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史论关系(专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专题讨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1-0037-14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在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逐渐出现了这样两种分化的倾向：一种是“学院化”，趋史避论，“学问凸显，思想淡出”；另一种是“宣传化”，停留于一般的理论宣传和政策性解释，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两种趋向共同导致了研究走向疲软，影响力越来越小。如何走出这种困境？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处理好史与论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老话题，但有重新强调的必要。这里着重只就第一种倾向发表自己的几点看法。
应当承认，论从史出是治学的一般通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离开了文本，离开了思想发展，其基本理论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准确地阐释马哲史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在这方面，应当合理地看待解释学问题。不容否认，研究总是离不开对哲学史上不同文本的解读，这就必然存在一个解释的问题。任何研究者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借助于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解读文本，因而在其理解中必然有其主体性的因素在内。而且，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和其哲学的真精神也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需要通过理解和阐发才能揭示出来，这也同样不能离开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此而言，马克思文本研究确实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然而，重视解释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轻视文本思想的客观性。假如文本中根本不存在“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而完全是一堆可以任意界定、任意理解的思想材料，那么，这样的文本研究还有何意义？进而言之，假如马克思哲学根本没有什么本真性的、确定性的东西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是理解中的马克思，那么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还有什么根据？判断真假马克思还有什么标准？因此，过分夸大解释学的作用，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必须强调文本研究的严肃性，既要重视解释学的价值与意义，又不能由此走向极端，加以任意解释。不能正确地理解文本和马哲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由此说来，包括文本研究在内的马哲史的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或限于“史”的研究。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但它毕竟不是研究的全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单纯变为文本和马哲史的“诠释学”，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遑论推进其发展。在这里，马哲史研究的目的一定要明确。何为马哲史研究的目的？就其直接的意义而言，当然是要“回到马克思”，正确理解马克思，真正弄清其思想原意与精神实质，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史”的研究推动“论”的发展，以为现实生活服务。“史”的研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在这方面，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就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马克思在其众多著述中十分重视哲学史的考察，但他从没有囿于纯粹“史”的探讨，而是重在“论”的阐发。例如，其博士论文表面上探讨的是哲学史上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别，实际上阐述的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和自由的思想，其对哲学史上老问题的研究是为论证自由服务的。又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过程中，曾经详细考察了西方近代以来唯物主义从培根之后沿着两条路线(由霍布斯开启的自然唯物主义路线和由洛克、孔狄亚克开启的法国唯物主义路线)的发展。这样的考察也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或要澄清什么哲学事实，而完全是为论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及唯物主义与人的结合服务的。通过这种史的考察，我们何以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心目中唯物主义的形象，看到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著作的其他文本中，这种史与论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史不光是为论服务的，而且史的理解也离不开论的把握。没有对论的深刻领会，对史的理解必然是浮浅的。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著作中的千古绝唱和不朽的传世之作，但如果不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思想和理想追求，就很难读懂《史记》，最多停留于历史的表层，惊叹于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同样，如果没有对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的深刻把握，也很难对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作出透彻的理解和合理的评价，因为版本文献的考证整理以及字面上的解读的作用是有限的。强调论的作用，是否意味着对史的研究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呢？绝非如此。史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与浮躁。服务于某种目的的任意解读，决不是对马哲史的科学态度，毋宁说是一种亵渎。我不是要贬低对马哲史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研究，而是旨在说明研究史的目的与意义，说明论的阐发与发展在史的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不至于将马哲史研究变为纯粹的“诠释学”或“考据学”。
既然马哲史研究不能变为呆板、枯燥的“诠释学”，那么究竟如何“激活”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论”的点击和冲击，以论带史。推进马哲史研究当然要体现史的特点，遵循史的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但是研究不能停留于“宏大叙事”和“客观描述”上，应当突出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通过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曾被忽视、误解以至被遗忘的思想和观点予以新的重视和开掘；另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的许多思想赋有新的当代意义，从而激活文本和马哲史，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例如，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现代性理论、交往理论、价值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这些都是过去马哲史研究很少涉及的，现在通过这些理论的研究，不但弥补了以往马哲史研究的诸多空缺，而且激活了马哲史中原先没有受到重视的许多思想资源，使其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理论财富。也正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使众多国内外学者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予以新的重视。尽管他们所持立场不同，进行分析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敢在这些问题上随意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而完全绕过马克思，以至有些学者明确坦言：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依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重视论在史中的研究地位与作用，实际上拉近了史与我们的距离，使史成为今天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将非常有助于马哲史研究的深化，使之避免停留在重复原著叙述的水平上。
强调论对史的“激活”作用，事实上突出了“问题意识”。近些年来，“问题意识”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贯彻得并不理想，研究的平面化现象较为明显。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理论上的聚焦；没有理论聚焦，就不可能形成对马哲史某些问题的特别关注；而没有新的问题的提出，马哲史研究就只能是不断地重复原有的话题，延续原来的老路，难以产生新意。其实，马哲史同其他哲学史一样，就是一部不断提出问题和对问题加以回答的历史。哲学问题的出现和回答是发展变化的，总是具有时代性，这种发展变化便是哲学史。马哲史就是在提出和回应问题中向前发展的。封闭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就封闭了马哲史。因此，应当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不能将其凝固化。黑格尔曾经批评过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不断端出来，以飨大众”，强调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①，而不能是不断地重复真理。黑格尔的批评和强调，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非常有益。我们的马哲史研究不能只是限于叙述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而是同时要以问题的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激活马哲史的研究，看经典作家在这些问题上是如何理解、如何加以解决的；哪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哪些还尚未解决。这样，马哲史的研究就有了较大的探讨空间。此外还应注意到，在经典作家去世后，理论发展又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是很难在经典文本中找到具体答案的，但是有许多思想资源又确实存在于文本中。这就要求我们通过问题的研究，将文本与马哲史置于当代境域中加以新的考察，以生发出新的理论价值。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再使马哲史成为一种僵化的哲学史，而是成为富有生机活力的哲学史。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加强专题史的研究，对经典作家关于某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论述进行系统考察，从而从不同的“点”上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深化对这些理论的认识，避免那种“通史”式研究的老套路。
强化“问题意识”，说到底是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问题意识不是头脑中随意产生的，也不是少数人突发奇想煽动起来的，而是由现实生活实践唤起的。正是现实生活某些问题与矛盾的凸现，使相关问题的意识日益强化。真正的问题意识总是关于时代发展重要问题的意识，是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意识，而不是故弄玄虚的或虚假的意识。这就必然涉及到理论问题研究与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就实际情况来看，马哲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要研究的问题也非常多，但在特定时期内，哪些问题应当引起特别关注、哪些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都不是由马哲史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实践需要引起的。如上所述，近年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现代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之所以成为研究的重点，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直接涉及目前社会发展实践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正是当代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发展命运以及知识经济等问题日益突出，才使这些理论的研究受到特别关注。也许一些学者对这种研究状况有点困惑不解，甚至觉得走偏了方向，但这恰恰是正常的现象。社会实践的内容变了，面临的问题变了，理论研究的问题自然应随之改变，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哲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今天总不能将这一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吧，要不然，只能是研究上的时代错位。离开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还是“论”，都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根本的不是依靠回到历史、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创新。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梳理原有的马哲史、解释旧的原理，这只是进行研究的一种方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重要的不是面对文本，面对已有的思想发展史，而是应该面对当代、面对现实，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得出新结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创新，不是重复，而是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与时代和实践发展的互动性和适应性。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所谓“源”，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所谓“流”，就是马哲史上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总是在已有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对以往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就没有根据，而且根本谈不上发展与创新，因为发展与创新总是意味着对已有理论的某种突破，就此而言，“史”的研究、考察确实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最终不是产生于“流”而是产生于“源”，即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前人的哲学成就只是促进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与思想酵母，而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才是产生新思想的真正源泉。正是通过对实践所提出的新材料和新问题加以新的概括和总结，才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哲学也由此在原来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在马哲史上，理论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次次创新，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创新者对原有理论作了何种新的解释，而在于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作出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思想与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也莫不如此。因此，正确处理“源”与“流”的关系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会变为黑格尔所说的冷饭一炒再炒。长此以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无法走出被“冷落”的困境。
立足现实，加强史论结合，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生活哲学、群众哲学、实践哲学。这样的本性决定了它区别于哲学史上以往任何其他哲学。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结束了传统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将哲学的基点放到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用实践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和观察问题，从而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以往旧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因而，马克思哲学本质上不同于学院哲学，它不是要刻意创立一种什么哲学体系，而是旨在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改造，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进而达到实现人类解放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目的。当年马克思从学院哲学走出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把它倒回到它所告别的学院哲学去。时下在国内哲学界，用西方的学院哲学作为解释框架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成了“时尚”。这样追求的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只能在圈内自言自语，很少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另一方面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失去了真实的问题，所谈论最热闹的问题大多是“舶来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那种探讨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消解隐退。这样研究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没有多少实践性，又没有多少正统学院哲学的思想性，最后只能是一天天失去吸引力和影响力。所以，重新认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于顺利推进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向，还绕不开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近年来，有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尴尬状况，学术界出现了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提高研究的学术性，一种是主张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当然，主张两者兼容的意见也为数不少)。这两种主张各持其故，但从根本上说来，两者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学术性”。如果把“学术性”看做是向纯粹的学院化哲学看齐，或者是走向新的“诠释学”，那么，这样的“学术性”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路。如果把“学术性”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那么，这样的“学术性”确实应该提高。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准和理论含量，使其真正能够成为当代文明的活的灵魂，引领社会发展。因此，在“学术性”问题上，既要遵循一般学术规范，又要对之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兼容“学术性”与“现实性”，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丰子义(1955—)，男，山西省应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注释：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
——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杨学功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合理处理的问题。与所有二项式关系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本身似乎预设了两种对立的处理方案：或者以“史”为归依，或者以“论”为落脚点。如果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经步入有论无史的误区，那么，当前似乎又出现了一种相反的取向——趋史避论，满足于历史回溯和文本梳理，淡化乃至否弃理论建构和创新的任务。应该承认，无论哪种偏向，都不可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目前的困境和低谷。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自己的基本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所谓“史”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演变的历史过程，即本来意义的马哲史；二是指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哲史的建构，即学者们对前一过程的书写。这里着重讨论后一种意义。所谓“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史学界许多学者都主张“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同时又认为，历史研究要“以古鉴今”、“借古资今”，提倡历史研究要为当下的生活实践服务，为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虽然具体做法上还大有差异，但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研究原则，很少有人公然反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着的，却是“史论分离”、“史论脱节”的弊端，严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现在已经是我国哲学领域里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行。但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并不知道这门学科的名称，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具体地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理解，而是当成一些既成的结论来叙述。这些既成的结论也就是被我们当成“原理”看待的东西，大多是从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移植过来的，虽然经过了中国学者的整理加工、充实和完善，但其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的原理原则并没有脱离“斯大林体系”的窠臼。当我们把这样的体系奉为至尊时，所有具体的“原理”也就在该体系中各就各位了，剩下的工作就是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用来“论证”预先已经被确认的“原理”，从而产生了有的学者所批评的“同质性引用”现象，即非历史地预设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文本之间的虚假同质性，先验地假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一卷到第五十卷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样的真理，都可以从专题式的语录摘编中任意引用，并无视其语境而任意加以发挥①。
但是，教科书体系的合法性并不是天经地义、固定不变的，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和学术研究的进展，这一套既成的“原理”体系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反思哲学理论方面的教训和失误时，人们普遍感到，以前所宣讲的那些被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下的“原理”，有相当一些并不是真正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的。有的完全没有文本依据，有的虽然有文本依据，但在不同经典作家(甚至同一经典作家不同时期)文本中的含义互有差异，甚至互相牴牾。由此而提出的问题必然是：第一，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怎样的？第二，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怎样的？显然，这是两个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问题。两者的区别是它们的重点不同：前者着重强调“返本”，后者着重强调“开新”。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开新”必先“返本”，即必须首先澄清理论是非，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梳理和重读，把那些以前附加到它名下而本来并不属于它的东西“拿掉”，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返本”是为了“开新”，即本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局面、新境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思想理论领域里“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② 这门学科的任务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的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同时提了出来。经过学者们二十多年来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并作为一门课程在高校哲学系中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也在探索中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先后出版了几部新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或专著。这些著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与“斯大林体系”拉开了距离。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应讳言，上述两方面的进展都尚不能令人满意。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在两者的“结合”上狠下功夫。结果，理应为改革传统教科书体系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变成了缺乏时代感和现实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大量文献的冗长的直观叙述，并且这些叙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驾驭史料的概念框架之前(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基本上是按照传统教科书的体系模式来安排的。毫无疑问，这样的“史”，在最低意义上，不可能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历史的真实(即所谓“本来面目”)，而在较高的意义上，又不能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提供什么启示。所以，它并未引起更多人持久的内在兴趣，在热闹一阵之后，很快就成了一个相当冷寂、乏人问津的学科。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则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一些学者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感和现实性(这种强调本身并没有错)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某种“六经注我”式的研究方式，使相关研究变成了随意性极大的主观发挥，失去了应有的文本依据和历史根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上述偏颇所造成的问题，加之苏东剧变等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无论是马哲史研究还是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都陷入了困境和低谷。我认为，走出当前困境和低谷的可能的选择之一，就是把这两者真正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内在机制。
应当指出，任何“论”都不是横空出世的，而必须有“史”的根据和线索。恩格斯说过，真正的哲学理论，应该是“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③。哲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和学说在自身的来龙去脉未能弄清时，是很难被真正理解的。并且，无视一种理论出场的历史语境，我们就有可能把这种理论当成某种现成的或一经形成就不再变化的东西看待，使之变成脱离具体时空环境的超历史的教条④。黑格尔甚至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因为我们有历史。这种富于历史感的思维方式曾经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可是，我们的“原理”研究非常缺乏这种历史感，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奇思异想和高谈阔论，但大多游谈无根。在这种意义上，有的学者反对“用原理反注文本”的做法，即反对那种认定苏东斯大林式教科书体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我们阅读文本的过程只是在不同的经典文本中寻找“原理”和“观点”的焦点式标注。这种反对是完全正当和富有针对性的，它所针对的正是一种“超历史”的抽象研究方式。
问题的另一面是，任何“史”的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即离不开“论”的指导。哲学史的研究当然必须尽可能充分、全面地占有相关的史料，这是起码的条件，但是怎样考订、整理和分析史料，怎样通过浩如烟海的史料把握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则都离不开“论”的范导。否则，“史”的研究在最好的意义上也不过是以“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方式(即黑格尔所批评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从事某种文献整理工作。这里所谓的“论”，就是哲学史家所说的用于指导哲学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简称“哲学史观”。而一定的哲学史观，又总是来源或根据于一定的哲学观，哲学观则依据于某种哲学之“原理”。“原理”代表着一种哲学的最新和最高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是“史”的完成形态。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⑤。这是非常精辟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只有当我们具备了成熟的理论视域，达到当代思维的制高点，才有可能通过来路上的重重曲折，真正看清和揭示出这一学科的内在历史逻辑。
在这方面，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史在大学里是不受重视的一门学科。当时的哲学史著作大多没有超越黑格尔所批评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水平。这些根据史料拼凑起来的哲学史著作，不过是“一大堆在时间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哲学意见的罗列和陈述”，是“僵死的材料的堆积”⑥。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在这些材料丰富、卷帙浩繁的哲学史著作中，“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们所了解的哲学”⑦。他认为，这样的哲学史是“浅薄的哲学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还会成为人们贬低和否定哲学的根据，因为这些著作停留于对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作外在的、表面的描述，把前后相继的哲学思想的更迭看做是互相推翻的关系。这就极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哪一个哲学是真的哲学？究竟有没有真的哲学？而这些哲学史著作只能暗示人们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它们所展示的哲学史仅仅是一个体系埋葬另一个体系，一种思想推翻另一种思想，哲学的战场上“堆满了死人的骨骼”，一部哲学史变成了一个“死人的王国”。黑格尔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确立了哲学史应有的荣誉和尊严。之所以如此，主要不是由于黑格尔比其他的哲学史编纂者更加博学，或者说掌握了比他们更多的原始资料，而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哲学史里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⑧，或者说，在于他的哲学史观包含了能够洞穿哲学史内在线索的理论识见。
重提黑格尔并非无的放矢。当前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研究取向，有的学者在文本研究的名义下，把黑格尔所批评的“客观历史编纂学”方法奉为圭臬，单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生活和活动的历史时期来判断其哲学理论的意义视界，否定其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可能性，试图使马克思变成博物馆里供人们观瞻和凭吊的纪念雕塑像。
这里涉及文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马克思哲学研究要有效地进行，当然必须有文本依据，而且文本依据不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也就不同。因此，是否找准解读的文本，真正读懂其哲学意义，关系重大。但是在这个问题面前，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不能回避的理论难题。第一，在马克思的著述中，除早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和简短的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外，难以找到纯粹的哲学文本，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写过一部以哲学为专门内容或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那么，是否应该打破传统的分科模式，把其他文献如政治经济学文献也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文本依据呢？第二，如何理解马克思文本的真实意义？是从直接性上去理解，还是从根源性上去理解？从直接性上看，文本就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但是，如果只是停留于马克思书写下来的话语，至多只能理解其字面上的含义，而不可能把握其真正的思想意义。马克思的文本创作是为了回答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因此，这些文本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正是来源于它们对问题的回应。换言之，我们只能从马克思的文本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求把握文本思想意义的线索。把马克思的文本封闭起来，只注意其内部一定语境中语词、语句之间的相互关系，割断文本与环境现实之间的联系，不可能揭示其真实意义。第三，更重要的是，任何文本研究得以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研究者必须形成相应的“解释视域”。解释学所凸现的“解释视域”，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当然只能是解释者自己的问题意识，从而必然是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意识，也就是说，是为了回答当代的问题而产生的意识。被这样的“问题意识”所“激活”的文本的意义，正是其当代意义。如果刻意回避或淡化自己的“问题意识”，把“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奉为圭臬，把马克思文本研究变成与“知识考古学”或“精神古生物学”相类似的学问，则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将大打折扣，而且我们也将会变成“马克思知识花园中疲乏的闲人”。
事实上，呼吁重视马克思哲学当代价值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据。“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都有不少议论。无论“告别”马克思的声音叫得多响，冷静的观察者却清晰地发现，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我们正在日益步入马克思所建构的话语世界。马克思的身影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而他的学说的意义世界离我们却越来越近。这也是今天“重读马克思”之所以变成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的原因所在。从解释学视角看，任何理论和学说的意义都不是孤立、静止地存在于文本中，而是还存在于后继者对它的阐释中。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是未完成的，解释敞开了文本意义通向未来的道路。正是通过解释的不断更新，从文本“原有”的意义中不断开掘出其“应有”的意义，一种学说的真正价值才能发扬光大。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人轻视的原因之一，是说它缺乏学术性。文本研究的倡导者意在弥补这一缺陷，也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尊敬的成果。然而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前面临的更大困境，是研究者在剧烈变化的时代面前失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失去了亲切的现场感，失去了对于当代生活活生生的解释力，从而也失去了对于公众的吸引力。这种种缺失，才是这种研究之所以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造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架构，着眼于“论”的建树和创新，才是真正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走“趋史避论”之路，固然可以在一部分学院知识人中赢得尊重，但最终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活力在当代语境中黯然消褪。
[杨学功(1963—)，男，四川省简阳市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注释：
①参见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载《学术月刊》，2005(10)。
②顺便说一下，即使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开展起来的，并且是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马克思本人坚决反对这种“超历史”地抽象研究问题的方式。例如，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就谴责过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他的“侮辱”。因为在他看来，“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⑥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
——从《剩余价值学说史》① 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聂锦芳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检视马克思不同文本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一直是把对某一问题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和评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这种研究和著述方式在他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或者马克思只是偶尔为之，那是不值得特别关注的，然而我们通过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包括与恩格斯)的著述方式对照，看到唯有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密切结合上最具自觉意识，而且是贯彻一致的。马克思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致思和写作方式？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认为，这涉及“历史阐释学”的根本问题。对此，本文不拟抽象笼统地言说，谨结合《剩余价值学说史》之于《资本论》前三卷的意义来进行分析。
第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提供了把理论史与理论紧密结合起来的典范。
众所周知，在《资本论》四卷结构中，前三卷被称为“理论部分”，第四卷则被视为“理论部分”的“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然而就写作的具体情况看，《剩余价值学说史》并不是单独写作的，而是与《资本论》的其他内容同收在篇幅巨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写作的这部手稿，保存了23个笔记本，约200个印张，马克思给它们标上了通贯全稿的页码：1—1472页。这部手稿或多或少触及了《资本论》前三卷的所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多不是按照后来定稿的顺序写出的。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理论阐释到什么地方，理论史的梳理也紧随到什么地方。例如，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此前马克思设想包括(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和(3)《相对剩余价值》，后来他决定增设(4)《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1862年3月，马克思在写作(3)《相对剩余价值》的(c)《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时，中断了(3)的写作，把第Ⅴ个笔记本的第211—219页留下空白不写，开始在第Ⅵ个笔记本上写剩余价值学说史，一直到第XV个笔记本，专门进行这一工作，写作时间持续到11月。从保存下来的手稿看，这10个笔记本的封面上都写着标题(5)《剩余价值理论》内容目录②，分为(a)、(b)、(c)……(o)共14部分(其中缺j)，外加一个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这样，继(4)《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之后，就是(5)《剩余价值学说史》。其中，(1)到(4)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理论部分，阐述剩余价值理论；(5)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理论史附论，阐述剩余价值理论史。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原先考虑中，《剩余价值学说史》也不是单独成册的。1862年末至1863年初，《资本论》的结构原先只有三册，马克思当时把理论史部分分散安插在这三册之中。例如，1863年1月提出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九章结构计划中，第八章《剩余价值理论》和第九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就是理论史附论。1863年1月提出的《资本和利润》十二章结构计划中，第三章《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第五章《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第七章《利润理论》、第十一章《庸俗政治经济学》等，都是理论史附论。后来，马克思还打算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间10个笔记本的各个部分，分别插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和利润》等相应地方。例如，把中间10个笔记本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史、地租理论史、利润理论史，分别附在《资本论》第一册和第三册的剩余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利润理论之后。1863年5月，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Ⅹ、Ⅻ个笔记本里，马克思写了《历史方面：配第》，对配第关于价值、工资、地租、土地价格、利息等方面的观点作了考察。
1863年7月，马克思结束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开始了《资本论》的编辑和继续写作的时期。对理论问题盘根错节的逻辑顺序的反复斟酌，对思想叙述的集中性和文稿篇幅的平衡问题等等的考虑，使马克思后来逐步有了把理论史部分从《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中分离出来的想法。1866年10月31日，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③
通过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始写作状况的这一简单梳理，我们看到，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创作来说，理论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廓清和解决理论难题的前提条件，也是叙述过程的必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后来被编为单独一卷。人们却重视前三卷而鲜有研究者着意这一部分。即使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涉足其间，也总是将它与前三卷分开来解读和研究，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它与前三卷的内在联系④，从而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意义无法得到彰显。
第二，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中，理论史的梳理为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
剩余价值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不同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对它的起源、表现、本质和变动的规律作了探究。马克思对此是不认同的，所以，《资本论》所完成的理论建构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超越，但它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问题域中各个突破，进而实现整体超越。这样说来，在理论所关涉的每个问题上辨析毫芒，甄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始意旨、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推进又怎样蹈入误区，就成为进行新的思想创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连缀起来进行叙述和评论，又会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连贯而完整的图景。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置于这一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更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来看《剩余价值学说史》是如何阐述理论史问题，为理论建构廓清思想前提的。
剩余价值现象早就存在，但探讨它的起源究竟该从哪里着手，这是马克思当时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他把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重农学派，先用不多的篇幅对作为这一学派先导的詹姆士·斯图亚特的学说进行了评述。由于斯图亚特区分了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确认来自让渡的利润并非财富的绝对增加，从而为从生产领域探讨价值增值的源泉留下了余地。之后，马克思着重研究了重农学派，指出其贡献在于把剩余价值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从而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指出其局限性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以及他们对剩余价值起源仍持有二元论观点。打破重农主义的局限，确认一般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收入的关系，探索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限等等，这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历史功绩。在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形成为一个大体完整的体系。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详尽分析了斯密的观点，评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围绕斯密的观点展开的激烈争论。最后，马克思又回到了重农主义，专门评述了魁奈的《经济表》，认为魁奈在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问题的分析上胜过斯密，因此对其《经济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与对剩余价值起源的探讨相区别，作为其特殊表现的地租、利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价值和生产价格问题该如何解释，是马克思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详尽评述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评述李嘉图以前，马克思先用很大篇幅研究了洛贝尔图斯的地租论。洛贝尔图斯于1851年提出绝对地租论，但没有成功，因为他把价值与生产价格等同，把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等同。接着，马克思扼要回顾了到李嘉图为止的级差地租理论发展史，确认安德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同时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安德森观点的剽窃和歪曲、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地租论的误解。这一历史性回顾，为确定李嘉图在级差地租理论上的地位准备了条件。为了正确理解李嘉图的地租论，马克思还详细研究了他的价值论。马克思在肯定其价值论的伟大功绩在于始终一贯地坚持劳动决定价值原理的同时，指出它的重大缺陷仍在于把价值与生产价格等同，把剩余价值与利润等同。在说明了上述一切以后，马克思用了三章篇幅评论李嘉图的地租论，然后转而考察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注意到，李嘉图并没有使用过剩余价值这一范畴，但当他撇开不变资本来研究利润时，实际上把利润看作只是可变资本的产物，即看作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将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而将地租(级差地租)视为利润的派生形式，虽然这比起斯密把利润与地租并列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但他毕竟没有再撇开利润这一特殊形式，作出更高程度从而更为深刻的概括，即提出剩余价值范畴。最后，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积累理论，指出李嘉图(和斯密)在分析再生产时，忽视了不变资本的存在，这是他们在再生产和危机理论上的错误的根源。这样，马克思就完成了对李嘉图理论体系各个方面的深入的分析批判。
马克思把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批判，进一步扩展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衰落原由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的反省。马克思考察了19世纪上半叶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对待李嘉图理论体系)的三种不同思潮：第一种是李嘉图学说的公开反对者和批判者，例如马尔萨斯和贝利的学说；第二种是以李嘉图学说维护者姿态出现的经济学家例如詹姆士·穆勒、昆西和麦克库洛赫的学说，第三种是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这三种倾向无一例外地都对李嘉图学说(以及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体起了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学说体系解体的外部条件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尖锐化以及论敌的攻击；而其内部条件则在于李嘉图(包括斯密)的学说体系有着致命的矛盾。之后，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终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诸如拉姆赛、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等人的思想。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比前人更接近于理解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本质，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含义及作用，甚至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形式。《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末尾是一个篇幅很大的附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了庸俗政治经济学产生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指明了它与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还附带批判了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附录实际上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个扼要总结。
可以说，这种理论史的梳理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锤炼过程。
第三，《剩余价值学说史》提供了以理论问题统摄理论史的方向、线索和逻辑的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并不是按严格的编年史顺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论问题，选取思想史材料，进而作出分析的。马克思所作的考察，无论是对学派演变还是对理论发展的梳理，事实上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发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史。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某个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上作过哪些贡献、处于何种地位。因此，他对材料的安排和叙述总是围绕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来进行，按各个人的理论(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来安排的(例如对魁奈《经济表》的评述，就放在论述斯密之后)。
在马克思那里，理论问题既确定了理论史所关涉的大致轮廓和方向，也规约着思想发展的进程与线索。支撑着整个《剩余价值学说史》叙述结构的是一个“总的评论”，即“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⑤。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探究应当在阐述了纯粹形式的剩余价值以后，才能上升到它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利润和地租等，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其中最优秀的代表者在内，都始终没有抽象出“剩余价值”这个最普遍的范畴。因此，马克思不得不从他们所探讨的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入手，分析其中所包括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因素，从而说明，如果仅仅就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就它的纯粹形式(即作为特殊的经济范畴)来考察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理解剩余价值的实质。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非常注意进行历史的比较和对照。他既把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照，又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尤其是庸俗经济学家与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加以比较，从而鲜明地揭示出剩余价值学说史上的是非曲直和发展变化。
最后，马克思通过理论统摄下的对理论史的清理，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也促进了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他在这份手稿中所进行的“历史的评论”，是想表明：“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⑥ 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大大有助于马克思进一步创立和发展其经济理论的各个部分。比如，马克思批判斯密的学说而发展了自己的再生产理论；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的争论同时，论述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在批判地考察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同时，深入地研究了绝对地租问题。除此之外，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比在《资本论》前三卷中更深刻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关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经济危机理论、商品的市场价值理论，等等。
这样，理论史的清理与理论本身的建构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使《资本论》的叙述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准。
第四，我们应当关注马克思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所蕴涵的“历史阐释学”价值。
必须强调的是，像《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样，为了配合《资本论》的原创性理论建构而进行理论史梳理、把理论与理论史密切结合的做法，几乎成为马克思理论生涯中自觉而一贯的研究方式和著述方式。例如，马克思为了论述自我意识哲学和自由的价值，从比较哲学的意义上研究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别，写了七本《关于古希腊晚期哲学的笔记》；为了厘清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求解“历史之谜”和“社会之谜”，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马克思研究了法、德、英、美以及瑞典等国别史、政治思想史，写下二百五十多页、关涉近二十四本论著和其他文章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为了撰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述，先后研读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和历史著作，留下著名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为了检验中年期由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的研究而概括出来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模式的普适性，晚年马克思研究了俄国、印度以及欧洲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等等。不仅如此，就是在那些根据现实需要而写下的时事评论中，马克思也自觉地把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与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论犹太人问题》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关系的甄别；《神圣家族》对法国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和青年黑格尔运动始末的分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相隔近五十年的“拿破仑政变”与“波拿巴事件”的比较；围绕这两个事件而展开的对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的政变看社会革命》的评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为“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而对英国和俄国外交关系史的批注；等等。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理解。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而，一些研究者根据一般唯物主义而不是按照马克思“现代唯物主义”原则进行阐释，把“历史”简单化为一种可以自动呈现的“社会存在”，又认为“社会意识”的内容全部来自这种“社会存在”，并且认为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解释把人们的意识(精神、观念)领域的独特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如果一切意识(精神、观念)只是一种对外在的异质性存在的反映，那么怎么能解释人类所创作的那些浩瀚的思想与艺术作品所构筑的独特的审美空间和智慧高峰？又如何能到位地勾勒和透视人类复杂的思想史、观念史、心灵嬗变史？研读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发现他真正完成了的、成型的作品远远少于未完成的著述，而绝大多数是笔记、手稿以及计划写作的著述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稿。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文稿反复斟酌、再三修改？很大程度上，他更多考虑到的是理论如何表达和思想怎样阐释的问题，关注的是：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出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而所有这些，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20世纪的历史哲学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诸如此类的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领域，从而大大超越了19世纪的思维。马克思则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了当代“历史阐释学”的这些问题，并且在其阐释中蕴涵了大量有价值的创见，值得并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究、挖掘和提炼。
[聂锦芳(1966—)，男，山西省寿阳县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注释：
①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也就没有给这部书提供明确的名称，只是在给别人的信中，称其为《资本论》的“历史部分”、“历史文献部分”或“理论史”部分；恩格斯则称其为“《资本论》第四卷”。考茨基最初将马克思手稿整理出来时，将其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重新编辑出版该书时，则将其更名为《剩余价值理论》。我认为，考茨基的命名是比较妥当的。
②参见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5—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④诸如В.С .Выгодский的Mecto" теорий прибавоч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наследи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Иэдательсво" Знание" ,1957)、图舒诺夫(Тушунов,А.В.)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的地位》(人民出版社，1982)，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本论》研究组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释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张赞洞和李善明合著的《〈剩余价值理论〉概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996)都是如此。真正把《剩余价值学说史》还原为《资本论》三卷有机组成部分原貌的，是力图“按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的“历史考证版”(即Marx-Engels Gesmtausgabe)。在其第二版第二部分中，《剩余价值学说史》不是作为单独著作，而是作为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收入第三卷。参见Karl Marx,Frl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Ⅲ/2—4.Berlin:Dietz verlag,1977—1979。
⑤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
——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仰海峰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谈到史论关系，或者说思想与历史文献的关系，我就想到克罗齐关于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命题，即“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一命题下，克罗齐对思想与文献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他的这些分析，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在克罗齐那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具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①。当代史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历史学家必须有凭证，但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过去”形成的历史，如果真的是历史，就必定具有一种意义，而不是空洞的回声。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而且正是凭着这种兴趣，并按照我们的心灵去面对过去的历史事实时，这种历史才会对我们呈现出来。“在历史进程中所保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② 正是这两种意义上，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历史的范围以内，限制在我们的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容易看出，这种历史和最亲历的及最当代的历史是完全等同的”③。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历史和当下生活是内在统一的关系，正是这种联系，才能保证历史作为历史而活着，而生活给历史提供着活的凭证，没有这种活的凭证，历史就变成了一些例子，就是一些空洞的叙述。
立足于这一理解，克罗齐对历史研究中的历史文献与思想之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克罗齐区分了编年史和真历史。在他看来，编年史指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的材料的编排和堆集，而真历史则是活生生的历史。真正的历史是活的编年史，而编年史则是死的历史。当历史不再体现为一种思想时，历史就成了编年史。
在历史学家的思考中，文献构成了基础，这种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叙述，即过去的历史学家所记载的史实；一种是凭证，指书信、档案、考古发掘的材料等。当叙述经受了历史学家的批判审查转化为凭证之后，历史才能被建构起来。但克罗齐认为，如果停留在这两个层面，我们还是处于编年史的水平。真历史不同于编年史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要以凭证为基础，更要以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兴趣为激活的契机，特别是历史学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应当深入到他的生活现实及所要探索的历史世界之中。他认为，如果只从没有思想的叙述与凭证出发，这样只是假定了历史事实。没有哲学思维的人是写不出真正的历史的：“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就是说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处在这种地位，它们就不是和历史对立的，也不是和综合对立的，如同泉水和携桶汲水的人相对立一样，它们就是历史本身的部分，它们就在综合之中，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④ 因此，真正的历史文献并不是摆在某处的东西，而是与当下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文献。如果历史文献不能被思想批判地激活，那么文献就只是躺在墓穴中的死东西，都在等待着再生的机会。正是被新的生活光辉所照射，凭证和叙述才能真正地再生。“大量收集凭证和叙述并将其放在自己跟前的就是再生的本身，没有它们，凭证和叙述就会是散漫无章的和不起作用的。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忘掉历史的一种面貌而记住其另一面貌，那只是精神生活的节奏表现。”⑤ 文献只有当其进入到精神的再创造过程中时，才具有意义。正是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克罗齐完成了对欧洲历史的重新理解，并从意大利本土的历史经验出发，提升出“伦理政治史”的概念，以通过一种道德的建构，为意大利的发展提供文化动力⑥。
克罗齐讨论的对象是历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思想与文献的关系，总是随着历史语境和思想语境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处理方式：面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的式微，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从经济决定论引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的思路，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根据；当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仍然稳定发展时，卢卡奇检讨了这种决定论的思路，强调阶级意识的主体作用的论证，也可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根据；而当伯恩施坦强调组织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历史变化，以此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时，也同样可以求助于马克思的著作。传统教科书的思路可以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一定的表达，而实践唯物主义的思路也可以在经典文本中求得有利的证明。在这些论争过程中，总会有一方指责另一方对马克思文本理解的不充分和不全面，而新文献的发现，又总会给各自的思路增添新的文本依据。可见，同样的文献在不同的阅读者那里总会呈现为不同的样式，激发出不同的思路。正如我们不能完全回到童年的语境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回到马克思的语境，并在这种语境中看待马克思的文献。学术研究在面对历史文献时，总是透过语境来理解文献。这种“透过”的力量，说到底来自学者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谈的问题也是我们要谈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当下的语境中回到马克思的语境、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总是在当代的语境中激活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文本。
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布局来看，思想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处理方式：第一类是以MAGA编委会为代表的文献确证与考据研究，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都以原初的方式展示出来，以此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客观的、丰富的文献资源；第二类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富有生命力的阐释，这既是对经典文献的解释，又蕴涵着对历史变迁和思想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是在这样的张力中展开的；第三类是吸收了马克思思想的某些精华，并将之转化为思想建构的核心，以此展开跨学科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我们不能直接看到马克思的原话，但能看到马克思的“影子”。正是这些不同的研究类型，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图景。
强调文献的当代激活，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当克罗齐强调真历史的活生生特征时，并没有否定叙述与凭证的基础性作用，对我们而言，这也就是需要回到阅读马克思的语境。马克思著作作为历史文献，构成了现代阅读的基础。随着马克思文本的不断发现以及对传统文献的不断更正和重新编排，如何将这些文本作为历史叙述和凭证而确证下来，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MAGA编委会的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此。但这种客观的文献确证工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如何对这些文献进行阅读，构成了问题的另一面。在这种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并不是现成在手的东西，而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这种激活总是与当下的历史情境及思想语境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MAGA编委会成员、英国学者卡佛(Terrell Carver)在谈到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时指出：苏东解体使我们更为有利地重新估价马克思、重新阅读马克思，但阅读总是在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中进行的，今天的阅读是在后工业与后现代的语境中进行的。面对已经转变了历史情境和思想语境，他将这种重新阅读概括为三个层面：(1)在这种转变中，马克思的何种思想被重新阅读。卡佛认为，必须在后现代语境中阅读马克思批判现代民主和现代经济生活的著作，因为这是历史情境变化的要求。(2)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以何种方式来阅读马克思。卡佛认为，伽达默尔以及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已经改变了马克思文献的传统阅读方式，我们已经无法绕开这样的语境去理解马克思的文献。(3)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马克思。卡佛想通过重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来介入对当下世界的思考⑦，也就是说，当下的历史与思想语境构成了卡佛的阅读空间。这是一种边界之内的循环：一边是不断丰富的历史文献的确证，一边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及思想资源。学术研究的主体总是生活在这两条界线之内，总是在当下的语境中激活着历史文献，又通过新的历史文献的确证来反省自己的研究思路。
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是对现代资本逻辑的批判。只要这个时代仍然是资本逻辑支配着生活，马克思的言说就仍然具有时代的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需将马克思的话复述一遍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哲学何以面对当下？而要真实地回应这一点，我们必须能较为清晰地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经过何种中介，能够逻辑性地延伸到当代的历史与思想语境中。这不仅需要对马克思的文献进行新的确证，更需要对自马克思以来的历史与思想加以历史形态学的界划，厘清不同的历史时代与特定时代思想家言说的历史性特征，从中确定思想与历史的内在关联。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运用马克思自己面对历史与文献时的方法：即从政治、经济与哲学的内在关系中，实现历史文献与现代语境的沟通。在我看来，如果说MAGA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基础性工作，那么，如何在当下语境中真正激活马克思的文献，将是另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这要求研究者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而在现代学术分工的情况下，这项工作一开始就注定了其高难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如果不能穿透这些障碍，马克思的思想就会永远地只是成为一种历史文献。
[仰海峰(1969—)，男，安徽省潜山县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注释：
①②③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6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④⑤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1、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⑥See Croce B.,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New York,1963.
⑦Terrell Carver,The Postmodern Marx," introduction:Reassessing Marx"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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