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方形象的建构与演迁——从妖魔化到理想化的言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妖魔化论文,形象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1-0050-06
一 固有文化视野中的“番鬼”形象
从《山海经》的海外奇谈、邹衍的大九州说，到张骞“凿空之行”、郑和七下西洋，再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和南怀仁的《地球全图》，中国人不乏了解世界的契机，但“华夷之辨”与民族的自我意识、“四夷八荒”的世界图式以及“天朝上邦”的文化自信预设，早已定格在前近代国人的观念世界里，于是，“他者”形象和异域文化始终是那么模糊、鄙陋、无足轻重，甚至怪异荒诞。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同一位作家所说的‘信息沟’里。在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的知识和我们为了生活而必须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我们必须自己去填充的真空，我们用文化提供的信息(或错误的信息)来填充它。”[1]57一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他者形象的认知、想象和建构折射出复杂的民族自我意识、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
葡萄牙人在1517年最先远涉重洋来到南中国海，17世纪初，中国人不知随新航路开辟相继到达中国沿海的欧洲人究系何方怪客，沿袭阿拉伯人的叫法称之为“佛郎机”。嘉靖九年(1530年)东羌王希文《请禁通番舶疏》说：“正德间，佛郎帆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铳横行。”《广东通志》卷七《事纪五》也载有：“佛朗机夷人……谋据东莞南头甚至掠买小儿炙食之，其淫毒古所未有也。”[2]7经添枝加叶的渲染，“佛郎机”与“掠买小儿炙食之”的恶魔形象联系在了一起。
1601年荷兰人开始进入中国海域活动。《辛丑年记事》(1601年)记述：“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3]卷3，92红毛鬼者，半人半鬼上岸之“水怪”。“红毛鬼”、“红毛夷”、“红毛番”成为华人心目中面目狰狞可鄙的漫画式定格印象。
难以改变的成见妨碍了礼仪之邦对海外“蛮夷”的认知兴趣和信息有效沟通。中西方接触增加之初，中国人将西人同历史上入侵的蛮族等而视之。出于对异质文化及其发展历史的陌生、偏见与敌意，“西夷”被诋为低贱的“外邦蛮子”，其人“犬羊之性”、“生性狡黠”、“谲诈”、“贪狡”、“狡诈暴戾”、“居心叵测”，西方形象在概念化套语的反复言说中被丑化、异化、妖魔化。这从“西夷”、“外夷”、“逆夷”、“蠢夷”、“狡夷”“洋夷”、“夷人”、“番鬼”、“红毛鬼”等等官方文书惯用语和民间俗称中可见一斑。凡译外国国名、人名循例必加“犭”旁或“口”旁，以示异类，自属鄙贱。这类普遍社会文化现象，其实直白表征着一种执拗心态，正所谓“意识形态倾向于简单明了，甚至在简单性和明了性对于所涉及的论题有失公道时仍是如此。意识形态图画使用明快线条和黑白对照。意识形态者以漫画家的方式夸张和调侃”[1]235。
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西方形象时指出：所谓中国的西方形象，不再是关于远国绝域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知识，而变成一种象征，一个可以表现未知与恐惧、傲慢与自满的意象，表达国人对眼中和传言中的“红毛夷”所持的一种鄙视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是一种维护自我认同的“文化姿态”[4]。
二 世局巨变中华夷观之裂痕
时至19世纪中叶，“蛮夷”乘坚船、携利炮打破了华夏中心的幻境。被迫开启国门的古老中华帝国看到的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和令人惊异的西方的存在。夜郎自大的中国在“古今未有之变局”的战火硝烟中领教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实实在在的优势。“瓜分豆刳，祸在燃眉”之危绝非凭对逆夷的轻蔑与丑化所能消解。
世局巨变，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不能不质疑中央帝国的传统意识，鸦片战争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逻辑预示“天朝自大”观念出现裂痕。自林则徐、魏源、徐继畬之后，中国土人对世界地理和世界文明格局了解的日渐丰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和文化理念解构的前奏。
19世纪中期在上海与泰西文化出版业人士直接合作共事、后又旅居香港和游历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王韬，有机会较早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西方现代性形象”[5]190，惊羡西方他者展现给他的新奇形象：“英国风俗醇厚，物产蕃庶。豪富之家，费广用奢；而贫寒至户，勤工力作。日竟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羡者，人知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6]7国富物丰、勤劳智慧、谦让友爱是西洋文明给王韬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他的笔下，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也令人耳目一新：“泰西汗漫之游，足以供其眺揽，极北苍凉之境，足以荡其胸襟。飙车电驭，逐日而驰，火舰风轮，冲波直上，所见奇技异巧，格致气机，殆不可以搂指数。”[7]101
王韬由其特殊经历获得了认知世界的新视角：“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合立约，叩关而求互市”，“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8]卷一，22。对所谓的“华夷之辨”，先期走向世界、对西方文明见识较早的王韬表示了强烈质疑：“今日泰西诸国之来中土，非同有宋之辽、金、元也”；“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没九服，而夷居其半”，“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而为华；苟无礼也，而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已薄人哉？”[8]卷十，387对西人“鬼子”的认识，亦不再是表面化和情绪化的丑化，如描述西人面貌有道：“其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专讲富强之术。”[8]卷四，141此言不止将“番鬼”人化，且赞誉美化。
1870年代中国派出的首任常驻欧洲公使郭嵩焘，亲眼见识了“政教修明”、“富甲天下”的泰西，有更翔实深入的观察和感悟：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命，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事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9]491
他清醒地看到中国已落后的现实，强烈地感受到西方世界文明的优势：“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10]第三卷，203又云：“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11]348郭嵩焘“取法西人”的超时代见识，在自大自欺、虚骄之气依然浓厚的时代，不免“骇人耳目”，难以为彼时社会主流意识认同，他被目为离经叛道的“很新很新的怪物”[12]451在所难免。郭嵩焘这个原本被称作“事鬼”①的“鬼使”更落得“汉奸”、“贰臣”、“媚外”等骂名，任职未满便启程回国，所辑使西见闻日记《使西纪程》乃因“张扬夷虏”、“诋毁中华”、“用夷变夏”等罪名被令毁版。
与郭嵩焘一同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一向被视为近代最顽固愚昧的保守典型，其人与西方文明一旦耳目亲接，在鲜活信息的刺激下其固执的仇外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亲见亲历西洋文明令他多有感叹，如他初至伦敦的印象：
乘便周游街市，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繁丽，真觉生平得未曾见也。目睹英国议会议政，他评述道：“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益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13]62
但与此同时，刘又极意淡化西方文化给他的冲击，振振有词地臆造出“颠倒”说，试图维持心理平衡：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随，坐位皆妻上夫下……)，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主人居中，客夹之)，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语言文字皆颠倒其先后，如“伦敦的套儿”则曰“套儿的伦敦”，“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此翻译之所以难也)，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②
刘锡鸿到英国后两个多月(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针对“惑溺”于西洋实学之势，不忘为其抗拒“夷狄之道”、反对“以夷变夏”的立场辩白：“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13]110但自欺毕竟不敌真实的现实。刘锡鸿禁不住表露出对英夷“技之精巧”、“讲求教养”以及民风、政俗的赞许：“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为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两月来，拜客赴会，出门时多，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13]89
三 西潮冲刷下西方形象之变异
社会心态随情势自生渐变，甚而可因时势而陡变。甲午一役，泱泱华夏败于“蕞尔岛夷”。“奇惨大痛”加剧了中国救亡自强的渴望和巨大的危机感。康有为在1898年京师保国会演说中的描述，反映了中国社会特定时代一个危机四伏的民族被侵略、受凌辱、受奴役而极欲抗拒的激愤与焦虑：“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小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4]237
西人在与东方大国的交手中则找到了新的自我定位感觉。英人特别要求在《中英天津条约》中五十一款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映出西人彻底摘去卑贱“夷”帽子的强烈诉求。东西方关系定位的变化以这种奇妙的文字载入条约文本，这在崇尚实务的英人的确非同寻常。此后，中国愈益显露出不堪一击的贫弱腐朽，西人始以轻蔑，傲慢的优胜者姿态看中国，反将中国人不断矮化、丑化。
西方文化视野内中国形象的定位印证的是中国衰败已甚的可悲现实。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痛陈：“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14]202国人游外洋者被鄙夷的情形从以下诉说可知：“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号。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枪轰毙之，含冤如苦，无可告诉。”[15]第一卷，下册，745
列强汹汹入侵，割地、赔款、开埠、传教，激发了衰弱的中国救亡图存的抗争意识。屈辱的境遇和西方列强如豺狼虎豹的形象时时在触动国人的激愤情绪和敌视心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化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对异质文化的严重对抗心理给民族救亡激情增加了更多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色彩。
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义和团揭帖反映出浓烈的积怨难平的民族情绪：“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乾，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义和团在“禁洋、驱洋、灭洋”极端排洋的行动中，“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将“洋鬼子”等同于“鬼”，并以民俗中避邪之法和迷信“驱鬼”来对抗“洋鬼子”[16]。清王朝上下甚至将义和团的“神术”(传统的巫术、气功术与武术)“视若神奇”，笃信用它将扫灭洋人洋教。内阁大学士徐桐宣称：“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④
义和团盲目排外运动的狂乱显露出社会的非理性变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彻底颠覆了华夏的虚骄与自大，国人以自我否定的心态，于灰暗、迷茫、苦痛中开始艰难寻找、重新建构新的自我；以传统文化支撑的民族优越感与文化自信的失落导致华夷观陡然变态逆转。朝野上下争相结交外国人，“时而请外人听戏，时而请外人游园，时而请外人宴会。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⑤社会时尚亦为之一变，由“鄙夷排夷”转而至沉迷于西洋的另一极端：“反物之及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曰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⑥。“十年以前，大约排外之一类人为多”，“至于今日，其底里已毕露，其明效大验，已为人所共知”，“于是排外之习一转而为媚外之极，乃至外人一举一动无不颂为文明，一话一言无不奉为蓍蔡也”[17]。
在这样一种吊诡氛围中，从前妖魔化的西人形象伴随称呼戏剧性递变，“丑类”、“外夷”、“番鬼佬”、“洋鬼子”成了“西人”“洋人”、“洋大人”⑦，从而完成了从“鬼”到人，再到优等人，辜鸿铭曾嘲讽的“前倨后恭”黑色幽默大反转。
四 新思潮造就新偶像
民国初年，新的思想观念浪潮激荡，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变革和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新社会风尚和思想文化引发生活理念“西化”、“洋化”的一股新潮。⑧国人“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18]。“崇洋”、“尊西”风行一时，反映了其时社会的文化心态，“新与西方和旧与中国的认同”[19]66，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西洋”和新的“西洋形象”的复杂感情。西方他者形象的转型或者他者形象的重新建构和话语转变表现的不仅是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而且是文化意识形态和中国民族文化本身在不同层面上的变化。到了近现代，中国对西洋以及西洋文明的观念、新知和整体性认同更进一层表现在了文化观上。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革。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以“坚船利炮”为载体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新式学堂、出洋留学、对西方文化的大量翻译介绍、兴盛活跃的大众传媒以及新旧思潮的激战，无不以激荡澎湃之势冲击着古老的中国大地，启迪着民智，尤其是对西洋文化有比较丰富的感性和理性了解的中国新知识分子和主张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革新派，站在社会进化论的立场上批判封闭守旧狭陋之见，以新的世界观和进化的历史观“透过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并进而到精神文化层面”[20]163，更深入地审视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思考“世界之中国”如何在多元化世界的“国际秩序”中、在经济、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中居于有利竞争地位而不被淘汰。
鲁迅1918年所描述出的“大恐惧”道出了国人普遍的内心焦虑，极具时代特征概括性：“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的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21]第一卷，307要建成新的什么，并未想清楚，也来不及想清楚，先动手破坏旧的似乎成了急切共识。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举起鲜明的反传统旗帜，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陈序经、钱玄同等，为排除中国旧有之伦理道德、为建构以西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为基本精神的近代新文化来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而鼓动、“呐喊”，其中更有激进者提出“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
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论者强烈反对“复古”、“折衷”和“中西融合论”，在他们看来，现代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新世界的新文明”。中国要要摆脱衰弱落后境地，就必须“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22]第142号。陈序经认为：“全盘西化是一种必然趋势”，“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23]106胡适更是坚定不移地主张向西方寻求真理：“今日的第一要务实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24]第四卷,28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钱玄同，针对传统社会守旧的惰性，趋向极端的革新，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他突出地表明了“一心一意走西化之路”的态度：“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 25]新文化运动主流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赞美和认同，明示了他们坚持西化道路的理念。
认知是稀缺和昂贵的。究竟什么才是“形象”背后的真实？也许需要长久的探究，而所见所悟总受制于自我的观念心态。回视近代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康梁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由要不要学习西学到如何学习西学，由“器物”层面的“局部西化”或“术”的“有限西化”以至制度、思想、文化多层次“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的倡言，显露出国人对“他者”价值的判断和调适中的焦躁、矛盾与极端，而与之相伴的是自我价值的失落、疑惑与分裂。就客观实际而言，异质文化及外部思想资源与固有传统无论在对抗与亲和、主动与被动的接触中，都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快或慢的互动砥砺，聚变共享。视野的开阔、信息的丰富、观念和思维的渐进变化，乃是不同发展形态的人类社会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不断获取新生命能量的活力之源。
致谢：在本文构思写作中，蒙涂楠先生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特致谢意。
注释：
①郭嵩焘为马嘉理案而受命出使英国，“通好谢罪”；当时出使夷邦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更何况是向“蛮夷”赔罪，郭的同乡，著名湖南籍大学者王闿运撰了一首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②参阅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35-436页。
③参阅张守常：《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97.(3)。
④参阅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1页。
⑤新民丛报[N].第20号，转引自房德邻著《清王朝的覆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⑥陈作霖：《柄烛里谈》，转引自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⑦民国以后的文献在称呼外国人时，“夷人”等字眼几乎完全不用了，而改称“西方人”、“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洋人”等。
⑧参阅李喜所：《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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