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规则下的中国工业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中国论文,规则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2）05－0005－09
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中国加入WTO 可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同样，对于WTO，增加一个缔约国， 也不是一件值得为其兴师动众的大事。但是，中国加入WTO这件事， 则无论是对于中国自身还是对于WTO的其他各缔约方，甚至是对于整个世界经济， 都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正因为这样，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极其漫长，而当中国最终加入WTO的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为之兴奋，同时，也不免或多或少地抱有“要小心着点”的心态。那么，为什么中国加入WTO会如此令世界关注？WTO规则下的中国究竟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又将会在WTO规则下发生怎样的变化，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呢？
一、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工业化过程
观察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同的人往往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印象和做出很不相同的评价。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甚至谓之为“一枝独秀”；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甚至令人畏惧（所谓“中国威胁”），中国吸纳了大量的产业资本和生产能力，并正在导致周边国家的“产业空洞化”；有的经济学家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注：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0／2001），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为78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291美元。按现行汇率计算，GDP总额居世界第7位；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额（超过4.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美国约为8.4万亿美元）。）全世界都在瞩目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之惊讶，甚至不无担心。而中国人自己则觉得，一个曾经极度贫困的国家，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终于走上了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道路，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工业化对于中国不过是一段迟到的历史，现阶段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只是一个“补课”和“追赶”的过程，为什么会让一些人大惊小怪？
中国的工业化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纵观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在一个统一国家的范围内，近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0亿，所占比例不足12％。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是在20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而且，在高速工业化时期，这些国家大都只有几千万人口。也就是说，占世界总人口不足12％的人口，分为七八个国家，在2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先后实现了工业化。 而中国的情况则是：人口近13亿，占世界总人口21％以上，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之内，就要完成工业化过程（参见表1）。这样，同样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但同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在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许多“世界经济问题”。超过21％世界人口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进入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必然产生许多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和问题。就现在已经明显可以观察到的情况而言，我们就必须重视：
表1 中国和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比较（1999年）
国家(地区) 人口数(万人)
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世界总计
597840
中国
125909 21.1
主要工业国 70637 11.8
欧洲主要工业国 25727 4.3
英国 5874
德国 8209
法国 5910
意大利
5734
北美洲工业国30362 5.1
美国27313 4.6
加拿大
3049
澳大利亚 1897 0.3
日本12651 2.1
俄罗斯 14556 2.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879页。
第一，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问题，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过的。所以，城市化、重化工业化、人口迁移、大众消费（例如，汽车的普及）等工业化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中国的表现必然同其他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近13亿中国人如果都要模仿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耗费同量的资源，则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
第二，在中国属于“地区问题”或者“区际关系”的现象，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全国问题或者“国际关系”问题。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地区经济”现象同其他国家的同类现象相比，绝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问题。而不同的数量级必然使问题的性质会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表现为地区经济不平衡、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而在其他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所以，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可以“外部化”（即转变为国际问题）的问题，在中国则必须完全以“内部化”（即作为国内问题）的方式来解决。许多在“世界经济”中难以解决甚至不被重视的问题（例如，国家间贫富不均），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则完全表现为国内经济问题（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而必须予以解决。
第四，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现象，发生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内，所以，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可以分为前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前工业化因素、工业化因素和后工业化因素同时大规模地出现在同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突出地显现出来，并且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二元经济结构现象不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得多的长期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第五，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网（为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和失败者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会非常突出。工业化过程是社会变动急剧加快，人们的欲望很快膨胀的时期，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和社会稳定机制，激烈的震荡很可能会超过社会承受度而阻碍甚至中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
总之，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决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要认识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深入研究各种复杂现象和复杂问题，发现中国工业化的内在规律，从而探索中国工业化的可行道路。
二、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廉物美”现象
工业化是一个世界现象，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在世界经济中发生和推进的。所以，国际经济规则对各国工业化进程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2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是对外开放全方位推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将在WTO规则下实现。同时，由于中国工业化的巨大独特性，即使是在WTO规则下，国际社会也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另眼看待”，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协议中，而且也会表现在未来的经济实务中。
在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之下，处理经济问题时，只以国家为界，而不论事实本身的经济性质如何。例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流动是必然的和有益的，所以，自由移民本应是合理、合法的。但是，自由移民只适用于国内而并不适用于国际，特别是对中国人口的国际流动国际社会更是严格限制。所以，WTO规则并不支持劳动力的国际自由流动， 换句话说，在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构造的世界经济秩序中，阻碍劳动力国际流动是合法的，而阻碍其在国内地区间的流动则是不合法的。
这样的国际经济规则，迫使中国只得依靠低价工业品生产和出口来实现经济资源的国际配置。因为，从经济合理性来说，所有产品、服务和各种可流动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动等）的完全可流动是最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但是，在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特别是中国，不可能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行途径。但是，大量的普通劳动力不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再配置，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状况。所以，中国必须大量生产工业制成品，将国际流动性差的劳动力转变为流动性强的工业制成品，通过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来实现资源（包括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因此，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表现为国际贸易，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很高比重。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现象是，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有非常高的比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加工贸易的经济实质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出口。
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在工业化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生产大量的中低档工业制成品，同时，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结构（中国低收入人口比重畸高，而收入较高的所谓“中产阶级”则非常弱小）也决定了中国工业品具有“价廉物美”的特点。所以，依靠价格优势和进行“价格大战”是中国现阶段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性现象和必然过程，即使是中高档产品也难逃“价格大战”的洗礼。从一般日用品，到彩电、VCD、微波炉等家用电器的“价格大战”，直到进入WTO后即将来临的汽车、手机等的低价竞争，几乎没有哪种制成品的发展可以幸免以降价为主要特征的激烈（甚至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国产品的最大优势是低价格。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8 月在亚洲各国进行的家用电器产品价格调查，彩电、空调、冰箱、电饭锅等中国产品均具有最低价格。在中国国内市场，不仅中国产品，连日本、韩国、欧美的产品也比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样产品销售价格要便宜。（注：［日］丸屋丰二郎：《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亚洲的对应》，载《开放导报》2002年第2—3期。）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令全世界的商家所垂涎。但是，所有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商家都必须做好准备，到中国来进行“价廉物美”的商战考验。即使是像轿车这样的中国弱势产业也不能例外。有研究表明，目前“一汽”捷达轿车的生产成本是8万元人民币左右，即1万美元上下。在5年内，“一汽”通过改革完全有能力把成本降到平均7000美元以下，即劳动成本下降20％，原材料下降14％，管理和财务成本下降30％。（注：刘芍佳、赵晓：《中国入世后汽车市场格局和车价波动展望》，载《改革与理论》2001年第12期。）因此，中国市场上轿车的“价格大战”也将指日可待。中国完全可能生产出全世界价格最低的（经济型）汽车。不会过多久，全世界的企业都会领教：不懂“价廉物美”的商家，就不要想到中国市场上来混饭吃！
不仅人均低收入形成对“价廉物美”制成品的需求，而且，无限供应的劳动力供给也可以长时期地抑制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支持“价廉物美”制成品的大量生产和供给。全世界都会发现，中国制造的制成品具有不可思议的低价格。在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低成本竞争中，中国的产品所向无敌。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而且，统一的国家保证劳动力地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低成本。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每千瓦小时电费，与横滨相比，深圳为75％，上海和北京50％，曼谷28.6％，吉隆坡35.7％，雅加达19.4％，马尼拉27.5％。每公升汽油价格，深圳51.7％，上海40.7％，北京46.5％，曼谷96.5％，吉隆坡36％，雅加达14％，马尼拉43.5％。每平方米厂房租金，深圳2％，上海1.6％，北京3.9％，曼谷3％，吉隆坡4.8％，雅加达5.5％。而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相当于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加入WTO后，中国工业化的“价廉物美”现象， 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国际化的方向扩展。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占世界产量的43％，电脑键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色电视机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注：吴寄男：《新世纪中日经贸关系展望》，载《开放导报》2002年第2—3期。）在美国市场上，中国产品占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已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总和；而在日本市场上，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已大大超过亚洲“四小龙”之和（参见表2、表3）。中国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例：1990年不足2％，2000年为4％，上升了差不多一倍。而日本却从1990年超过8％，下降到2000年的远不足于8％。在美国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中国1995年约占6％，2000年上升到8％以上；而日本却从1995年的接近17％，下降到2000年的不足13％。在经合组织（OECD）进口中的比重，中国1995年不足4％，2000年上升到接近5％。特别是，在日本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中国1986年不足5％，2000年上升到接近15％，提高了近2倍；美国却从1986年的23％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在日本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中国1986年仅占4％，2000年上升到接近19％，增加3倍多；美国1986年占34％，2000年下降到23％。欧盟1986年超过22％，2000年下降到不足18％（已低于中国）。
表2 中国及“四小龙”产品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单位：％
国家或地区199619982001年1-7月
中国 6.517.79
8.10
台湾省3.783.62
2.95
韩国 2.862.62
3.04
新加坡2.572.01
1.34
香港 1.251.15
0.82
“四小龙”合计
10.469.60
8.15
资料来源：［香港］朱文晖：《国际经济形势逆转与中国出口机遇》，载《开放导报》2002年第2—3期。
表3 中国及“四小龙”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单位：％
国家或地区199619982001年1-7月
中国 11.58
13.22
15.84
台湾省4.283.654.37
韩国 4.574.305.12
新加坡2.101.681.68
香港 0.740.620.42
“四小龙”合计
11.69
10.25
11.59
资料来源：同表2。
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发展工业制成品的优越条件，必然吸引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1990年，中国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只相当于东盟四国的1／3，到2000年，中国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已相当于东盟四国总和的两倍多（参见表4）。
表4 中国与东盟四国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比较
年份中国(亿美元) 东盟四国(亿美元) 中国对东盟四国的倍数
199066.0 201.10.33
1992
581.2 229.22.54
1995
912.8 619.31.47
1996
732.8 508.01.44
1997
510.0 516.50.99
1998
521.0 272.61.91
1999
412.2 204.52.02
2000
623.8 273.22.28
2001
692.0
注：东盟四国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表中数字为批准额。
资料来源：转引自［日］丸屋丰二郎：《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亚洲的对应》，载《开放导报》2002年第2—3期。2001年数字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济日报》2002年3月1日。
在中国工业化的这一阶段，上述现象很可能使得同中国工业有关的国际贸易摩擦成为一个较突出现象。中国国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的低价格战略，必然向国外延伸：反倾销诉讼案件、大规模贸易顺差、本币升值压力、产业转移导致的某些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出现“产业空洞性失业”等等，都可能会成为中国现阶段工业化的伴生现象。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国际经济秩序不尽合理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关系失衡现象，也是中国工业制成品经受“价廉物美”市场竞争锤炼所形成的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当中国加入WTO时，有些外国人担心中国是否会遵守WTO的规则，其实，在WTO规则下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制造业，使自由贸易原则和WTO规则彻底得以贯彻，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最为有利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本身就不是一个一般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而是一个超过21％世界人口，甚至直接关系所有主要国家的大多数人口的世界性现象，所以，中国工业化的实现特别需要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的优化配置。而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的经济学意义就是：以最低的成本和价格向世界市场提供最大数量的产品。很显然，这正是对中国工业发展最为有利的条件。所以，中国工业的发展根本不惧怕WTO规则，根本不惧怕激烈的国际竞争，怀疑中国有意违反WTO规则，从根本上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三、工业化过程中的地区经济关系
由于中国工业化的上述独特性，将产生一系列独特的利益关系。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地区差距将表现得非常突出。如前所述，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尽管也存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是，真正的不平衡性压力是通过外部化而大大疏解了。也就是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空间不平衡现象，主要都表现为国家之间的不平衡。试想，欧洲工业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非洲的差距有多大？而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空间不平衡压力是根本不能外部化的，这就必然表现为，地区经济不平衡现象的十分严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WTO规则下， 中国将在更大程度上通过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来实现工业化。从中国国内生产力空间分布的动态趋势看，东部地区是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最具优势的地区，同时，随着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的成本正在上升，有些产业开始形成要素转移的要求。所以，从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具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不过，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未必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来实现，只要不存在阻碍劳动转移的障碍，也完全可以通过劳动的空间转移来实现。劳动在国际间的转移是困难的，所以，东部地区廉价的劳动不可能大量输出国外去同海外的资本结合，而通常只能是海外资本进入东部地区同那里的廉价劳动结合。而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了。西部地区的劳动流向东部地区的障碍越来越小，大量的西部劳动流向东部，同那里的东部资本及海外资本相结合，形成较高效率的生产能力。特别是，一般来说，流动性强的劳动是相对素质较高的，这不仅表现为较高文化和专业素质的劳动更容易转移，而且表现为同等文化和专业素质的劳动中，综合素质较高、市场适应能力较强的劳动更倾向于地区间转移，并且更容易在新的地区站住脚跟。
这样，东部的率先发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本，其中大部分当然再投入在本地区；也有一些向西部地区转移，但相对数量不大。东部地区的部分资金还通过政府的政策渠道，例如财政转移支付、国债投资、国有银行政策性贷款等，被转移投资到西部地区，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又会通过市场渠道，例如东部地区的企业承担西部开发工程项目、向西部地区出售产品、银行在西部地区的存贷差等，流回东部地区。海外资本仍然更多地投向东部地区，也有一部分会投向西部地区，但数量远少于对东部地区的投资。
同时，随着劳动市场的发展和劳动在区域间流动障碍的消除（例如户口管制的放松），西部地区的劳动特别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将具有向东部地区流动的更强倾向。东部地区的资本如果能够获得流入劳动的不断供应（这意味着，劳动价格的上升趋势被遏制），其流向西部地区的动力就会减退。这表明，资本和劳动的空间转移可能更有利于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将成为世界少有的加工制造业的集群区，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都将极为突出。所以，合理的推断是：未来10—20年内，以东部地区产业为代表的中国产业同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之间差距的缩小，要远快于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缩小的速度，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东西部地区之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还可能会进一步地扩大。估计15—20年以后，东西部地区差距缩小的速度才会明显地加快。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一个国家之内，不仅劳动力的空间转移障碍比国际间小得多，而且技术的模仿、扩散也比国际间容易得多。所以，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巨大国家之内的地区差异成为导致“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市场经济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利益刺激成为强大的生产诱因，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有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就会有企业投资的欲望。而且，我国工业结构中高水平和低水平的生产能力并存，各地区都希望尽快地通过技术模仿而加快工业发展。目前，并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还无法做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真正良性的优胜劣汰，时常可能发生逆向淘汰和“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状况，所以，尽管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尚属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没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也就没有市场竞争，但是，我国目前可能发生的却往往是严重缺乏效率的不良重复建设。一般来说，在竞争性行业中，只要有正常的市场秩序，企业合法经营，不产生严重的外部非经济现象，例如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侵害劳动权益、危害安全等，就应视为可以允许的重复建设，对于这样的重复建设即使是在经济上并不十分合理，也不应只是采用行政性的手段进行管制，而应主要采取市场调节的方式，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来实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但是，对于恶性的重复建设，即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包括地方保护）、存在严重的外部非经济影响，例如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侵害劳动权益等，甚至进行非法经营而发展起来的企业和生产能力，必须采取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进行规范、限制或取缔。为了制止不良甚至恶性的重复建设，缓解市场供需矛盾，改善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劳动安全，国家实施了对纺织、冶金、煤炭、玻璃等重点行业的压产限产和清理关闭“五小”企业的措施，2000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使这些行业供需严重失衡的状况得到缓解，产品价格回升，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是，一旦供大于需的矛盾开始缓解，市场价格止跌回升，必然会产生刺激扩大供应的信号。所以，2001年以来，平板玻璃、小煤窑、普通小型钢材、线材以及纺织等行业又都出现了产量大幅度增长、投资额明显增加、低水平重复建设抬头和非法开采死灰复燃的现象。目前的重复建设主要发生于同地方经济发展具有较密切关系的领域，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就业和地方利益的考虑，往往并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发生在本地区的重复建设现象进行严厉管制，甚至可能纵容企业搞重复建设；即使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实施了压缩本地区重复建设项目的政策，也往往只是短期突击性的行动，并没有出于自觉意志的长期政策考虑。
产生不合理重复建设固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原因。但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独特的地方利益格局无疑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的地区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发展地方经济、协调利益关系的责任，同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如果要使控制重复建设的产业政策具有长期的有效性，就应该在压缩地方生产能力的同时，尽可能考虑地方利益的补偿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当地的就业问题，研究地方经济的可行发展战略。
四、政府经济管理面临的挑战
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国土和地区间差异，使得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工作量”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所不可相比的。中国政府的经济管理和调控部门绝对是一个“超常工作量”管理机构。而且，政府目前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但是短期内仍然不得不管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非常庞大，而要使如此庞大的政府机构适应WTO规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WTO的规则首先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 而规范政府行为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缔约方的中央政府承诺遵守WTO规则， 并且在实践中履行所作的承诺；二是缔约方的中央政府要能够保证本国的各经济行为人（包括地方政府）都遵守WTO规则（这不仅涉及管理能力， 而且涉及法律体制、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利益协调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是对中国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一个很大挑战。
WTO的基本理论原理是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 这种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的秩序是要靠政府来维持的。而要维持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保证WTO规则有效实行， 同维持规模只有中国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相比，是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的。
加入WTO后，中国庞大的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不仅必须尽快熟悉WTO规则，学习WTO规则下的工作方式， 而且必须对自身的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政府经济管理机构还必须进行创造性的体制建设和组织再造，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许多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换句话说，中国进入WTO，决不仅仅意味着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过程要接受一套明文规定的经济活动规则，更重要的是，必须创造一整套在WTO 规则下维持一个巨大规模国家的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具体管理模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为中国的模仿对象，因为，中国工业化所具有的巨大特点和独特利益关系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的。
尽管按照WTO的一般原则精神， 自由竞争和自由企业制度是工业发展的基本制度基础，但在中国工业发展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可能不对工业发展不施加积极的影响和干预，只不过这种影响和干预必须以不违反WTO规则为前提。所以，中国加入WTO后，政府管理经济不仅必须实现观念的转变，而且必须增强创新意识。
第一，WTO是一套经济运作的规则系统，按规则管理经济活动， 是政府首先必须确立的观念。而且，WTO要求规则的透明化， 即除了涉及国家秘密之外，经济活动的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都必须让所有的相关者了解，这样才能使得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都能够按规则进行经济活动。过去，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国家的经济计划是不公开的，而且调节经济活动的许多“红头文件”也是保密的。在这些文件（甚至法律文件）中有不少同WTO规则相抵触， 而且各个文件之间也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样，整个经济运行的规则系统就是非常不完善的。没有完善的规则系统，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按规则顺利运行。所以，加入WTO后， 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并不仅仅是被动地了解和实行WTO 一条一条的具体条文，而且是要全面清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形成有效的经济活动规则系统，并且使这个规则系统完全透明化，让个人、企业、中介机构、政府都能够在这一规则系统中各行其事，各尽其责。
第二，WTO规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必须公正地管理经济活动。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以，政府管理和干预经济活动必须有公平观念。各种规章制度、优惠待遇、扶持措施等，都不应违背公平原则。中国是一个以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国家，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体利益，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所以，中国的许多制度和政策规定都体现了集体（或者整体）优先的原则，即一些个体必须为了集体（整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不同的个体享有不同的待遇，以实现集体（或者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例如，限制农民进城；开办企业必须有很高的注册资金；国内企业和外商企业适用不同的法律和政策等。而WTO规则是一套个体平等竞争的行为规则。当然，WTO规则也考虑到了整体利益问题，但是，基本的精神是主张个体之间的公平权利。所以，按照WTO规则，所谓政府的公正，就意味着政府管理经济活动必须更注重个体之间的公平待遇，尊重个体的权利，不应随意地以维护整体利益为借口而滥用权力，损害个体的权益。这样的政府管理意念同过去的政府观念无疑有很大的差距，要实行观念转换，决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第三，WTO规则要求政府管理经济活动应该是高效率的。 政府管理经济活动应该有利于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不是给经济活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现在，在各地都有许多明显的政府管理低效率现象，例如，繁复的行政审批程序、各种检查制度、没有时间约束的政府执法过程，甚至一些经济特区至今还保留着没有实际意义的“通行证”制度等。高效意味着快捷、简便、低成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高效率管理的最佳状态是：合法经营者几乎感觉不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很显然，同这样的要求相比，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第四，在WTO规则下，政府管理的内容应该更多的是服务， 而不是任意限制。政府管理经济特别是实施各种管制措施时，必须对经济行为主体进行一定的限制，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WTO规则的顺利贯彻， 基本的出发点是要让经济行为主体尽可能自主、自由地做出决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由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所以，政府的管理措施即使必须对企业行为进行限制，其用意也是通过维持竞争秩序而使企业有更良好的经营环境。政府管理经济活动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对经济行为主体——居民和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像是竞技体育中的裁判员和交通警察从本质上说是对运动员和司机、行人提供服务一样。在中国，政府部门要真正形成服务观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传统上，中国人一直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就是“官”，官在上，民在下，官是中心，民在外围，官是发号施令的，民则必须惟命是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企业、居民的所得似乎都是政府给予的“恩惠”和“关怀”。所以，要做成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府“领导重视”。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发展和繁荣来源于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政府则应该为维持公平有效的竞争秩序而提供公共性服务。实现这样的观念转变是中国经济是否真正转向市场经济，是否真正适应了WTO规则的根本性标志之一。
标签：wto论文; 中国工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