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与现代化理论的因应关系研究
茹亚伟，于 群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冷战开始之后，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延内涵从范围上和内容上都突破传统，即所有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地区都被纳入美国决策者的视野。美国不仅要在军事上，更要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一决高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为了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巨大突破。现代化理论是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达到顶峰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政府与学术界合作的典型代表。事实证明，这种有悖于学术中立的研究并没有将不发达国家引向繁荣，由于现代化理论过分注重西方经验反而给这些地区带来动荡。
关键词： 美国；冷战；国家安全；现代化理论
近年来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关注美国社会科学与冷战政治之间的互动。冷战时期，为了履行国家安全职责，美国的社会科学① 本文所指的社会科学（或者叫人文科学）包含范围很广，是存在于艺术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内容广泛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 研究成果被用于情报搜集、军事行动和心理战宣传，对于这些问题学界研究成果丰富。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编写的《大学和帝国：冷战时期社会科学中的金钱和政治》中直指，从二战开始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对以上三个研究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投入大笔经费，主要目的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形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可以说，他们对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走向、组织机构、学术能力评定、学术期刊的把关产生重大影响。[1](pxii)在与政府合作风气的带动之下，美国战后社会科学发展出一个关注第三世界② 本文中使用的“第三世界”的概念，采用挪威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定义：表示冷战格局中的一个特定地位，即不接受超级大国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寻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替代方案的国家和地区。 现代化问题的重要的学术流派——现代化理论研究。这种政策导向型研究，以政府需要为研究的起点。
现代化理论研究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如何实现第三世界的发展。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病变”。目前学界已经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卫·C·恩格尔曼（David C.Engerman）等编著的《增长阶段：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冷战》是对冷战时期美国现代化理论崛起的全面解读。其中，雷迅马指出，“现代化”的概念根植于美国从诞生到二战之后繁荣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被认为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成功范式。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学者自信地宣称，他们能准确定义不发达国家“起飞”的条件，能够从美国的发展经验之中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2](p2)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雷迅马认为，对罗斯托为代表的冷战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进程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办法。[3](p2)概言之，现代化理论是冷战开始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出现政策导向的产物，代表了学界与政界合作的顶峰。
与传统冷战史研究关注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对抗不同，这种关注全球发展现象的研究为冷战史研究提供了另一条研究路径。实际上，这种研究已经超越了冷战的范畴，现代化和发展观念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早在冷战之前就已经开始萌芽，冷战之后也还在继续。因此，通过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与现代化理论之间的互动研究，可以管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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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战国家安全与社会科学研究互动的历史语境
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的概念，迈克尔·霍根（Michael J.Hogan）认为是基于一种“非美国”的假设。他认为在美国人看来，苏联“激进又邪恶”，这根植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较而言，美国则“平和友好”。美苏之间从理念到生活方式都表现出巨大差异，这种二分法的世界观使“美国方式”和“苏联方式”成为两种势不两立的存在。[4](p17)由于美国国家安全观的转变，战争与和平的界线变得模糊，原本以解决战争问题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因为二战的结束而中断。相反，由于冷战大幕缓缓拉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的范围超出了地域边界，并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与此同时，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转向为美国赢得冷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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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在推进这一计划过程中遇到困难。1955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5509号文件，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项目进行评估，其中第六部分是对美新署的活动评估。报告认为，目前美新署宣传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摆脱“美国殖民主义”的标签，特别是在前殖民地国家，美新署的宣传很难推进。[25](p504-521)鉴于此，鼓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宣传部门新的冷战武器。对于现代化理论与美国宣传政策的关系，劳拉·贝尔蒙特（Laura Belmonte）认为，美国将现代化理论当作一种宣传材料，其根本目的是想向世界“推销资本主义”（selling Capitalism）。贝尔蒙特指出，二战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遥遥领先；美国的工业、技术、大众文化、高效率、消费主义既被外部世界崇拜，同时也使不发达地区心生恐惧。美国政府担心这些地区的群众会因为过大的贫富差距而憎恨美国。为了消除这些地区对美国的疑虑和抵制，美国认为，向他们解释美国的经济发展原理显得十分重要。在美国看来，宣传自由主义与宣传资本主义是等同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定义了美国身份，同时与共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2](p109)韩国作为美国的亚洲盟国，尽管政治上反共立场坚定，但是经济上亟待发展，历史上有被殖民经历，地缘上与共产主义政权毗邻。以上三点是韩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属性与天然的纽带，使韩国成为实践美国现代化理论的理想地区。美国认为，如果能在韩国建立起一个走西方道路且经济迅速发展的样板，将是对现代化理论最生动的说明，对第三世界国家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冷战时期，美国政策导向型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国家战略服务。随着斯大林去世以及朝鲜战争停战，世界局势进入一个短暂的缓和时期，但是美国却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利用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和发展的心理，对美国展开新一轮的进攻。1953年10月30日，国家委员会出台NSC162/2号文件，成为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最高文件。文件特别指出，对美国的威胁除了苏联以外，广大的不发达国家也带来不安定因素。美国认为，这些国家不能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面临很多困难，因此不想与美国结盟。但是这些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旦被苏联体系吸纳，对于美国来说将是致命打击。相反，如果这些国家保持稳定并且与“自由世界”结盟，那么将大大增强美国的实力。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些国家对西方十分排斥，这种感情包含了种族、反殖民、民族主义、社会结构混乱、人口过剩、本土与西方竞争等复杂因素。[23]由此可知，如何将这些地区拉拢进西方阵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此时，美国外交机构已经做出调整。1953年6月，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报告，决定成立一个全面负责美国海外宣传的机构——美国新闻署（USIA）。美新署最为成功且影响深远的一个项目名为“人民的资本主义”。1955年，美国广告委员会（Advertising Council）主席西奥多·里普利厄（Theodore Repplier）用了6个月时间对共产主义以及美新署的宣传进行考察对比研究后，建议美新署开辟一条新的宣传思路，即对美国经济体系进行宣传。他认为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就宣传，可以向世界表明资本主义并非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过时的、充满压榨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主义能为社会带来繁荣。[24](p117)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美国希望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吸引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投降后，这些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拯救了无数美国士兵的生命，他们的贡献对于赢得战争至关重要。克拉克洪联合他的同事建议将科研与政府合作的模式保留下来，称这种研究为“新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于战后世界的作用，就如同原子弹之于二战的作用——起决定性的。[7](p44)但是，战后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立即认可，原因在于部分学者认为它的科学客观性以及实用性无法与自然科学匹敌。为了反驳该观点，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同时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做出回应。帕森斯在向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交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客观的社会分析能够提供用以塑造世界未来的基本工具。他信心满满地宣称，社会科学家就好似致力于对人类苦难进行生物学研究的医生，通过对一系列个案进行严密、客观地研究，他们就会建立充分的知识储备，对治疗各种病症发挥作用。[3](p78)可以说，为了证明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以及自身的科学属性，社会科学在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鼓舞下，新的学术潮流开始涌现。
爱情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终结。她很怕这样的句子。他们每周在一起一天，不，一天都不到，路程上的3个小时，身体上的1个小时。这就是他们爱情的所有情节。
“特洛伊计划”不仅针对某个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还体现出地域研究的内容。项目组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美国要根据不同的地域相应地提出不同的宣传策略。例如，认为针对苏联群众的宣传应该有耐心，应该避免如“共产主义代表邪恶”的表述或者是显示出对共产主义的歧视，宣传的重点应该放在斯大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切记不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进行直接攻击，同时也不应该过分宣扬西方的物质丰富。[1](p16)而针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宣传就与苏联有很大区别。项目专家认为，毛泽东和胡志明并非完全服从苏联，他们对各自国家的发展有很强烈的期许，共产主义理论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发展，两人对苏联的态度只是希望从精神上和军事上寻求支援。根据以上分析，马里兰大学的地理学家莫里森指出，对这两个地区最有效的宣传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因此他建议招募美国年轻志愿者前往这两个地区与当地人一起生活2到4年，通过展示医疗和农业技术传递美国价值观。[1](p18)
二、“特洛伊计划”与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随着政策导向型研究开始获得政府青睐，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履行冷战国家安全职责获得发展机遇，“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成为冷战应用型社会科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冷战初期，为了与苏联展开针锋相对的宣传，杜鲁门提出展开“真理运动”。所谓“真理运动”核心内容是国务院通过与私人团体合作，实现美国与海外国家在教育和信息方面的交流，目的是向世界证明，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描述并非事实，同时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杜鲁门认为“美国之音”是向世界展示真实的美国最有效的手段之一。[11]但是，从1949年春天开始“美国之音”的俄语广播受到苏联的严重干扰。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将问题交给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James Webb）处理，韦布向故交劳埃德·V·伯克纳（Lloyd V.Berkner）寻求帮助，随后伯克纳联系了时任MIT的校长詹姆斯·基利安（James Killian）。1950年5月末，韦布邀请基利安以及MIT人文社会研究部的主任约翰·伯查德（John Burchard）前往华盛顿。一周后，基利安写信给韦布，确认了MIT可以解决苏联信号干扰的问题，并且承诺将召集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和研究，并最晚在1951年1月1日向国务院提交报告。[1](p9)考虑到MIT在研究领域的限制，基利安随后又召集了部分哈佛大学专家组成研究小组，具体人员信息见表1。[12](p97)
表1 “特洛伊计划”项目小组成员名单
“特洛伊计划”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在政府之外成立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可以直接建立在大学校园内，主要任务就是承接政府项目。研究中心可直接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允许学者在完成本职工作后投入到政府科研项目中。这一设想在“特洛伊计划”最终报告提交之前就已经在基利安脑中成型，为此他向韦布提出要实施第二阶段“特洛伊计划”，其中组建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S）意义重大。第二阶段计划中对“苏联社会动力研究”的负责人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Rostow）成为该中心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后来现代化理论的旗手，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马克斯·F·米利肯（Max F.Millikan）。
社会科学新学术思潮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评估结果。1950年4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NSC68号文件，名称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和计划》，成为冷战时期指导美国内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文件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正在全球向“自由世界”发起进攻，在目前世界力量已经两极化的局面下，“自由世界”在任何地方的失败都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后果。文件特别指出，苏联正在使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扩张的武器。例如，宣传苏联体系就是共产主义体系、提倡争取和平运动、参与殖民解放运动，这些活动产生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在亚洲，苏联模式非常受欢迎。新兴的亚洲国家亲眼见证了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度成长为世界大国，这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8]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由杜鲁门发起成立的和平时期制定心理战政策的机构——心理战略委员会（PSB）指派亨利·卢米斯（Henry Loomis）进行了一项有关“社会科学对政治战和经济战的潜在价值”的研究。1952年4月11日，卢米斯向心理战略委员会提交了名为“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报告，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相较于自然科学对军事行动的贡献，社会科学作为赢得冷战的潜在能力被低估或者根本没有被接受。”[9]卢米斯同帕森斯一样，也将社会科学与医学研究做比较，认为就像医学治愈人们的身体一样，社会科学能够治愈人的头脑。文件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包含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病理学以及社会学，这些都是赢得冷战的潜在的强大武器。[8]以卢米斯报告为蓝本，1953年6月29日，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了“学说宣传项目”(PSB D-33)。该项目内容是通过向非西方世界国家提供经典著述以及引导这些地区的学术方向，吸引知识分子以及先锋人物的注意，从而达到以下目标：使他们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危害”；鼓励他们理解并且接受美国或者“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激发他们在政治、科技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好奇心，而后从共产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通过制造思想混乱，从而使他们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减少其他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的思想，例如极端的民族主义、中立主义以及盲目的现实主义。[10]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学科发展需要与国家安全需要促成学者和政府达成冷战共识，即冷战对于美国来讲是一场全面的战争，社会科学在这项事业中责无旁贷，其研究政策导向型特点开始显现。
事实上，“特洛伊计划”受益于战后美国引导政策导向型研究的三股学术潮流——“地域研究”“行为科学”“系统理论”。首先是“地域研究”。由于冷战两极格局的形成，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范围扩大，对重点地区的研究开始加强。例如，加强对日本和中国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题以现代化进程或者政治发展为主。针对不同地区，美国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甚至形成“中国学”等研究流派。[1](p160)美国私人基金会也积极参与，战后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地域研究重镇有：普林斯顿的东方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的日本研究、耶鲁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南亚研究、图兰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的拉美研究、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斯堪的纳维亚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欧洲研究、华盛顿大学的苏联/亚洲研究、麦吉尔大学的北极研究。[14](p166)其次是“行为科学”。1949年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杰姆斯·G·米勒（James G.Miller）联合其他学科的学者组建行为科学委员会，以物理学理论为基础构建出一套人类行为准则的理论，它融合了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人在社会环境下的行为动机。[15](p499-523)最后是“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大师西蒙将组织理论和选择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组织理论主要包含社会系统学以及社会心理学，选择理论主要包含博弈论、效用论以及数据选择论，这些内容都来自经济学。从理论的效用出发，组织理论主要是一种对影响和管理的知识，而选择理论则是一种科学选择或是理性选择的理论。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具有数学的、行为的、功能的以及经验主义为内容的社会科学，这一科学逐渐发展出控制论。[16](p285-286)
综上所述，“特洛伊计划”对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在学术界与政界之间搭桥。计划表明这种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不亚于军事行动之于国家安全的贡献。其次，“特洛伊计划”中体现的研究方法顺应了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兴起的学术思潮，社会学研究开始表现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雄心——为美国的全球冷战服务，为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提供参照。
三、国际研究中心——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重镇
当这些工程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聚集在一起，所讨论的就不只是如何对抗苏联电台干扰的问题，一个内容广泛的整体心理战计划呼之欲出，代号“特洛伊计划”。1951年2月15日，项目组提交了最终报告。报告认为，即使一个手电筒、一根自来水笔或是一台收音机都可以传播美国生活方式。[13]一名计划参与者解释道：“我们意识到只解决广播信号干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只是目前事态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美国信息接收者的人员特征是什么？美国最终想达到的效果是什么？什么样的信息应该被传送出去？”[1](p4)其中附件11特别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应该充分研究，研究成果可作为情报的补充，其中有价值的基础研究分别是：政治控制系统学、社会结构分析学、大众基本态度学、沟通渠道调查、政治斗争的缺陷研究、态度转变研究。[13]
1951年米利肯离开供职的中央情报局，开始负责组建国际研究中心。米利肯发挥其强大的社交能力，很快招募到了许多知名学者，罗斯托就是其招募的，此外还有伊契尔·卜（Ithiel De Sola Pool）、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白鲁恂（Lucian Pye）、埃弗里特·哈根（Everett Hagen）、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7](p158)由此，MIT开始加强社会科学建设，以国际研究中心为依托，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崛起。国际研究中心与政府紧密互动，确立了政策导向型研究的核心地位。伊契尔·卜认为研究人员与政治决策人员之间的关系密切，他提出“智识未来”的概念，主要指精英决策层。他认为这些人在制定政策时要摒弃残酷、愚蠢和官僚的选择，应该更加睿智和人性化，这样的政府才是未来的希望，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用社会科学做指导。[1](pxiv)在“卡米洛特计划”（Project Camelot）① “卡米洛特计划”是由美国陆军牵头，具体由美国特种战争办公室（SORO）负责计划实施的一项反叛乱行为科学研究。 曝光之后，学术界开展了对社会科学与政府关系过于密切的批判，但是伊契尔·卜仍然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于政府决策的必要性，他甚至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人性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未来人性化政府的希望寄予政府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18](p171-202)
在演讲中，罗斯托大谈韩国与日本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困扰韩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之一是对外来资金和技术投资的恐惧，对此韩国应该有充分自信，因此与日本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他进一步指出，对于韩国来说目前发展的重心是工业领域，韩国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实现该领域快速发展，因此对于来自日本的援助不应排斥。此外，他还特意提到约翰逊总统为支持亚洲经济发展，鼓励组建“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并承诺出资20%的启动资金，日本预计也会出资20%。[28](p371-375)罗斯托如此为日韩经济合作摇旗呐喊，绝非如其所述，单纯为了保障韩国经济起飞，其背后隐藏着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根据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Leffler）的解读，美国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颜面，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振兴西德，使其不至于被苏联体系吸纳。同理，美国认为在亚洲将日本稳固在西方阵营意义重大，为此美国不得不重振日本经济，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韩国——为其提供原料和市场。莱弗勒认为，美国与苏联军备竞赛，振兴西德和日本，关照第三世界国家，这都是在苏联拥核情况下，企图继续维持全球霸权的表现。[29](p65-72)事实表明，韩日两国的历史纠葛远非罗斯托所想，可以通过经济互补解决，时至今日两国仍在诸多问题上摩擦不断。
检测结果表明，空白组的亚硝酸盐含量最高，亚硝酸盐降解率仅为22.5%，说明未接种乳酸菌的试验组的降解能力较弱。接种乳酸菌菌株的培养液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降解率在59.1%～99.8%。不同乳酸菌降解亚硝酸盐的能力差别较大，其中活性最强的是Y1、Y4、Q6和Q12，接种这4株乳酸菌的培养液的亚硝酸盐的降解率分别达到98.7%，99.1%，97.9%，99.8%。这4株乳酸菌的菌落形态和细胞形态见表3，亚硝酸盐降解过程见图1。
国际研究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第三世界转变过程的分析中。1960年1月，中心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变与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的报告。1961年，在对该报告修订的基础上，中心出版了《新兴国家：他们的增长与美国的政策》，该研究是中心10位知名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新兴国家》指出，目前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传统社会的转型，与此相关的社会变动将会给美国外交活动增加新的考验。面对不发达世界的变革，美国和“自由世界”面临三种选择：其一，选择与传统势力站在一起；其二，选择与激进的革命势力站在一起；其三，选择渐进地推进改革。对于美国来讲，第三种选择最适合，即帮助这些地区渐进改革，保证这些国家的社会力量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争斗或者是遭受压制抑或是用极端方式实现变革。[21](p97-98)相比于参与者个人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构和语言都十分简练，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转变过程”，一部分是“政策指向”。与其说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倒不如说是一份由学者背书的政策分析报告。
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从企业、部门和产业多个维度探讨产业集聚的环境空间效应的形成格局、演变规律、情景模拟和政策调控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基于系统动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方法和模型考虑产业集聚的环境空间效应所具的依赖性、集聚性和扩散性，制定产业集聚的环境空间效应优化政策。从动态性和可视性的角度借助综合集成技术分析环境空间效应的扩张与缩减、空间结构变化和生态格局演变，为制定和完善源头控制污染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量化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划。1954年5月，米利肯和罗斯托向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提交了一份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报告，报告从短期和长期效益两方面分析了经济发展与对抗共产主义的关系。第一，从短期方面看，发展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经济可以使他们获取对抗共产主义军事进攻的能力。有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在对抗共产主义的进攻中人们才会有可能自愿做出“牺牲”。第二，从长期效益分析，只有当全世界的人民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建设时，人们才会有精力去进一步探寻民主模式，集权主义的吸引力将会下降。[1](p41)此外，两人在报告中特别谈及亚洲地区的形势。根据他们的判断，亚洲目前的经济状况十分“危急”，“拯救”印度支那地区不仅在军事层面意义重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至关重要。如果印度、缅甸以及印尼能够融入“自由世界”经济体系，那么美国不仅能实现在该地区的军事安全目标，也能实现经济目标，如振兴日本经济。最后，两人得出一致结论，中国正在向世界展示其在亚洲特别是经济方面强劲的实力，在未来5年时间里，中国与“自由世界”在经济上的比拼将会成为双方意识形态、两种文明以及发展方式的较量。[1](p54)以上分析可见，两人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在政治对抗，经济数据背后隐藏的反共动机不言而喻。
将量化研究发挥到极致的是罗斯托。他于1961年发表的《经济增长阶段：反共产主义的宣言》被奉为现代化研究的经典，认为尽管增长阶段理论是从经济的视角看待发展问题，但是经济绝对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的绝对的动力，经济行为背后的动机隐藏着价值取向。[22](p2)罗斯托认为价值取向主要反映在技术投资的比例。按照西方发展轨迹，罗斯托认为社会发展阶段越高级，人民越愿意增大投资数额。罗斯托将社会经济发展依次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起飞阶段他认为有效的投资率和存储率应该达到国民收入的5%～10%甚至更多，且对起飞有助力的科技投资应该超过5%。加拿大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阿根廷在20世纪初就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到了起飞的下个阶段，对现代化技术的投资应该占国民收入的10%～20%，且经济增长率应该超过人口增长率。投资的项目也开始从最初的重工业如钢铁、煤矿、铁路修建转向机械制造、化学以及电力装置行业。这一过程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基本完成。[22](p8-9)在对比美苏发展的异同时罗斯托认为，苏联的发展不仅落后于美国并且发展轨迹异常，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苏联的军事投入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他的估算，苏联每年的军事投入占国民收入的20%，美国则为10%。特别是斯普特尼克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苏联国内的大批科研人员投入到导弹的研究中，在经济基础与美国以及西欧差距还很大的情况下，苏联的军事投入却远超前两者，他断言苏联是在走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老路。[22](p101)罗斯托始终认为，经济是为了实现更大发展目标而服务，当经济发展模式对社会发展产生危害时，看似光鲜的成果也必不能吸引美国，只有西方或者说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大众的需要。
四、现代化理论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美国社会科学为赢得二战的胜利也做出不小贡献，特别是在心理战研究领域。例如，著名人类学专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hohn）、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服务于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三人组成研究团队在对日本人的心态进行研究后，建议美国宣传部门改变策略，在宣传内容中强调保留天皇。[1]本尼迪克特除了利用文字图像资料以外，特别注意对被俘日军和美国战时“日本人隔离收容所”① 日本人隔离收容所：珍珠港事件后，在美日本人均被强制迁入隔离收容所，约十一万人，其中约半数是美国公民。 中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1945年5月，她开始撰写关于日本天皇的备忘录和关于日本文化的报告。1946年，她将这份报告改写成《菊与刀》，出版后立即畅销日本和美国。[6](p289)
历史上，美国大学与政府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大学科研为政府服务最早可以追溯到1863年，美国国会成立国家科学学术委员会（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该机构的部分职责是为政府谏言献策。但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院长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为代表的新一代科研人员开始逐步改变大学学术研究曲高和寡的状态，寻求与企业以及政府的合作。1941年，由MIT工程师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成立，标志着大学科研与政府全面深入合作的展开。[4](p220-224)在布什的领导下，“曼哈顿计划”取得巨大成功，使得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大放异彩。正如历史学家保罗·博耶（Paul Boyer）所言，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对原子弹科学家的尊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这一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尽管大众意识到原子弹将世界带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但是很多人依然认为，美国科学家有能力释放自然的力量，为民主以及美国利益服务。[5](p60)鉴于自然科学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美国军事以及政府部门都希望将这种国家资助的科研模式保持下来。
1961年6月24日，新任美国驻韩国大使塞缪尔·伯格（Samuel Berger）走马上任。伯格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在成为驻韩国大使前，已经在国务院工作20余年，在经济事务上颇有建树。伯格上任后，迅速与朴正熙建立良好的关系，向其保证美国的援助不会中断。伯格在与朴正熙交往过程中认为，其手中的权力是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抵御”共产主义的保障。[26](p321)从美国新任大使的态度可知，促进韩国经济发展将成为朴正熙政府时期美韩的共同目标。朴正熙上台之后，韩国将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要务，现代化理论在韩国非常受欢迎。最先接触到现代化理论的是韩国知识分子阶层。美国认为，韩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更加愿意接受西方发展模式，通过学习现代化理论和对比分析现代化在亚洲的进展程度，可以使他们的思想更加靠近西方。在美国海外信息服务处（USIS）翻译项目的支持下，1964年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在韩国已经印刷了两版，并且经常被访问韩国的美国经济学家所引用。此外，美国通过廉价图书计划，针对韩国学生翻译并出版了米利肯的《新兴国家》、爱德华·S·梅森（Edward S.Mason）的《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计划》、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Alexander）的《经济发展初级读本》。这三部著作在韩国首次印刷时，发行量是每部2000册，仅仅6个月内就全部售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经济发展观》在韩国也非常受欢迎，并且再版多次。此外，信息服务处还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发行了《论坛》季刊。这本杂志主要翻译登载美国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是韩国知识分子了解美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刊登的代表性文章包括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的《比较历史与现代化理论》、大卫·E·鲍威尔（David E.Powell）的《现代化的社会成本》、S·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罗伯特·弗拉克（Robert Fluker）的《地区合作与东南亚的现代化理论》。[27](p167)
在众多现代化理论专家中，国际研究中心的灵魂人物，同时也是现代化理论的旗手——罗斯托在韩国十分受追捧。1965年5月3日，罗斯托应邀在汉城国立大学发表演讲，受到了空前关注。据罗斯托回忆，5月1日，当他正要从东京起身前往汉城时，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转交给他一份来自汉城大使馆的电报，内容是希望罗斯托将演讲的主题改为：“韩国在经济增长阶段中的位置”。相较于之前罗斯托准备的“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主题，显然韩国人对前者更感兴趣。于是乎，罗斯托在前往韩国的飞机上，开始准备新的演讲。演讲当天，罗斯托先是受到了朴正熙的接见。朴正熙对罗斯托的演讲十分感兴趣，直接向其发问：“韩国的发展究竟处在怎样的阶段？”罗斯托坚定地回答道：“韩国已经处在起飞的初级阶段。”[28](p258)罗斯托当天的演讲受到了韩国知识分子甚至是媒体的强烈关注，关于罗斯托对韩国经济的论断，韩国社会各界展开了为期三周的大讨论。
1950年代中期，国际研究中心开始将研究视野集中在第三世界，为已经萌芽的现代化研究注入活力，并逐渐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重镇。从中心的研究内容上分析，主要涉及地域研究；从研究方法分析，主要采取跨学科和量化的研究范式。首先，在地域研究领域，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两个。一是对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国家。② 主要研究成果如W.W.Rostow，Alfred Levin：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Norton，1953；Nicholas Spulber：Economics of Communist Eastern Europe，Technology Press of MIT and Wiley，1957；W.W.Rostow：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Technology Press of MIT and Wiley，1954。 这些研究主要由中情局资助，体现了中心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二是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也是中心的研究重点。1956年，白鲁恂（Lucian Pye）加入国际研究中心，其代表作《马来亚的共产主义游击队》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通过采访在马来亚抓捕的共产主义人员，白鲁恂将亚洲共产主义的出现归结为亚洲人民在二战之后产生了一种强烈脱离西方的情绪，这种脱离意味着将西方的理性与科技一同摒弃，同时希望创造出一种比西方更科学、更进步的社会发展模式。[19](p4)白鲁恂认为，这些国家的民众丧失了原来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同时又迫不及待地追求现代化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对传统生活非常厌恶，但是在个人层面上又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共产主义恰好能消化这一矛盾，为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提供一种新的安全感。[19](p7)1958年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勒纳根据在中东国家的采访内容建立数据模型，借此论证大众传媒的发展可以促使不发达社会达到高度启蒙，从而走向现代化。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勒纳指出，当“欧洲化穿过中东上层社会那一刻起，就成为上流生活的时尚。如今现代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向大众层面普及，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积极的精神’。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大众传播方式的转变。以八卦小报、广播和电影为主要的传播形式。”[20](p45)据此，勒纳提出了“通感”概念。勒纳认为通感在中东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它不仅能使中东普罗大众接受外部新鲜事物，而且能够在群众中产生通感共识即共同的政治需求，以此实现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其中，以新闻、广播、电影为代表的传播媒介是实现通感的核心环节。[20](p49-53)以上可以看出，中心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倾向于对当地群众的心态进行分析，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争夺当地群众的“头脑和心灵”，进而与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展开人心之争。
1966年中央情报局对朴正熙的领导能力进行评估。文件肯定了朴正熙政府的成就，指出该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不遗余力，实现了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但是朴正熙在实现巨大经济成就面前也并非不存在问题。首先，朴正熙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给其统治带来很大压力，朴正熙的反对者尹普善甚至利用这一问题向其权力发起挑战。其次，朴正熙政府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佳，这些社会精英对朴正熙过分依赖日本的经济政策感到担忧，认为这是朴出卖国家的表现。[30]由此可见，不论是朴正熙还是罗斯托一味强调与日本实现经济互补，没有关照历史的做法，成为韩国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
此外，根据雷迅马的解读，美国现代化理论家的理论前提是建立一种美国地位优越性。理论家和决策者一方面坚持，所有社会都经历了同样的、普遍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与除己之外的社会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他们眼中，西方代表了“理性”“积极”和“成就取向”，而不发达地区则是与上述内容截然相反的存在。[3](p27)如此一来，在美国人眼中，东方社会中非西方传统因素成为制约这些国家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性。
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实施的文化保护政策为后来韩国传统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华盛顿对美军提出以下要求：1.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和保存南朝鲜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遗迹，保护南朝鲜的考古遗址不受破坏。2.对南朝鲜的国宝和古代文明遗迹进行保护，不允许对其进行买卖和出口。3.禁止考古挖掘。对正在进行的项目，除非其能够保证对发掘现场进行保护且得到专家的指导，否则立刻停止行动。4.帮助南朝鲜培训有能力对文化遗迹进行管理和保护的技术人员。5.保存日殖时代的重要档案材料。6.对有重要价值的南朝鲜文物进行详细登记。[31](p724)以上都是保护实际存在的具象文化，但客观上为抽象韩国本土文化哲学提供了证明与参照。在深入理解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韩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唯西方论是否适用于韩国，并且发展出一种混合概念。汉城国立大学的法学教授黄善德在《思想界》发文表示，无论韩国多么渴求现代化，韩国的现代化绝不能走盎格鲁—撒克逊的老路，现代化绝不是简单地跟随西方，韩国应该重新发掘东方价值和朝鲜民族的价值。[27](p173)
1965年，由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赞助，在高丽大学举行为期一周的名为“亚洲现代化问题国际研讨会”。会上许多韩国学者认为应该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自汉城国立大学的哲学教授崔在熙强调，某些韩国传统价值观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韩国的现代化绝不是全盘美国化。[27](p174)以上可以看出，韩国知识分子阶层在接受现代化理论过程中，发展出韩国本土的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强调韩国需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要求保留韩国的传统和文化。韩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新风向直接导致了对韩国现代化路径的大讨论，一部分学者支持美国提出的依靠国家力量主攻经济的模式，其他问题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这种观念与朴正熙利用威权主义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谋而合。但是，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具有韩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应该经济与政治发展并行。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国内要求民主化的呼声被一再压制，为之后韩国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综上所述，尽管朴正熙时期，韩国的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但是也并非不存在问题。美国在韩国并没有完全实践其宣传的“自由企业”思想。在朴正熙时代，美国一直在默许其利用威权主义发展大型企业，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国家干预，以牺牲中小企业为代价。此外，由美国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使韩国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成为美韩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例如，1960年至1965年，对美出口占韩国对外出口总额的比例由11.1%上升到35.2%，1967年达到42.9%，1971年更是占到50%左右。[32](p30-38)冷战后期，韩国之所以奠定其亚洲经济“四小龙”的地位，有两个层面的原因：首先，从内部看来，80年代末期，全斗焕在外部压力下，承诺向民主政权过渡。其次，从外部看来，韩国开始寻求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特别是通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实现与社会主义国家对话。显然，以上两点因素都不是美国的功劳。随着韩国经济自主性增强，美韩关系也开始逐渐走向正常化。
五、结语
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对有关军事行动、情报、宣传的社会科学研究投入大量资金，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美国冷战国家安全服务。这些研究人员之间往来密切，形成知名的学术流派。这种科研模式从短期成效分析，可以获得大量的政府资助，在华盛顿形成以这些研究者为核心的政治团体。但是从长远角度分析，这些有悖于学术中立的研究通过政府资助成为主流研究范式，并不可避免渗入到美国决策层，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通过这种方式确立自身的地位，其根源在于本身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来自对麦卡锡主义的心有余悸，也来自对共产主义发展模式的忌惮，其结果是用学术证明美国模式的正确性，并且与美国政府在第三世界的反共需要一拍即合。由于冷战斗争的复杂性，这些政策对不发达地区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美国利用不发达地区对经济的发展的迫切心理，在经济援助背后植入了其明显的政治意图。例如，美国利用朴正熙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为韩国制定出的发展计划最终给韩国社会带来动荡。其次，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在达成冷战共识的前提之下，研究成果最终是要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研究成果表面上看是为了实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为美国的宣传政策服务，目的在于吸引第三世界国家的注意。最后，现代化理论存在的一个最重要假设是以西方发展为比对基点。换言之，就是将所有国家的发展阶段放在美国的发展图谱中，根据美国经验定义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这显然是一种野心勃勃但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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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主持召开国家防总防汛抗旱会商会议，研究分析汛情、旱情和防台风形势，安排部署各项防御工作。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参加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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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9-0114-11
作者简介： 茹亚伟（1987—），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于群（1951—），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冷战与美国对外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战政策研究”（18CSS009）。
责任编辑 孔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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