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话抑或现代性文化诠释之间的对话——当代情景下的多元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情景论文,性文化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刊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2010)实施了他的多元现代性研究。他要考察的问题是：现代性是多元的吗？源于轴心时代的西方现代性是全球依循的统一模式吗？结果他发现现代性并非一种模式，多元现代性乃是多样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复杂的集体认同之建构。今天，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已是一种协商性的共识，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代性正在被人们从多维角度加以描述。这里刊出艾森斯塔特的一篇论纲性的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多年思考的结晶，文章讨论了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内涵、发展和诸多复杂层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森斯塔特力主一种新的多元性范式，告别了古典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同时也解构了西方/非西方、普世论/特异论等二元对立模式。(周宪)
多元现代性的意涵
1 我的主要观点是，当代舞台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和接触，并不是文化间的对话，而是有关现代性的不同诠释之间的对话。而且，这种诠释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诠释，因此，按照文化发展的持续性和多元现代性的易变性来理解这种态势，最好不过了。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跟多数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尤其是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常流行的诸种现代化理论，以及那种认为传统社会将会趋同化一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就像其在欧洲的发展情况一样，而且与之相连而形成的基本制度架构最终将君临所有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和已然是现代化的社会。多元现代性也不同意近期关于当代世界的两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福山(F.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S.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
与所有这些观点不同，多元现代性观认为，理解当代世界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就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是把它看成多元现代性文化模式和文化方案的持续构建与重建的故事。①同时，“多元现代性”这一术语最为重要的意涵是，现代性与西方化并非完全一致，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本真的”(authentic)现代性，尽管它们享有历史的优先性，并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基本参照。
多元现代性观包含某些有关现代性本质的假设。首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特征。据此观点，现代性之核心是有关世界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模式的体现与发展，或者用加斯托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象”(imaginaire)的体现——实际上也就是本体论图景，或一种特定文化方案的体现，它与一套或数套新的制度形态的发展相结合，无法预料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是最核心的特性。
这种文明，即所谓的特定的文化方案，以其制度性内涵，初在西欧形成，渐次扩张到欧洲的其他部分与美洲大陆，进而再席卷全球，不断改变着文化与制度模式。可以说，文化与制度模式的不断变化，对内在于特定的现代性预设之中的核心属性提出了挑战，也给出了新的可能性。
现代性的文化与政治方案
2 正如它最初在西方(西欧和中欧)的发展情形一样，即现代规划(现代性的文化与政治方案)包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预设与制度前提。它引起了人类能动性(自主性和时间之流中的方位感)的某些特定转向。它持有这样的未来观，即通过人类的自主能动性，或者通过历史的进程，有望实现的各种可能性是开放的。这种方案的核心在于，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预设与合法性，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了。围绕基础本体论预设，遵循关于社会本身之权威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即便是这一方案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有这种意识。
韦伯关于这一方案的核心要义作了最精当的论述。诚如费边(James D.Faubian)论述韦伯现代性观念时所说，“韦伯从对‘伦理公设’的某种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一伦理公设认为，世界是上帝命定的，因而是有意义的和伦理取向的宇宙。”
韦伯断言的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只有在神意预定的、命中注定的宇宙之合法性降低时，现代性才会在自己的领域内过属于自己的主日(epiphany)。仅仅当事先设定的宇宙的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的出现，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的来临，反现代者拒绝这种非议……但仍然坚信宇宙的合法性。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命题：其一，无论如何，形形色色的现代性都是对同一存在问题的回应。其二，也无论如何，虽然是对有关问题的反应，但各色现代性对这些问题的触动是无关痛痒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明确表述既没有超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甚至服从这个问题。②
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回应对问题没有触动这一事实，所以，从现代性方案中发展出来的反思性超出了现于轴心文明中的反思性。现代方案中产生的反思性，不仅仅关注流行于特定社会中的超验观(transcendental vision)和基础本体论可能有哪些不同的理解，也质疑与这些观念和制度模式相关的给定性(givenness)。它产生这样的意识：存在多元的观念与模式，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③
这种意识与勒纳(Dan Lerner)和之后的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在早期的现代化研究中强调指出的现代规划的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在那些正实现或正在被现代化的人与社会(如勒纳有关杂货商和牧羊人的著名故事中所表明的)，认识到在固定的、先赋性的角色之外，存在各种角色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传播这类开放的可能性和观念的各种不同的沟通信息。其二是认识到存在归属更广泛的、超越地方性的、抑或也是变动不居的共同体的可能性。
与这种意识密切关联，这种文化方案的核心是强调人的自主性：男性的或女性的，但在这一方案的最初构想中，当然是男性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是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地扩展个人的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地扩展全人类的自由与活动领域。这种自主性包含几个维度：首先是反思意识和探索精神；其次是积极建设，对自然(可能包括人性在内)和社会的控制。相应地，这个方案十分强调社会成员的自主参与，要求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构；它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自主地进入这些秩序及其中心场域。④
这些新存在论场景中各种因素的结合，产生了维特罗克(Bjorn Wittrock)等人所提出的伟大约定(the great promissory)主题或现代性视野——即认为现代性标志着知识及其理性运用的不断进步，人类的不断解放，社会内部各部门的不断融合，以及这种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扩展。
但也正是这种结合，在试图实现这些可能的主题时，本身埋下了大失望(the great disappointments)、大创伤(the great traumas)的可能性的种子。
3 现代性方案也带了来政治秩序的观念与前提、政治舞台的构成以及政治过程的属性的彻底转型。这种理念的核心是传统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瓦解，建构新秩序的各种可能性同时呈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行动者在建构政治秩序方式上的多元声音。它把反叛的方向、知识分子的唯信仰论与建立中心、设立制度的强烈倾向结合起来，产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和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长久性组成要素。
这些概念与现代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基本特征的转变密切关联。就这些特征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的公开程度。其次，强调“社会”的边缘阶层、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应潜在地积极参与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第三，出现了中心渗透边缘、边缘侵入中心的强烈倾向，相应地，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第四，特定中心或多中心的克里斯玛化，以及各种抗议主题和符号的结合，成为这些中心前提的基本的、合法的组成要素，变成了现代超验观念的组成要素。抗议的主题和符号——平等和自由、公正和自主、团结与认同——成为人之解放的现代性方案的核心要素。事实上，正是这类抗议主题被中心所吸纳，预示了各种教派乌托邦理想彻底转型为政治和文化方案的要素。
4 这一方案也包含集体边界和集体认同边界建构的独特模式。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市民要素、原初要素、普遍主义要素以及超验性的“神圣”要素——及其制度化方式，产生了一些新的、具体的定义。首先，在思想意识方面，朝绝对化方向发展。其次，市民要素愈发重要。再次，政治边界建构与文化认同之间形成密切联系。最后，在突出这些集体疆界的同时，也十分强调这些集体的疆界范围和/或特殊主义要素与更广的、潜在的普遍主义要素之间持续的张力，两个方面存在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集体建构的最突出特征与现代性共同的核心特征非常一致，那就是这种建构不断以反思性的方式受到质疑。在一些即便不是与轴心文明截然相反的文明中，集体认同也并不是被某些超验性的观念和权威或永久性的惯例所给定的或预定的。集体认同成为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它常常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术语来表达。⑤
建构集体认同的一个核心元素是，自以为自己的社会是“现代”社会，是特定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担纲者以及对本社会与其他社会(无论其宣称还是被认为是这种方案的担纲者)、与各种“他者”之关系的自我认知。
5 用勒夫特(Claude Lefort)的话来说，现代性之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核心方面已成为“确定性指标”(markers of certainty)的损失，以及相伴随的对这些指标的不断寻求。
在现代性的方案中，存在两种最佳方式，它们之间基本上是互补的，但潜在地也是互相矛盾的。其中第一个主要方案是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极权化”趋势，它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那就是架通超验性秩序与世俗性秩序之间裂隙的可能性，以及在世俗秩序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有意识的人类行动，实现某种乌托邦或末世论图景的可能性。
这种集权化可能朝一种“专家治国论的”方向发展，这种论调基于如下假设：那些知道和掌握自然、人类与人类本质奥秘的人，能够给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行善，使社会变好。此方案中的另一种方法，强调以一种非常极权化的方式对社会进行重构，其依据是认知性的——通常是道德的或宗教的——视角，这种方法中，极权化会获得发展。正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子，这两种方法有时可能会同时存在。
社会重建过程中的第二种方案，主要源于一种越来越广泛的意识：个体的和群体的目标、利益乃至公共利益是多元化的，也是正当合理的。
现代性的持续流变
6 正如不同社会所体现的那样，这些不确定性和克服不确定性的办法被如下事实加剧了：因内在于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中的张力，以及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与扩张，社会、政治和经济在制度化方面的持续发展，现代性的不同文化和制度模式的具体框架实际上已被持续地改变了。
现代性之制度框架与文化框架在持续性发生变化，首先是由于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内在动力，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社会之中，并因扩张而超出这些社会的疆界。其次，是由于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之间的政治性斗争和冲突，它们成为欧洲首个现代性出现的持续性的元素，随后是欧洲现代性的不断扩张，再就是美国和日本现代性的出现。这种冲突在欧洲内部的展开体现为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它在16或17世纪以降的“世界体系”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三，是由于在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此消彼长过程中，加之中心的不断移位，不同国际体系中的霸权也在不停流转。⑥第四，是由于不同中心、不同精英各自宣称的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以及伴随着这些预设在制度化过程中的具体发展、冲突和更替，产生了持续性对抗。第五，是因为上述这些冲突激活了内在于现代性文化方案中的冲突和自相矛盾的意识，及其开放性和反思性所具有的潜能；此外，这些冲突还带来不同社会行动者尤其是不同社会运动，对对这一方案的重要主题，对文明图景的基本前提，以及对相伴而来的对宏大叙事和现代性神话的不断重释。第六，是因为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性的不断扩张，包含了特定前提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冲突，正像它们在西欧、北欧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一样，在后来的美洲以及亚洲(包括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和日本文明中)，也都有类似情形。
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不断流变，实实在在表明了，现代性的历史最好是被看作一个不断形成与发展、建构与重构的内容多彩的故事：有关现代性的文化方案，有关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有关现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自我观念。说白了，就是一种多元现代性的故事。⑦
7 与视现代性为进步的乐观派观点相反，现代性的发展和扩张并不是和平的。现代性内部蕴含着极大的破坏潜能，那些视现代性为一种道德上的破坏力量的最激进批判者，已经道出了这一点，常常拿它来说事，并强调某些核心特征的消极后果。首个现代性的形成和之后各种现代性的发展，造成现代国家体系和帝国体系内部的冲突与对抗经纬交错(这根源于与资本主义发展伴随而来的矛盾与紧张，以及政治领域内不断增长的民主化要求)，国际性冲突也不断发生。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战争和种族灭绝、镇压与排外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自身的持久性构成元素。当然了，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和种族灭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它们急剧转型且愈演愈烈的情形下，逐步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现代野蛮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证明就是暴力、恐怖和战争的意识形态化——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形象最为鲜明的展示。战争与民族国家的基本大法、与那些正成为公民权利法和集体认同象征的最重要代理者(和舞台)的国家的交织混杂中，产生了这种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也体现在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及其在欧洲之外的扩张中，在通信技术和战争手段的发展变化中也有它的身影。
现代性的这些破坏性的力量和“精神创伤”，给现代性的美好前提打上了问号。这些破坏性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很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中更加暴露无遗，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二三十年间，它们看似矛盾地被忽视了，或被从现代性的话语中剥离出去。近来，它们已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再次登上现代舞台，并夹杂进新的“民族”冲突之中——在巴尔干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在前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在斯里兰卡，尤其是非洲国家(如卢旺达)。所有这些，并非古老“传统”力量的爆发，而是以现代方式重构和审视“传统”力量的结果，正如在现代性过程架中发展起来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和宗教教族运动，只有在此框架内才能获得充分理解。
8 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前六七十年间，现代性“古典”时代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已体现于不同地区的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及社会运动之中，如欧洲、美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非各国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的制度、象征和意识形态面貌，这些曾被视为现代性的体现，在当代舞台上已然发生急遽变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舞台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最为重要的特点表现为一体化的趋势：首先是国际体系的变化及其中霸权的流转；其次是西方社会中内在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第三是新全球化过程的发展；第四是民主化的广泛过程，新社会部门有不断想进入社会中心甚至国际舞台中心的要求。
这一时期，新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一方面表现在一些“老式的”西方霸权和非西方社会中各种正经历现代化的体制的式微或转型；对此衰落情形——如第四次中东战争和西方石油短缺危机发生之后，那些非西方国家活跃的精英感知相对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国际舞台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是苏联的解体，以及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意识形态强烈对抗的消融(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曾嵌入于西方初始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框架中)，这也预示着所谓文化和政治方案耗尽论与“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首先，现代性不同中心的相对霸权也不断流转——先是在欧洲和美国，次则转到亚洲，然后重返美国。随之而来的是，这些中心(围绕其想象中的霸权立场)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霸权流转也不断发生。
其次，随着被称之为“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这些变化与西方社会内在的意识形态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文明人”(civilized man)相对清晰的形象、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世界的建构不断消解，这些都与现代性的初始方案相联系。
第三，这一时期形成的多元化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过程，表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许多机构与社会和经济脱钩的加剧，不同人群之间、全球城市和地方城市之间鸿沟不断加深；也表现在许多中产阶级群体的消失，国际移民运动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诸如卖淫、青少年犯罪、非法买卖毒品等等)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在文化领域内，全球化过程与西方尤其是美国整齐划一的、霸权式的——世界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持这种看法——文化方案或观念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扩张尤借重主流媒体。
第四，同时，很多社会部门要求进一步参与社会的核心架构，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遍及全世界，如要求扩大民主。
所有这些过程需要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古典”模式进一步转型，这些国家在较早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各种领域中“专家治国式”的理性世俗政策——如教育和计划生育——不断加强，所有这些过程弱化了民族国家对其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同时，对于许多地方性和国际性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组织，民族国家失去一些——永远只是一部分——控制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的能力，没有任何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具体行动能够控制这种暴力的持久性反复发作。最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心与象征中心，及其被认为是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集体认同基本框架的主要的担纲者，以及各种次级认同的主要纠偏者，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新的政治和社会以及文明的观念得到发展。
9 正是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形成了新的运动，如首先在穆斯林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社区中间发展起来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尤其是在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社区中形成的教族宗教运动，它们都强烈地宣称反抗现代尤其是抵制西方。也有许多在欧美最先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如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它们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相联系，或者就是植根于这些运动。稍后还有许多反全球化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发展与新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形成同步进行，尤其像穆斯林、中国和印度的新移民潮，以及新型少数民族的出现(如在苏联解体后的许多新国家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运动和社会部门质疑了不同民族国家宣传的较为均一化的文化方案；它们要求在制度的中心舞台拥有自主的空间——教育方案、公共交通、媒体报导，它们还经常更进一步要求重新界定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利。它们并不是不想在本国内获得认可。事实上，相较于古典的同化模式，它们的部分努力就是为了在国内获得认可，只是采用了新形式而已。在公共领域中，在与国家相关的市民社会大法中，它们想被界定为文化上的特定群体，在内部宣扬自己的集体认同，而不是仅仅被局限于私人空间中。因此，它们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重新界定市民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利和福利。在各国中，这些社会运动也真的要求新公共空间的建构和集体认同象征的重建，如法国近期有关世俗主义之争中的体现。相伴而生的是，在这些社会运动和社会部门内部，形成一种重要的甚或彻底的话语转向：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方面的对抗话语，有关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宗教或社会关系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许多新的社会运动也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很多地方性的或区域性的分裂主义运动，与跨国界的机构和组织(诸如欧盟)直接相关。同时，各种宗教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穆斯林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在国际舞台上已变得非常活跃，以致影响到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与相互关系。
在这些运动中，基本张力存于现代国家宪法、现代政治方案之中，尤其是多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张力更为凸显。同时，在乌托邦和更为开放且务实的态度中间，多元性认同与封闭性认同之间的张力也一直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在这些运动中形成一种重要的甚或彻底的话语转向：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方面的对抗性话语，有关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宗教或社会关系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10 尽管表面上持续了较早时期改革主义运动和传统宗教主义运动之间的争论，但所有这些变化使得现代性话语发生了重要转型，也促成按照自我观念来利用或理解现代性的企图。这些社会运动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的舞台上，以一种新的方式摆出了现代性的问题。首先，这些运动及其带来的各种冲突(尤其通过各种媒体)抵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第二，这些运动被政治化了，它们不断地卷入激烈的争论中去，这些争论体现在高度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或术语之中。第三，现代性的重释和完善之中包含着一个关键性因素：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各种集体认同的不断重构和竞争。当然，这些争论或许主要体现在“文明”问题上，但文明的概念已是按现代性话语来进行表述的，是按源于现代性话语基本前提中的极权方式和绝对方式来进行界定的，尽管这些争论经常引起较为古老的宗教仇恨。当这些冲突或争论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斗争和冲突结合起来时，它们确实有可能变得非常暴烈。
第四，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和文化观，以及相应的集体认同在现代舞台上的重新演排，引发了这一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涉及西方与非西方在文明、宗教、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与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关系。尽管早期的改革主义宗教运动和民族运动对西方现代性的诸多前提采取一种颇为矛盾的态度，但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它们，并且不断地作出新的解释。而绝大多数现代宗教运动(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教族宗教运动)，以及这些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更普遍的现代性话语，则与之相反，至少在表面上都否认现代性的某些前提。它们对西方、对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表达了一种明显的对抗态度，并试图按自身的非西方的、常常是反西方的现代性主张，来看待现代性和全球系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它们并不想按新的霸权文明的条件融入进去，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其本土传统或“文明”的需要，利用新的全球性国际舞台和现代性——正是在与西方持续性遭遇的影响下，这些传统和文明不断地得到传播和重建。这些运动力图彻底割断西化与现代性的联系，否定西方现代性的垄断地位或霸权地位，拒不接受西方文化方案所代表的现代性。颇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后现代”运动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尽管其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现象。
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涉及如下一些方面：现代性文化方案不断更新和重建；多元现代性的建构；不同的群体和社会运动组织按重新利用现代性、并按其自身的全新方式重新界定现代性话语以及现代舞台上政治领域的不断变化。
各种各样的运动和话语传播了特定的现代性方案和话语——但也并不只是保持各种较为古老的传统不变。所有的社会(运动)都试图对现代性的长期不变要素和核心要素(形成于欧洲)进行自己的重构、完善或表达，在直面现代性的扩张时，它们也努力使自身特有的传统得到持久性维系。与此同时，它们将主要的竞争舞台，现代政治方案和多元现代性形成，现代集体认同建构，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新的场所，在那里，不同的运动和社会之间不断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交叉现象。
这些运动和发展产生的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各种文明之间不断发生互动，甚至以典型的现代方式从中形成包容性的趋间，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以具体的方式陆续形成现代性的异形体或矛盾体。
现代性的重构与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体认同的不断重新定向。这种集体认同的确可用“文明”的概念来表达，但它们恰恰以现代性的话语来表达。然而，并不像比较传统的宗教冲突那样，在当代场景之中，“文明”倾向于以源自与现代性话语基本前提中的极权方式和绝对方式来进行界定，尽管这些争论经常引起了较为古老的宗教仇恨。
各种运动以及更为普遍的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是有关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和理解上。其中，尽管并不是集体和集体认同的首要焦点，“文明”因素通常(或可能理所当然地)与不同社会之间和之内权力冲突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剧现代性的破坏潜质。
此外，这些持续性的重构和竞争不是静止的。在所有的社会中，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力量的影响下，对现代性进行理解的企图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并不只是形成一种现代性，而是出现多元的现代性。在多元现代性的形成之中，各社会特有的历史经验和优良的文化传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在欧洲的历史中所看到的一样。
注释：
①S.N.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Issue on Multiple Modernities,129(1),2000:1-30.
②James D.Faubion,Modern Greek Lessons:A Primer in Historical Constructiv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3-115.
③S.N.Eisenstadt,"The Axial Age:The Emergence of Transcendental Visions and the Rise of Cleric 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23(2)1982:294-314; S.N.Eisenstadt(ed.),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Age Civilizations,Albany.NY:SUNY Press,1986.
④D.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Glencoe,Illinois:Free Press,1958; A.Inkeles and D.H.Smith,Becom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⑤S.N.Eisenstadt and B.Giesen,"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36(1),1995:72-102; E.Shils,"Primordial,Personal,Sacred and Civil Ties," in E.Shils(ed.),Center and Periphery,Essays in Macrosociolog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5,pp.111-126.
⑥E.Tiryakian,"The Changing Centers of Modernity," in E.Cohen,M.Lissak and U.Almagor(eds.),Comparative Social Dynamics:Essays in Honor of S.N.Eisenstadt,Boulder CO and London:Westview,1985; E.Tiryakian,"Modernization—Exhumetur in Pace(Rethinking Macrosiology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6(2),1991:165-180; E.Tiryakian,"The New Worlds and Sociology—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Sociology,9(2),1994:131-148.
⑦S.N.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Issue on Multiple Modernities,129(1),2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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