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就业：对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部门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2-0088-07
一、导言
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体之间相互减让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实现市场的相互开放和融合，这一过程会对一国国内就业水平、工资及收入分配产生影响。首先，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机制促使一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一些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导致另外一些产业缩小规模甚至消亡。其次，贸易自由化将加剧国内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用资本替代劳动，用熟练劳动代替非熟练劳动，从而引起国内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再次，贸易自由化将减弱政府的产业保护和市场干预扭曲，随着市场功能的强化，贸易导致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特别是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下降。更引人注目的是相当数量的非熟练劳动者可能会失去工作，从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
与其他国家相比，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经济体，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采取了积极开放的态度，其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1995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并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相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随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稳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措施，2008年年底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为9.8％，并早在1996年底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
随着中国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贸易发展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与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最具现实性和挑战性的课题之一。一方面，该研究有助于解决如何积极应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主动防范风险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增长，促就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重大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
本文通过运用回归法的建模思想，从贸易流量指标和贸易政策指标两个方面对贸易流量与贸易自由化影响中国1997-2006年工业部门劳动力就业的效果进行经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研究
H-O-S理论是解释国际贸易对要素变动影响的基本理论，根据该理论，国家间的贸易将会使进口部门的产出减少而出口部门获得扩张，并且一国国内的劳动力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也将由进口部门流向出口部门。但是，H-O-S理论的结论预测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充分就业等理想经济状态条件下的。为了在贴近现实情况下分析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得到以下四类贸易与就业决定模型。
第一类是由Harris和Todaro(1970)[1]建立用来分析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下劳动力配置的最低工资模型。Krugan(1983)[2]将该模型扩展并推广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认为如果城市实际最低工资上升，会相应地带动城市生产部门的资本密度上升，进而导致城市部门的劳动就业量下降，当下降到极端的时候就可能会导致城市生产部门的要素密集度发生逆转。第二类是由Davidson、Martin和Matusz(1988)[3]建立的搜寻模型，其基本结论是：经济均衡时失业总是存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关系由于搜寻成本的存在会与斯图尔帕—萨缪尔森理论的结论有较大差别。Davidson、Martin和Matusz(1999)[4]将搜寻模型用于研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对其各自国内就业水平的影响，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是资本密集型的大国与劳动密集型小国之间的贸易会导致两国的失业人数增加。第三类是由Shapiro和Stiglitz(1984)[5]建立的效率工资模型，其重要前提假设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进而导致超过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将刺激被雇佣者提供更多的劳动，而雇佣者可以得到额外利润，由此在劳动力市场就出现了均衡状态下的失业。Matusz(1994)[6]以加拿大为样本采用效率工资模型分析了贸易政策对就业数量和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如果对工资较高的部门进行出口补贴会使劳动力由低工资部门转向高工资部门，同时国内失业将增加；反之，如果对低工资部门贸易提供出口补贴则会提高所有劳动要素的工资，并增加就业，从而使整体就业达到一个新的较高水平。第四类是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工会模型，该模型假定国内市场为双寡头市场，并且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和就业通过工会与厂商谈判决定。Gaston和Trefler(1995)[7]是工会模型的开创者，他们对美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表明贸易流量及贸易保护政策是一国工会决定工资水平的控制性变量，工会决定的工资水平与该国就业水平之间反向变动。同时，与均衡状态下的工资水平相比，进口对工资水平影响比出口更大，关税与工资水平反向相关。
在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还就贸易流量与贸易政策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在对贸易流量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中，Dickens和Kelvin(1993)[8]的经验分析表明贸易会导致高工资产业的就业增加以及低工资产业的就业减少，这是因为出口导向型产业与进口竞争型产业相比支付的平均工资更高。Kletzer(1998)[9]研究了国际贸易对美国1979-1991年24个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结果也表明在进口竞争性行业中，进口增加会明显导致就业减少。在对贸易政策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中，Krugan(1983)将采取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贸易政策的15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研究了贸易发展战略政策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其结论是：第一，即使在平衡贸易扩张条件下，出口部门比进口部门的劳动密集度更大，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劳动投入系数与受保护程度之间是反向关系的，贸易自由化在长期中对就业起促进作用。Gaston和Trefler(1997)[10]运用回归方法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对加拿大国内就业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加拿大劳动力失业的原因是否是由贸易自由化政策(包括FTA因素)造成的。他们的研究表明：FTA只造成了加拿大非农业部门19％的失业；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生产专业化扩大了贸易规模和总体就业水平；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贸易扩大会促进就业，而非竞争优势产业的贸易扩大则增加失业，同时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并没有下降。Gaston(1998)[11]对澳大利亚的检验也反映出贸易保护的下降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产生冲击，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在统计推断上并不显著。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流量对就业的影响。夏先良(2002)[12]分析了2000年和2001年中国进出口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表明进口导致国内就业减少而出口会促进国内就业增加。周申和李春梅(2006)[13]的研究表明1992-2003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贸易结构变动导致出口带动就业能力下降效果大于进口替代就业减少的效应。周申和杨传伟(2006)[14]研究了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对中国工业部门就业的影响。周申和廖伟兵(2006)[15]还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发现服务贸易对就业总体影响非常微小，但呈现正向的促进作用。此外，少数学者针对贸易自由化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樊明太、郑玉歆和马纲(1999)[16]的研究表明1996年和1997年两次大幅单边关税减让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就业增长。俞会新和薛敬孝(2002)[17]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导向率对就业有积极促进作用，贸易自由化总体上对就业没有负面影响。
国内相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考察贸易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时，缺少对产业与部门细分层面上的深入测算和检验，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未对产出、生产率、宏观经济变量等重要外生因素加以控制。另外一个不足是很少有研究将贸易流量与贸易自由化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来考察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三、模型
(一)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回归方法研究贸易流量、贸易自由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法是以H-O-S理论为基础，Grossman(1987)、Abowd和Lemieux(1991)、Freeman和Katz(1991)、Revenga(1992)等为回归分析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石，Gaston和Trefler(1994)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8-21]该方法框架下的劳动力就业的一般方程可以表示为：
从自变量选取的经济含义上说，选用实际平均工资是为了反映实际劳动成本对就业变动的影响；引入汇率和利率变量是为了反映外生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就业的影响，因为货币升值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不利的冲击，而利率的变动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改变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就业预期；TFP体现了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部门由于TFP的变化会导致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进而影响劳动力就业；而进出口贸易、平均关税率和有效保护率则是我们在经验检验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考察的变量，因为它们反映了贸易流量与贸易政策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二)方法与程序
本文将利用上述计量模型结合1997-2006年中国28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对贸易流量与贸易政策变量影响劳动力就业的效果进行测定。研究中将28个部门划分为中高技术部门和中低技术部门分别进行考察。此外，考虑到贸易自由化指标(关税率和有效保护率)与劳动力就业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检验中还特别考虑了采取滞后一期的贸易自由化指标作为替代的情况。
本文的回归检验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这是因为：首先，研究的样本数据属于特定样本，并非随机抽取；其次，通过F检验发现贸易与就业在不同部门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当加入约束条件进行F检验时，样本间的残差平方有明显变化，模型中的截距项并不相同，故而不能使用一般的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最后，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变量与截距项之间的协方差不为零，即没有通过内生性检验，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计量回归使用的软件是Eviews6.0。
四、数据
(一)部门分类说明
本文的中国工业部门共包含28个，依据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产业分组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将工业部门划分为中高技术产业(MHT)和中低技术产业(MLT)两大类。其中：中高技术产业(9个)包括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器械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低技术产业(19个)包括石油加工炼焦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二)指标计算及数据来源
1.分部门的就业数据采用年末从业人数，实际工资率为职工年平均工资通过消费价格指数(基期为1997年)平减获得，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分部门的出口额与进口额根据海关协调编码(HS)制度下的商品贸易额，按照盛斌(2002)[23]整理的贸易商品与工业部门之间关系的对应表集结加总得到，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海关统计》；消费额=产出+进口-出口，产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3.名义利率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7日)，汇率以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度平均汇率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2002年)。
5.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计算方法采用了“索洛残差法”，具体估算方法参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24]计算时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通过估算总量生产函数，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种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得到全要素生产率。产出以工业总产值表示，劳动力投入为工业部门年末从业人数。对于实际资本存量本文采用了目前普遍运用的永续盘存法测算，即估计一个固定资产折旧率后运用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格计算资本存量K，估算公式为
，其中，I为固定资产投资，P为固定资产价格平减指数，折旧率(δ)为5％(张军等，2004)。[25]计算所需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主要指标统计分析
表1列出了1997-2006年中国28个工业部门主要指标变化率均值。可以看出，只有5个部门的就业为正增长，其中增长最大的是电子通信行业(5.34％)，减少的部门中幅度最大的是化学纤维制造业(-8.79％)。样本期内所有部门的实际工资都为正增长，但在部门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增长的最大部门(烟草制造业)比最小的部门(化学纤维制造业)高约8个百分点。TFP增长率变化的均值为8.27％，且各部门均为正，最大的部门为通用设备制造业(14.8％)，最小的部门为农副食品加工制造业(2％)。进出口贸易变化率的平均值分别为22％和24％，表明这期间贸易增长迅速，中国的一些出口优势部门(如食品、化工、纺织、金属制品、电子通讯器材等)的出口增长都超过了30％。最后，从部门的贸易保护水平来看，名义关税率平均下降7％，其中7部门的关税率削减都在10％以上，28个部门中有23个有效保护率在这期间下降，平均降幅为约10％，这表明了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稳步推进。
五、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中高技术部门的回归结果
对中国1997-2006年9个中高技术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列于表2，贸易自由化指标采用了名义关税率与有效保护率两种不同度量方法分别进行检验，同时考虑到贸易自由化指标的内生性问题，还采用了滞后一期变量。
我们所关注的贸易自由化指标对中高技术部门的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除了滞后一期有效保护率的影响为负外，其余的贸易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表明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中高技术部门的就业减少。中高技术部门在中国属于进口竞争部门，贸易保护的消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劳动力市场形成冲击。此外，贸易自由化会促进中高技术部门在加工制造中大量进口装配设备、原材料及半成品，形成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进而减少就业。贸易流量指标对就业的影响比贸易政策指标更显著。与其他文献研究的结论相似，出口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出口每增长1％，就业将增加约0.4％；相反，进口的影响则是负向的，进口每增加1％将导致就业减少约0.3％～0.4％。
其他变量的检验符号除利率外与预期的结果相一致。实际工资变动与就业之间呈显著的反向关系，这表明劳动成本的增加会导致厂商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国内消费的增长拉动了就业，但其作用明显小于出口。本币贬值将有利于改善经常项目的收支，进而扩大就业。最后，生产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将促进中高技术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水平。
(二)中低技术产业计量回归结果
对中国1997-2006年19个中低技术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列于表3，变量的选取与方法与前面相同。
表3显示出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2基本相似，但存在两个重要的差别：一是贸易自由化指标无论是采用何种变量都变得比表2的结果更加稳健，而且其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贸易自由化将促使中低技术部门劳动力就业的增加，这与前面中高技术部门的结果很不一样。它反映出贸易自由化进程进一步释放并强化了中国现有的贸易比较优势，从而推动了广大中低熟练劳动力的就业。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中低技术部门中与中高技术部门相比正相反，它不是促进而是降低了就业水平，这与中低技术部门中资本对劳动力的较高替代程度有关。当TFP体现为设备更新与升级时，劳动力要素的吸纳将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贸易流量指标的作用与前文相同，但影响程度均大于中高技术部门的情形。出口每增长1％，就业将增加约0.4％～0.6％；进口每增加1％将导致就业减少约0.5％～0.7％，这表明进出口对中低技术部门就业的意义更为重要。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新的国际生产体系下，贸易发展及贸易自由化对各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和经验模型，利用1997-2006年中国28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从贸易流量和贸易政策两个方面检验了它们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业部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别，贸易壁垒与扭曲的削减会减少中高技术部门的就业，但促进了中低技术部门的就业。以进出口额为代表的贸易流量指标对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业部门的影响作用是相同的，即出口增长拉动了就业，而进口增加对就业则是消极的。但在具体影响程度上还是存在着不同，即贸易流量对中低技术部门的冲击均大于其对中高技术部门的冲击。此外，本文的回归分析还发现所新增加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均对劳动力就业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同时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贸易因素对就业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辩证地看待外需与内需的关系，继续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互惠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发展不仅是创造就业的重要来源，而且出口的产业联动效应也会为其他产业提供就业机会。第二，基于开放的市场环境以及资源禀赋和消费偏好的复杂性，进口为国内生产提供技术、设备和稀缺资源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但进口对就业的替代效应也非常明显，因此中国在适度进口的同时应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消化吸收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着眼点，以维护国内进口产业的就业机会。第三，坚持贸易自由化的主流改革方向，合理、合法使用贸易保护措施，灵活运用汇率政策，并努力将国内需求作为就业扩张的潜在源泉积极加以引导和利用，在后危机时代实现“保增长、促就业”的短期目标以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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