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国有化与俄国休克疗法的对比——读吴江《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一文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瑞典论文,法国论文,休克论文,一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江教授在《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中，以瑞 典社会党与前苏联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对比，提出了欧洲社会主义两种模式“都有其 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及其关系，是一个应当慎重考虑和仔细研究 的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听到读者朋友的高见”。
读了他的文章，我想从更广的范围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从欧洲社会党积极推行“国 有化”运动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方面进行考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各国出现 了“国有化”运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国社会党的推动，国有化进一步发展，在经 济恢复中取得很大成绩。同样，在1929年前后，前苏联通过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 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使俄国从资本主义最落后的国家，成为能与 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带动东欧一批国家走向了社会主义。但是到了80年代至 90年代，东欧和前苏联放弃社会主义，采用“休克疗法”，在10年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发 展，至今还处在经济整合过程中。欧洲有些国家的国有经济已经在GDP中占30～40%。一 方面是西欧各国不断加强经济政治的联合，甚至出现了统一货币——欧元；另一方面东 欧国家却不断出现分裂，甚至演化出南联盟内部的战争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纵观这些 情况，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研究欧洲社会党和东欧，特别是前苏联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特 点。
(一)欧洲社会党纲领和国有化运动
吴江同志已经详细地分析了瑞典社会党的纲领和瑞典社会主义的情况，我们如果从更 广泛的范围看一看欧洲的欧洲社会党纲领和国有化运动，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
吴江同志的文章提出：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大致可看作是一种代表性 倾向，这个宣言说：“不管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 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 ，他们都是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与世 界和平的制度。”这里没有写明奋斗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党 国际成立宣言》曾是肯定这一目标的，并说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占有 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 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所以，总的方面是 不是可以说，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或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一样)是在寻找 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呢?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 逐渐培育社会主义新因素，以便渐进式地(由量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 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
我认为，吴江同志的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29年到现在的欧 洲国有化运动中进行考察。
欧洲历史悠久，家族财富集中，同时欧洲近代又有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左翼势力强 大，社会公平的观念深入人心，公众希望国家代表他们的利益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公 平利用和分配。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前，欧洲绝大多数企业是私人企业，1929年 经济危机，一些私人银行和企业大批倒闭，无法继续经营，使国家直接介入，形成了强 大国有资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控股公司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中起了很大作用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欧洲人的公平观与美国人不同，美国强调机会平等，公平竞 争，谁在竞争中取胜谁就发财。欧洲人却认为只有机会平等还不够，还要有起点公平与 公平分配，使弱者在竞争中也有机会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与美国有不同的模式 。
在欧洲的一些大型股份公司中，既有国有股，也有个人股，甚至形成国有控股公司， 例如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意大利的伊利公司和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在大众汽车公司 中，国家股占20%，下萨克森州地方政府占20%，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作为州长担任 大众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说国有资产占大众公司的40%。从法律的意义上看，国有资产 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它是不能量化给个人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加 入股份制公司。另外加入股份公司的还有公开募集的个人股。所以欧洲有很多股份公司 是国有资产控股公司，除此之外还有个人股东形成的非国有控股的公司。欧洲国有控股 公司在国民经济的GDP中占30～40%。在美国国有控股公司很少。欧美的这种差别是与历 史文化有密切联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有控股公司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国有控股公司也出现了效率不高的问题，这是由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一 定程度上的政企不分造成的。例如，德国经济学家对大众公司的前途担忧，因为德国的 工资比较高，企业成本也比较高，有人提出大众公司可以迁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 但是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不同意，因为这要影响到德国，特别是下萨克森州的就业问 题。因此如何做到政企分开，也是欧洲国有控股公司遇到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一直存在着两种价值观念。77岁高龄的罗纳德·P.多尔(Ronald Philip Dore)教授 的著作《股票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日德模式与英美模式》 一书用经济制度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英美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 日德模式(或称莱茵模式)。尽管多尔在书中也指出日德模式中日本与德国的差别，但是 他把日本归于德国模式终归是不恰当的，确切地说，应当是德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戴高乐为了促进法国经济的现代化，维护其大国的独立地位，推行了政府指导性计 划和国有化运动，经济增长比20世纪前半期加快了2～3倍，明显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 。英国也曾出现过国有化运动，但是从传统上它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其国有化运动并 不坚决，撒切尔夫人上台前后，英国推行“私有化”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 经济的发展明显地超过了英国。
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密特朗总统领导的社会党政府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高潮 。统计数据表明：1982年，法国推行国有化涉及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之外，还包括电子 、原子能等新兴工业部门，以及纺织、造纸、建材等制造行业，甚至深入到航空工程、 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1982年，法国国有企业在钢铁行业的比重 为80%，航空运输行业为87%；在邮政、电讯、铁路运输、烟草以及煤气生产方面，国有 企业的控制程度甚至高达100%；在基础化学、人造纤维、有色金属等行业，国有企业的 比重也超过了50%。(注：杨斌：《普京打击金融寡头的原因和给予中国改革的警示》， 载《天涯之声》网站。)众所周知的阿里亚娜卫星公司就是欧洲最著名的国有控股公司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会出现“国有化”运动呢?因为，欧洲大陆各国的文 化传统不同于英美，价值观念更是强调维护社会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强调社 会主义，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强调“公平”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正 因为如此，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说：“不管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 启示，或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 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这个宣言的精神可以看作是共产党与 社会党形成统一战线的基础，在最近的法国选举中，共产党、社会党和民主力量联合制 止右翼势力上台，更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法国推行国有化的政策，是因为历史上推行国有化成效显著。法国的独树一帜促使欧 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典等也围绕究竟是坚持社会改良还是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展 开了激烈斗争。实际上，在欧洲各国的选举活动中，社会党与其他政党的激烈竞争从一 定意义上说正是国有化运动与私有化运动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反映到社会党内部。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独立运动引起了英美、特别是美国的不满。美英右翼倡导的新自由 主义思潮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遇到了明显阻力，美国出于深远的国际政治需要，暗中向 法国施加了强大压力，例如，减少对法国的直接投资，策动法国私人资本和右翼势力制 造舆论攻击法国社会党，鼓励私人资本外逃，这一系列活动终于在80年代后半期使右翼 政府上台，改变了社会党政策，转向私有化。90年代初，社会党人罗卡尔接任法国总理 ，中止了前任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而后来右翼上台再次推行私有化，朱佩总理曾因推行 私有化政策，大规模解雇工人和削减福利，激起了社会反对和全国性大罢工，被迫下台 ，由社会党人若斯潘接任。
欧洲一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 满，使左翼社会党势力再次占了上风。欧洲左、中、右翼政府开展的激烈斗争，一直围 绕是推行还是中止私有化运动、是坚持社会改良还是回到自由放任而进行的，充分说明 政治斗争背后是两种经济模式的斗争，也显示了西欧一些国家并不接受科斯那种绝对私 有化的“产权”定律。最近法国再次爆发了反私有化的工人运动。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现象：推行私有化的英国，其铁路在七年中每年的出一次大事故，人们在问：私有化是 万能的吗?
(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急剧私有化的教训
“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引入经济领 域。当时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12%，民 不聊生，政局动荡。萨克斯临危受聘，向该国献出锦囊妙计：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 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入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 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增 长2.1%，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萨克斯的反危机措施大获成功，“休克疗法”也名扬 世界。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它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领土，1.5亿人口，继 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一方面是丰厚的遗产，另一方面又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 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1200亿美元外债。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没起什么作用，应该大刀阔斧，进 行深刻变革。这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编制了一套激进的 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 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从1992年1月2日起，俄罗斯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 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 物价放开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 ，但是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上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 ，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串通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市场秩序乱成 一锅粥。(注：《俄罗斯经济改革：休克疗法曾让俄付出惨重代价》，载《中国青年报 》2002年6月29日。)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10年前，大多数俄罗斯人学会的第一个 商务英语单词是：证券。1992年10月1日，这种漂亮的纸张开始发行，标志着苏联解体 一年后的俄罗斯颇具争议性的私有化计划的开始。那时，在总统叶利钦的指示下，1/3 的国家资产分发到人民手中。每张证券大约价值1万卢布，相当于32美元。几乎没有人 预料到自己希望靠证券发一笔财的梦会在短短的两年内破灭，只有少数精明的人聚敛了 财富。现在只要一听到阿纳托利·丘拜斯的名字，很多人要么一脸痛苦状，要么恨恨地 诅咒，因为他就是“人民私有化”的缔造者。
当时，叶戈尔·盖达尔担任总理，丘拜斯担任第一副总理。盖达尔政府估计俄罗斯工 业和企业大约价值4万亿苏联卢布(约1亿美元)。于是，1.5万亿卢布、约37%的资产分发 到1.5亿特定民众手里，他们可以把自己手中的证券交给投资基金管理或在私有化拍卖 中交换为某个特定公司的股份。
大多数证券持有者后来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工厂和工作场所被寡廉鲜耻的新业主一点一 点地淘空，现在仍有很多人把金融寡头的滋生归咎于阿纳托利·丘拜斯和叶戈尔·盖达 尔实行的私有化政策，因为在随后的几年内，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每况愈下。(注： 《俄私有化证券发行十年获益者寥寥》，载《参考消息》2002年10月2日。)
1992年10月，私有化正式启动，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无偿私有化成了 天方夜谭。此计不成，又生一计，即低价卖国有企业，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 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 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企业经营秩序的混乱，征收高额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的负 担，结果是生产萎缩和税源枯竭，而且80%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1997年俄罗 斯的财政税收不足预算的一半，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拖欠了巨额的工资、养老 金和福利费用。政府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兑现叶利钦1996年总统选举时许下 的承诺，避免因拖欠工资出现社会动荡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举借高利息外债勉强度日 。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举借外债日趋困难，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长，偿 还债务支出已占全部财政预算的30%。甚至俄政府将国债实际利息提高到150%、国际货 币基金提供了二百多亿美元贷款之后，外国投资者也不愿购买，反而纷纷抛售，最终成 为一场国际金融风暴的发源地。俄罗斯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几乎没有投资 建立一家新的工厂企业，资金不是外流就是进入金融泡沫投机领域，生产不断萎缩而股 市却出现虚假繁荣，1998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急 剧上升到80%，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纷纷破产。(注：杨斌：《普京打击金融寡头 的原因和给予中国改革的警示》，载《天涯之声》网站。)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指出，那 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 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 个私有化程度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 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 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 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 ’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 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俄罗斯在1995年后实行的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 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 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 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 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 ，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后曾经以“反腐 败”为号召，但现在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到他的家族以及几乎所有政府高 官，他们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账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 ”称呼俄罗斯。(注：杨斌：《普京打击金融寡头的原因和给予中国改革的警示》，载 《天涯之声》网站。)
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
第一，“俄罗斯把国有财产总值的1/3，即1.5万亿卢布进行证券化的分配，人口是1.5
亿，于是俄罗斯人每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这是是 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看起来好像非常公平，人人有一份，谁也不多，谁也不少。这实 际是用小农经济的眼光来看待财产。于是像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兼并一样，大批企业迅 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官商结合的特权阶层的暴发户，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 盾。普京上台以后，通过古辛斯基案件给这些把国家政治和财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暴发 户们敲响了警钟，并通过解职和通缉部分政府官员向国内的腐败势力和黑社会势力发起 了进攻。
第二，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结果欲速不达 ，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自己国情的特点。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 斯，不仅药不对症，而且引起了大吐血。玻利维亚原来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少，经 济总量也不大，最主要的是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有西方大国帮衬，靠市场机制来修 理通胀容易取得成功。这些条件，俄罗斯并不具备，却偏要一步到位，政府来个大撒把 ，大搞市场自发调节，却忽视了“自发私有化”在西方也是一个贬义词。1992年12月，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宣告失败，盖达尔政府也因此解散。
第三，盲目崇拜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某些人为了政治目的，拿经济当实验品 。就连丘拜斯也在10年后承认，发行证券的初衷是为了在政治而不是经济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并迫使共产党退出舞台。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俄罗斯分析家对私有化过程 的评价颇为刺耳。俄罗斯科学院的列昂尼德·韦廖夫金说，政府错误地认为财产的分发 比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更重要。(注：《俄私有化证券发行十年获 益者寥寥》，载《参考消息》2002年10月2日。)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说：一个好的政策大概应该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完 整性，第二个是协调性，第三个是妥协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改革的时候，所遇到 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时只有休克而没有疗法，太重视私有化而没有重视对国有企业管 理的改革。当时在波兰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支持，他们主 张尽快地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但在出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压力越大，出 售速度就会越快；出售速度越快，就会越便宜；购买者就会出价更低。这样就有一个问 题：谁有权力决定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出售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俄罗斯，当时俄罗斯 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这个成本在于当时很快的出售， 而且在出售之前、私有化之前并没有清理公司的管理，而他们公司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
中国目前是一种混合经济。国有部门在经济总体的比重持续下降。当然，中国也可以 从波兰、俄罗斯出售国有资产中得到教训。在出售过程中，必须使国有资产通过出售获 得利润，出售必须要交税。而东欧国家对利润或者国有企业的关注不多。(注：《中国 离市场经济还有多远?》，载《商务周刊》杂志2002年10月14日。)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的下面这段话是十分深刻的：“波兰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得 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尽快地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 在东欧，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变卖或者毁坏国有资产用于使他 们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仍然有必要存在，完 全脱离“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从实践的效果看，“尽快地卖掉国有资产， 卖得越干净越好”，只能是越卖得快价钱越低，把广大劳动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 在短期出卖，重创了国民经济。
第四，俄罗斯政府积极地实施“休克疗法”，除了想急于求成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 了博得“友邦”欢心，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一些好处。但原来答应提供援助的国家此刻 却袖手旁观，24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迟迟不到位，60亿美元的稳定卢布基金更是遥遥 无期。一些主张快速“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是在讨好西方一些经济学派，而一些实用主 义者希望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西方人真的希望一 个强大的俄罗斯迅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吗?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西方也未必要给自己 树立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中，美日贸易战、美国与欧盟国家的 贸易磨擦时有发生，更何况对前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西方怎么会大发善心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某些人一方面推荐错误药方造成腐败泛滥，一方面利用腐 败丑闻制造俄罗斯政局动荡，还将其作为要胁控制俄官员的手段。近年来，西方媒体大 肆宣扬的俄罗斯洗钱丑闻就是这个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专家弗利兹曾在美国《 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透露，早在1992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有证据表明俄 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 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们的上级官员却如此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 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第五，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神话在俄罗斯付诸实践已有近10个年头了，不仅没有 促进企业改善经营和提高效率，反而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如果我们再 看西方国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937年美国经济出现动荡，私人投资立即下降 了50%。同时我们看到：每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 期，即使是西方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法、德等国家大力推行国有化的原 因。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无论西方还是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是国有企业 起带头军作用，公共投资充分拉动了经济增长，民间私人投资才纷纷跟进。
现在日本的金融危机，又把“国有化”推到了前台。日本政府于2002年11月29日宣布 了由金融厅起草的清理银行不良债权计划的时间表。如果将其与今年10月30日出台的由 经济财政兼金融大臣竹中平藏主持制定的《反通货紧缩综合对策》一并综合考虑的话， 则不难发现，日本银行业面临大的整改只是一个时间或程度的问题，日本银行业正面临 着新的挑战。银行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在公共资金 运用的法律中已经作过明确的规定，接受注资的银行到了归还公共资金的期限，如果经 营恶化无法归还，就需将政府对该银行所持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政府就要参与银行 的经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大银行随时都存在被国有化的可能。而一旦被国有化，政 府就将对这些银行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对于银行管理层来说，这是最难接受的处理方 式，他们不仅会失去受人尊敬的职位，还将失去十分丰厚的待遇。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对于日本银行界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驾驭自己，无法把握银行的发展方向。包 括银行高级管理层在内的日本银行界人士对于日本银行业将会改造成什么样子，自己所 在的银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自己的明天到底又会怎样，并不是十分的清楚。日本银 行业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面对新的挑战。(注：《选择国有化还是资产重组，日银行业面 临大整改》，载《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12月3日)
日本金融的走向还处在朦胧阶段，但是有一个问题很清楚，“国有化”是国家经济职 能的体现，甚至是挽救私人资本危机的一种手段。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随意 贬低“国有化”的功能，即使在西方国家，在困难时期也会依赖“国有化”的机制。这 也充分说明“国有化”与“非国有化”并不是像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绝对 对立的。或者说，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没有记性，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国 有化”曾经让他们度过危机，一旦形势好转，他们又大张旗鼓地攻击“国有化”了。这 难道不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吗?
第六，市场经济既允许国有经济存在，也允许非国有经济存在。公有与私有并不是划 分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标准，正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的标准一样。在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我们要感谢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 小平同志。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不仅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 》中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本质的无计划性”的提法“需要大加改进”，因 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生 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制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 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4卷第408页。)列宁也曾说过：“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 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像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现在指出这一点 尤为恰当”，“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
整个20世纪上半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 义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还是救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凯恩斯 主义，虽然政府干预的程度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强调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组织和管理经济 职能这一点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列宁提出的占领“制高点”(中文译为“命脉 ”)成为各国普遍的原则。但是世界各国的教训，都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出：只有在 保证市场公平、有序动作的同时，恰当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市场和政府这双看不见 和看得见的手的巧妙结合，才能创造繁荣的经济、富裕的生活。(注：丹尼尔·耶金、 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外文出版社20 00年版。)
1961年以后，韩国政府就把发展经济摆在首位，提出“民族中兴”、“祖国现代化” 的口号，建立了经济企划院，实行官民协作体制。美国经济学家沃伦诺夫对此非常感慨 地说：“韩国企划厅定出来的规划，具有权威性和高效率，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 机构所不及的。”而韩国学者自己在描绘“官民协作体制”时说，这是国家宏观计划指 导下的“有领导的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这 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政治概念，是特定的经济概念。
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是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互 合作、共同存在、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
我们党的十六大报告正确地阐明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辩证关系：第一，必 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第三，坚持把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 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十六大精神，就必须深刻理解两个 坚持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