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0)06-0030-07
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问题，到2000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若干缓解的迹象，2000年3月末我国GDP同比增长8.1%，比上年第四季度加快1.3个百分点。但是尚不能据比做出经济开始回升的判断。因为上年第一季度GDP的同比增幅(8.3%)要高于2000年；并且200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同比增长39.1%的拉动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而内需作为宏观政策支持的侧重点，起色并不明显。同时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也未得到有效解决。实证分析表明，投资波动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都要比消费同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高得多。投资不足尤其是非国有投资增长缓慢，是当前经济回升乏力的根本原因，而在这方面，货币政策从而金融支持的作用是主要的。所以现在的关键是针对投资不足的根源，寻求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
一、投资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扩大内需包括启动投资和刺激消费两个方面。由于消费不仅是社会的最终需求，而且在GDP构成中的比重也较大，所以许多人认为买方市场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受消费需求的制约。但事实并非如此。表1和表2是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统计数据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投资增长与经济波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而消费与经济波动之间的正相关性不仅不明显，有时甚至还表现出反方向变动的特征。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
1985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比较明显，幅度也相当大。其中增长率超过两位数的年份有1985年、1987-1988年及1992-1995年，GDP增长率最低的1989、1990年分别只有4.1%和3.8%。但是最终消费率的变动趋势一直比较稳定，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不大。如在经济增长率最低的1989、1990年，最终消费率并不低，分别为62.4%和61.3%，但是在经济高增长的1992-1995年，最终消费率却均不到60%，其中1994年只有57.3%，是1985年以来最低的年份，当年居民储蓄增长率高达41.5%，是1985年以来最高的年份。同时，1986年和1997年GDP增长率虽然均为8.8%，但是最终消费率却相差5.6个百分点。再从消费增幅来看，虽然198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3%，远高于1998年的7.8%，但是当年的最终消费实际增幅(6%)却大大低于1998年的水平(9.3%)。另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状况与近年来的经济波动也不合拍，如在经济增长较快的1991、1993、199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只有-1.5%、0.2%和7.2%，而最近三年（1997-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已大大低于1993年前后的水平，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相对来说却提高了许多，分别达到9.3%、9.7%和10.1%。这同时也说明，虽然目前的GDP增长率偏低，但是消费市场实际上并不低迷。特别是与居民收入增幅相比，近几年消费需求的实际增长率不仅不低，而且还要明显高于经济高增长的年份。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分别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金融年鉴）(199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下同）
（二）投资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
回顾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容易发现正是投资（进而通过相应的乘数作用）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1991-1995年，我国经济连续6年保持了高增长，期间的年均投资率达到40%，比80年代的平均水准高出4个百分点。具体到各个年份，投资变化与经济波动也一直保持了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首先看全社会资本形成情况，如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只有3.8%，同年社会投资率为34.7%，投资增幅仅为5.7%，均为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93年，GDP增长率达到13.3%，同年社会投资率为43.3%，为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呈下滑趋势，同期社会投资增幅也是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55.65%下降到1997、1998年的5.9%和6.8%。1986年和1997年GDP增长率均为8.8%，最终消费率相差5.6个百分点，但投资率相差很小，只有0.5个百分点。再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情况，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年份如1985、1992、1993和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8.8%、44.4%、61.8%和30.4%；在经济增长较慢的年份如1989、1990和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为-7.2%、2.4%和5.2%，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也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投资增长的快（或慢）确实是经济扩张（或紧缩）的主要诱因。
二、为什么会出现投资不足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投资领域的最大矛盾就是需求过旺，因为社会投资的绝大部分都要通过政府控制下的、患有所谓“投资饥渴症”的国有经济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国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目前已超过70%），所以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变动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投资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知道，经济紧缩的实质是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而投资需求的大小则取决于不同投资主体的微观决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不同性质的投资主体，政府和私人的投资行为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政府直接投资往往是逆经济周期而动的，其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而私人投资行为则恰恰相反，通常是经济越紧缩，私人投资越少，所以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所以其波动本身往往就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体现。
（一）非国有经济投资萎缩是社会总投资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要方面
总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部分，其中后者又包括国有投资和非国有投资（即非国有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就是政府投资，现在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非国有经济成分已经从拾遗补缺的位置转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就当前的数据资料来看，政府投资占投资总量的比重尚不到20%，民间投资占投资总量的80%多，其中将近一半左右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所以经济增长的活力从而经济启动的关键主要还是看民间投资中的非国有投资的增长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非国有投资持续快速增长。资料表明，1981-1996年间，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9.9%，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0%，非国有投资增幅快于同期国有投资9.9个百分点[3]。与此同时，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18.1%上升为1996年的47.6%。从具体年份来看（如表3），经济增长快时，非国有投资增速也快，经济增长慢时，非国有投资增幅也小，并且其波动幅度均大于国有投资波动幅度。在经济增长较快的1993-1996年间，集体、个人投资一直明显高于国有经济投资的增幅，其中1995年高出10个百分点。而在经济增长较慢的1989、1990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只有-7.2%和2.4%，其中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7.0和6.3，非国有经济（集体、个休）固定资产投资下降更为明显，增幅分别为-7.6%和-4.5%。
目前，投资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政府投资力度较大，但是民间投资却徘徊不前，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速度缓慢。最近三年来，非国有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已大大低于同期国有投资的增长速度。其中1998年国有经济投资增长17.4%，比上年提高8.4个百分点，而当年非国有经济投资仅增长8%，比上年的8.6%反而下跌了0.6个百分点。1999年，集体、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进一步下降为2.78%，比1998年下降了6.2个百分点，已经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可以说，只有非国有经济投资不足的问题解决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问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二）非国有经济投资不足的原因在于融资的交易成本太高，致使投资意愿因得不到相应的资金支持而难以实现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4]，投资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对比。其中，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预期利润收益和资本资产的重置成本或供给价格。如果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的贴现值高于即期实际利率，资本家就会做出投资决策。首先看利率方面，经过连续七次降息，目前的利率水平已经不高（一年定期存款利率2.25%，按照1999年物价上涨率折算，实际为5.4%），因为对总体上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利率不可能太低，否则对于扩大积累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再看市场状况，根据前面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的情况分析，目前的消费市场即使与经济高增长时期相比也并不低迷；至于物价下跌，不仅有其自身合理的成分，而且目前物价指数的测算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如近年来价格普遍下降的食物、衣着类商品权重偏高，而价格水平上升的服务类消费品权重偏低等等。所以投资的市场前景其实也并不差。
表4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融资难度比较[5]
国 有 企 业 私 营 企 业
银行贷款 占有短期贷款余额的70%左右；享有优惠间接融资数量非常有限，国家银行贷款微
的长期贷款;封闭贷款支持;“债转股”政策 乎其微
资本市场融资 可在证券市场上融资；从专项基金获资 不能在证券市场上融资；通过政府与企业
共同组建的基金组织中获资
表5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变化情况(1993-1999年)[6]
年 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市场份额(%)16.6 43.7 29.5 26.5 24.7 24.6 12.2
我们认为，凯恩斯对于投资函数的概括固然是相当精炼的，但他同时也忽略了另外一些因素。从实际情况看，投资的总成本除了利率以外，还应该包括其他一些融资障碍，在此可统称为交易成本，而就目前我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而言，这类非利率成本显然更为重要。因为大量的研究结果都已经证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融资难问题，其实也就是交易成本太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除个别情况外，目前非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从资本市场上融资。(2)从全社会来看，资金的供应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在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同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在金融领域，同样也形成了由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国有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性的非国有金融体系并存的二元结构。问题在于，国有金融体系支配了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应，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经济和大型企业；非国有金融体系主要服务于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型企业，但其掌握的资金量很小。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经济结构的这种不对称，使得全社会的资金供给结构和资金需求结构产生了严重偏差[7]。这是非国有经济贷款难现象的结构基础。由于私人投资者缺乏信用保障、贷款数额小而分散，银行特别是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的国有商业银行（1999年该比例为87.8%）为非国有经济提供贷款服务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造成了贷款手续复杂以及事实上的贷款歧视等问题。目前，国有银行70%以上的资金投向了国有经济领域，而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超过70%的非国有经济得到的贷款却不足30%，致使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1999年第四季度为例，国家银行短期贷款余额为50 113.23亿元，其中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总共还不到10%，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仅占0.6%。(3)近几年存款向大银行集中的现象日益突出，主要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非国有金融机构由于风险负担较大，社会信誉下降，服务功能不全，市场份额逐年缩小（如表5所示，1999年仅为12.2%），生存尚且十分困难，根本无力承担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同时由于政策限制等方面的原因，多数中小金融机构也很难通过贷币市场融通资金。这样，面对非国有经济大量的贷款需求，非国有金融机构往往因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和完善的服务功能而显得力不从心。(4)目前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通过内部积累或民间借贷的方式融通资金，这不仅引发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同时也由于其合法性、资金实力等方面的原因，难以满足非国有经济大量的贷款需求。但是，高息集资、民间高利贷、地下钱庄等现象屡禁不止的事实，至少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非国有经济通过正常途径融资的交易成本的确是相当高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面的分析并结合当前实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1.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是投资，消费的回升必须以投资增长为基础。所以在当前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必须把扩大投资（而不是消费）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从已经采取的措施看，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重点的政府投资力度较大，但民间投资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投资并没有及时跟进，致使社会投资总量难以有效扩张。这才是当前经济回升乏力的根本原因。
2.在拉动民间投资方面，财政政策的功能是有限的。因为财政政策的作用领域主要是政府投资，所以即使不考虑政府行为的低效率和资金来源问题（主要是发债规模的限制），在激活民间投资特别是非国有投资方面，货币政策从而金融支持的作用也是最为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在间接融资领域，就不能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居民消费方面，而应当想方设法扩大投资信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住房、教育等方面的信贷严格来讲属于居民投资，所以当前要尽快完善个人产权二级市场，把单纯的消费行为提升为投资行为）。国有银行也不能再把投放重点放在配合政府投资、支持国有经济方面，而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支持非国有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来。
3.当前非国有经济投资不足的真正原因既不是投资前景问题（因为消费市场并不低迷），也不是利率负担的问题（因为非国有经济从民间金融组织如地下钱庄借款的实际利率都远远高于法定利率水平），而是融资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表现在资本市场上，国有经济处于高度垄断地位，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证券市场融通资金；在信贷市场上，垄断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国有银行（根据政策导向）把70%以上的资金投向了国有经济领域，而主要为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服务的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却日益缩小，服务能力下降，所以非国有经济在间接融资方面也是困难重重。
4.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融资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尽管货币政策已经相当放松，但却没能有效传导到非国有经济领域，致使启动投资的功效并不明显。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严重不对称。现在看来，非国有经济通过资本市场大规模直接融资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显然将更加严重，所以非国有经济主要还应通过专业性的金融中介机构（银行）进行间接融资。这样，宏观调控措施尤其是货币政策也就不能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资本市场上（目前显然有这方面的倾向），而应当更多地关注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正如谢平所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8]
5.有效解决民营经济的融资障碍问题，降低相应的交易成本，促进投资增长和消费回升，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实施条件。具体包括相互配套的三个方面：(1)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重组和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进一步理顺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彻底杜绝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各种形式的项目“点贷”行为，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银分开。同时必须改革财政部门向国有商业银行下达利润指标的传统做法，实行国有银行照章纳税的制度，消除信贷资金的财政化问题。要遵循按经济区域设置分支机构的原则，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布局调整和战略重组，收缩撤并基层营业网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股份制改造，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市场主体，同时也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市场空间。(2)规范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经济的融资难问题，最终只能通过非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来解决。一方面，非国有金融机构自身要结合实际，扬长避短，全心全意为中小企业及个体私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并按照这个定位，培植属于自己的客户群体，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给予非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适当的政策扶持。鉴于中小金融机构业务的区域性、微利性等特点，地方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各种名目的摊派、收费、集资及拉赞助等行为，适当减免税负，对欠拨的资本金应及时补足，对中小金融机构抵债资产的处理实行适当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人民银行要依法整顿金融秩序，在市场准入、网点设置等方面予以适当扶持。同时要继续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帮助其完善结算和融资体系，允许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要充分运用人民银行的联行和电子清算中心，为非国有金融机构提供结算和支付服务，提高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3)完善货币市场，适时启动利率市场化进程。要建立健全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票据市场、贴现市场、回购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大额存单转让市场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市场。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完善以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在此基础上，适时启动并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力度，取消准备金存款利息，将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逐步由目前的再贷款利率转变为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其次要放开并完善同业拆借利率的形成机制，使其真实反映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第三，适时放开贷款利率，扩大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自主权。第四，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中央银行只规定一年期存款利率，商业银行可以此为基础和依据，灵活确定各档次期限的利率水平。最后，根据我国金融国际化进展和国际资金市场行情，逐步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
收稿日期：200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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