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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是粮食储藏的基本设施。汉代粮仓已有诸多学者探讨（注：禚振西、杜葆仁：《论秦汉时期的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杜葆仁：《京师仓当与西汉的京师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 期；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1985年第1期；呼林贵：《西汉京师粮仓储粮技术浅探》，《农业考古》1984年第2 期；薛正昌：《敖仓与楚汉战争》，《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马彪：《敖仓与楚汉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另外， 在汉简研究文章中有不少也涉及到边防粮仓问题。）， 但其似乎多注意于粮仓形制及个别粮仓的状况，作为西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一项重要制度的仓之内涵、作用和地位等，则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
先秦两汉仓、库有别。《说文》：“库，兵车藏也”；《礼记·乐记》郑注：“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库即武库，其与仓混用无别是较晚之事（注：拙作《西汉武库制度考》，《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下文凡有关西汉武库的阐述，均请参看。）。《说文》：“仓，谷藏也”；《释名·释宫室》：“仓，藏也，藏谷物也”，仓是粮仓的专指。在较早时期，仓与廪、庾、
等同类设施也有某种区别，所以《说文》曰：“
（廪），谷所振入。宗庙粢盛，仓黄（懔）而取之，故谓之（廪）”；“庾，水槽仓也。一曰仓无屋者”；“ ，刍藁之藏”。此外还有“米藏曰廪”、“在野曰庾”、“露积曰庾”等不同说法（注：分见《周礼·序官·廪人》郑注；《荀子·富国》杨注；《史记·文帝纪》集解引胡公；《释名·释宫室》等。）。但一般而言，秦汉材料中这些概念通常并无严格区分，本文中仓的概念也较为宽泛，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仓的出现，始于原始社会农业发明以后。而仓作为一种制度现象，当是夏代之事。经过长期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其规模、制度渐趋发达。当时各国国内都有较完备的粮仓系统，它们即是粮食刍藁等物资的储藏机构，又兼具生产功能，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职能部门。秦统一以后，更形成了数量众多、体系细密和管理严格的粮仓体系和制度，并对西汉的仓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西汉建国以来，大体上沿袭秦制，按照行政建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多层次、广分布的粮仓体系。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 开始营建新都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注：《汉书·高帝纪》。），首批重点建设工程中就包括太仓。此后长安太仓一直是西汉王朝的国家粮仓，在整个粮仓体系中具有头号重要的地位。到武帝初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注：《史记·平准书》。），粮储极富，曾令来长安的外国人大为“倾骇”（注：《史记·大宛列传》。）。
西汉中央直接管辖的粮仓除了太仓，尚有位于甘泉之甘泉仓、华县之华仓（京师仓），可能还包括古徼附近的细柳仓和嘉仓（注：甘泉仓见《汉书·食货志》和《张敞传》等，华仓见《汉书·王莽传》，并已得到考古发掘证实（详下），细柳仓和嘉仓见《三辅黄图》。）。此外，王朝和内廷的许多部门另有所属的较小粮仓，见于史载者，如大司农之籍田仓、詹事之詹事仓、长信宫之长信仓、水衡都尉在上林苑之农仓、考工之考工仓，太学之长满仓等（注：詹事仓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籍田仓见《汉官旧仪》和《汉旧仪》，长信仓见《续封泥考略》卷一，第12页，长满仓见《汉书·王莽传》，考工仓见使者灯（据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 页）。）。然据《汉书·贡禹传》，贡禹在任谏大夫期间“廪食太官”，说明中央机构中有仓的并不止这些，只是缺载而已。众多的粮仓设置形成一个集群，成为西汉长安地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汉书·宣帝纪》：“（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有学者认为当时京城附近的仓均可称为长安仓（注：杜葆仁：《京师仓当与西汉的京师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1985年第1期。），似是。
与战国秦代一样，西汉郡、县两级行政均有常设之仓，这有大量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司农属官有“郡国诸仓长丞”；《史记·平准书》：“天子遣使虚郡国仓以振贫”；《汉书·王莽传》：“众郡骏马仓谷皆得自调。”具体见于史籍的，有河内、渤海、酒泉等郡仓（注：《汉书·汲黯传》、《汉书·龚遂传》；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简称《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简336.23。）。昭帝时一度在边郡设立的常平仓，也可看作郡级粮仓。县属之仓，裘锡圭先生曾收集许多例证，如：西汉前中期的平都量，为平都仓制品，平都为上郡属县；又有阳周仓鼎，阳周亦为上郡属县；西汉印中有“桓仓”、“共仓”、“海曲仓”、“诸仓”、“桐仓”、“略仓印”等半通印，当分别是河东郡垣县、河内郡共县、琅琊郡海曲县和诸县、定襄郡桐过县、北地郡略畔县或天水郡略阳县仓之印（注：《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居延汉简中亦可见及居延、
得和禄福等县仓（注：《合校》简136.43、12.1、15.18。又《汉书·地理志》河东有根仓和滋仓，可能也是郡仓。）。西汉县城内有时可见仓里之类的闾里 （注：居延简就提到两个仓里， 一在魏郡武安（《居延新简》EPT50∶142），一在汉中成固（《合校》简90.48）。《汉书·元后传》有魏郡元城委粟里，类之。），也是县仓的反映（东汉也有一些县仓的例子，同样可为证明（注：如《后汉书·韩韶传》提及齐郡赢县仓，内蒙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一建筑上书“繁阳县仓”。））。
配置于各级行政机构的粮仓，是西汉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此外，西汉粮仓系统还有三个重要部分，它们与中央和郡县粮仓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
第一，汉初于郡县之外复封诸侯，“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注：《汉书·百官公卿表》。）。故诸侯国都有类似于王朝的粮仓，上举《百官公卿表》之“郡国诸仓”可证。具体例子有：齐太仓。文帝时齐太仓长淳于意为著名医生，号“仓公”（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汉书·刑法志》。）；著录有“齐太仓印”封泥（注：《齐鲁封泥集存》，转引自陈直《汉书新证》第128、303、15页。），可与文献互证。吴太仓。《汉书·枚乘传》：“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臣瓒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大仓。”陈直先生谓：“《御览》卷七十五引《汜胜之书》曰：‘吴王濞开茱萸沟，通运至海陵仓。’即今江苏之泰县也。”（注：《齐鲁封泥集存》，转引自陈直《汉书新证》第128、303、15页。）定陶国仓。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一八有高庙鼎，文云：“都仓。定陶庙容十斗，并重九斤二两”，为元帝子定陶康王国内所造高庙祭器（注：《齐鲁封泥集存》，转引自陈直《汉书新证》第128、303、15页。）。诸侯国内的县仓目前尚乏证据，但从制度上推测应该是存在的。分封贵族拥有独立的粮仓系统，是西汉分封制部分恢复的结果。它们和武库制度一起，曾经是西汉前期诸侯王势力对抗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物质基础。
第二，西汉军队特别是边防兵系统中，也包含有较完善的粮仓设施。试以材料较为丰富的张掖居延地区为例加以考述。我们知道，居延边塞设有居延、肩水两都尉，下辖侯官（候）、部（候长）和燧（燧长），统领驻守于烽燧亭鄣中的戍卒防御匈奴。根据汉简所载，都尉一级设有粮仓是很明确的。下略举数例：
居延都尉德、库丞登兼行丞事下库、城仓
（《合校》139.13）
候史徐辅迁补城仓令史，即日遣之官，移城仓。（《合校》142.34）
张掖长史延行大守事、肩水仓长汤兼行丞事……（《合校》10.32）
□月已亥，肩水仓长……事敢告酒泉大守敦煌酥油土汉简 195（注：见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都尉是边防高级军事长官，都尉仓设在驻所城内，故称为城仓。《合校》204.9：“邮行北部仓。”这个北部仓， 指酒泉郡的北部都尉仓。敦煌汉简中曾提到玉门仓，疑亦即玉门关都尉之仓。这与居延的情况是一致的。
候官（候）一级也设有粮仓。《居延新简》EPT4.57 ：“……□受候官仓”（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以下简称《居新》），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合校》85.32 ：“（甲）渠仓到甲渠”，两例均为居延都尉下属甲渠候官仓。这和简牍中大量见到候官一级的谷物出入簿册相吻合。日本的永田英正先生曾据这些簿册指出，当地戍卒的粮食发放，是由候官负责发给的（注：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所见的候官——以破城子出土的“诣官”簿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这个意见略嫌绝对， 但候官是粮食储藏的重要单位却由此可见。
与武库不同，部（候长）一级不普遍配属粮仓。所以在汉简中，候长和士卒到候官或其他粮仓取粮乃是日常工作之一。但是，在少数候长驻地及辖下烽燧，却设有中心粮仓。居延甲渠候官属下有吞远仓、收虏仓、遮虏仓、廿三燧仓和廿五、廿六仓、万岁燧仓，藏谷或达五千石以上，是当地戍卒粮储和供应的重要机构（注：参森鹿三：《关于令史弘的文书》；藤枝晃：《汉简职官表》，俱见《简牍研究论丛》第一辑。《居新》EPT52∶390：“甲渠吞远燧当受谷五千石……。”知其储量如是。）。《合校》183.10：“二月癸亥，除为肩水临渠燧长，至十二月庚子遣谊之部仓……”，这是肩水候官下的“部仓”之例。“部仓”的存在，使甲渠候官地区“大约每二十几个燧就有一个仓库”（注：参森鹿三：《关于令史弘的文书》；藤枝晃：《汉简职官表》，俱见《简牍研究论丛》第一辑。《居新》EPT52∶390：“甲渠吞远燧当受谷五千石……。”知其储量如是。），密度颇高。
居延边塞所在的张掖郡和居延县都有仓，这是全国通例。但居延“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的都尉治下又有专门的粮仓建制，自成体系，就形成了双重设置（事实上它们与当地其他粮仓如下面的农官粮仓系统也协作并存，则形成多重配置），这是西汉王朝保证边防军队粮秣供应的一项重要制度。
还应该提到，西汉将军幕府中有武库令（长）、丞，出征作战时负责调配军械，保障供应。仓、库地位近似，则当时幕府中也可能有仓官之职。《六韬·龙韬·王翼》说将军帐下必须有“通粮四人，主度饮食，备蓄积，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是战国以来幕府里一直有此类职务。东汉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护乌桓校尉幕府谷仓”图象和题记，也可作为佐证。
第三，西汉诸粮仓系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各地的农官属仓。
西汉负责农业及财政的最高长官为大农令（大司农），《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大农在各地多设有农监、都水之类农官，组织人力从事农垦和水利事业（注：具体的例子，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第99页上颇有罗列，可参。）。在边境地区，自武帝起还特设农都尉，以田卒进行大规模的屯田。根据《汉书》和汉简材料，当时北方从敦煌东至西河的十一边郡，均有农都尉官（注：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 页。）。农官既然从事垦田殖谷，当然要有相应的粮仓设施和管理机构。仍以居延地区为例，居延有农都尉，见《汉书·地理志》；汉简又见有张掖农都尉及居延、骍马两田官，田卒的记载也相当之多，说明这个边陲军事重地同时也是屯垦的主要地点。因此，简牍中就有田官所属之代田仓、斥胡仓等仓储出现，在驻军的粮草供给方面发挥作用（注：参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文史》第13辑。）。由于田官设置广泛，自成一系，其农仓机构也就相当普遍。又西汉王朝的其他机构在各地往往也置设农官，《汉书·食货志》：“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说明农官组织并不仅仅限于大农系统。此类农官同样有所属仓廪，我们可以把它们与前者看成是同一类型。
二
西汉粮仓建制已如上述，下面再来看看其职官的大致情况。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知长安太仓由大司农管辖（这与秦代归内史管辖不同），长官为太仓令。《汉旧仪》：“帝王亲耕后，……为立籍田仓，置令、丞。”仓令据《续汉书·百官志》秩六百石，与县令大致平级。但现在能确知的仓令仅此而已。《汉书·百官公卿表》詹事下属设“中长秋、私府、永巷、仓、厩、祠祀、食官令、长、丞”，诸官混说，不知仓的首长为令或长。《史》、《汉》于仓公或谓齐太仓令，或谓太仓长，当以后者为是。西汉的洛阳武库和北方边郡武库多设库令，这种情况在仓这方面是看不到的。大量证据表明，中央各机构和郡、都尉仓的负责官员是仓长，下面是若干例子：水衡都尉农仓长、丞（《汉书·百官公卿表》）；甘泉仓长（《汉书·张敞传》）；居延仓长（《合校》136.43、204.5 等）； 居延都尉仓长（《合校》 278.7A、《居新》EPF22∶68、EPF22∶70等）；肩水都尉仓长（《合校》10.32、317.1等），据汉简，仓长秩为三百石（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仅为仓令之半（地位较高之仓的仓长可能未必如此低）。令、长之别，反映了太仓和藉田仓的特殊地位。
上述诸仓内次于令、长的官员为仓丞，这也是汉代官制的常例。《居新》EPT4∶48A有“城仓丞”，是都尉仓亦设丞之证。令、长、 丞之外，诸仓还有其他员吏。西汉中央和郡国武库令、长、丞之下为啬夫，仓近之。《居新》EPF25∶25A：“蜀郡仓啬夫浚”；《合校》515.27：“肩水仓啬夫将延”，是郡和都尉仓啬夫之实例。汉代啬夫不入长吏之列，仅属百石以下的少吏，地位不如前代。
还应提及，汉制，郡太守属官中有仓曹，郡仓事物即由其管辖。居延简里仓曹屡见，则不少当属于都尉府（注：《合校》简18.2A、146.84A；《居新》EPT65∶370。），管辖所部仓事。
县仓的情况与上有所不同。西汉未见县仓设长的记载，从品秩上说，县仓也不应设长。而在另一方面，县仓啬夫的记载则有所见。如新出居延简有“仓啬夫望”，是居延县仓啬夫；平都量的监造者中有“仓亥”，为平都县仓啬夫（注：此二例均据裘锡圭《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第258 页。）。根据秦《仓律》和《效律》，秦县仓主管即啬夫，故西汉县仓是继承秦制而来的。不过啬夫品秩的低下，似反映了县及县仓地位汉代不如秦和战国。《合校》15.18：“禄福仓丞敞”；《居新》EPT4∶48B：“居延仓丞”，县仓亦有丞。 另据《后汉书·百官志》：“（县）诸曹略如郡曹”，则县也有仓曹管仓务，EPT65∶231A ：“……见在县仓曹舍”，是其证。
西汉粮仓官吏可考者还包括仓令史、掾、佐、曹史等，均为低级员吏， 此即不详述。 《汉官仪》说“太仓员吏九十九人”； 《居新》EPT58∶81： “吞远隧仓一所，吏卅七人，卒八十六人，候长、候史……”，都说明粮仓员吏是较多的。
三
粮仓系统在西汉国家机器的运作中有着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粮食征集和储藏是古代国家存在的基础，西汉自不例外，而其主要职能机构，就是仓。
西汉各级官府粮仓入藏粮食的来源，在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征收的民田田租。战国秦汉时期，人户、 关市税收较多敛钱，而田税“訾粟而税”则始终不变（注：参拙作《试论战国时期封建赋税徭役制度内货币因素的生长》，《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田税无疑是西汉政府粮食消费的主要来源，因而也是各级仓廪粮源之首。（2）国有土地收入。 汉代国家直接拥有大量土地是公认的事实，这些土地，无论是由奴隶耕种、出假平民或是军队屯垦，均有大量收获需入仓储藏。武帝元鼎二年增设水衡都尉管理上林苑，其属官有农仓长、丞，就与上林国有土地广大直接相关。（3）私人为赎罪、补官等输仓之谷。西汉奉行重农积谷的国策，又每为财政短缺所困，故经常实行募民入粟赎罪、拜爵、补官之策，尤以文帝、武帝时为甚。而私人输粟的接收单位，只能是各级官仓（居延简中尚有赀谷入仓记录）。有时王朝还特别指定输粮之仓，如武帝时“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注：《汉书·食货志》。）；宣帝时诏“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注：《汉书·宣帝纪》。）。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入粟的数量有时相当巨大。文帝时曾一度“除民田之租税”，如果不是采纳晁错建议入粟拜爵，“边食足以支五岁”，内地郡县亦“足支一岁以上”，根本不可能实行（注：《汉书·食货志》。）。（4 ）通过市场购入的谷物。西汉商业发达，粮食贸易活跃，政府常在市场购粮以帮助解决需求。像军粮，居延简里就屡见购买记录，最多一例达4000石（注：《合校》简20.8。），所以又见有“秋当早籴，书到豫缮治仓庾”的指令（注：《居新》EPT52∶396。）。汉代固然非常重视边防屯田，但购粮始终是解决军粮的优先选择。名将赵充国的湟中屯田，起因就是大农未能预先在金城、湟中“籴二百万斛谷”而仅购四十万斛（注：《汉书·赵充国传》。）。至于昭帝时所设常平仓，则更是“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注：《汉书·食货志》。），全从市场进出粮食。宣帝时耿寿昌建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实施后“漕事果便”（注：《汉书·食货志》。）。说明京师仓谷有时也大量自市场买入。（5）其他。 西汉仓谷还有漕运或各仓相互调拨等来源，且数量相当之大，但其以上述各种来源为基础，可以不赘。
西汉各级各类粮仓的设置及其粮草储备，首先是用来满足王朝的各级统治者及其眷属、服务人员和役畜的消费需求。西汉仓首先设在首都和各郡县城市，而京师地区粮仓尤为密集，就是因为这些地点正是上述人员集中生活之地。据估计，西汉长安人口在四五十万左右，加上大量驻军、奴婢、刑徒、服徭役者等，人数还要多（注：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95页。）。这些人口的大部分，是需要国家廪给的，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也就成为京师诸仓的基本任务。
为了保证京师的粮食消费，西汉一直仰赖漕运，因而漕河沿线之仓，必然又是转运漕粮的主要中介机构。有学者指出，华仓正位于漕渠下，是漕粮的中转仓（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汉华仓一号仓建筑复原探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 期。），甚是。《汉书·卜式传》：“迁成皋令，将漕最。”成皋既有漕运任务，成皋仓自然要为之服务。而到王莽和东汉时期，由于官俸从钱币转为半钱半谷，仓又成为保证官员俸禄的重要机构，其意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粮食供应。仓是保障西汉王朝政治机器运行的基本条件，这一点，无需多说。
其次，各级仓廪是西汉军队得以维系和保障的基本条件，是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方面。“（军）无粮食则亡”；“在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注：《孙子兵法·军争篇》；《汉书·食货志》引《神农书》。）。这些话不仅是千古不易之理，也是汉人非常熟悉的兵家之教。西汉一代，几与战争相终始，而作为后勤保障的重要方面，西汉的军粮供应基本上适应了要求，其中仓储设施在贮藏、管理和发放供应粮草方面，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粮仓和武库一起，为西汉军队保持着雄厚的物质基础，使王朝拥有维持集权统治的强大力量。
这里应特别指出，西汉设置粮仓时，有明显的战略考虑。观察西汉的粮仓布局，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特点，即以京师和洛阳为中心，而以边防为重点。
长安太仓直属朝廷，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国库，规模宏大，储藏充实，远非郡国仓所能比拟。萧何建造长安诸主体建筑时曾明确说，“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注：《汉书·商帝纪》。）。长安武库经发掘是一个面积达23万平方米的库城（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396页。），证明这一思想在仓、库建设上确曾得到充分贯彻。与太仓地位近似的还有甘泉仓和华仓。甘泉仓在雍地甘泉宫，武帝用术士言常居此办公并建仓，此后为山东漕谷和私人入粟的主要接收仓之一，地位不同寻常。华仓的今华县，发掘表明它也是个仓城，规模很大。太仓、甘泉、华仓和京师其他众多粮仓一起，足以保证王朝对粮食这一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基本储备和控制。洛阳方面，王朝设敖仓于荥阳。其虽在河南，但秦代就是特大粮仓，惠帝时复加整修，直属西汉王朝（注：《汉书·郦食其传》：“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藏粟甚多。”《汉书·惠帝纪》：“（六年）修敖仓。”《后汉书·地理志》：“中兴以来属河南”，则前此必属中央。），实际上是国家级粮仓。《汉书音义》：“敖本地名，临河有太仓。”“太仓”之称，是有道理的。所以王朝对它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郡国粮仓。结合下面所述，它无疑也是一个战略性的粮食储备设施。
长安诸仓和敖仓，一置于天下根本，一设在“居天下之中”特别是出入函谷关的战略要地，这一布置，正与长安和洛阳武库的部署完全一致，绝非偶然。它们一起保证了西汉中央对地方在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使拱卫京师有了重要的依靠。回顾秦代和楚汉战争的历史，敖仓本来就是秦控制东方的重要措施，其得失更曾经是刘胜项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注：参见薛正昌《敖仓与楚汉战争》，《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1 期；马彪《敖仓与楚汉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 期。），西汉的这种布置，显然是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英布之叛和吴楚七国之乱时，都曾有人计议“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注：《汉书·英布传》。），“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注：《汉书·刘濞传》。），但未被英布和刘濞采纳。而汉军则急出洛阳，据洛阳粮食武器之积，迅速平息叛乱。西汉其他所有对东方的军事行动，洛阳、荥阳也都是攻防要点。事实表明，将大型粮仓和武库相配合，置于腹心之地，是西汉王朝在军事上重内轻外、居重驭轻的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维护和强化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方面确实收到了显著成效。
当然，西汉仓制重内轻外的特点只是相对而言。应该说，郡县仓在西汉军事行动中也是有其地位和作用的。西汉郡国兵的武器装备依赖当地武库，粮食则依靠地方仓储；当朝廷“调发诸郡兵谷”（注：《汉书·王莽传》。）时，地方仓还需外调粮食，支持他处。尤其是如上所述，边防地区各类仓庾重叠设置，数量密集，形成王朝粮仓设置的又一重心，在边防战线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许多次进攻性战役中，王朝还“预调谷积要害处”（注：《汉书·西南夷传》。），以更好地保障粮草供应。如宣帝时辛武贤攻乌孙、郑吉攻车师，前者“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后者则“田渠犁，积谷”（注：《汉书·西域传》。），结果均达到了目的。
最后，仓及充实的粮食储备，还是西汉王朝调节和维系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发展经济，西汉除曾设立旨在平抑粮价、保护小农免受商人高利贷地主兼并的常平仓外，还经常向民众发放粮食，如高年赐米、救助孤寡贫困等。特别是灾荒年份，更广开仓储，赈济灾民。如：
（元狩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以振贫。……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汉书·食货志》）
（元鼎六年）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下巴蜀粟以振焉。（《汉书·食货志》）
（本始四年）今岁不登，已遣使振贷困乏。……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汉书·宣帝纪》）
（初元元年）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转谷振贷穷乏。（《汉书·食货志》）
（永光元年令）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货种食如贫民。（《汉书·元帝纪》）
（河平四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避水它郡国，在所冗食之。（《汉书·成帝纪》）
（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
类似措施，是西汉王朝为了稳定自身统治的经常性举措，也是西汉国家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具体表现。在政治尚可的情况下，它们一般能起到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如果没有一个完善和充实的粮仓系统，这种职能就难以发挥。正如晁错说：“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注：《汉书·食货志》。），当这个系统不能发挥作用时，封建统治就面临着绝境。《汉书·食货志》记新莽末年“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以振贷穷乏。……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瞻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十七八”。
另外，西汉粮仓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先秦仓廪的另一特点，即兼具生产功能（注：参吴振武《战国“（廪）”字考察》，《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拙著《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第二章第三节，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面所举之高庙鼎、阳周仓鼎和平都量三器，属于仓制品绝无问题。这与汉代武库也从事一些武器和生活用品的生产十分相似，而与后代仓库仅属储藏设施不同。所以西汉的仓往往拥有手工业作坊，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各级官府掌握的一支手工业力量。现存西汉仓器均属量器，度量明确，如平都量器容三分之一斗，高庙鼎容十斗，这既是先秦仓器的特色之一，也和《汉书·律历志》所谓“夫量者，……职在太仓，大司农长之”的说法完全吻合。所以，西汉仓的生产集中于标准化量器，实际上又是王朝维系社会经济秩序的一个工具。当然，与先秦时期相比，汉仓的生产功能明显削弱了。和现知战国的诸多仓器相对照，西汉仓器数量、品种都很有限，可见其在生产方面重要性的下降。
四
粮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西汉王朝的重视态度。因此，西汉统治者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对粮仓的控制和管理。
西汉王朝高度重视对仓控制防护。《史记·滑稽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
王夫人病甚。人主（武帝）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愿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同书《三王世家》此言下尚有“去洛阳，余尽可”语。）因为洛阳是战略要地，又是王朝大型武库和粮仓所在，所以西汉一代始终没有在此封王，即使是武帝宠姬死前哀求也不能如愿。这充分反映了王朝统治者对重点粮仓的高度重视、力图确保直接控制而唯恐有失的态度。
西汉重要的粮仓周围，均筑城垣围绕。以考古发现的华仓遗址为例：该仓建于山上，四周建城墙，为一仓城（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汉华仓一号仓建筑复原探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而据文献记载， 敖仓的情形与此相似，“山上临河”，亦为山城（注：《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曰：“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有大仓。”）。且既筑城，必有重兵守卫。新莽末年，绿林军入武关，一路势如破竹，却始终未能攻下华仓（注：《汉书·王莽传》。），看来也不纯属偶然。根据秦律，仓廪必须“高其垣墙”，“他垣属焉者，独高其置刍及仓茅盖者”（注：《秦律·内史杂》。），西汉普通官仓当同样如此。而且从居延汉简中可见，当地粮仓有士卒看管，并且有相当严格的“直符”制度（注：参看《汉简缀述》， 第102 —103页。），防范偷盗。
西汉粮仓有着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汉简中有大量有关谷物、刍茭出入和会计的簿册，对仓储数量、品种、出入、经手人、核验等项详细记录，还可以看到上级官吏检校所属仓谷和按问仓谷短少的文书，说明粮仓系统簿籍制度的严密和严格。此类例子甚多，如：
吞远仓建昭三年二月当食案□谷出入籍（《合校》136.48）
出糜小石十二石，征和三年十月丁酉朔丁酉，第二亭长舒付第七亭长病已，食吏卒四人（《合校》275.20）
三斛二斗二升，食十六斛，城仓有十六斛券（《合校》448.3）
九十九石，卅三券，建平二年十月癸未甲渠令史宗受城仓令史谭。（《合校》84.27）
令史弘校第廿三仓谷：十月簿余谷徬徨大石六十一石八斗三升大。（《合校》206.7）
始建国天凤三年十二月丁亥朔庚寅，甲沟鄣守候□敢言之，府记曰：“米
少簿二百二十六斛六斗六升，至今不移。令官失会，数，言辞甚毋状。”檄到，宜遣□（《居新》EPT6∶53、54、57）
余□四斗，粜梁粟二石，多余安在？（《合校》55.3）
自少五十五石二十五斤，解何？（《合校》55.18）
我们知道，秦代有专门的仓律，管理谨严（注：参宫长为《秦代的粮仓管理——读〈睡虎地秦墓竹简〉》，《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 2期；李孔怀《秦代的粮仓管理制度》，《上海师大学报》1990年第1 期。）。西汉目前虽尚未见，但必有类似法律存在。《居新》EPF22∶462记载东汉初年一个都尉对城仓的训令说：“吏当食者，先得三月食，调给。有书为调，如牒。书到，付受与校计，同月出入，毋令缪，如律令。”“如律令”，即按相关法律法令办。又敦煌汉简有：“律曰：诸使而传不名取卒甲兵禾稼簿者，皆勿敢擅予。”（注：李均明等编：《疏勒河流域所出汉简》838。）即只要符传没有明确说明， 使者无权随意向地方索调甲兵粮秣。这虽为零篇残策，却是反映汉代对地方武库和仓储资粮发放禁制的宝贵材料。《汉书·汲黯传》载汲黯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返回后自请“伏矫制罪”。这与上述律文以及王朝调发兵员、武器的有关法律是非常一致的，体现了西汉王朝处心积虑地用法律手段防止有人盗用国家粮储，危害集权统治。这种担心当然不是多余的，据《汉书·贾谊传》，当时确曾发生“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师古曰：“言诈为文书，以出仓粟近十万石耳。”），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的大案。居延也见及“盗取粟小石三百六十六石六斗六升”的案例（注：《居新》EPT59∶662。）。《续汉书·百官志》：“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甫未毕，各具别之。”可见汉代对仓库有定时考课上计的制度。《居新》EPT5∶78：“最仓三所。”“最”是汉代考课用语，谓此三仓考课最佳。
为了保证储藏的粮食刍藁不受损失，西汉王朝对粮仓建筑十分讲究。华仓一号仓遗址证实，这个仓房高大宽阔，地基深挖，夯打结实，墙体宽厚，室内设有架空地板，覆以板、筒瓦，是一座构造复杂，具有良好的通风防潮性能的大型仓房。这样的大型仓房，使我们看到了西汉粮仓建筑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也进一步说明王朝对粮仓的重视和关切。据统计，汉代粮仓模型出土数量已有2500多个（注：参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1996年第1期有关部分。），足见汉人重仓的风气。这和王朝重农、重仓的政策，应该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