量，而且容易误导；二是已经有很多其它的指数被提出，来对社会平均的物质财富做一个更加真实的衡量；三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把道德和文化的价值作为经济政策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前，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一股要求告别GDP崇拜，启动GNH指标考量体系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热闹之余，还需冷静思考和分析启动GNH考量体系时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正确看待GDP在GNH中的作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承认经济因素在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作用。中国零点调查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当人们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20](P48)二是不夸大经济因素在GNH中的作用，坚决抛弃GDP崇拜。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幸福指数与国民收入之间不一定会呈现正向关系，物质生活的改善也不一定带来精神生活的改善，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精神生活恶化的特例。经济发展应仅仅作为整个GNH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也不是首要目标，应该由GNH决定经济发展的取向而不是相反。
第二，全面规划GNH考量体系，防止以偏概全。GNH是衡量民众幸福感的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民众幸福感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人们对总的生活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以及人们由于潜能的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不管是满意感，快乐感，还是价值感都有强烈的主观偏好，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量化和衡量，因此容易出差错，这也影响到GNH衡量指标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影响到它的广泛应用。在全面规划GNH考量体系时，首先要综合看待该国社会的有形方面和无形方面，并且根据该国国民的偏好来详细确立各种目标。这些目标应包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衣服、食物和营养、环境保护、父母养育子女的时间，艺术、商业活动，基础设施，法律和规章，以及人民表现出的幸福程度。[21](P113)
第三，GNH实施的前提在于纠正人们对发展和幸福之间关系的偏差认识。只有当发展成为实现人类幸福和进步的有效工具时，发展才具有价值。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现代化是一个创造条件，让每个人过上幸福生活的过程。GNH的哲学基础是把发展当作实现人类物质上、精神上、文化上和情感上满足的工具，发展本身不是目的，不能为了发展而发展。
［收稿日期］2008－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