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投资低效与居民福利提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居民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7)04-0010-06
人类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是要增进社会的财富和福利。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一最终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无法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生产经营，属于无效经济活动行为，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本文以增进社会财富和居民福利为出发点，主要通过对GDP指标与中国的统计核算方法以及部分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的研究，考察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增长速度，忽视财富积累和居民福利增长的现状，阐明促进社会和谐，确保经济健康发展，急需改变我国目前的发展目标、投资方式和增长方式。
一、GDP指标的缺陷
GDP指标最初是在二战时期由美国经济学家S·Kuznets、英国经济学家J·E·Meade和R·Stone等人提出的用市场价格取代传统的按要素价格来计算国民收入的建议，在1953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辅助表》(SNA)之后，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所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增长速度的核心指标，被誉为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原本执行的是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它反映的是一国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总产值。由于MPS缺乏对服务业和对外贸易的核算，不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因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按照SNA的要求进行GDP核算，并在八五期间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强调以“政绩”考核政府官员并决定他们仕途的升迁，GDP是考核政府官员“政绩”最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各级官员中就形成了不同程度的GDP崇拜。
但是，GDP虽然能够有效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总量，便于人们监测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然而这一指标也存在着若干的缺陷。比如GDP不能测算非市场性的自给性生产和家务劳动，忽略了地下经济和非法生产的经济活动，不能反映社会公平如收入分配的状况等。其中被批评最多的是GDP忽略了一国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耗。比如当发生油轮触礁致使原油泄露的时候，此时原油泄露所导致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损失没有反映在GDP里，而清理油污和修理油轮却能促使GDP的增加。因此倘若单纯以GDP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话，那就会出现事故越频繁、原油泄露越多、生态破坏越严重、GDP增长越多、政府政绩越卓著的咄咄怪事。2004年中国GDP按汇率计算占到世界的4％，但原油消耗量占到全球消耗总量的8％、电力占10％、铝占19％、铜占20％、钢铁占30％、煤炭占31％。环境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根据世界银行(Johnson等，1997)的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3.5％-8％。
除此之外，GDP指标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就是GDP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的财富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似乎是一个悖论，GDP衡量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财富，为何却不能反映一国财富的增加？这是因为GDP是一个流量指标而不是存量指标，它反映了财富的生产却忽略了财富的损耗，因此如果一国的财富损耗率特别高、生产效率特别低的话，那么该国当年所生产的东西，其中的相当部分要用于弥补资产的损耗，使得真正用于人民消费的部分就要相应减少。因此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的盲目无效投资来支撑，那么所能获得的就只是GDP数字的高速增长，而社会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获得同步提升。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大量的无效投资和无效生产。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对于投资建设并没有详细地区分有效和无效，由于我国的很多建设投资项目并没有经过科学规划和严格论证，政绩形象工程比比皆是，“长官意志”造成大量投资浪费。在已有的经济研究文献中，由于缺乏对无效投资和浪费的估算，因此就造成了对中国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率的夸大。
二、破窗效应和GDP增长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Bastiat)在其著名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850)一文中，曾讲述过一个有名的“破窗”故事：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儿子不小心打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好人先生心疼不已，旁观者却安慰说，这不见得是坏事啊，如果玻璃总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因此财富的损坏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坏事，但从全社会的观点来看却是好事，因为窗户的打破使得玻璃厂、玻璃工有生意可做，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可以拉动整个社会的GDP增长。这就是著名的“破窗效应”。
但有趣的是，巴斯夏在提出“破窗效应”的时候，其实是将其作为经济学家短视和荒唐的例子来加以批判的。巴斯夏对“破窗效应”的解释是，如果好人先生的窗户没被打破，那么好人先生就可以拿修窗户的6法郎来给自己买双鞋，于是对于好人先生来说，他在享受窗户的同时，还增加了一双鞋的效用。虽然窗户的完好使得玻璃工丧失了6法郎的收入，但却相应增加了鞋匠6法郎的收入，因此从全社会来看，窗户的打破并不能使总体经济受益，社会财富并没有增长，反而使总福利下降。“破坏并非有利可图”，这是一般性的生活常理。但是，在巴斯夏死后的一百多年里，“破窗理论”在经济学家里依然存在着众多的争议，而且“破窗效应”的内涵也得以拓宽，如今已泛指各种破坏活动，不单单是自然灾害，还包括战争，以及人为的财物损耗和公共物品的支出，是否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像经济学大师凯恩斯(Keynes,1936)也认为，“在萧条中，将储蓄用于‘在地上挖坑’不仅能增加就业，而且会增加以有用商品和服务来表现的实际国民福利”。美国经济学家Ross Robertson(1973)根据数据统计表明，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的GDP翻了两番还多，实际收入增加，而且还消除了原先的失业，因此二战对美国经济是大有益处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ein,1996)指出，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各种冷战和热战中对公共物品及其他物品的巨大支出是美国战后经济成功的一大原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家马克·斯基德莫尔(Mark Skidmore)和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的经济学家Hideki Toya(2005)经过研究认为，频繁发作且易以探测的灾难如洪水、飓风等，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像海啸等较少爆发也难以预测的灾难，则对经济不会有太多的正面影响。我国的部分学者官员也秉承凯恩斯的“挖路”思想，为了促进GDP的增长，没有进行科学规划，就匆忙投资，在我国的各个城市，长年累月，随处可见修马路、拆房子的繁忙景象。为什么设计规划不一步到位？为了不同需要将马路挖了填、填了挖，路还是那条路；将房子拆了建、建了拆，房子并没有相应增加，这种建设发展模式，是否能促进财富和居民福利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其实，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就能揭示其中的奥秘。
新古典增长理论源于索洛1956年的经典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可归因于储蓄、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但通过索洛模型，我们也可以发现破窗效应，即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以及提高资本损耗率对经济的长期影响。
如果此时出现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比如洪水、海啸等破窗效应时，又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假设经济原本处于A点，倘若没有其他外因素的干扰，经济将逐年向K[*]收敛。但倘若此时发生大规模的灾难，资本即财富存量K受到重大损失，此时人均资本k将从K[，A]减少到K[，B](如图一)。
从图二可以发现，短期内经济在K[，B]处的增长速度大于K[，A]，这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原因，使得当财富大量减少的时候，资本回报率较高，经济将出现更快速度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破窗效应在短期内确实能使GDP的增速加快。但由于财富的大量损坏，新增加的产出很大一部分要弥补原来被毁坏的资本，将造成人们消费水平的下降，从图中可见，B点处的消费f(k)-sf(k)小于A点处的消费。可见，破窗效应在使得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的时候，是以人们的消费减少、社会福利下降为代价的。而从长期来看，重大灾难或人为损坏财富虽然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它反而使经济更加偏离稳定状态K[*]，使得经济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收敛到k[*]。因此，出现重大灾难和财富浪费等即破窗效应对于全社会而言，总体上看是有害无益的，即便在表面上GDP的增速有大幅提高。因此，如果从财富存量和居民实际福利的角度，那么“破窗效应”几乎肯定是弊大于利的。然而，我们在评价地方政府的业绩时，往往并不考虑当地财富存量和居民实际福利的增减，而是重点着眼于一些生产指标的大小，关心冷冰冰的GDP数字甚于实际财富的增长和活生生的民众福利。但是，倘若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又有何意义？
由于灾害的频发，人们加快了防御灾害的投入，从而加快了技术进步率g的提高，使得产出Y大幅提高，从加快技术进步的角度看，灾害或许能带来一定的益处。同理，战争的压力在迫使军用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往往由此带动民用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进步率g和产出Y取得比和平时期更快速的发展。二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战争期间人类科技突飞猛进，原子能、喷气式飞机、计算机等高科技就是在二战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出现的。美国经济学家Skidmore和日本经济学家HidekiToya之所以认为频繁发生的灾难有利经济增长，而发生概率极低的大灾难如海啸对经济有害无益，就是因为频繁发生的灾难会迫使人们研究新技术予以抵御，而罕见的灾难却难以促进人们对新科技的投入。比如日本的建筑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特别是抗震技术首屈一指，是因为频繁发生的地震迫使日本不得不在抗震上进行大量的投入。自然灾害通常可以刺激人们的发明创新，但是人为地加速资本的折旧恐怕就难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提高。
倘若政府官员果真秉承了凯恩斯的“挖路”思想，GDP增长的快慢等于政绩的好坏，那么在提高GDP增速的激励下，“破窗效应”就将成为一种常态，这将致使道路、房屋等资本品的使用寿命大幅度缩短，虽然短期内可以增加GDP的增长率，不过如上分析，这是以减少居民的福利和财富的浪费为代价。但从长期来看，就不单单是延长了经济向稳定状态收敛的时间，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将很可能使经济在低水平上“稳定”增长，虽然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慢，但社会每年所生产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要用于弥补原有资产的损耗，其人均资产和人均消费跟其他资本损耗率较低的国家相比，将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破窗效应”从图三可以得到清楚说明。
假定有A、B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人口增长率n、技术进步率g、储蓄率s和相同的生产函数，两国只是在资本损耗率δ存在差别。通过图三我们可以发现，仅仅由于资本损耗率δ的差异，就将导致两国在人均资本、人均消费和总产出上的巨大差异，虽然在稳定状态下，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样都是n+g。倘若A国的人口增长率比B国更高，那么从长期来看，虽然A国的资本存量K和总产出Y的增长率都将比B国高，但是令人惊异的是，GDP增长率更高的A国，其人均财富和人均消费将始终比B国低得多。
三、投资失误和中国经济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资本始终是个相对稀缺的资源，在资源总量已定的情况下，政府的投资项目越多，投资规模越大，也就意味着民间投资的相对比重越小，这就是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而由于政府官员或国有部门领导的目标往往是短期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并非长期利润的最大化，再加之很多时候无须承担投资风险，导致大量无效投资，浪费巨大。据有关资料显示，1958年至2001年我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总投资项目的48.57％，其中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投资项目失误率更高，“八五”期间我国中型以上项目的投资成功率仅为58％。审计署2003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在其当年审计和调查的城市基础设施、公路、水利等项目中，投资浪费现象亦相当严重。如在国家电力公司抽查的6818个项目中，有损失或潜损失的项目631个，金额78.4亿元。审计署2004年对526个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审计，发现在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119个项目运行效果较差，占建成项目的37.2％，如甘肃省某市城市供水项目投产一年来，供水能力尚达不到设计能力的10％。① 由于投资不管效益好坏，在统计上都能促进GDP的“增长”，因此在以GDP增长作为官员政绩标准的激励下，政府天然地具有大规模投资的偏好，但由于缺乏严格的论证和可行性分析，很多项目都是体现长官意志的“拍脑袋”工程，投资规模越大，损失也就越大。
在索洛模型(Solow,1957)中，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技术、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三个部分：
ΔY/Y=ΔT/T+αΔL/L+(1-α)ΔK/K
其中ΔY/Y、ΔT/T、ΔL/L、ΔK/K分别指的是产出、技术、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为劳动在产出中的份额。其中净投资又可分解为Δk=I-δK，I为当期总投资，δ为折旧率，δK即为当期资本损耗。此处有一隐含假设，即全部是有效投资，不存在着无效投资或投资浪费。由于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对产出Y没有任何贡献，比如已投资52亿元的铁本沿江项目如今不仅未能生产出一吨钢铁，反而占用了九千多亩的耕地，还影响了六千多名农民的生计，最终这52亿元投资也并不能增加常州市的固定资本存量。但由于我国在GDP核算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并没有严格地区分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所有的投资都通通计入，这就造成了GDP总额和增长率的虚增。此外，在现有的对于固定资本存量的估算研究中，除了王小鲁(2000)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对投资进行折扣以外，相关的研究都未能考虑到投资浪费的问题(张军扩，1991；邹至庄，1993；张军，2002；黄永峰等，2002；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张军和章元，2003)，最终都虚夸了中国的资本存量。
另外，对于固定资本损耗δK，按照联合国SNA的要求，计算固定资产消耗应该依据的是固定资产使用时的当期市场价格，即所谓的重置价格。而中国在提取固定资产折旧时，依据的是固定资产形成时的成本价格，由于存在着通货膨胀，一般情况下固定资产的重置价格要高于其历史成本价格，并且使用年限越长，这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因此按照固定资产的成本价格计提折旧，就低估了固定资产的实际损耗，最终夸大了净投资△K和资本存量K。而且在公有产权下，资产代理人关心的是自己任期内固定资产所能创造的当期价值，而非长期总产值，因此资产代理人往往过度使用固定资产，造成固定资产实际损耗率的人为增加。按照我国1985年税收折旧年限的规定，设备的折旧年限为8-35年，房屋为15-60年。但根据工业协会的测算，在我国工业企业中，设备正常使用的年限一般比法定折旧年限短2-3年。而在中国现今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中，不仅大量被拆毁的旧房屋都尚未达到当初设计时的使用寿命，就是新建楼龄还只有20年左右的高楼大厦被拆迁引爆也频繁发生。若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固定资产的实际损耗率可能要远高于政府规定的3-5％的折旧率。
四、通过国际比较衡量中国的投资效率
由于在经济中存在着对有效投资的夸大和对资产损耗的低估，就造成了在经济核算中资本存量和GDP增长的虚增。但因为无效投资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能力，所以投资力度的加大并不能带来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这就使得产出投入比相应降低。如果每年的总产出中，有相当的份额要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势必导致居民消费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减少，消费产出比C/Y也会出现下降趋势。从国际比较上看，投资浪费越严重的国家，其产出投入比Y/I和消费产出比C/Y就必然越低。
从图四、图五、图六可以发现，美国经济在二战后虽然经历了数次经济周期，有高涨也有衰退，但总的来看，美国的产出投入比、居民消费产出比和劳动报酬率都变化不大，在半个多世纪里投资效率相当稳定，产出投入比除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期间出现一定下降，其他时候大体维持在6.0—7.5之间，投资回报较高；战后的居民消费占总产出的份额平均为64％，这几年更是攀升至70％(见图四、图五)。而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也是长年稳定在65％，表明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人民福利和国民经济保持同步发展。
图四 中美两国产出投入比变化趋势图
图五 中美两国居民消费产出比变化趋势图
图六 中美两国劳动报酬率变动趋势
跟美国相比，中国在建国初期的产出投入比和消费产出比，与美国的差别不大，1952年和1953年的投资效率甚至比美国还高，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从1958年，也就是“大跃进”运动开始，产出投入比显著下降，从1952年的8.41猛降至1958年的3.92，表明“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大量的投资浪费；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从1952年的67％降至1958年的55％，表明人民消费受到投资的挤占。随着1960年冬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纠正，从1961年开始，产出投入比立即有了较大的提升，表明经济建设中的盲目投资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此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的产出投入比和消费产出比就不断地下降，说明由于各级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导致投资规模的不断加大，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与1952年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占产出的份额已从67％降到43％，社会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已经主要不是用于人民的消费。跟美国相比，由于美国的居民消费占产出的份额基本不变，GDP的增长率基本上等同于消费的增长率，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较多的福利。而我国在1978—2004年人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率为7.0％，低于同期的GDP增长率2.5个百分点。与居民消费率相似，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也是长年偏低，20世纪90年代基本在50％左右徘徊，但在2000年以后，却出现加速下降的趋势，2005年达到44％的历史最低点，比美国劳动报酬率低了21个百分点(见图六)。人民的消费和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人民福利的提高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就难怪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数据表示怀疑。
由于社会的最终产品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而其中又存在着大量的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很多投资项目最终未能形成生产能力，或者由于重复投资导致生产能力闲置，这就必然导致产出投入比持续下降。2005年的产出投资比和居民消费率仅为2.41和38.0％，甚至比“大跃进”时期还低，均为建国以来的最低值。产出投入比持续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建设中投资浪费的严重程度。如果将美国的投入产出比视为经济发展的常态，那么中国每年的有效投资可大体估算为：有效投资=中国GDP/美国产出投资比，然后将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减去有效投资就可估算出中国的投资浪费。通过此方法，我们可估算出我国投资浪费占GDP的百分比(产出损失率)，倘若扣除经济建设中的投资浪费，那么中国2004年的实际有效总产出是9417亿欧元(按照2004年平均汇价)，低于意大利的13518亿欧元，仍然居世界第七，投资浪费造成的统计误差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五、结论
由于未能实现政府主导型投资向市场主导型投资的转变，各级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驱动下，出现了大量的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并且人为地加快了固定资产的损耗速度。虽然在统计上促进了GDP增长率的提高，但由于大量投资项目的失败和低效，生产能力未能相应提高，使得中国的投入产出比不断降低，投资效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以盲目投资著称的“大跃进”时期。由于国民总产出中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致使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连连下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速度，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
要减少乃至根除经济建设中的无效投资，最根本的是转变发展观念，以人为本，强调民生，回归发展经济的本来面目，即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居民福利的增加，摈弃GDP崇拜，以居民福利和财富存量的增长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改革现行投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对投资的调节作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开放投资领域，减少对民间投资的行政限制和金融歧视，约束各种“政绩工程”的无效投资，坚持民生原则，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注释：
①驻国家发改委纪检组监察局课题组：《加强和改进政府投资管理行为的监督》(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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