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清小宫廷(1912-1924)的表演活动_隆裕太后论文

逊清小朝廷演剧活动初探(1912-1924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廷论文,逊清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在中国历代各朝的宫廷戏曲发展中，清代宫廷戏曲的蓬勃发展，无疑最具代表性。目前学界的关注焦点，多集中在清宫内廷演剧的两次高峰——乾隆时期与慈禧太后时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过世，面临内忧外患的清廷正式进入宣统朝。如从清代宫廷演剧的整体发展来看，似乎可以说，随着慈禧太后的去世，清官内廷演剧也逐渐走向没落。

       值得注意的是，宣统三年(1911年)便告结束的清皇室，在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之后，仍以小朝廷自居于紫禁城内。由现存升平署档案可见，档案中仍记载了宫内演剧活动记录，并直到“宣统十六年(1924年)溥仪出宫为止。丁汝芹认为：“此后宫墙内所演的几场戏，已不属于清王朝宫廷演戏的范畴，只是被推翻后的没落皇族看戏而已”。①但如从《优待皇室条件》的签订来看②，宣统小朝廷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形成“国中国”的情势。

       本论题《逊清小朝廷内廷演剧活动初探(1912-1924年)》，主要是以小朝廷时期的内廷演剧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需说明的是，本文为了论述方便，将宣统朝(1909-1911年)和小朝廷时期(1912-1924年)合称为“宣统时期(1909-1924年)”，用“时期”特指某一段时间，而非一朝一代。根据清宫升平署档案上的纪年来看，小朝廷时期一直延续到“宣统十六年”(1924年)，因此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时间跨域为“宣统四年”(1912年)至“宣统十六年”(1924年)。

       本文所指“演剧活动”，是依升平署档案所载之演出记录而论，但须注意的是，演出纪录中不全然是戏剧演出，如宣统十五年(1923年)，便有民间说唱、杂耍艺人徐狗子、幻术师韩秉谦、相声演员焦得海、赵奎顺等人的演出记录，但受限于篇幅，本文暂时不对此展开论述，仅针对内廷的戏剧演出活动进行讨论。

       宣统三年(1911年)以后的逊清小朝廷，虽然已无政治实权，但其所承袭的宫廷仪礼制度仍然每天运作，其中也包括负责平日宫廷庆典和演剧事宜的升平署。清官内廷演剧向来有仪礼性和娱乐性的分别，慈禧太后大力推动乱弹戏(京剧)在宫中的发展，有意识地招进大量民间艺人和戏班入宫，并计划性地培养宫中乱弹戏的演出人员。如同么书仪所言：

       如果说在乾隆时代戏曲是被更多地当作“政治礼仪”和“大国风范”的组成部分，那么西太后时期的宫廷戏曲演出，则不再掩饰“皇家”的娱乐目标③。

       在以娱乐为前提的情况下，宣统三年(1911年)的升平署人力多达近300人④，京城各大名角陈德霖、王瑶卿、侯俊山、谭鑫培、杨小楼、于庄儿等人，在宫内当差；一手由慈禧太后组建的太监科班“普天同庆班”，在慈禧太后过世后，也仍然有演出记录。进入小朝廷时期，虽然内廷演剧活动大幅减少，但京城新出名角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尚小云、侯喜瑞等人，仍有进宫演出的纪录；而小朝廷“四主”⑤之一的端康皇贵妃，甚至仿造慈禧太后的作法，在自己的本宫(永和宫)成立“永和宫戏班”。

       目前学界对于小朝廷时期的内廷演剧研究，在专著方面仅有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和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⑥二书。在《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出示了一份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的《升平署事宜檔》⑦，这份档案详细记载了升平署平日所承办的差务种类与性质。此件对于了解升平署在内廷演剧活动中的职掌，以及内部后期所发生的变化，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期刊论文方面，仅有朱家溍《升平署的最后一次承应戏》⑧和贾英华《永和宫戏班》⑨两篇文章。在朱文中，作者以“宣统十五年”(1923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最后一次演出作为讨论对象，并结合作者访问梅兰芳进宫演出时的记述相互参照。在贾文中，同样也是透过作者访问太监孙耀庭，提到小朝廷时期的端康皇贵妃，曾在永和宫成立“永和宫戏班”一事。

       笔者认为，学界对于此时期内廷演剧，并无太多研究成果，其原因有二：第一，小朝廷时期的内部局势混乱。从档案记录来看，虽然小朝廷延续到“宣统十六年”(1924年)，但这期间历经后妃过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宫内满汉大臣彼此争斗，溥仪与保守派势力之间的纠纷亦不曾间断，即使已经是退居深宫的小朝廷，仍然受到各方势力的介入与影响，在内部没有相对稳定的局势下，宫内的娱乐活动势必大受影响。直接反映在档案上之现象，就是演出记录大幅减少，因而增加此议题的研究难度。

       第二，主流之外的末流⑩。慈禧太后时期是清代宫廷演剧发展的第二次高峰，随着慈禧太后的过世，加上清朝国运的衰退，清宫内廷演剧难以再回到往日之辉煌。如从京剧发展的历史来看，此时期正是京剧在民间蓬勃发展的时期，逊清小朝廷也远不如慈禧太后对于推动民间京剧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宣统时期的内廷演剧，也就成为主流研究之外的末流，而较少受到学界关注。

       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宣统三年(1911年)以后的小朝廷，在内廷制度、人员组织和经费的限制下，内廷演剧活动呈现什么样的面貌？自道光七年(1827年)成立的升平署，历经将近百年的发展，其内部组织和承应内容，是否受到影响？如将视野移出内廷、转入民间便会发现，此时正是京剧发展达到鼎盛的时期，而对于推动晚清京剧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清代宫廷，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本文期望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启晚清内廷演剧的另一论域。

       二、宣统朝(1909-1911年)内廷演剧概况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过世后，宫内规定服期二十七个月，期间禁止一切演剧活动。从档案中可以看到，此时期的演出活动，皆出现在宣统三年(1911年)，也就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初三日，隆裕太后在养性殿进徽号：

       宣统元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太后懿旨，十一月初三日崇上徽号。是日，皇帝在宫内行礼，王大臣着在慈宁宫行礼，三品以下文武百官着在午门行礼，在外公主、福晋、命妇均着进内行礼。钦此(11)。

       (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午初二刻

       隆裕太后诣养性殿，进徽号，曰中和乐伺候。中和韶乐设，乐不作(12)。

       此后在升平署档案上，隆裕太后被称作“老佛爷”，承袭了慈禧太后在宫内的地位与权力。清宫内廷演剧的发展，在慈禧太后时期达到顶峰，经常跟着慈禧太后一起看戏的隆裕太后(时为隆裕皇后)，对于演剧活动一点都不陌生。在开禁之前，升平署总管便积极备差；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二十八日，升平署总管从民间挑选民籍教习入宫：

       (正月)二十八日

       奴才魏成禄谨奏为求恩事，奴才挑得民籍教习老生李六、花脸范福泰、小生陆库、武生董生、武生杨长福、旦张二锁、武旦朱裕康、上手李四、李寿安、张玉山、文光、场面大锣陈瑞祥、小锣罗文翰、弦子耿永清、小生马全禄、效力喇叭胡占元。

       奴才挑得此十六名补替当差，如蒙允准，交内务府大臣传进当差，谨此奏请(13)。

       此次挑选，也是在清两百多年的演剧史中，最后一次由民间挑选艺人，进入升平署当差。二十七个月服期结束后，终于在二月一日开禁演出：

       二月初一日

       念斋意之人卯初到齐大卯四五六早

       卯初二刻万岁爷太阳供前拈香

       漱芳斋承应辰初二刻五分开戏，酉初三刻十分戏毕。

       跳灵官、《平安如意》、本《二进宫》、《观阵》、《回龙阁》、本《长坂坡》、《双合印》、《朱仙镇》、本《孝感天》、《双天师》、《剑峯山》、《双沙河》、《四杰村》、本《雄黄阵》。(14)

       此年并无民间戏班进宫承应，乱弹戏的演剧主力是以升平署外学和“普天同庆班”为主。根据宣统元年(1909年)《恩赏日记档》可知，此时升平署外学的规模，主要延续慈禧太后时期的编制，其名单如下：

       升平署外边人名

       阿寿、鲍福山、李永泉、杨永元、陈德林、孙怡筠、侯俊山、相九萧、罗寿山、于庄儿、王福寿、李七、朱四十、曹永吉、穆长久、张长保、李顺亭、王长林、谭金培、杨得服、郎得山、高得禄、金彦山、得保、孙培亭、王子实、王瑶卿、沈小金、周如奎、钱金福、訾得全、李玉福、李顺得、龚云普、傅恒泰、张凤岐、长喜、连仲、杨小楼、谢宝云、李宝琴、朱素云、朱裕康、张文斌、陆金贵、王凤卿、范福泰、戴韵芳、姜春山、李进和。(15)

       京城名角陈德霖、侯俊山、李顺亭、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等人仍名列其中，如再加上以演出乱弹戏为主的“普天同庆班”，则可以看到此时宫内乱弹演出的技艺水平，丝毫不输于民间演出，在宫内的帝王后妃仍然可观赏到最高水平的戏剧演出。

       此外，笔者根据宣统三年(1911年)《恩赏日记文件》记载，将隆裕太后赏戏银之纪录，整理如下：

      

       以上17次的赏银纪录，共计赏银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六两，其中并不包括岁时节令的额外赏银。如将此年的赏银纪录与慈禧太后时期相比便可以看见，隆裕太后一年花费在观戏的赏银上，确实比慈禧太后要少许多，且单次多在六百两上下(17)。

       此外，宣统三年(1911年)共计演出乱弹戏135种，昆腔戏8种，昆弋承应戏18种。基本上，此时期演出剧目多承袭宫内传统的剧目，前期较少见的剧目则有《剑峰山》《茂州庙》《回荆州》《白良关》《界牌关》《宁武关》《洗浮山》《女起解》《普求山》《竹帘寨》等戏。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演出地点有重华宫漱芳斋和西苑(北、中、南海)紫光阁、纯一斋等场域，尤其主要多在纯一斋演出。此时内廷演剧已不再出现三层大戏台(如颐和园德合楼、宁寿宫畅音阁)的演出，而是集中在中小型戏台，且上演连台大戏的纪录亦不曾见。整体而言，演剧规模已远不如慈禧太后时期。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六日，是该年最后一次演出：

       八月十六日

       四五六早卯正进门

       纯一斋承应巳正一刻开戏，酉初三刻五分戏毕。

       《丹桂飘香》一分、《药茶计》、本《嘉兴府》、《双摇会》、《四杰村》、《彩楼配》、本《乌盆记》、《牛头山》、《打金枝》、本《蜈蚣岭》、《双合印》、《庆顶珠》、本《金山寺》(18)。

       此次纪录，也是清王朝最后一次的演出。三天后，随即发生武昌起义，不久各地纷纷起义，各省亦纷纷独立，大势已去的清王朝，最终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清廷退位诏书》，清王朝长达26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此时期的内廷演剧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隆裕太后承袭慈禧太后之地位，此时政权表面上由摄政王载沣(溥仪的父亲)主政，但实际上，隆裕太后才是内廷的掌权者。因此，宣统朝(1909-1911年)的演剧活动与隆裕太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此时期的内廷演剧活动，应是由隆裕太后所主导。

       第二、此时期的演剧活动，主要由升平署内学太监、外学艺人和本宫太监所共同承应。本宫太监意指“普天同庆班”，该班不隶属于升平署，而是慈禧太后的私人戏班。藉此可以看到，即使在慈禧太后过世后，“普天同庆班”仍然是内廷主要的演剧主力之一，慈禧太后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第三、演出规模缩减。宣统朝(1909-1911年)的演剧活动，从演出次数、剧目、场域和赏赐戏银来看，都已不如慈禧太后时期。吊诡的是，此时期内廷演剧的人员却比前期还多，民间受欢迎的新剧目，仍然可以透过外学艺人传入宫中，确保宫内演出的新鲜与实时。藉此也可以说明，自从慈禧太后在宫中大力推动乱弹演出以来，内廷演剧得以始终保持与民间同步，而宫廷与民间的演剧活动，在相互交流与刺激的作用下，共同对京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在这样一个拥有完整演出传统与制度的内廷演剧文化中，面临小朝廷时期的情势巨变，升平署是如何因应现实环境的限制与改变，换言之，作为内廷演剧机构的升平署，在小朝廷时期是如何运作的。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艰困环境下所发展的内廷演剧，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活动样貌？以下，将从小朝廷时期的内廷环境与制度上的改变谈起。

       三、小朝廷时期的内部环境

       宣统三年(191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清廷退位诏书》，并接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提出《优待皇室条件》(以下简称《优待条件》)，从此取消帝制，改国体为共和，清王朝正式结束。逊位后的清皇室，根据《优待条件》仍可留在紫禁城内，虽然已无政治实权，但原有的皇室尊号、制度、人员皆照常留用，依旧形成小朝廷的形式在皇城里运作。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修正《优待条件》，将溥仪等人赶出紫禁城。

       实际上，此时期的清皇室受到《优待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承袭以往宫廷旧制，在人员、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势必做出相对改变。而内廷演剧活动也就在大环境的改变下，形成此时期特有的样貌。以下，笔者将先针对《优待条件》对于小朝廷所产生的影响做说明。

       自清帝逊位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清廷已无政治实权，如同冯佳在《“国”与“君”——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所言：

       以政治文化层面观之，紫禁城仍然承担着部分的道统合法性和君位神圣性，而这样一种剥离了政治实权的“中心”象征仍是有意义的；在民国政治的常态操作下，紫禁城不过是一个用宫廷仪式装点的皇城，然而，一旦政治异态发生，紫禁城就会成为各类现实政治人物争相援据的合法资源，这一点在张勋复辟中体现最为明显(19)。

       尽管宣统皇帝已逊位，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皇室仍然具备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象征；也即是说，北京当时存在着两个具有政权象征的组织在运作，一个是民国政府，一个就是逊清小朝廷。而这两个政体组织的种种联系与关系维持，所依据的就是《优待条件》。以下，摘录部分《优待条件》内容做说明：

       甲、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今因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政府付与。

       第三款、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国民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宫内所有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之私发(按：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期(按：其)旧(20)。

       在“甲、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中，共计有八款，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款中，对于小朝廷的发展与影响至关重要，当然也影响了内廷演剧的样貌。

       在第一款中，明文规定“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民国政府对逊清小朝廷，是施以外国君主之礼；换句话说，是以“国”与“国”的称谓相互视之，即形成“国中有国”的形式，无形中落实了小朝廷在政治文化和体制上的主体性(21)。此外，根据第二款可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每年将拨四百万元给小朝廷。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百万元也就成为小朝廷得以持续运作的重要经费来源，而小朝廷所面临最迫切的问题，也就在于经费。

       1912年3月1日的《大公报》出现了一则《清皇室经费无着》的报导：

       清皇室经费向由内务府与恒利金店通融接洽，始能稍资挹注。刻该店已被抢焚，所有官款势难接济，以故内廷用款无法供张。刻世太保已两次谒见袁大总统，请催拨给款项，未悉度支部果能设法筹付否(22)。

       在半个多月后的3月18日，又刊登了《催缴皇室第一期经费》的报导：

       闻内务府世伯轩太保，昨日谒袁大总统催缴第一期皇室经费，以应内廷需用。现拟筹拨一百万两，由度支部照发(23)。

       为了维持小朝廷的正常运作，内廷需要大量的经费，因此多次向袁世凯提出请求，希望能尽速筹拨经费。然而，在民国初年政局情势不稳定的情况，临时政府似乎无暇顾及清皇室之需求，经费时常拖欠，甚至无法满额拨给(24)。对于小朝廷而言，在经费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下，财政问题实为清皇室此时所面临最大困难。为了解决此问题，身为小朝廷领导人的隆裕太后，即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移跸颐和园，一是大量裁减内廷的内侍人员。

       根据上述《优待条件》第三款条件所示：“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然而小朝廷并未在日后移跸颐和园。关于移跸颐和园的决定，实为隆裕太后的主张(25)。3月18日《大公报》刊登《世总长将赴颐和园》(26)的报导，表面上清皇室此举动正符合《优待条件》中所达成的协议，本应不疑有他。然而在一个星期后，也就是3月25日的《大公报》上，又刊登了一篇《清太后仍赶筹移宫事宜》的报导：

       内廷近息，清皇太后原拟于旧历本月十五日以前实行移往颐和园。袁总统则极力请留暂缓。惟闻清皇太后之意见甚坚，拟决不再行延缓。如本月上旬赶办不及，亦决不出本月以内，并闻世伯宣太保亦系如此主张，未识何意(27)。

       此处表明，隆裕太后对于迁移之事颇为急切，且多次向袁世凯进行协商，甚至自行决定要在“本月”之内迁出。对于隆裕太后如此强硬的主张，不由得引发了舆论的注意，进而在报刊上引起遐想。这里所牵涉到的两个问题是，何以袁世凯的态度与《优待条件》的协议不一致，对于迁移之事，极力请留暂缓，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另一方面，隆裕太后又为何如此迫切想要迁出紫禁城，在颐和园中另寻安置之所。

       关于袁世凯之态度，非本文所要探讨之议题，因此不列入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12年4月17日的《大公报》上，有《清太后急于迁宫之另因》的报导：

       清皇太后现在急拟提前迁宫，已纷纷赶筹一切预备。闻其原因，表面上虽系为新政府成立在即，诸多窒碍起见，然尚另有他因。盖自清帝逊位后，内廷供奉仍旧照例办理，每日需款极繁，多由内库存帑及世伯轩等接济，皇室经费决不敷用。皇太后极为忧虑，以如此敷衍，久将不支，故遂急急迁宫。其将来经费，必大加裁减(28)。

       由此可以看到，隆裕太后迁宫一事，是由于皇室经费入不敷出的情形日益严重，为了解决此问题，才如此急切想要移跸颐和园，也趁此机会整顿皇室各衙门机构，以利裁减开销。基本上，小朝廷内部除了皇室成员外，还包括内务府官员和内侍人员，为了减少皇室经费的开销，隆裕太后开始裁减宫内人员和各衙门机构。最初的人员裁撤是以宫内的宫女与太监为主，目的也是为了将来移跸颐和园之便。根据1912年3月1日《大公报》的一篇《清皇太后恩遣内侍》报导载：

       京函云：清太后性质素极慈悲，遇内廷承差之人，无不以慈善为怀。现因不久即将移跸颐和园，所有宫中秀女太监人等，自不能留用如此之多，临时遣散，恐多失所。闻日前曾遣出秀女八十余人，谕交其家属择配，又小内监四十余人，谕令另筹生计，均皆赏赐银两、对象，并闻日内尚须继续遣放(29)。

       此次遣散80多名宫女和40多名太监。虽然从现有的资料无法判断此时宫内究竟有多少内侍，但根据4月15日《内廷之遣散宫侍》的报导可知，在前往颐和园之前，隆裕太后原本打算“按原有数目裁汰十分之八云”(30)。在协商一年多之后，清皇室仍无法如愿移宫颐和园。随着隆裕太后在1913年2月22日过世，移跸颐和园的心愿终未能实现。在移宫未果的情况下，清皇室最终与民国政府达成协议，由民国政府接收紫禁城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并划出宫禁范围，作为皇室成员居住之所。

       1913年2月24日《大公报》的一篇《清皇太后之明哲识体》报导指出：

       政府现与世太保交涉接收皇城三殿及三海等处之事宜，已均就绪。大致办法系划出乾清门、隆宗门、神武门内及皇宫与太庙、寿皇殿、大高殿等处，永久仍归皇室掌管，以为将来祭祀与往返驻跸之用，其余则均让归民国政府接收。(31)

      

       图1：小朝廷活动范围示意图(32)(图片引自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2014年7月)

       根据此次的声明，清皇室的活动范围，从原本的紫禁城和三海，缩小至南以乾清门，北至景山寿皇殿为限的范围，运作长达13年之久的小朝廷及其成员，也就是以这一范围作为主要活动场所。

       当小朝廷的“合法”活动区域被局限在“内廷”之后，清皇室便开始裁撤不必要之各部衙门与人员，以减低开销。笔者根据目前可掌握资料，整理“宣统”四年(1912年)至十六年(1924年)间，小朝廷各部衙门机构与人员的异动，如下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到，“宣统五年”(1914年)，内务府官员仍多达1055人，即使到“宣统十四年”(1922年)，仍然也有600多名官员在宫内任职；各部机构组织除了并入内务府管理外，也相互合并、改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小朝廷时期与以往正规朝廷制度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内务府的功能产生质变，其重要性大幅提升(35)。而内务府得以正常运作，最主要即是依靠大量的内侍人员。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经谈到：“宫中太监按系统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太后、帝、后、妃身边的太监，一类是其他各处的太监。”(36)虽然目前无法确切统计小朝廷时期的内侍人数究竟有多少，但根据《宣统十四年正月行二月分小建津贴口分单》(37)可知，此时仍有1137名太监(不含宫女)。1923年6月26日紫禁城建福宫发生大火(38)，溥仪与内监之间长久以来的不合与磨擦，也正式浮上台面。此次事件导致1923年7月16日，溥仪下令裁撤700多名太监，最终只留下200多名左右。(39)

       根据《优待条件》第六款：“宫内所有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在不得再招阉人的情形下，溥仪仍下定决心，大规模裁撤内监，整顿内务府，除了显示溥仪有意改革振作的决心，但也间接凸显了小朝廷内部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群小朝廷时期最庞大的群体，正是小朝廷仪礼制度得以延续的最主要人力来源。然而，在经费受限与人员大量裁减的情况下，直接受到影响的即是负责宫内演剧活动的升平署。

       四、小朝廷时期的升平署发展

       升平署成立于道光七年(1827年)，是道光皇帝裁撤南府后所成立的宫廷演剧机构；升平署隶属于内务府，内部又可分内学、中和乐、档案房、钱粮处等四个部门。根据宣统二年(1910年)的《升平署事宜档》，大致可以清楚了解升平署所承担的工作职责：

       本署具奏皇太后、皇上驻跸宁寿宫伺候乐事。

       本署具奏皇太后、皇上驻跸三海伺候乐事。

       本署具奏皇太后、皇上驻跸颐和园伺候乐事。

       本署办理宫内伺候戏，皇太后、皇上安戏折、总本、题纲事。

       本署办理三海伺候戏，皇太后、皇上安戏折、总本、题纲事。

       本署办理颐和园伺候戏，皇太后、皇上安戏折、总本、题纲事。

       本署办理元旦佳节宗亲宴、廷臣宴、排演承应宴戏书写戏本事。

       本署办理年节、月令、礼节大戏排演书写戏本、鼓板角本等项事。

       本署办理每月承应月戏、文武大戏、抄写曲词、题纲、总讲、鼓板各角本事。

       本署办理皇太后、皇上万寿承应、文武寿戏排演、书写本词等件事。

       本署中和乐每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干清宫安设乐器，奏隆平之章事。

       本署中和乐每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寿皇殿安设乐器，奏怡平之章事。

       本署中和乐每年正月初一日皇上寿贺，在干清宫安设乐器，奏元平之章事。

       本署中和乐每年正月十一、十三等日宴差，在干清宫安设乐器，奏元平之章事。

       本署中和乐每年正月十五日上元在干清宫安设乐器，奏怡平之章事。

       本署中和乐每年正月初十日、十三日皇太后、皇上万寿，在宫内等处安设乐器事(40)。

       本署中和乐遇有皇上大婚典礼，在宫内等处安设乐器事。

       除了负责宫内的娱乐性戏剧演出外(包括安排演出、抄写剧本)，升平署也要负责仪式性的戏剧演出(宴戏、节令戏)，同时也要负责宫内各项岁时节令、仪礼庆典时的安设乐器、承应乐章和“念斋意”(41)等工作；即使在小朝廷时期，清官内廷的仪礼制度也仍然尽可能地被保留下来，每天照常运作，直至溥仪出宫为止。升平署作为清宫唯一官方的演剧组织，当内廷没有演剧活动时，其主要职责即在执行每日的例行性仪典制度，这也就说明，何以升平署档案会记载到溥仪出宫而止。

       宣统朝的升平署规模，基本上延续着慈禧太后时期的建制。到了小朝廷时期，升平署面对宫内现实环境与条件的改变，则决定移往景山。“宣统五年”(1913年)的《恩赏日记档》载：

       二月十二日

       奴才狄盛宝谨奏，于二月二十八日，奴才带领内学、钱粮处、中和乐、档案房里外人等挪移景山居住，谨此(42)。

       升平署在小朝廷开始运行的第二年初，便因为宫内活动空间改变，因此总管请旨要求，将全署移居至紫禁城以北的景山(43)。此外，小朝廷时期的升平署亦出现人员不断流失的现象。笔者根据宣统元年(1909年)至十五年(1924年)的《恩赏日记档》，针对升平署内学太监和外学人员的流动情形进行整理，如下表所示：

      

       基本上，宣统时期的外学人员在数量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反倒是内学太监的人数，逐年急遽锐减，从最初的104人逐年递减成11人。升平署人数急遽下滑，间接也影响到宫内演剧活动的发展样貌。如进一步探究升平署人员的流失原因，除了清皇室有意裁撤之外，被皇帝调用、自然病故、私自逃走的情形都可视为人员流失的因素之一。以下将针对升平署太监被调用以及私自逃走的情形做讨论。

       首先，根据笔者研究发现，从宣统五年(1913年)开始，升平署太监就大量地被溥仪调用，成为伺候皇帝的近侍太监。以下，略举几例：

       三月二十三日 上要去内学太监王源福、李存惠、钱顺兴；档案房刘源岐，此四名拨宫内当差。

       三月二十八日 上要去中和乐太监张来凤拨宫内当差；钱粮处太监刘存祥、陈进寿拨中和乐当差。

       四月十四日 上要去内学太监董林元拨宫内当差。

       四月十六日 上要去内学太监张祥林、焦存贵、马恒安，此三名拨宫内当差(46)。

       笔者进一步统计，“宣统五年”(1913年)被征用之升平署太监人数，即多达15人。此现象除了凸显清皇室正面临内侍人员不足的情况之外，由皇帝处直接调用升平署太监去宫内当差的举措，也打破了升平署人员流动的传统机制。

       在以往的升平署档案中，极少发现署内人员有调到他处当差的情形，比较特殊的例子，即是慈禧太后所成立的“普天同庆班”。在该班中，曾出现三位署名升平署太监的人员(47)，除此之外，笔者尚未看到相关档案记载。相反地，宫中则向来有将合适的太监送入署中学戏的传统(48)。笔者认为，小朝廷时期升平署人员大量的被调用，当属此一时期之特殊现象，此现象也造成升平署总管极大的压力。“宣统六年”(1914年)就曾出现升平署总管上奏，希望能将拨往宫内当差的两名太监，调回署内当差(49)。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是太监的逃走。基本上，宫内太监外逃是经常发生的事，但升平署太监又有所不同。(50)笔者根据目前可掌握的档案，将小朝廷时期升平署太监逃走的纪录整理如下：

      

       由上可知，小朝廷时期升平署太监逃亡者共计9人，其中有7人是在“宣统四年”(1912年)，也就是小朝廷开始的第一年。如从各自职责来看，其中4人属内学太监，4人属中和乐，1人是档案房。此结果可反映两个现象：第一，当清朝覆亡之后，虽然小朝廷仍然在内廷运作，但对于晦暗不明的局势，仍让内廷太监的内心产生不安，因此出逃或许可以作为生存的另一种选择；第二，从职责来看，多集中在内学和中和乐的太监，则恰巧可以说明，在升平署之中，工作最繁重的即是内学太监和中和乐太监。

       升平署作为清代官方最重要的演剧机构，进入宣统朝后，仍可大抵维持其原来的制度与规模。至小朝廷时期，在现实大环境的改变下，升平署内学出现严重的人员流失，相对来说，升平署外学则较能适当的保持其完整性；由此凸显，作为一名宫中的太监伶人，其身份首先是一名太监，而后才是伶人的性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升平署内学太监兼具太监与伶人的生活，确实比宫内的一般太监要来得艰辛。

       五、小朝廷时期演剧活动概述

       根据现有升平署档案可以看到，小朝廷时期的演剧活动，主要还是由升平署的内、外学人员承担，宣统朝(1909-1911年)曾出现的“普天同庆班”，在此时期已不见演出记录。需特别说明的是，小朝廷时期的演剧活动仅出现在“宣统”七年(1916年)、十四年(1922年)和十五年(1923年)三个时间段，演出次数并不多，且皆与清皇室成员的婚礼和寿辰有关。此外，端康皇贵妃的本宫——永和宫，在此时期出现了名为“永和宫戏班”的太监科班。

       笔者期望能进一步探讨此时期内廷演剧的样貌，也希望能对端康皇贵妃的“永和宫戏班”展开论述，企图开拓这一领域的论述场域与研究面相。以下将从小朝廷时期的演剧性质、民间艺人进宫承应、“永和宫戏班”等三个部分进行讨论。

       (一)小朝廷时期的演剧性质

       此时期的演剧活动仅出现在“宣统”七年(1916年)、十四年(1922年)和十五年(1923年)三个时间段。而在这三年之中，总共出现的演出纪录也仅仅只有六天。如再进一步探究便可发现，在这六天的演出中，“宣统七年”(1916年)和“宣统十五年”(1923年)的演出，是为了祝贺宫内皇贵妃们的千秋节；“宣统十四年”(1922年)则是为庆祝溥仪大婚。

       1.“宣统”七年(1916年)和十五年(1923年)：皇贵妃寿辰

       “宣统七年”(1916年)的演出记录仅有两天：第一次是在六月初一日，敬懿皇贵妃千秋节上；第二次则在八月初十日，是为庄和皇贵妃以及端康皇贵妃庆贺千秋节；“宣统十五年”(1923年)的演出记录，则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同样是为庆祝端康皇贵妃的寿诞，而这也是清宫内廷的最后一场演出。透过这两年的纪录可以发现：首先，“宣统七年”(1916年)的演出仍有安排《福禄寿》《万寿无疆》等庆寿戏，作为开、团场戏(51)，基本上延续了宫中演戏传统；但到了“宣统十五年”(1923年)，除了开场有“跳灵官”之外，已没有再出现任何象征宫廷演剧的剧目。

       其次，“宣统八年”(1917年)至十三年(1921年)，历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清帝二次退位，小朝廷内外局势混乱，其间升平署档案上并没有任何演剧记录。想要特别提出的是，虽然此段时间没有任何演剧活动的记录，但这并不表示宫内就没有演剧活动在进行。笔者所持的观点，即是宫中自有的“帽儿排”传统，以及“永和宫戏班”的出现。

       首先，宫内演出向来自有“帽儿排”的传统，如道光七年(1827年)，道光帝改南府为升平署、裁撤大量内、外学人等，升平署人力存108人，不足乾隆时期的1/10(52)。在升平署规模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宫内常会出现“帽儿排”，如道光十一年(1831年)《恩赏日记档》载：“禄喜奉旨，三十日晚膳后，帽儿排要时刻短些；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晚膳后，帽儿排要时刻长些。钦此。”(53)又咸丰九年(1859年)《恩赏日记档》记载：“二十二日敬事房传旨，二十四日伺候帽儿排，是日天凉快在慎德堂，天热在敷春堂伺候。”(54)透过“帽儿排”的形式，可随时依清皇室成员的需求在室内进行表演，表演场地自由不受限制，基本上只需要一块氍毹或是一座室内小戏台即可。因此，“帽儿排”的便利性和机动性极高。

       虽然在小朝廷时期，并未见到“帽儿排”的演出形式出现在档案上，但在档案中可以发现，每逢过节或皇室成员寿辰之时，便会有部分太监得到赏赐，如宣统十一年(1919年)《恩赏日记档》：“六月二十七日瑜主千秋，赏总管武长寿银十两、首领四名银各四两，太监九名银各二两。”(55)对此，丁汝芹认为，这当是在诞辰之际，由太监们唱上几出小戏(56)，而这样的形式，正是来自于“帽儿排”的传统。

       在升平署人员人力不足以及演出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帽儿排”其实是宫内最常出现的演出形式。更重要的是，藉由“帽儿排”的形式演出，便可大量减少动员人力与所需经费。“宣统十四年”(1922年)的《恩赏日记档》就曾载：

       九月二十八日奴才武长寿谨奏，为求恩事。于十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此三日在漱芳斋承应戏差，奴才他坦预备应差，首领太监写字人觔斗学生民及学生教习人等早晚饭食项，例由奴才预备。该他坦先年以奴才署内白米积款已内办理，前于宣统七年两次戏差俱已用竣，现在承差在迩，所有饭食之款无法可筹。奴才再四思维，惟有叩恳主子格外施恩，赏给饭食银两。谨此叩恳(57)。

       此处可以看到，宫里经费拮据之情事相当严重，升平署所有费用在“宣统七年”(1916年)的两次演出皆已用完，眼看皇上大婚迫在眉睫，升平署总管不得已向“四主”请求赏银，以便顺利演出。笔者所要强调的是，类似“帽儿排”这样的小戏演出形式，虽然无法明确的从档案上辨识出，但这样一种演出形式在宫中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另一个重要的依据，则是“永和宫戏班”的出现。关于此点，将在下文中探讨。

       2.“宣统十四年”(1922年)：溥仪大婚

       溥仪大婚对于小朝廷来说，应该算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大事。内廷的三位皇贵妃(58)也特别命载涛、朱益藩、绍英、耆龄等大臣着实办理(59)。根据溥仪回忆，此次婚礼的仪式共有五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到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寿贺。

       婚礼在宫中热闹举行，许多政府要员和外国人士都前来祝贺。演戏的活动则是从十月十四日(阳历12月2日)起，连续三天在漱芳斋举行。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回忆到被邀请看戏的经过：

       受邀请在紫禁城里看戏，被认为是很高的荣誉，每一次都必须颁下一道皇帝的命令。由于邀请书及其样式，是古代宫廷礼仪的纪念物，完全是过去时代的东西。这里，按照原样复制了给我的邀请书。内容如下：

       敬启者现由奏事处传出奉旨

       赏庄(士敦)于十四十五十六日在淑芳斋听戏等因，钦此，特用布达，专此即送

       内务府启

       许多在国内有名的演员，都参加了演出。三天里，每天都是一整天地一出接一出，一折(戏里的一场)接一折地演戏。满族和蒙古的王公贵族穿着礼服，配着翎带，引人注目的聚在一起。在一次筵席上(常常是不断地向客人提供)，我的邻座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公爵，他是老佛爷宠爱的亲信之一。他告诉我，从1893年(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紫禁城还没有这样的喜庆(61)。

       这三天的演出特别招进民间艺人和“富连成”科班进宫承应(62)；除了原有升平署外学艺人之外，进宫承应的演员包括：九阵风(按：阎岚秋)、林颦卿、周瑞安、小翠花(按：于连泉)、尚小云、王幼臣、俞振亭、王又宸、余叔岩、贯大元和谭小培等，京城各大名角几乎到齐，演出水平相当高。

       不同以往的是，按照同治朝和光绪朝之旧制，皇上大婚时应上演《列宿遥临》《双星永庆》等戏(63)，但此次溥仪大婚，却将宫中仪典戏一律省去，而是更倾向以堂会的形式在宫内演出。这正好说明小朝廷时期虽然延续着宫廷传统文化与旧制，但在现实环境的考虑下，它本身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庄士敦曾经回忆道：

       这一庆典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突然并彻底地抛弃旧的礼俗。仅仅在婚礼的两天之后，皇帝和皇后联合举行了一个对外国人的非正式招待会，这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64)。

       这里提到“彻底地抛弃旧的礼俗”或许可以说明，此一时期内廷正弥漫着一股改革的风气，而这样的风气当然与溥仪个人的思想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回到演剧活动则可以发现，内廷演剧中的仪式性正逐渐褪去，象征皇室的符号也正逐渐淡化；对于民间艺人而言，此时期进宫承应，就如同参加民间堂会一般，与慈禧太后时期相比，其意义和本质已经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与转变。

       (二)民间艺人进宫承应

       小朝廷初期的主要演剧主力，基本上还是以升平署的内学太监和外学艺人为主，但随着内廷太监的裁撤，人力逐渐不敷使用。至“宣统十四年”(1922年)、十五年(1923年)，便直接传召个别的京城名角及“富连成”科班进宫承应，而这也是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后，首次有民间戏班入宫承应。

       据笔者统计，除了挂名在升平署外学之下的民间艺人外，此时新进宫中承应的民间艺人包括：九阵风、周瑞安、王又宸、俞振亭、尚小云、贯大元、于振雄、林颦卿、余叔岩、谭小培、马连良、梅兰芳和时惠宝等人，可以说京城名角几乎到齐。这些明星艺人平常在民间的一举一动，即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如今，进到小朝廷要演戏给“皇帝”看，更是受人关注的话题，当时便有不少报纸的相关报导。如1923年10月5日的《实事白话报》上写道：

       传富连成科班全班并各名伶入内献计(按：技)。开场为跳灵官，计二十八人，为杨小楼、梅兰芳、俞振亭、凤卿、尚小云等，全体合演，颇臻妙境。马连良《借赵云》、富连成全班《芦洲城》、王凤卿尚小云《汾河湾》、小楼兰芳之《别姬》、王又宸王长林林慈瑞《打棍出箱》、梅兰芳《游园惊梦》。是日帝着灰色长袍，戴大黑墨镜，颇为高兴。各伶均蒙赏赐，唯梅兰芳独多。原因系清帝初观兰芳演剧，大婚时请演，适兰芳在沪未至(65)。

       记者栩栩如生、绘声绘影的报导，更加增添这些名角进宫承应的话题性，同时也满足了戏迷们“追星”的心理。

       内廷传差的传统，是由慈禧太后时期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些传差的艺人，又可以叫做“内廷供奉”。这些“内廷供奉”，并非是正式的官职或头衔，而只是内廷和民间对进宫演戏艺人的溢美之词，只要是能够被称作“内廷供奉”的艺人，就像是得到由皇家所给予的无比殊荣，在民间也能受人尊仰。

       对于晚清的民间艺人而言，得到“内廷供奉”的名号，一来不但能提升自己在业界的声望和地位，二来还能在宫中领有钱粮米，甚至是得到额外的赏赐，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的献艺对象由一般百姓变成帝王后妃，势必更加谨慎小心、苦练技艺，如此不但能让皇室成员看到好戏，在客观上，也增进了自身表演艺术的水平。

       对于梅兰芳同一时代的艺人而言，朝廷已不存在，小朝廷徒具形式，并没有任何的权力，因此对年轻一辈的艺人来说而言，进到内廷演戏，或许更像是去参加一场堂会演出，但皇室的名气与话题性，对于艺人来说，仍然十分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

       “宣统十五年”(1923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演出记录中，最后的大轴戏是反串《八蜡庙》。这样一个演出形式，便是在民间的义务戏或堂会戏中，极为流行的演出方式。虽然目前无法看到内廷演出的演员名单，但翁偶虹曾忆及1921年的一场义务戏戏码，最后大轴戏便是反串《八蜡庙》：

       姜妙香反串费德恭 杨小楼反串张桂兰黄润卿反串施大人

       俞振亭反串小姐 王瑶卿反串褚彪刘鸿声反串丫鬟

       梅兰芳反串黄天霸 尚小云反串金大力(花脸)

       王蕙芳反串关泰 王又宸反串米龙

       郭仲衡反串窦虎 高庆奎反串朱光祖(武丑)

       郝寿辰反串小张妈 龚云普反串费兴儿(丑角)(66)

       从中可以看到，俞振亭反串小姐，杨小楼反串张桂兰，姜妙香反串费德恭，梅兰芳反串黄天霸，尚小云反串花脸金大力，这样反串的演出方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突和观赏趣味。翁偶虹形容是“噱头丛生，使人绝倒”。不仅如此，在1929年的“山西赈务会筹款特约北平全体艺员合演义务夜戏”，以及1932年“国剧学会戏台落成礼纪念演剧”上，也都是以反串《八蜡庙》作为大轴戏(67)。对此，么书仪认为：

       在很长的时间里，反串《八蜡庙》都是约定俗成，一年一见的义务戏，特别是杨小楼反串的张桂兰以噱头见长，梅兰芳反串的黄天霸以功夫取胜，这两个角色固定是他们俩的，简直就是无可替代，正常的当行扮演《八蜡庙》反而很少演出了(68)。

       从这里便可以看到，小朝廷时期的民间艺人进宫承应，绝对是将民间商业演出环境下所产生的演出形式和剧目带入内廷，精采程度不亚于民间；对于无法出宫的皇室成员而言，也就成为这场堂会的主人。进宫承应的民间艺人，受到宫廷演剧传统和制度的影响越小，其越能将民间最精采的演出，在内廷舞台上如实呈现。如果从清代内廷演剧的发展来看，小朝廷时期的皇室成员，可以说是最有眼福的一群“皇室”观众。

       (三)端康皇贵妃与“永和宫戏班”

       关于“永和宫戏班”一说，一直以来较少被学界提及，在清宫演剧档案中，也并未出现关于“永和宫戏班”的任何记载，因此学界始终没有对这一组织进行讨论。目前对于“永和宫戏班”的研究资料，多来自清末太监孙耀庭的自传式著作《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传》，当时孙耀庭年事已高，因而全书由贾英华采访撰写完成。此外，在“宣统十一年”(1919年)的《恩赏日记档》中，发现端康皇贵妃的永和宫，曾向升平署要去多种剧本和舞台砌末。笔者初步认为，与其说“永和宫戏班”确实存在，不如说，当实永和宫的内部确实存在一个以永和宫太监为主的演出团体。该团体在小朝廷时期也确实有演出活动的事实，但未能像慈禧太后的“普天同庆班”，在升平署档案上有任何的演出记录(69)。

       贾英华在《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传》中提及：

       孙耀庭在端康太妃的亲自恩准下，进了永和宫戏班。戏班子有三个教习，一个叫张长保，另个是他的兄弟张歧山，哥俩都是宫里有名的武把子，专门教练武功。此外，还有一名太监也能教跟头，尤其抄跟头是把好手。这三个人，是永和宫戏班的台柱子，深得张安吉赏识，也是端康面前的“红人”。

       永和宫，在当时是端康皇贵妃之寝宫，端康皇贵妃即是光绪皇帝的瑾妃。根据孙耀庭的回忆，早在孙耀庭进宫之前，“永和宫戏班”似乎就有了一个完整的编制。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如今无法得知其内部编制和规模大小。笔者根据文章中所提之人名和职司，整理如下：

      

       前文提及，小朝廷时期之升平署内学太监，是以宣统朝(1909-1911年)之规模和成员为基础，笔者将有具名之8人(70)，比对升平署内学太监名单后发现，并无任何一人出现在升平署内学名单上，由此似乎可以推断，“永和宫戏班”的成员似乎多为永和宫内的近侍太监，此组建模式，正如同慈禧太后时期的“普天同庆班”。

       慈禧太后在光绪五年(1879年)成立了“普天同庆班”，并以本宫(长春宫)近侍太监为主要成员。该班在内廷演剧档案上是以“本”或“本家”注记，并在晚清成为内廷演剧的主力之一，甚至取代升平署在宫内出演乱弹戏的地位。小朝廷时期的端康皇贵妃，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慈禧太后的影响，同样是以自己的本宫(永和宫)太监，成立太监科班。

       由于目前档案文献的缺乏，无法对“永和宫戏班”做进一步讨论，但从“宣统十一年”(1919年)的《恩赏日记档》中可以看到，“永和宫戏班”确实在从事演出相关活动。笔者将档案记载整理如下，仅供参照：

      

       由上可以看到，自该年二月起，端康皇贵妃便陆续要去多种剧目，有连本戏《雁门关》《儿女英雄传》《十粒金丹》，也有单出戏如《樊江关》《御林郡》《赶三关》等。虽然目前无法得知“永和宫戏班”实际演出的剧目有哪些，但根据贾英华的描述可知，孙耀庭在永和宫期间，至少演过《石秀探庄》《金钱豹》和《双沙河》等戏。(71)

      

       图2：太监科班(72)(引自：信修明等著，周春晖、朱家溍记：《太监谈往录》，第9页)

       此处需特别提出讨论的部分，前文提及，“宣统八年”(1916年)至十三年(1921年)整整六年的时间，升平署档案上并没有任何演出记录，但这并非代表内廷就没有演戏活动的进行。笔者认为，“永和宫戏班”一说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成立于端康皇贵妃的永和宫，基本上就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太监科班，如果有演出，未必会记录在升平署档案上，升平署毕竟属于官方正式的演剧机构。如和慈禧太后时期相比，则又可发现，当时慈禧太后权倾天下，其私人的太监科班在宫中的演剧环境中当属特例。到了小朝廷时期，属于“四主”共治的时期，“永和宫戏班”的发展自然无法与“普天同庆班”相比。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普天同庆班”的开创先例，就不会有“永和宫戏班”的出现，可见慈禧太后对于后来的内廷演剧发展样貌，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透过上述可以看到，端康皇贵妃成立的“永和宫戏班”是以永和宫的近侍太监为主要成员，且在小朝廷时期确实有演剧活动。然而受限于目前笔者可掌握的档案文献，无法进一步深入探讨该班之运作模式和活动轨迹，更多对于永和宫戏班的讨论，还有待配合更多档案文献的出现，此议题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拓展。

       六、结语

       本文针对逊清小朝廷时期的内廷演剧活动做讨论，并从小朝廷整体环境的变迁切入，企图探究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此时期内廷演剧活动呈现出何种样貌。对于此时期的内廷演剧而言，经费的拮据和人力的缺乏是不利内廷演剧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升平署的人员流失便可以看到，在内廷人力缺乏的情况下，宫廷各项仪典制度不断地在崩解；内学太监伶人大量地被征用，太监私自出逃的情形也日益严重，在无法补足缺额的情况下，宫内演剧活动几乎停摆。除了以庆祝清皇室成员的寿诞和大婚有演剧活动的进行外，更多的演出形式，即可能是以“帽儿排”的方式，或是“永和宫戏班”的私下演出为主，藉此以降低皇室成员观剧时所需耗费的演出成本和人力资源。

       对于民间艺人而言，进到紫禁城内演戏，已不再享有“内廷供奉”的皇室荣誉，更准确地说，此时的民间艺人实际上也不需要这项殊荣。民间的戏剧演出活动，早已发展出一套坚固的商业机制运作模式。在四方名角辈出的情况下，没落的清皇室难以对当时的戏曲发展有任何的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皇室的名气与地位，对于民间艺人的名声和大众媒体的宣传效果上，仍十分具有吸引力。这样的转变，恰巧说明了从慈禧太后时期到逊清小朝廷，民间对于清宫内廷演剧的看法和认知逐渐在发生变化。

       本文以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利用升平署档案、日记、回忆录和报刊等不同性质的史料文献，企图勾勒出此时期内廷演剧的样貌。除了符合一般学界所认知的大历史发展叙述——此时期的内廷演剧正逐渐走向没落，笔者更关心的重点在于，在整体走向没落的发展态势下，其内部是如何发生变化与影响。对于运作将近百年的升平署而言，为因应困境所作的每一点改变，都将被视为最严峻的挑战。

       注释：

       ①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②由于目前无法看到原档案档，本文所使用《优待皇室条件》系以《申报》所载原文为主。见《待清皇室条件要电》，1912年2月8日《申报》。需说明的是，1912年2月7日《大公报》上曾载《优待皇室条件全文》一文，然此条文几经修订，笔者认为《大公报》之版本应为袁世凯所提版本，并非最终定案，而《申报》亦将此版本提为附录。可参见《优待皇室条件全文》，1912年2月7日《大公报》。

       ③么书仪：《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④根据宣统三年《恩赏日记档》载升平署人员：总管1名、首领9名、太监86名、场面教习56、玩艺教习30名、觔斗12名、随手24名、两处写字人34名、两处听差人16名、钱粮处管箱门甲人40名、写字人5名、中和乐写字人3名、档案房写字人6名、火壶1名、工程处2名、盔头作2名、该哈2名。总计：329名。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766页。

       ⑤小朝廷“四主”指，同治皇帝之瑜妃(敬懿皇贵妃)、珣妃(庄和皇贵妃)、瑨妃(荣惠皇贵妃)，以及光绪皇帝之瑾妃(端康皇贵妃)。

       ⑥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版。

       ⑦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470页。

       ⑧朱家溍：《升平署的最后一次承应戏》，《紫禁城》，1995年第1期，第10-12页。

       ⑨贾英华：《永和宫戏班》，《紫禁城》，1993年第4期，第43-44页。

       ⑩此说援引冯佳之说法。冯佳：《“国”与“君”——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23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12)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5599页。

       (13)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官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5721页。

       (14)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5725页。

       (15)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5555-25556页。

       (16)笔者根据宣统三年《恩赏日记档》所整理。

       (17)根据章宏伟的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慈禧太后花在看戏的赏银是四万两千三百六十五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四万九千四百九十两。见章宏伟：《光绪朝清宫演戏的经济支出》，《戏曲艺术》，2013年第2期，第60页。虽然隆裕太后在看戏支出上比慈禧太后要少许多，但或许跟十月武昌起义后，宫内停止一切演戏活动有关。

       (18)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5780-25781页。

       (19)冯佳：《“国”与“君”——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第123页。

       (20)《优待清皇室条件要电》，1912年2月8日《申报》。

       (21)有一篇《袁总统对于清廷之称谓》的报导，亦可说明此点：“袁大总统自受任后，已两次致书清廷，筹商关于优待各事宜。兹闻其书中对于清两宫之称谓曰大清皇太后陛下，曰大清宣统皇帝陛下，自称曰公仆袁世凯。并未用临时大总统字样云。”见《袁总统对于清廷之称》，1912年4月5日《大公报》。

       (22)《清皇室经费无着》，1912年3月1日《大公报》。

       (23)《催缴皇室第一期经费》，1912年3月18日《大公报》。

       (24)祁美琴：《清代内务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25)“(前略)皇太后因皇帝已无政权，即不便仍在内廷，致多妨碍。拟偕同皇帝退居颐和园以资休养，并闻此系为皇太后所主张，并非由袁内阁及民军所会议云。”《两宫预备退居颐和园》，1912年2月6日《大公报》。

       (26)“清世伯轩太保，现已担任皇室总长，办理关于皇室一切事宜。闻现已奉清皇太后懿旨，于一二日内赴颐和园勘查将来两宫移跸后之种种安置，及收入皇室各衙门之分配等计划。并闻此为初次勘查，以后尚须复勘两三次，方能核定。至移跸之期，仍无确音。”《世总长将赴颐和园》，1912年3月18日《大公报》。

       (27)《清太后仍赶筹移宫事宜》，1912年3月25日《大公报》。

       (28)《清太后急于迁宫之另因》，1912年4月17日《大公报》。

       (29)《清皇太后恩遣内侍》，1912年3月1日《大公报》。

       (30)“清皇太后移宫之事现虽仍无确期，然据调查新政府在南苑之时期，必当实行移跸。昨闻清皇太后已入手预备一切，现正遣散太监宫女等人，由皇太后赏银二十两，由皇上赏洋十元，谕令出宫各谋生活，日内出宫者联络不绝，并闻须按原有数目裁汰十分之八云。”《内廷之遣散宫侍》，1912年4月15日《大公报》。

       (31)《清皇太后之明哲识体》，1913年2月24日《大公报》。

       (32)红圈部分为小朝廷活动范围。

       (33)此处资料根据陈捷先《宣统事典》整理而出。

       (34)陈捷先：《宣统事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35)祁美琴：《清代内务府》，第242页。

       (36)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37)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50页。

       (38)《清宫大火详志》，1923年6月28日《大公报》。

       (39)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50页。

       (40)节录自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470-472页。

       (41)“孝钦自称‘广仁子’。每三元、五腊，太后命太监念经，皆不用道装，告神祝祷，曰‘念斋意’”。信修明等著，周春晖、朱家溍记：《太监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42)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5877页。

       (43)此处特别感谢黄卉教授对拙作的指正。

       (44)此处所指内学太监，包含太监伶人、中和乐、钱粮处及档案房之太监；而外学教习，则专指挂名于升平署之下的民间艺人。

       (45)需说明的是，由于目前无法看到“宣统十六年”(1924年)的升平署档案，因此特别出示“宣统十五年”(192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资料，以供参照。

       (46)以上四条数据可见“宣统五年”(1913年)《恩赏日记档》，此处不另注。

       (47)升平署太监：侯庆福、吴连明、王源福。见《光绪朝太监科班花名单》，收录在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第28-29页。

       (48)道光三年(1823年)十二月初一日《恩赏日记档》：“十二月初一日，禄喜面奉谕旨，新赏南府太监三名，似能学戏，不能学戏者，仍教宫内当差。”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679页。

       (49)“宣统六年”(1914年)十月三十日《恩赏日记档》：“奴才狄盛宝谨奏为求恩事，奴才处中和乐首领太监共十八名承应乐章之差，今上传要去太监两名，俟后国服满，所有万寿正月礼节均应安设乐器、承应乐章。奴才再四思维，人数实在不敷使用。叩恳天恩，将太监二名赏回本署当差，谨此。天恩将太监二名赏回本署当差，谨此。”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5958页。

       (50)丁汝芹认为：“升平署太监外逃又与其他太监不同，教出一个能够演戏的太监相当不容易，外逃后自然要加重惩罚。”见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第100页。

       (51)王芷章在《清升平署志略》谈到，宫内皇贵妃寿辰所上演之寿戏，并无专戏。见王芷章编：《清升平署志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页130。

       (52)丁汝芹：《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第194页。

       (53)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1818页。

       (54)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8742页。

       (55)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6178页。

       (56)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480页。

       (57)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6421页。

       (58)庄和皇贵妃于“宣统十三年”三月初七日(1921年4月14日)过世。“庄和皇贵妃于三月初七日时升遐，摘缨蓝袍青挂三日。慈宁宫暂安三十五日。”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6297页。

       (59)“宣统十四年”(1922年)《恩赏日记簿》：“宣统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钦奉谕旨：大婚典礼事宜，着派戴涛、朱益藩、绍英、耆龄敬谨办理，查照成案。覆实妥筹茶(按：查)办，随时具奏。”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第26395页。

       (60)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97页。

       (61)(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62)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483页。

       (63)王芷章编：《清升平署志略》，第91页。

       (64)(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268页。

       (65)1923年10月5日，《实事白话报》。转引自赵雅丽：《宣统王朝》，第128页。

       (66)翁偶虹：《记忆所及的几场义务戏》，《京剧往谈录续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15-516页。

       (67)么书仪：《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第153页。

       (68)么书仪：《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清代至民初京师戏曲的辉煌》，第153页。

       (69)为了行文论述方便，本文现阶段仍使用“永和宫戏班”一词。

       (70)即夏葵宣、张长保、张岐山、春来、王永祥、周玉庭、边长法、尹玉川等8人。

       (71)“将近半年左右，他便把海儿刘那一套跟头技巧练得烂熟，在著名的武功戏《石秀探庄》中饰演过石秀，在颇为吃功夫的武打戏金钱豹中曾扮演异常活跃的小猴。”可参见贾英华：《永和宫戏班》，第43-44页。

       (72)需说明的是，此张照片在贾英华的《永和宫戏班》一文中，被标示为“永和宫戏班太监练习武功”，但笔者对此张照片究竟是否为“永和宫戏班太监练习武功”一事，持有怀疑态度。贾英华之说法仅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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