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攻玉，各拥玲珑——《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的学术示范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唐代论文,玲珑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夏秋间，见到中华书局出版蒋寅教授主编的《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①，喜不自胜，见出一种就买一种。十多年前曾到日本访学半年，翻了许多书，对许多题目都感新鲜有趣，因我不懂日文，只能浑沦地去猜其大意，虽然也得到许多启发，但毕竟相隔一层。现在能够就目前最活跃的中坚学者十人，选其代表作，译成中文，当然值得欢迎。稍作翻检，觉得最重要的是日本同行的研究，对今日中国学者之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不是一直在困惑于古代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究竟如何寻求新的突破和学术生长点吗？讨论来讨论去，大家似乎很难取得共识。其实看别人如何做，我们应可受到许多启发。以下谨就这些论著的学术示范意义，谈些自己的感受吧。 一、十位学者的学术趣尚 如前所列书名，十位学者的学术兴趣和治学方法有很大差异。但如仔细分析，在差异中又有一些共同的趋向。其中多数为专题论文结集，仅市川、松本、松原三著接近专论，所谓接近，其实与中国学者所云有完整体系或集中主题者还是不同，松本、松原二著其实也只是相对集中的论文汇编。我所任教的复旦大学治古代文学的许多前辈，也更主张写论文，而不太提倡写专著，原因在于论文可以集中表达有独到体会的新见，而专著必然要做许多常识叙述和未必有意义的铺排。日本学者是否如此考虑，我不能揣测，但就近年国内从课题申请、社科评奖等方面来说，似乎更认可专著，而排斥论文集，实在有些令人担忧。 再从十本书的选题倾向分析，也可看出一些共同性。以下试表予以分析。
所列各项，大多按照中国学者之一般认识，为便于叙述而加以区分，可能日本学者并无此分割。“宏观”指议论较为宏大的话题，如赤井益久《论“中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户崎哲彦《唐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丸山茂《唐代诗人的日常生活》，其实都还是与具体文学现象相关的讨论，但在日本学者已属大题目了。“语词”则指对诗歌中具体语词之释义或阐发，市川桃子因着意研究莲花与藕的诗歌演变，有专章讨论与莲花有关的“莲花”“芙蓉”“荷花”“藕花”“菡萏”五种诗语的产生、衍变和寓意，包括其所表达的气氛和色调。深泽一幸有二文讨论“海月”和诗中蜂、蝶的寓意，户崎哲彦有文讨论“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的来源，因列入此项。其实他们的工作都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与此间多见的语词辨识、释读仍有很大不同。“作家”“作品”几乎每家都涉及，下文分别加以分析。“文献”专指新见文献介绍，及与作品真伪、文本流传有关的工作，户崎哲彦、芳村弘道两位是成就突出的大家，其他各家也都有类似研究，惟此套丛书多未收。“生平”专指作家生平基本脉络之勾勒，与作家之专题研究有别。“比较”则专指中日文学或中西文学之比较研究。“社会”指与文学家指生活环境或生存状态有关之研究。“宗教”专指文学与佛道关系之研究，十家中仅深泽一幸专收“宗教文学”，其他各家涉及较少。但据我所知，日本学者在中国中古佛、道研究方面的水平和成就，远在中国学者以上，未能充分展开，很可惜。“专书”“综述”都可以理解，十家集所涉重点其实都是《白氏文集》。 就以上分析可以理解，日本学者更着重关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关注文学专题的深入探讨，多数所涉课题与中国学者相近。以下就各点展开分析，就会发现同中有不同，所述大多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阅读感受，对文学现象的认识不受固定框架之束缚，而能独立随性地表达所见。 二、做最坚实的文献工作 十家中，户崎哲彦、芳村弘道研究侧重于文献考辨，其他各家偶有涉及。 户崎哲彦早年做柳宗元研究，认真踏勘了永州、柳州柳宗元当年曾履历的山水，进而将论著会聚为《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考》(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对柳文解读有重大意义。晚近二十年做桂林历代石刻研究，先后出版《桂林唐代石刻の研究》(白帝社2005年)、《中國乳洞岩石刻の研究》(白帝社2007年)，由于南宋以后特别是清代传拓广泛，地方研究校录也卓有成就，似乎很难突破，但他坚持多年在当地作田野踏勘，将石刻现状、传世碑拓和历代文献作全面的占有和考镜，找到许多当地学者都不知道的刻石，在文本校录、流传叙述和事实探究诸方面都达到空前成就。我已撰文介绍二书(刊于北京大学国际汉学研修基地编《海外汉学研究通讯》创刊号，中华书局2009年版)。收在《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中的十三篇论文，两篇为前二书之前言，以及《唐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较系统表述他用历史地理学和石刻文献学方面研究山水文学和石刻文学的心得。其他各文，多数写于最近几年，部分是对前二书的补充。如《韦瓘佚诗〈游三游洞〉及其事迹考辨》，又利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广西博物馆卷》所收民国初年拓本，重新校韦瓘佚诗录文，较前著录诗增加十字，改动二字。考察韩愈名文《柳州罗池庙碑》之二文，利用罗振玉1913年在影印此碑宋拓本，复原原碑文字，就柳宗元逝世后三四年间地方崇祀及韩愈撰文之原委，并考定原碑佚失于北宋中期。无论对韩、柳研究还是对柳州地方文化研究，都很重要。该书最重磅的文字当属压轴之《广西上林县唐代石刻〈韦敬辨智城碑〉考》，近十万字，两度增订而成。其中碑文校录据44种古今文本写定，并进而研究宾州韦氏之族源及世系，宾州、澄州、廖州等羁縻州设立始末及管理机制，考定碑文作者韦敬一为当地文人，碑文受到《文选》影响，特别是陶渊明《桃花源记》和孙绰《游天台山赋》之影响，达到很高文学水平，对自然具独特审美观，表达与他族和平共存的思想。这样的研究，不仅在文学史上重要，在地方史和民族史方面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自己也一直在做唐文献，自问有没有一篇文章达到这一高度呢？实在还没有。 芳村弘道早年对李白文集和宋类书《锦绣万花谷》版本的研究，曾引起中国学界较多关注。收入此套丛书的《唐代的诗人研究》，是他在日本2008年出版《唐代诗人和文献研究》的前半部分，主要论述孟浩然、储光羲、王昌龄、韦应物和白居易的诗歌。虽然为篇幅所限，后半部分文献研究没有收入，但收入各篇仍能见到很好的文献考证能力。举例来说，岑仲勉考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为伪作，举十项极重要的内外证，几乎已可作结论，我所知国内多数学者皆从岑说，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也举那波本不收、绍兴本置于卷末，倾向为伪。芳村则举日本内阁文库藏《白氏文集管见抄》有此篇墓志，录自北宋景祐本，题下有注：“开成四年，中风疾后作。”证明文本渊源有自。进而对岑氏十点质疑逐一加以解释，证明传本虽然有后人妄改和补笔的内容，但既已为《旧唐书》本传所采据，则主体部分仍出白氏手笔。 其他各家虽不以文献研究为主，但凡论述所及，首先也都在基本文献的搜辑和鉴别工作中花过大气力。市川桃子研究莲与荷的文化史，在后记中讲到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曾花大力气翻检基本典籍，1989年得知深圳大学做出《全唐诗》全文检索系统后，立即采购试用。她回忆当年工作虽然辛苦，但随时能感受“沐浴在绚烂诗雨中的乐趣”，确是心得之言。她在附录中将涉及芙蓉的非植物用法、含宗教意味用法、文章中的莲花等项逐一列出，也可知她的工作并非浮泛之论。 三、从细微处切入 我曾在日本读到许多文史方面的论文，最深刻的印象是日本学者喜欢做即小见大的文章，从细微处插入，向深处开掘，颇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十家集中可举二例。 户崎哲彦《桂林华景洞〈李珏题名〉石刻与许浑〈寄李相公〉两首诗考》是因小见大的很有新意的研究。许浑诗集中有《闻昭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和《寄郴州李相公》二诗，至今中国学者专治许浑者数家，都认为两位郴州李相公为同一人，即李珏，诗皆作于会昌六年(846)。户崎根据华景洞李珏会昌五年五月署衘郴州刺史的题名，认为前诗作于会昌五年，这是微调，订正了《通鉴》以来的失误，也知道此年白敏中入相后立即着手量移牛党五相，与党争史实有关。《寄郴州李相公》与前诗比读，发现二诗基调有很大不同，前诗因量移而乐观，后诗反而景色暗淡，显得情况很严重。进一步探究，户崎发现柳宗元《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与此诗用韵多同，认为柳诗为元和十一年户部侍郎、判度支杨於陵贬郴州，追和故相李吉甫诗而作。根据《云溪友议》，许浑曾在元和三四年入杨之岭南幕府，有可能在杨贬郴州后复和杨诗。但也可能此诗根本与许浑无关。这样的探究，确定旧传许集诗题有误，原题当与柳诗接近。又据柳诗，知道许名下诗仅八韵，较柳诗在深韵后缺岑、阴二韵。就唐人次韵诗来说，此诗也是较早的一首。诗中的“李中书”为李党魁首李德裕的父亲，元和名相李吉甫。据柳诗，可以知道旧史所载杨於陵受李吉甫排挤而出守郴州，并以此事为牛李党争起因，则显属误传。许、柳二诗均可见李、杨关系密切，迫害杨的人应为裴均。因一小段题名和两首诗的解读，解决了如许多细小或重大的问题，确令人感佩。 深泽一幸《引导李商隐到茅山的人物——从叔李褒》，与此篇值得对读的是《李商隐与〈真诰〉》。李褒，两《唐书》无传，晚唐算不上第一等人物，李商隐诗有《郑州献从叔舍人褒》，相互关系很清楚，以往对李商隐诗文中与其有交涉的部分，也得到部分地确认。深泽的工作是从道教文学名著《真诰》中大量女仙故事及其所咏诗歌，大量出现在韦应物、白居易、李贺等人诗篇中，在李商隐诗中出现更为频繁，因此引起深究的兴趣。他的工作一是对李褒生平的全面勾辑，认为褒出于宗室绛郡房，生于贞元十二年，在浙东任内有大量崇道记录，没有任过黔南观察使，这几点可以补充中国学者之未及。二是李商隐与他的交往，涉及一首诗、四篇代作上四相启，以及十篇致李褒的书状，这些作品虽然都写于会昌后期，但其中透露李商隐从小就得到李褒的“抽擢”“庇庥”，即提携关照，信中反复表达对茅山道教的倾倒信仰。今知李褒长于李商隐约十八岁，李商隐年轻时曾在济源附近王屋山玉阳观出家求道，并因与某女冠之私情而引发终生难以忘怀的思念(见苏雪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而此观恰是茅山道在中原的圣地。由此推证李褒早年对李商隐的影响，因此而将他引入茅山道，是合理的认识。从道教层面解读李商隐，无疑是很有兴味的工作。 四、文本解读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日本古代文学研究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但又一直保持着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学术传承。深泽一幸后记写到他曾得到前辈学人小川环树、福永光司、吉川幸次郎的提携照拂，记录下多个温馨而难得的画面，即是这一学术传承的缩影。另外，在日本教授中国文学，需要向日本学生讲解作品，在日本出版学术著作，引到中国作品经常要附日文语译，这些都需要学者对古代作品有更深入准确的理解。在十家集中，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占了较大篇幅，十家无一例外全部涉及这部分内容。 比如松原朗解读李白《灞陵行送别》，先是分析历来的解释，如安旗认为是送王昌龄的，但得不到确切的证明。与一般送别诗比较，此诗题中没有送别对象，诗句间也没有被送者的形象叙述，对被送者之前程也不大关心。松原提出李白赐金还山之际自送作诗的可能，实在是很大胆的预设，但所作论证则从客观条件(地点西京，时间春日)和内在条件(出京之路线、其后之诗作、对长安的回顾、对紫阙的眷恋、浮云之寓意)来求证，又让人不能不认可他举证之充分。分析送别诗的大量叙述手法，揭示自送诗的不同，也很细腻。如此解读，李白这首诗得到重新解释，也有助于理解李白出京的心况。 赤井益久对唐人《送衣曲》的解读，从六朝《捣衣曲》溯其源，从府兵制实行后的戍边防人制度明其事，也是很精彩的解读。丸山茂《张籍的〈伤歌行〉及其背景——京兆尹杨凭左迁事件》，根据席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张司业诗集》和《全唐诗》所注：“元和中，杨凭贬临贺县尉。”详尽分析杨凭左迁事件的原委，杨的交友圈和弹劾者，努力还原真相，从而解读原诗，张籍对杨既不同情，也非讽刺，而只是由此事件感慨“官界无常”。这样的结论令人信服。可以补充的是，前引那段注不是作者自注，因而多数较早张集都没有。来源可能是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三：“杨凭自京兆尹贬临贺尉，张籍咏之云：‘身著青衫骑恶马，东门之东无送者。’” 下定雅弘对《枕中记》主题的认定，不赞成历来所说“人生如梦”的解释，从卢生做梦之前的想法，谈到梦中世界的经历，再说他梦醒后的感悟，认为其主题是适生，虽然功名富贵可以满足无穷的欲望，但也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生命的危险，只有抑制这些欲望，才能无苦无恙地生活，从而认识平凡生活的可贵。他认为作者要想表述卢生的生活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根本不是消极的出世思想。 斋藤茂对于孟郊系列组诗的解读，特别关注诗中所表达的作者心境和感情变化。他从《石淙十首》中体会作者情调稳定而心情宁静，《立德新居十首》可能是献呈郑余庆而作，描写居宅之结构景致，流露迁入新居之安乐心情。而以《杏殇九首》为转折，因为爱子之早逝，心情转为悲苦哀伤，以自然景物为伤害人的恶者，并深刻延续到他晚年的创作。至《寒溪九首》因元和六年大寒而命题。写大寒肃杀，万物凋零，无辜动物遭害，诉于天而企盼春天。《峡哀十首》《感怀八首》《秋怀十五首》，都纠订前人系年，认为作于元和六年韩愈、郑余庆离开河南以后，友朋离去加上老病孤独，使其诗充满孤寂、饥饿、衰暮之感，时时感到对加害己身的自然的恐惧感，并发展为对社会的恐惧，将其寒苦诗风发挥到极端。通过对孟郊组诗的评析，斋藤的结论是：以十首左右篇幅，以五言古诗为主的组诗，写一个专题，是孟郊新创的表达方式，最能代表孟郊的诗歌成就。 五、作家研究的展开 十家论集中涉及唐代几十位作者，以中唐诗文作者为多，尤其以白居易研究最为集中。 丸山茂《〈白氏文集〉在日本》是一篇概括日本学者基本看法，也强烈表达他的见解的综述。白集在白生前已几度传到日本，所据为太田晶二郎的研究；白集在日本流行的原因，用冈田正之所见，认为白诗在唐代很盛行，白诗平易流畅，白诗带有佛教味，再引青木正儿“我邦人也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妙处”，再引金子彦二郎所说白居易的社会环境、地位身份、性格趣味都与日本平安时代投合，其集的规模、质量都可当文学事典来运用。还有晚近猪口笃志、太田次男的见解。加上白集在日本有数量巨大的古抄、笔记、善本，更引起日本学者投入巨大的热情。大致可以认为，白居易在日本的地位，比杜甫宋以后确立的诗圣地位还要崇高，日本学者在白居易研究方面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作家研究方面还很少有可以企及者。此套丛书中，至少有六家论到白居易，虽不足见全貌，仍颇有可观处。 下定雅弘为目前日本一线学者中在白居易研究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之一，在《中唐文学研究论集》中仅有不大的篇幅谈白氏文学，且多为随笔，但其中仍颇多精彩见地。他不太赞同日本前辈学者平冈武夫、花房英树认为白是体现天下世界观的端正官员，具有崇高人道思想的说法，认为白“什么时候都很忠实于自己的欲念”，早年因兼济之志太强而压抑独善爱好，退居洛阳后将诗酒做朋友，欣赏雪月风花，听音乐，爱妓女，充分享受长长的晚年。他从诗中分析白居易心中的理想人物是裴度，即便他自居中隐，追求闲适时，仍然没有放弃做宰相的愿望。 还可以说到芳村弘道的白居易研究，包括八章，前四章是生平研究，但没有作全面叙述，仅撷取了四段时期，即因居母丧而退归下邽时期、江州忠州时期、掌制诰到外放杭州、刺杭州时期。我相信并不是他没有能力完整地叙述白居易的一生，而是因为他在读白集以后，认为这几个阶段是白居易一生最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作为研究者最有独特体悟的阶段。在这几章叙述中，我想特别提到以下几点独见。一是认为白居易自定诗集之分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最初在江州对早期诗自编十五卷本文集的区分，以后创作变化，长庆间编五十卷集和晚年编后续集没有再按此分类。白居易母亲的心疾和不幸死亡，日本学者讨论较多，芳村对白居易从读书科第到仕宦孝养过程中的家庭隐情及其思想变化，分析极其细致。退居下邽四年，则分析白的家事处理，以及连续遭遇丧弟、失女的打击，内心极其悲伤，在出仕和退隐的人生选择上极其恛惶。从再度出仕到贬官江州，叙述甚简，大约因前人论述已多，不易有更新发明的缘故。此后对白历仕诸州闲适诗的具体心境和心理差别的分析，任中书舍人后再度参与政治的坚守和作为，以及外放杭州前后的心情起伏，也都有很深入的分析。几乎所有的分析都有很详密的文献依据和他人研究的参考，也可以看到治学之不苟。 六、文学与性：绕不开的话题 性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唐代作家生活在物欲横流、多姿多彩的社会中，享受人生，歌唱爱情，性是大量涉及的内容。也许是中日文化的差异吧，日本作家可以尽情表达对“好色一代男”的向往，中国的雅文学在宋以后越来越远离性欲的叙写，而俗文学则不可避免地走向扭曲变态，纵欲暴露。至于学术研究更很少涉及，实在回避不了，那就用时代局限一笔带过。许多年前有学者很严肃地研究明清色情小说对传统房中术之歪曲，怎么也找不到可以发表的刊物，只能寄往海外。可以说，严肃地研究古代文学中的性描写和性寓意，国内目前可以举出来的典范著作仍稀若晨星。 十家论集因挑选出来在中国出版，何者合适，主编与作者应有所斟酌，但仍有几篇可说。 丸山茂《“妾换马”考》是一篇有趣的文字。74岁的前相裴度给67岁的诗人白居易写诗：“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戏告：你若羡慕我的好马，就用你家美女来换吧！白居易答：“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酬裴令公赠马相戏》)你老官大，意有所属，我不能不送，但临老没人替我唱歌，很寂寞啊！丸山茂就此展开论述，马和妾妓在这里都是属于主人的财产，可以随便处置，偶或也认可她们是人而有所同情，但更多的视为满足自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拥有多少马和宠妓，对了解诗人的经济状况、生活状态以及心境变化，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丸山没有停留于此，继而搜集从魏晋到明清爱妾换马的各类故事和诗歌，看到梁、隋间作品多据此渲染名马和爱妾离开主人的悲哀，二者地位是对等的，李白则据此写出英雄豪士的豪奢磊落，倜傥奔放，宋代则作为贵物交换的对句使用，元以后则在模仿六朝乐府以外，分别写美女之香艳与边塞骏马之勇壮气氛。 斋藤茂早年曾作过《北里志》的笺证，他写《士人与妓女》一章三节，大约也在此前后。他试图从六朝后期至唐一代咏妓诗、赠妓诗、悼妓诗的变化轨迹中，揭示唐中期以后的诗风变化。从汉魏时期诗中偶然写到歌妓的服饰仪容，到齐梁间大批文人热衷写听妓、观妓、咏妓一类作品，但此类诗更多地是音乐、舞蹈的欣赏，或者是对拥有妓人的主人的赞美，没有对妓女个人的赞美，更没有对其命运的关心。唐诗就不同了，诗题中大量出现妓女的名字，且更多地赞美其身段、仪容和歌舞技能，更多地出现妓女演奏乐器及其技能。在安史之乱以后，则更多地出现关切妓女命运，甚至写出一批写女妓传奇经历而与小说并行的长篇歌行。至于赠妓诗，则认为六朝时期的赠诗对象主要为宫妓与家妓，而唐代则扩大到官妓、营妓和民妓，所赠作品也大胆直率地写出彼此的亲密关系，以及思念的情感和对其命运的关切。在这些作品中，斋藤看到士人与妓女之间的精神距离明显缩短了，从六朝的主奴贵贱关系，发展为客人与妓女的平等关系，并进而发展为爱情关系。斋藤特别举到欧阳詹与太原妓的传奇，因为眷恋而相约迎娶，为官职或亲意难以践约，太原妓久思成疾，临终寄诗抒怨，欧阳读诗感恸，卒然逝世。这样的诗人与诗作，在唐以前是没有的。悼妓诗的研究则更多地深入了士大夫个人家庭生活的私密空间。悼亡诗在《诗经》和汉魏诗歌中都有，对亡妻的悼念虽然也涉及个人情感，但还在礼教的规范以内，但悼妓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斋藤注意到刘禹锡存悼妓诗众多，如《伤秦姝篇》《泰娘歌》都是对命运不偶的风尘女子坎坷经历的同情之作，且包括受朋友委托写其与妓人之情感变化和丧妓后的悲痛。在围绕杨虞卿丧妓英英的一组唱和中，则不仅自述与此妓人之相见印象，并将一人之丧妓作为互通的情感来连锁唱和，显示中唐士人与妓女的亲密关系。 深泽一幸《蜂与蝶——李商隐诗的性意象》，从李商隐看似平淡无奇的《二月二日》诗中“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似乎只是初春景色的客观描写。但再举《春日》：“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蝶衔花蕊蜂衔粉，共助青楼一日忙。”用蜂蝶写出青楼男女的狂态毕露，共助男女秘戏。又《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认为“蜂配以饱含红露的花房，蝶配以贮满乳白色蜜的脾脏形的蜂巢，更提高了性的意象”。这当然是大胆的解读，可能中国学者不容易完全接受，但深泽更进而例举六朝以来见于大量诗歌中蜂、蝶并用的诗句，并举《游仙窟》《医心方》的旁证，以及印第安原始部落的用例和法国象征派诗人的诗句，证明以蜂蝶比喻男女性事的普遍性，让人不能不信。 爱情当然与性有关，唐诗中有许多情色内容也众所周知。在唐代这样士庶地位有着巨大落差的时代，全社会又始终充沛着享乐热情，士人私生活之丰富多彩，乃至扭曲变态，都是客观存在。无论就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来说，文学与性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七、坚持文学本位的研究 松本肇《韩柳文学论》篇幅不大，仅谈了韩愈、柳宗元、孟郊、贾岛四位作者，但视角独特，立说新警。他对韩愈的诗勾勒出轮廓，用“攻击性的变容”来概括。在早期作品中，看到韩自比为非凡的怪物，曾有光荣追求和青春的理想之梦，但在担任监察御史，即负有官纪的督察权后，他自比为利剑，以一系列的设喻表达他对邪恶者的攻击，心如冰，剑如雪，刺谗夫也斩恶龙。在遭遇挫折后，将压抑的攻击性像开闸洪流般地宣泄出来。他认为韩愈诗中大量丑恶的、变态的、怪异的形象叙述，正是他情感宣泄的对象，或者人生攻击的目标，其中既有政敌、朋党的阴影，也更多地纠缠他对现实的反抗。他在攻击中越挫越勇，但心中的阴影始终无法完全地排遣，因此常变成对恶的拯救和失败者的心火。无论这样解说是否能为多数读者接受，他的解读是在仔细玩味韩愈诗作后的独特感受，至少足成一家之言吧！他在孟郊诗中读出自虐的快感，把悲愁当快乐，在天地万物间看到了恶意，并把这些恶意和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受害相联系，因此而自喻诗囚，充满自我惩罚。他将柳宗元寓言概括为“败北之逆说”，从柳文读出“自我惩罚的文法”。凡此种种，都看到作者的独特体悟。 市川桃子所著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中荷花的文化史，与荷有关的则有莲叶、莲子以及其水中的部分即藕。她分析荷之审美变迁，可以见到《诗经》中是作为爱情的信物，楚辞里常作为美好的事物来吟咏，但在六朝以后则出现许多新的意象。一是衰荷，与作者对于时光流逝的感觉和生命忧虑相关，二是芙蓉死，则常寄寓美好生命无法恒久的悲哀。大约因为荷花的鲜艳开放，让人们有青春绚丽的美好联想，经常与男女情爱相关联，虽然也有借以表达欢愉，但也不免与死亡、衰败和生命的无常相联系。她对乐府《采莲曲》的研究用力甚勤，从汉乐府追溯其源头，看到乐府《江南》在充满生命力的纯朴歌唱中的寄意，也看到六朝民歌和文人作品对其改写的多种姿态，特别是借双关语用莲花以述思怜，借折莲花以寄远，并逐渐因讲究形式而丧失个性。到唐代《采莲曲》被赋予新的生命，融入离别的悲哀和绝美以后的感伤。李白的《采莲曲》，则将强烈爱慕而无法实现的理想，演变为刻骨断肠的无尽思念。最后分析李白此诗传到西方，经多次改写后成为新古典音乐的离奇面目，虽已经与李白关系不大，确是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以十多篇各自独力又分别有关联的论文，系统研究汉魏以来直到唐中期离别诗的发展变化，着意表彰各代不断出现的递承和新变。人生聚少离多，无论亲属或朋友的分别都是令人伤感的，也是最能触动真情的，因此也成为诗人最经常叙写的主题。松原从送别时景物的渲染来表彰鲍照的贡献，是以鲍诗与魏晋古诗比较得出的结论。而对唐前期各名家送别诗的创新，则从各自的生活地位、人生境遇以及写作技巧上来加以揭示。其中有大量的例句分析，并由此归纳出从永明到大历时期，送别诗由于有多人参与，主题集中，前作众多，因而更刺激诗人以竞争性的创作寻求更富表现力的诗歌意境和达到手法的努力。 八、结语：学术与修行 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能感受到，日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无论社会地位尊卑相差悬殊，常都能安于职位，追求完美。如果接触深谈，更能发现他们常把职业当作人生的修行，以极其庄重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十家论集中，我也常能感受到他们将学术当作求道的过程，有从容的心态，求深的追求，以及独具个性的姿态。 日本学术研究的特别方式，可以提到读书班，经常由一位或几位年长者发起，以共同的兴趣定期在一起读书，经常选一部书或一位作者诗文为中心，一次读一篇文章，或两三首诗，先期各自准备，到时集中讨论，反复推敲求证，质疑商榷，务求确解。一些读书班也能得到项目经费的支持，多数则是参加者自掏腰包。有些班有各地学者参加，每次都花费不菲，因此也特别认真。其中当然有中坚人物定夺是非，但年轻学生也能参加，参与意见，得到提高。 还应该说到图书馆的条件。日本近代教育之普及比中国早很多，图书馆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加上数量可观的公私图书馆和文库，能够充分满足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料需求。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由于现代网络的普及，日本在20世纪末已经实现全日本藏馆之文献共享和信息交换，近几年更加快重要特藏和珍贵文本的全部上网。当图书资料的获得不再有任何人为障碍的时候，对学术研究的完善、精密、独特，势必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此而言，中日学术的差距也就可以理解了。 再次是学术著作之审慎。日本学位教育曾经有很长时间实行课程修了与论文答辩分开，学位授予在论文通过以后许多年，而论文之出版则是极其庄重的事情，不妨修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真正觉得成熟了再问世，作为个人学术水平的代表留给后世。由于如此庄重审慎，日本学术著作之出版也是最为严肃而讲究的，装帧大气，价格高昂，印数不多，且不求急售。这些，都与此间靠数量和时效造成的学术快餐式繁荣大相径庭。如果理解学术不是娱乐，不是群众运动，不是大众游戏，那么日本的学术的讲究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 ①所收十家，按总目顺序为赤井益久《中唐文人之文艺及其世界》、市川桃子《莲与藕的文化史——古典诗歌中的植物名研究》、斋藤茂《文字觑天巧——中晚唐诗新论》、下定雅弘《中唐文学研究论集》、户崎哲彦《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深泽一幸《诗海捞月——唐代宗教文学论集》、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松本肇《韩柳文学论》、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芳村弘道《唐代的诗人研究》。十位中至少有五位与我过从较多，有一二位见过但已久无联系，大约有三四位没有见过。为表示客观，一律不用尊称，后文引及其论文时，也仅称作者，不引原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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