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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态度变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笔者认为可大致分成以下几个阶段来讨论。
（一）改革开放以前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特别关心的是大战略问题，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问题，中国外交从总体上是经济服从于政治。中国领导人认为，从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霸权主义，避免世界大战的角度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
这一阶段，中国没有专门针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明确的政策。我们也很难用今天关于国际热点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当时亚非拉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不过，还是可以体会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但天下大乱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是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表现。“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① 毛泽东希望，以各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运动来牵制和削弱美国的力量。② 当时，中国比较注重从大的战略层面划分国际上的敌友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上述文件中的表述理解为中国领导人希望天下大乱，这不是为了乱而乱，而是认为这种局面有利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的权益。另外，这种看法，可能与毛泽东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维有关。③
（二）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
1978年以后，中国对待国际热点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受到中国整体战略思想变化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明确提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核心是经济建设”。④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他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⑤ 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领导人有一定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视经济建设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其特别的重要性。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特别重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认为，发展经济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
随着发展经济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中心任务，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受到影响，外交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⑥ 由此体现出了与以前阶段不同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强调。中国领导人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如何一方面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又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这其中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两种主张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看来是如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法，在某种意义上使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中国并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来强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更多地偏向与世界各国的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只是一个远景目标，并没有大力付诸实施。⑦
（三）冷战结束以后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仍然是营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这些基本的提法和指导思想虽然与以前是一致的，但具体的含义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发展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迅速加深。发展经济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直接的重要目标，在经济一安全关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整体和平与共同发展中的利益越来越大，这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
在和平问题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说法在中国外交中一脉相承地保留下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虽然提法没有明显改变，但内涵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和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其特殊的含义，是相对于战争而言的，而且他清楚地指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这就是说，和平是相对于抑制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言的，“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⑧ 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样的主张，对于有霸权主义因素影响的国际热点问题，直接暗示了中国政府会持有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和平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但和平的含义有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和平不只是指不爆发世界大战，而是要力图防止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地区性冲突，避免因各种问题引发的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对小的冲突的关注也就凸显出来。这个意义上的和平，与国际热点问题有较大的交集。
现在，国际局势方面小的不稳定，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对于国际热点问题，力量平衡的逻辑常常难以适用，在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上，大国合作与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层面。此外比较重要的是，建立相关各方的互信、促进各方之间的协商。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上，也表现出了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努力的意愿。⑨
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立场变化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安全环境的认知变化。中国认为国际环境的危险性不如以前想象的那么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基本上是有保障的。（2）在此基础上，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这里面有一个演化的自我增强的过程。随着对经济因素的重视，中国制定了发展经济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3）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开启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当前国际体系的进程。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在稳定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利益越来越大。（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稳定中具有更大的利益。（5）此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增强，外部世界要求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也表现出做“负责任的大国”的意愿。
我们可以把这三个阶段的变化简单地总结在下表中：
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新加入者。在处理国际热点问题时，并没有特别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对很多事情的处理，还处于摸索和学习的过程。以下我们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对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政策进行分析。
（一）不同地区的热点问题对中国外交的不同含义
我们可以从地理角度，把国际热点问题简单地分为两类：一是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二是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这两类热点问题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中国来说，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直接影响到与邻国的关系，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稳定，他们比较直接地波及中国，包括可能会影响到边境地区的稳定等。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则不同，他们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比较间接，特别是，一般不会直接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问题。
对于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中国外交的主要着眼点是解决问题、稳定局势。例如，冷战结束后，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认为这是加强中国安全、营造周边和平环境的重要措施。2003年以后面对第二次朝核危机，中国出面主持了三方会谈和六轮六方会谈，为稳定东北亚局势、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对中亚问题的态度。
对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中东问题等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中国显然无法发挥关键性的影响力。这些国际热点问题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物质层面的国家利益的影响常常是有限的。中国在此类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上的责任和义务相对较轻。
但使情况复杂化的是，中国在这些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常常被西方国家从道义上进行抹黑。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却往往导致中国外交上的失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的做法，⑩ 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也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从大国竞争的角度，西方国家把中国在这些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态度，做了特殊的解读，并将之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另一个舞台。从外交的角度看，围绕他们的大国角力，常常是比这些热点本身的解决更为重要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处理？笔者认为，中国作出何种反应，不完全是事件本身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最为现实合理的问题。中国努力的方向不仅是要找出最有效的解决问题之道，还有一个国际社会中的观众成本的问题。(11)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行为，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在以何种方式进行认知。即使我们的主张是合理的，是最有建设性的，还是有一个如何解释和说明的问题，特别是，要意识到是谁在关心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专注于问题本身的解决，效果有时会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我们既要办实事，也要对我们决策的理由，进行及时、恰当的阐述和说明。
这里面的关键，是一个信号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自己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向外界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相应的，要关注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发出的信号，外界是怎么解读的。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个过程，确保能够通过适当的形式和行为，让外界准确地解读到我们试图发出的信号。(12) 在远离周边的国际热点问题上，我们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强力获取物质利益，但传递出一个不利的信号；另一种是牺牲部分物质利益，传递出一个有利的信号。最不利的情况是，既牺牲了物质利益，又传递了一个不好的信号，损害了我们的形象。当我们在政策摇摆不定、前后表现出不一致时，就可能发生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中国既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的国家利益；又要发出适当的信号。我们采取的立场，应该是对物质利益与信号作用综合权衡的结果。
在信号问题上，还有一个危险是，西方国家不断试图从中国的行为中捕捉一些他们希望的蛛丝马迹，然后拼凑打包进行宣传。也就是说，他们想代替中国，传递一个对中国不利的信号，主动地给中国贴上一个标签。在中国的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发展战略、军事战略，包括国际热点问题上，他们都试图这么做。如果中国向外界传递的信号模糊不清，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如果中国的信号足够清晰、保持一致，并且传达有力，就可以对这种情况进行有效的反击。
简单地说，在周边与中国直接相关的热点问题上，如何解决问题本身、维护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是重点。在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上，信号问题可能是一个重点，应该把在那些地区的经济利益的方面与信号的方面分离出来，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进行解决。对于这两种不同情况，笔者在下表中进行了总结。(13)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利益不仅有性质上的差异，还有利益量上的差异。争议地区的领土面积，可以是几十平方公里，也可以是数万平方公里；涉及的经济利益可以是几万美元的浪费，也可以是数十亿美元的损失。(14) 从变量控制的角度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相同性质、相似规模的热点问题），周边地区的热点无疑更为重要一些。特别是，从事前的观点看，热点问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对于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中国在努力降低其不确定性、减少其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方面，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利益。
（二）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从理论上说，研究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表现，有两个大的思路。第一个思路是把中国在国际热点上的立场作为自变量，用它来观察中国外交行为中的变化。第二个思路是把中国在国际热点中的立场作为因变量，作为待解释的现象，探讨决定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的因素。不过，我们这里讨论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选择，是出于与上面二者不同的考虑，我们更关心的是从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
如果从东方与西方，或者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可将中国持有的立场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站在霸权国或者西方主流国际社会一边；（2）从制约霸权国的角度选择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3）作为旁观者，尽可能地置身事外；（4）试图独立地发挥作用。
这四种立场，是为了分析的方便，从理论上进行的抽象。实际采取的政策立场，可能无法简单地归入某一类。但这样的分类为我们分析中国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某种基础。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反对霸权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立场仍然带有比较强烈的反霸色彩，虽然在实施力度上有了很大减弱。在冷战后的世界，这一政策选择实际上已经不大现实，不太行得通了。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多地强调融入主流国际社会，试图更多地接受国际社会中主流的游戏规则。(15) 即使不考虑中国在身份认同上的这种变化，单纯从化解崛起过程中的压力的角度，中国也不会试图从制约霸权国的角度来选择自己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以免引起霸权国强烈的反制行为。(16)
第二类政策不可行，而让中国采取第一类政策、站在霸权一边也不太现实，特别是，采取追随政策难以收到好的效果，也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试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与西方基本一致的立场，其结果是受到西方国家的打压，最后不得不进行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对中国来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国际热点上的立场，总是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使中国试图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种政策选择是，尽可能地置身事外，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采取某种孤立主义的做法。在周边以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关系不密切的地区，这种做法似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曾经也是这么希望的。但实际情况是，当远离中国的国际热点问题发生时，最后我们常常不得不被卷进去。
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而言，中国与达尔富尔一开始只是一个双边经济合作的问题。中国和苏丹有传统友好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当达尔富尔问题成为国际热点后，由于中国采取的立场与西方国家不完全一致，结果也成了被西方批评的对象。一些西方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对西方有些人来说，他们对于由此提供的向中国施压的机会，可能比对解决问题本身更感兴趣。由于从西方国家的眼光和思维习惯看来，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表述比较模糊，立场不够鲜明，很容易被他们视为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甚至成为被谴责的对象。(17)
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热点问题的背后，是大国之间的角力，是大国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结果。如果仅仅就问题本身来讨论，常常是讨论不清楚的。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特别是中国提出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担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被动地介入，还不如一开始就积极主动地介入。比如说，在早期就积极地为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资金支持，明确地宣示中国的想法和认识，表达中国的关切。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西方指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漠视”。仅仅是“漠视”，就可以成为被指责的理由，在这个背后，体现出的是世界对中国行为的关注，不管这种关注是出于什么心理。从信号博弈的角度看，从形式上表示出关心，有时比默默地做很多工作的效果更好。它至少能表达中国的心愿、中国的关切，至于问题本身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中国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位置本身就意味着有重大的责任。因此，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对中国来说，最不利的情况是，尽管做了很多事情，却被别人指责为漠视人权、不肯出力、不负责任，在别人的宣传中，问题久拖不决是因为中国的立场造成的，这是两头不讨好的局面。(18)
中国的很多文章认为，在中国的努力下，苏丹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无条件全面接受联合国和非盟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混合维和部队的行动方案。认为苏丹政府立场的转变，中国起到的建设性作用是至关重要和有效的。(19) 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实际情况。但是，其他国家是不是这么认为，就不一定了，这需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回答，而实际上这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现在已经讨论了三种政策选择，还有第四种政策选择。对中国来说，要努力争取的是达到这样一种政策效果，即独立地发挥作用，并使中国发挥的作用被主流国际社会视为是积极的。如何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仅仅在外交政策上选择最恰当的立场是不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在国际舞台上解释和宣传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从学术的角度，分析、比较、研究各国立场背后的动因，不同国家提出的不同方案本身的利弊，以及他们可能引起的后果。以适当的方式向广泛的受众说明中国立场的合理性，因此，我们要多向国际社会发布中国的民意，多发布中国的公众意见。
如果要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应该把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品牌，成为中国外交中有特色的内容。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方式，形成一种认为你会这么做事的预期。但这个中国方式是什么，要定位得很清楚。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务实、适当倾斜于弱势一方的利益，并有一定的坚定性。
从总体上说，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做法，不要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家意图的战略疑惧。（2）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既有一定的现实性，又有一定的不现实性。现实性在于，外部国家如果能努力合作，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难以实现的一面在于，有些西方大国，并不想真正出力。（3）跳出国际热点问题之外，通过积极提供国际援助，帮助一些落后国家发展，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国家形象，这有助于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获得一个相对主动的位置。当我们考虑通过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立场传递信号时，必须认识到，信号不是孤立的，它与我们在国际援助、国际安全、地区合作等方面的立场是相关联的。外界会从多方面来接收中国行为的信号。（4）我们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努力，应该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做法配套，要把中国的努力与国际社会努力结合起来，让外界认识到中国的努力是整个国际社会努力中的一个自然而协调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游离于其外的独立的部分。
在国际热点问题上，今后的发展趋势是，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对外部世界影响力增大，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来自西方的压力很可能进一步增大，他们会有一种要求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明确表态的动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需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在热点问题的早期就建设性地介入（但不一定都是以官方的身份介入），并不断地积极参与，甚至可以比某些西方国家还积极。(20) 这是传达出中国的关切与责任意识、化解外部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本文的初稿，刘鸣、任娜、李文、王玉主、高程、杨丹志、周方冶等学者提出了意见和评论，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不过，文中的不当之处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http:// 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751.htm
② 蒲宁：《论毛泽东的地缘战略观》，载傅耀祖、顾关福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③ 毛泽东还认为，“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灭亡的是帝国主义”。参见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④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⑤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0页。
⑥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241页。
⑦ 在冷战结束之际，人们普遍认为，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都在讨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中国的主张只是众多主张中的一种。
⑧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4页。
⑨ 李文研究员认为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也是中国的一种外交战略，笔者感觉，“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更多的是针对大国关系而言的。
⑩ 中国在80年代就提出这一主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改变以前根据敌、我、友画线的做法，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来决定中国的外交立场。这一主张直到现在也还在提，例如，温家宝总理2006年4月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参见温家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http://www.china.com.cn/zhuanti/115/hpd1/txt/2006-04/04/content_6173617.htm
(11) 观众成本一般是对国内政治而言的，我们这里把它在国际社会的意义上做了借用。See 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1994,pp.577-592.
(12) 关于信号传递问题，See A.Michael Spence,Market Signaling:In formational Trans 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Screening Proc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Eric Rasmusen,Cames and In formation,Blackwell Publishers,third edition,2001.
(13) 当然，这种二分法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做出这样的划分，是为了使两种不同情况的差异更清楚地凸显出来，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如此清晰，不过，笔者相信，这两种类别的差异还是存在的。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刘鸣研究员指出这一点。
(14) 正是因为利益量方面的考虑，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罗伯特·阿特把“维护海湾地区石油道路顺畅与保持石油价格合理”，列为美国的高度重要利益，在整个美国国家利益排序中，被列为第三项，仅仅排在“本土防御”和“欧亚大陆大国间的和平”之后。显然，石油利益的重要性，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参见［美国］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排序，可参见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July 2002.
(15) 江忆恩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已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圈内人，是一个试图维护体系的现状国。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pp.29-38.关于中国外交的变化，另可参见Evan S.Medeiros,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82,Issue 6,Nov./Dec.2003,pp.22-35.
(16) 孙学峰、陈寒溪：《中国地区主义政策的战略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第26～30页。
(17)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的主张是“维护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早日实现达尔富尔的和平、稳定与经济重建”。这样的立场，在西方国家看来是比较模糊的，行动的路线图并不清楚。另一方面，中国认为，“施压和制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苏丹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激化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在西方国家看来，这又成了对他们做法的反对。关于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8/24/content_1871528_3.htm
(18) 在国际热点问题上，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做多少实质性的工作，却总是从形式上表现得很积极，不管怎么说，这多少表达了这些国家对问题的关切。
(19) 姜恒昆、罗建波：《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3期，第5～10页；贺文萍：《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作用》，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11期，第5～11页；翟隽：《中国积极推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载《求是》2007年第11期，第61～63页。
(20) 从信号博弈的角度，如果我们能够反过来说一些西方国家不积极、在热点问题上不负责任，就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至少不那么被动。但具体怎么去做，还需要认真思考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