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教学中的常见误区分析&以明末清初思想活跃状况为例_儒家论文

思想史教学中的常见误区分析&以明末清初思想活跃状况为例_儒家论文

思想史教学常见误区分析——以“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清初论文,为例论文,误区论文,思想史论文,局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史难教,学生理解起来也不易。笔者在此以人民版“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一课为例,分析思想史教学中的常见误区并提出教学建议,以求教于大家。

      【误区一】背景分析模式化

      结合时代背景理解当时的思想潮流是很多教师的共识,但泛泛分析却不可取,需要找准问题的关键。不少教师模式化地将明末清初思想活跃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上,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君主专制强化,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经济上,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文化上,西学东渐为思想界注入新元素。实际上,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限于科学技术和基督教,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提出到以后的大辩论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要对所谓的‘经典’进行论证”[1]。将明末清初的活跃思想解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应,“这恐怕是生拉硬扯地贴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标签”[2]。

      “什么是思想史?就是要研究思想如何回应当时社会和文化环境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些回应又是怎么变化的。”[3]明末清初思想家面临最严峻问题就是——明朝为何灭亡?“明亡”这一事实,提供了明清之际制度思考的直接动力。明清易代不仅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华夷巨变,有着极强的文化冲击力。黄宗羲称之为“天崩地解”,王夫之形容为“天崩地裂”,都是巨大历史性震撼后的感悟。从烈火硝烟中退回书斋的士人,于痛定思痛间纷纷著述以总结历史教训。黄宗羲说:“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4]这样便不会出现崇祯帝乾纲独断、刚愎自用而至失国的局面。由此,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黄宗羲为何会批判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和注重实学正是基于他所认为的“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庙丘墟”[5]。正如韦政通所言:“民本思想的发皇,连带着对商业的观念也有重大的改变……对专制的批评和攻击……是直接受明亡的刺激而起。”[6]903抓住这一关键点,学生才能真正懂得明末清初思想为何“活跃”。

      教科书在叙述黄、顾、王三人时,提到了他们参加抗清斗争的经历,个别老师却忽视了这一细节。这是思想史教学中“只见思想不见历史人物,只见思想主张不见时代”的典型现象。“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7]钱穆先生的这一见解,应引起我们重视。具有“遗民”身份的黄宗羲等人“正是对明清之际政治的直接参与,使其人在处理已有的思想资源时,显示出思考的力度……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不能不令人震撼于其思想的犀利”[8]。

      【误区二】脉络梳理模糊化

      不少教师对黄、顾、王等人进行比较,提炼他们的共同主张,着重分析明清之际思想如何“活跃”,却忽视了从专题角度梳理思想的演变。人民版教科书将本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这里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专题“学习建议”提到:“认识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征,应当看到各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在不同的时代都曾发生过相应的历史变化。”关于“历史变化”,前三课的“课前提示”是这样叙述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孟子和荀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贡献。”“自汉武帝时代起,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走向成熟,体现了儒学的新发展。”本课却说:“明清之际思想界的活跃使儒学正统受到冲击,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儒学在政治、文化上的统治地位。”这容易使学生产生误解:明清之际的活跃思想不属于儒学范畴,所以才会“使儒学正统受到冲击”。因此,从“思想演变”角度解读本课,使教与学不偏离专题主旨,必须搞清楚的是: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与儒学的关系。

      明末清初的活跃思想,实质上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在孔子之前即已流传,形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条根,后来儒家能在中国史上占一优势地位,因它是从这条根上孕育而出,实是一决定性的关键”[6]918。儒家民本思想强调“民为邦本”,树立君主的权威,托命于君主,从而形成“民本—尊君”的基本框架,同时构建君道规范和君臣关系准则。教科书虽未直接指出这种继承关系,但介绍了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说、顾炎武“众治”主张、王夫之“循天下之公”等观点,已然体现编者的认知。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又不尽相同,冯天瑜等人称之为“新民本”[9]:以“民本—限君”的基本模式,在罪君的基础上对君主权力加以严格限制。黄宗羲在著作中反复批判那些抱着纲常思想的儒家为“小儒”和“世儒”,言下之意,批评君主专制和纲常理念的思想家才是“大儒”。然而,由于黄宗羲等人没有设计出一个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方案,“并未找到新的出路”[10],他们仍旧属于儒家范畴。教科书也叙述道:“在他(唐甄)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君明主身上……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与治国之道,主要有抑尊、节俭、用贤、纳谏、重民、明赏罚等,仍然没有跳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正如2011年高考山东文综卷第27题所考查的那样,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他们的哪些思想“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哪些思想又体现了“新见”。

      有老师将本课立意确定为“从儒家政治理想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从“从孔子和宋明理学家看儒家思想回归三代的复古情结”“儒家思想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以黄宗羲与顾炎武为例论述儒家思想中限制君权、以民为本的理想”三个环节展开课堂教学,这样的处理能较清晰地展现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理解不同时期儒学思想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

      【误区三】联系对比形式化

      笔者查阅过这节课的不少课件,很多教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批判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波澜壮阔的景象?”然后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探讨中西社会环境的差异。固然,明清之际的活跃思想与欧洲启蒙思想处于同一时期,但是绕开思想本身,从社会环境进行对比显得流于形式。笔者认为,从解读思想的影响角度,本课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教科书既说顾炎武等人“不具有近代的‘民权’意识”,又说“为中国近代反专制主义思想家们提供了思想武器”,“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这就需要将明清之际活跃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作比较。近代西方民主的基本含义,据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词》中说,即人民的政府、由人民来治理、为了人民。孙中山将其翻译为“民有”“民治”“民享”。明清之际思想家不乏“民有”“民享”言论,如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官者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但他们缺乏“民治”的内容和措施。首先,民治的途径是民选或曰普选。从“众治”主张出发,顾炎武提出选举基层官员的主张:“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但这里的“各得一乡之选”仍是传统的“乡举里选”,即由长老贤人推选本乡贤才,再由上级定夺,最终决定权在上而非在下。其次,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黄宗羲等人虽然提出了以相权制约君权、学校议政等主张,但这与三权分立相差较远。再次,近代民主政治由于实现民选和三权分立,权力来自民众,君主往往成为“虚君”。黄宗羲等人虽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但他们只是分君之权而非虚君之位。有学者指出,《明夷待访录》“绝对不是以‘无君’为目的的。因此它不是反君主制的思想,而只可称为是反君主的思想”[11]。

      要理解明清之际思想如何“为中国近代反专制主义思想家们提供了思想武器”,“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以近代思想家的切身感受为例,不失为一个突破口。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在近代唤起了民众对君主的痛恨和对国家的热爱与责任感。康有为指出,今日中国“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应“人自为战”,救亡图存[12]。梁启超谈及《明夷待访录》在清末民主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时说:“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13]所以,“明末清初谴责专制君主的社会批判思想,是从先秦民本思想和中世纪抗议君主专制的异端哲学走向近代民主、民权思想的桥梁,它为中国近代先进的人们接受西方民主政治观念提供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14]。

      综上所述,理解思想应找准思想“回应”的问题;理清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在合理的纵横联系对比中加深对思想影响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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