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人词话的学术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话论文,清人论文,背景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2)01-0060-05
较之于宋、元、明而言，清词话作者的学人身份更加突出。以《词话丛编》[1]所收清词话的作者而言，清初的毛奇龄，清中期的焦循、张惠言、宋翔凤，清末的谭献、王国维等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文人身份使他们能准确地把握词的文学特质和审美特征，而学者身份则又使此时的词话具有鲜明的学术著作的特性，摆脱了早期词话的随意性而趋于科学性和系统性。
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古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时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实学、朴学、今文经学则贯穿始终[2]。不同阶段的学术文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该阶段的词话创作，而不同时期的词话创作又反过来参与和充实该时期的学术文化活动。本文拟从实学、朴学和今文经学三个方面考察清代学术对清人词话的影响。
一、实学与清词话
清代前期，许多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晚明理学的空疏无本是导致明王朝覆亡的重要根源。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即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注：《日知录集释》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黄宗羲也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注：《清史稿》卷四八○《黄宗羲传》。）
这种反省，流露出对宋明理学空洞说教的强烈不满。痛定思痛，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倡导下，学术界一改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提倡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的空谈。梁启超即云：“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2]
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要求文学也要“务实”，以“经世致用”为依归，魏禧明确提出：“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之所由作之本。”顾炎武更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失。（注：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编》卷五《答曾君有书》，《宁都三魏全集》本。）
所谓“适于用”、“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都是以“经世致用”作为衡量文学的标准。
与实学思潮相呼应，清初词论也重视词的社会功用：
梁冶湄曰：叔父（按指梁清标）家法，自理学、经济诸书外，稗官野史，不许子弟流览。然使其涉猎诗词者，所以发其兴观群怨，使知古来美人芳草，皆有寄托也。（注：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引，《词话丛编》第10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文长论诗曰：“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应是为佣言借貌一流人说法。温柔敦厚，诗教也。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注：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词话丛编》第623页。）
“兴观群怨”，原是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所作的言简意赅的表述，它将诗与教化、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而梁清标等也认为词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将词上接《诗经》，从而使词合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成为“有用”之文。
清初大词人纳兰容若论词也有这种倾向。他曾说：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引，《词话丛编》第3416页。）
又有《论词诗》说：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鞵心事杜陵知，祗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注：张德瀛《词徵》卷六引，《词话丛编》第4181页。）
纳兰将词的源头直接上溯《诗三百》，把韩偓香艳之作比诸屈原《离骚》的香草美人，意在要求词需用比兴手法，借美人香草以抒发内心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适用”的词学观，正与当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一脉相连。
清初实学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代之以考据为重的乾嘉汉学。梁启超分析个中原因时说：“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2]认为这种转变，既是学风本身发展使然，也是因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用于浅斟低唱的“小词”也不能逃脱文字狱的厄运，张德瀛《词徵》记载：“相传有怨家摘其（毛奇龄）词曲中语，以为讪谤。按验无实，得不坐。”（注：张德瀛《词徵》卷六，《词话丛编》第4178页。）词也可以成为构陷的工具。因此清初词学中的“兴观群怨”说、“比兴”说也没能得到继续发展，而是被朱彝尊的“清空骚雅”说所取代，词逐渐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嘉道以还，积威日驰，人心也渐获解放。加之统治日靡，大乱将至。人们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今文经学应运而生，“经世致用”之说才重新抬头。词学上，常州词派的“意内言外”说、“比兴寄托”说又才与清初词学接上榫。
二、朴学与清词话
乾嘉年间，文禁森严，朴学（乾嘉汉学）代替实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皮锡瑞《经学历史》云：“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汉学家们大多背离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精神，片面地继承了顾炎武等人讲求音韵、训诂之学的治学方法，局限于古书的辑录、校勘、辨伪和一字一义的考据，说经主实证而不谈论义理，甚至陷入繁琐的训诂考据之中而不能自拔。到乾隆中期，朴学的研究范围由群经而旁及诸子列史，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以至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朴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光、宣年间，几乎与清朝国运相始终。
近世词家赵尊岳曾说：
有清一代，朴学大盛，流风余韵，泽被词苑。丛刊之出，汲古维先。四印、彊村，重以雠校。而万氏制谱，戈氏论韵，阳湖选政之精严，浙派操觚所荟萃，乃至松陵之词话，东塾之定律，莫不穷膏晷之功，崇雅正之始。辨微茫于寸黍，商旋羽于五声，是皆
越畴曩，卓然宗工。降及并世，荫樾益繁。驰声闻于海外，列专教于庠序。或事汇刻；或订遗篇；或进言板本，以溯其渊源；或僻搜遗词，以存其坠绪；或著年谱，由论世以知人；或抉微言，尽阐扬之能事。（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序》，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卷首，正中书局1936年版。）
可见朴学对清代词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举凡校刊词集、论声制谱、撰著词话等，无不受朴学的浸染。
朴学对词话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上。朴学家们的治学方法，重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词话也体现出这一特色来，词学史上许多湮没不闻的问题经清代词话家们的发抉而得以彰显，有些以讹传讹的问题经他们的考辨而得以纠正。如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六载：
元祐中，东坡守杭，泽民（毛滂）为法曹掾，秩满，辞去。是夕宴客，有祐歌此词（即《惜分飞》）。坡问谁所作，以毛法曹对。坡语坐客曰：“郡察有词人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柬追还，留连数月。泽民因此得名。（注：《四部丛刊》本。清无名氏《乐府纪闻》亦载此事，参王兆鹏《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年第4期。）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就此考证说：
东坡守钱塘，毛滂为法曹掾。既辞去，以赠妓《惜分飞》词，激赏于东坡，遂折柬追回，留连数月。说见黄昇《绝妙词选》。按《东坡集》施元之注，元祐初，公在翰苑，滂自浙入京师，以诗文谒见。公出守钱塘，滂适为掾云云。是公与滂在翰苑日已知之，不自守钱塘始也。公尺牍中答滂者七，其一、其二皆翰苑时作，尤为可据。至滂在元祐初为知名士，同时如孙使君、贾耘老、沈文伯咸与交。以公之视礼爱才，顾俟既去，始见其词而激赏追回，应无是理。昇，南宋人，考证若是之疏，不可解也。（注：《词话丛编》第2415页。）
经此考证，事实瞭然，讹误立辨。清词话中类此者实多。即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言，在对每部词集进行评述时，必先考述词集版本的流变、辩证词作在流传过程中的错误、澄清关涉词史的一些以讹传讹的事实。
清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为后人撰写词史提供了便利。
朴学对词话影响之二体现在对学问、学识的注重上。要考证事实，必博览群籍，清初大儒黄宗羲就要求人们多读经、史、子、集之书。他说：“昔之为诗者，一生经、史、子、集之学，尽注于诗。夫经、史、子、集何与于诗？然必如此而后工。”（注：《南雷诗文集·马虞卿制义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冯班在《钝吟杂录》卷三《正俗》中也说：“有一分学识，便有一分文章。”（注：《文渊四库全书》本。）这一学术思想也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中。在创作中，“学人之诗”大量出现。在理论上，出现了翁方纲的“肌理”说，提倡以考据为诗。对古文，程廷祚则云：“今欲专力于古文，惟沉潜于六籍，以植其根本。”（注：程廷焯《青溪集》卷十《复家鱼门论古文书》所附尺牍，《金陵丛书乙集》本。）焦循也说：“词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注：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古考据著作书》，道光四年刻本。）都是要求文人们重视学问、重视书本。
词本来是以写情见长的即兴之作，与学问的深浅关系不大。然在朴学提倡学问的影响下，词与学问也联系了起来，清代一些词话家就提倡词人要多读书，如彭孙遹《金粟词话》云：
词虽小道，然非多读书则不能工。观方虚谷之讥戴石屏，杨用修之论曹元宠，古人且然，何况今日。（注：《词话丛编》第724页。）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也说：
昔人论作诗必有江山书卷友朋之助，即词何独不然。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交万人杰，无胸襟，无眼界，嗫嚅龌龊，絮絮效儿女子语，词安得佳。澹园自谓填词三十年，余语之曰：“恨君少读十年书。”（注：《词话丛编》第3465页。）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清代出现了许多以学问取胜的词人。谢章铤曾云：“竹坨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词话丛编》第3472页。）认为朱彝尊的词是以学问见长。晚清朱彊村的词也以学问取胜，王国维曾评其词曰：“学人之词，斯为极则。”（注：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词话丛编》第4260页。）
当然，清代也有许多词论家反对以学问入词而汩没了性情，如明末清初的顾璟芳即云：“词以艳冶为正则，宁作大雅罪人，弗带经生气。”（注：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引，《词话丛编》第807页。）沈祥龙说：“作词须择题，题有不宜于词者，如陈腐也、庄重也、事繁而词不能叙也、意奥而词不能达也。几见论学问、述功德而可施诸词乎？几见如少陵之赋北征、昌黎之咏石鼓而可以词行之乎？”（注：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话丛编》第4050页。）
朴学对词话影响之三体现在学术取向上。乾嘉汉学信古尊汉，“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有严重的复古倾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曾云：“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2]复古思潮也影响到了清代的词学，绝大多数词话家都是持词越古越好的观念。《四库全书》共收录了五十九部词别集，两宋词集占五十六部，金元明清四朝却只有三部词集（其中明朝没有）。陈廷焯早期在《词坛丛话》中还说“词至国朝，直追两宋，而等而上之”。在代表他后期词学思想的《白雨斋词话》中却是一味倡导复唐宋词之古了，从中都可看出复古思潮对清人对词的价值取向。
在词的理论建构上，清人更是借复古以大张旗帜，如张惠言借复古把词体与诗、骚结合起来，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说，从而开创了常州词派。其后继者如谭献的“折中柔厚”说、陈廷焯的“沉郁”说也都是传统儒家诗教在词学里的反映。
三、今文经学与清词话
乾嘉之际，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矛盾日渐深化。世乱图变，有识之士值此衰颓之时，为学治经向清初诸老“经世”之志回归，肇始于庄存与的常州今文经学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至道光、咸丰年间，汉学渐趋没落，在龚自珍、魏源的开拓下，作为以古文经学为主的汉学的对立面，今文经学代之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清末光绪年间，“今文经学学说传奇般地取代了宋明理学的正统地位，推动广泛的政治维新运动。”[3]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为其中的代表。今文经学派治经时专讲“微言大义”，他们不满于汉学家整日沉溺于名物训诂而无力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迫切问题，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清代的经学家已不再视词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相反，他们还认为填词对于治经有莫大的益处。焦循即说：
谈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余谓非也。人禀阴阳之气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纯之气，长流行于诗古文。且经学须深思默会，或至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诗词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正不浅。（注：焦循《雕菰楼词话》，《词话丛编》第1491页。）
因此清代许多经学家同时又以词名世。谭献早就注意及此，曾说：“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其理可悟。”（注：谭献《复堂日记》丙子，《词话丛编》第3999页。按，有些经学家如戴震等虽不精于词，也只是因为持有“专力则精，杂学则粗”的观念，并非小视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载：“姚姬传鼐曰：‘词学以浙中为盛，余少时尝效焉。一日，嘉定王凤喈语休宁戴东原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东原曰：“何耶？”凤喈曰：“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东原以见告，余悚其言，多所舍弃，词其一也。’”）今文经学家的词，成就很高，基本上代表了清代中后期的水平。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即云：“嘉道以来，则以龚定庵、恽子居、张皋文辈为足继雅音也。”（注：《词话丛编》第4038页。）经学家乐于填词，工于填词，使清词较之于传统词作而言，多了一份庄重，多了一份严肃。
今文经学对清代词坛的影响不但体现在创作上，更体现在理论建构上，特别是对常州词派而言，今文经学派以“微言大义”治经为常州词人以“意内言外”说词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而其对“经世致用”的重新提倡又为常州词派理论内核的确立树立了标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今文经学派治经主微言大义，常州派论词则讲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二者精神上是相通的。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本是经学大师，他以治易名家，故运用汉虞翻贯串比附、深沉解剥的治易方法来论词。其《词选序》云：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注：张惠言《词选》卷首，《四部备要》本。）
张氏在此将词上附风骚，以比兴言词，要求词抒发幽约怨悱的思想感情。其后以“意内言外”论词者代不乏人，如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概》云：
《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沈祥龙《论词随笔》云：
《说文》：意内而言外曰词。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今读者郁伊怆怏，于言外有所感触。（注：《词话丛编》第4048页。）
张德瀛《词徵》卷一也说：
“词”与“辞”通，亦作“词”。《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内而言外也。”《释文》沿之。小徐《说文系传》曰：“音内而言外也。”《韵会》沿之。言发于意，意为之主，故曰意内。言宣于音，音为之倡，故曰音内。（注：《词话丛编》第4075页。）
张惠言提出常州词派的理论纲领后，经过周济、谭献等人的不断发展而趋于完善。周济从创作论的角度提出了“寄托”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注：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1630页。）“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注：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1643页。）谭献则从接受的角度指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注：谭献《复堂词录序》，《词话丛编》第3987页。）经过周、谭等人的努力，常州词派的理论系统才趋于完善。
今文经学派讲究“经世致用”，要求文学必须有用。龚自珍说：“曰圣之的，以有用为主。”（注：《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懿宗》，《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后来随着“西学”的输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逐渐向“文学救国论”发展，文学成为教育国民、改造社会的救国工具。这些观念为常州词派理论内核的确立提供了依据。
词要成为“有用”的文体，则立意要高，不能只局限于对艳情、私情的抒发。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说：“若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注：《词话丛编》第3460页。）词的立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身世之感，君国之忧。如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要求咏物词要“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注：《词话丛编》第4058页。）。宋翔凤《乐府余论》在评姜夔词时认为其词运用比兴寄托抒发了君国之忧：“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注：《词话丛编》第2503页。）张祥龄《词论》也认为“词主谲谏，与诗同流”（注：《词话丛编》第4213页。）。
二是要反映社会重大问题。自周济提出“词史”的观点后，谭献、谢章铤等都弘扬其说。谭献称赞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注：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第4013页。），与杜甫之诗史并论。谢章铤则云：“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注：按，“《陈陶斜》”，疑当作“《悲陈陶》”。杜甫无《陈陶斜》诗。），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扬之大观欤。惜填词家只知流连景光，剖析宫调，鸿题巨制，不敢措手，一若词之量止宜于靡靡者，是不独自诬自隘，而于派别亦未深讲矣。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词话丛编》第3529页。）因此他要人们不要斤斤于字句气体之间，而是要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危机更趋严重，词论中经世致用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扬，如陈廷焯的“沉郁温厚”说、况周颐的“重拙大”说都是要求词应反映社会重大问题。这种功利主义的词学观一方面使词的反映面更加广阔，词成为无所不能表达的文体，从而使词体大尊，人们再也不必在“艳词”的心里压力下羞羞答答地填词了。但从另一角度讲，词向诗的依归，消泯了清初人反复强调的诗词曲之别，使词丧失了其“要渺宜修”的本体特征，这又未尝不是词的不幸。
收稿日期：200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