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笔记》读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记论文,读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是史铁生创作史上的第一部，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理由很简单，即我们还没有读到过类似于《务虚笔记》这样的长篇小说（或“笔记”）：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渗融或洒落在其中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印象”。当然，这种说法还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褒扬，但作品所呈显的开拓性或创造性，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我想，我们或任何一位忠诚于文学的人，在读这部四十万字的小说时，只要拥有相应的小说史常识，以及必需的耐心与品味能力（为了顺利进入作者的“写作之夜”还得暂时躲避一下现在的喧嚣或轻浮），那感受这部小说，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学问。
在这里，绝不是一个传统不传统或是否背叛了先辈的文学遗嘱的问题（笼而统之的“简化”是不可取的），而是一个怎样看待人自身或人类处境——即人类自亘古走来、经由现在而走向无可知晓的未来的问题，或一个如何洞观与把握自己心目中的世界的问题。可以说，《务虚笔记》的一切叙述方式的独特或独创，都以小说作者的生存印象相关：“印象”之于新的叙述方式或叙述结构，只能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吻合，也可以说，它恰如其分地顺应了处在“发现”中的“世界观”的表达。这，才是《务虚笔记》的价值或意义。因为它以小说的方式，传达了一种从遥远时代便开始了的求索，一种现在的对于人或人的群体的冷峻剖露，一种新的仍然是现在的目光投射下的关于人的存在状态的诘疑及无奈。
凡读过史铁生小说或散文的人（他的散文也同样是“笔记”），大都不会怀疑他是一个拥有无尽诘疑的作家，一个仰问苍天而最终依然被悖论笼罩着的作家。很自然，他的诘疑或他的仰问，首先源自他的人生景况或人生体验。但仅仅是“他”或“他的现在”么？在谈论中国作家的小说时，“社会”或随之而来的“文化”，往往成为无可摆脱的中心概念，而与之相关的“人的存在”或“人类的处境”，则很少视作感受或理解小说的涉指，也很少意识到作家的审美创造所可能连结的人类意义。这使我突然想到小说家李锐的《谁的人类？》。他在这篇与学院式论文无关的短短论文（随笔）中说：“当西方人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了他们武力的和经济的殖民的同时，他们也更加深刻更加霸权地推行了西方的‘话语权力’，因而我们这些西方以外的人只好站在西方话语的外边说话，只好站在那座‘人类的’高山的脚下向上仰望。而其实那座高山原也不过是一座被一部分人用手搭建起来的山，并非是全世界的人类共同搭建起来的高山。不过，全世界的人类共同自觉自愿只搭建一座山的事情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且不说欧洲或北美的某些作品是否应该被冠以“人类的”评价，也不说中国已有的某些作品是否具备“人类的”意义，就说这部《务虚笔记》，把它称之为“人类的”大约是合乎实情而毫不逊色的。若要说“谁的人类”当然是一个中国作家的“人类”——甚至，只能是史铁生的“人类”，只能是史铁生现在的目光所能覆盖的那个“人类”。实际上，最杰出的作家也只能这样。
我时常把读小说当作一种与作家的交流。交流什么？无非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以及那种对于实在生活的印象。但在事实上，这种交流往往是不对称的，甚至是失衡的。我虽不止一次读了这部小说，可最终仍然感觉到交流的不对称或失衡。造成这种不对称或失衡的原因，一是交流双方的生存体验及永远漂流着的思绪走向的不同或错位，二是小说家始终着力于“现成思路”的挣脱，而读小说的人恰恰又被“现成思路”束缚着、浸泡着。何况，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输入了由来已久的、甚至是全部的生存积累及对于人世的深深思虑，而我们的阅读无可避免地带有即兴色彩。我想，读《务虚笔记》这样的小说，不能不涉及到读者的阅历、经验乃至阅读时刻的处境或心境。于是，理解与呼应小说或重新感受我们的生存景况、再一次梳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已有“印象”，也就不折不扣地演化为一个“问题”。譬如说，何为《务虚笔记》中的“务虚”？何为“写作之夜”中的“夜”？
（《务虚笔记》始刊于《收获》1996年第一期至第二期，但至今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更谈不上可靠的、公允的、哪怕是“新”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评论。这种局面的出现，其原因的复杂性恐怕要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喜好分类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现成思路”，譬如把文学创作分成务实或务虚。其实，在文学的幻想中，虚实本是一家，相辅相成，历来如此。因而，这样的“虚实观”并不适合于《务虚笔记》——在我看来，《务虚笔记》的“务虚”与“写作之夜”中的“夜”，只是一种与已有文学不同的想象方式，一种把握人的存在或人类处境的独特形态，一种涉及了哲学思维及如何洞观现存世界的“冥望”——“务虚”的“夜”沉浸在悖论中。“虚”绝非一般观念意义上的“虚”，而“夜”，也不是世俗感觉中的“夜”。无所谓“虚实”；“夜”仅仅是幻想的那一时刻：“现在”。那是从混沌中脱颖而出的（社会）人性设计，或是为了人的前景而诉诸的基于“印象”的理性挣扎。不是命定也是命运：“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和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第2节）；倘可以补充一句，那便是因为我们是人，是走过了漫漫旅程的人类这一物种的一部分（“笔记”中出现的都是“中国人”），因而只能如此，或只配是如此。
人受到折磨（广义的折磨），已是一种无须论证的事实，但永远得不到答案的是：“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这是最典型的史铁生式的诘疑与质询。“因而焦灼，忧虑，思念，祈祷，在黑夜里写作。从罪恶和‘枪林弹雨’，眺望自由平安”，“眺望乐园”，又说“乐园里阳光明媚。写作却是黑夜”——“如果你看我的书，一本名叫做《务虚笔记》的书，你也就走进了写作之夜。你谈论它，指责它，轻蔑它，嘲笑它，唾弃它……你都是在写作之夜，不能逃脱。因为，荒原上那些令你羡慕的美丽动物，它们从不走进这样的夜晚”。而你，因为你是人，处在现在中的人！这些“话语”都出自第十八章《孤单与孤独》。真正提纲挈领的是第一章《写作之夜》。如果史铁生是一位吟唱人类永恒的歌手，那便在《写作之夜》调整了他的琴弦，怎样的调子，怎样的旋律，怎样的意味，怎样的诘疑与质询，乃至陷落在悖论中的无助无奈的叹息与呼喊，我想是已经作了最初的确定——《写作之夜》，应该是《务虚笔记》的“序”。作者所要“务”的“虚”及所要作的“笔记”，在“序”中已有了规范或可能的轮廓。
我犹豫再三：要不要对《写作之夜》作出概括或阐释（复述）？这也许要冒一点儿风险。但我还是感到，宁可少说其他，作为“代序”的《写作之夜》还是要多说几句的。《务虚笔记》共二十二章。最后一章是《结束或开始》。倘真的是“开始”，那回过头来重读第一章的《写作之夜》，便可能产生一种启幕般的豁然开朗之感。
《写作之夜》从古园偶遇两个“不谙世事”的男女孩子开始——不管这一开始是“故事”还是“寓言”，由此而展开的遐想，却囊括了一系列相关的命题，如人生、历史、命运的偶然与必然、生与死、被忘却与被记忆、生命的延续与再现以及包括现代先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预言或应验。我想，这个关于两个孩子的“故事”（或“寓言”），已经构成了上述一系列命题的意象。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在孩子（同样是可能）的生命旅程中获得兑现。他们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或许就是“我”。
于是便涉及到了“时空”。《写作之夜》中已经开始了关于“生日”的探索（《务虚笔记》的第六章就是《生日》）。“我生于1951年1月4日”，但这是一个“听来的传说”——“1951年1月4日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第5节）。《写作之夜》还说：“……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同上）。然而，“现在”又是什么呢？“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现在是趋于零的，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灰，便是虚空……过去在走向未来，意义追随着梦想，在意义与梦想之间，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在它们的重叠之处，我们在途中，我们在现在”（第6节）。
不难感觉，《务虚笔记》的“务虚”已有了自己的注释：即在“途中”的或“现在”的目光的牵引下，所可能想象到的那两个孩子的“故事”（或“寓言”）的延续，以及其中所包括的一系列命题（或者更多的关于存在的求索）。当然，《写作之夜》还牵涉了一个艺术的或生活的命题”。那就是“真实”——它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写作之夜”中的“真实”是什么？“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它只能是一种被捕捉到的“自己的存在”，一种“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印象”至关重要。但“写作之夜”没有忘却如下的悖论：“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第6节，原文为黑体）。
这对课堂上的特别是擅长于批判贝克特的哲学教授来说，“写作之夜”的表达（乃至整个《务虚笔记》），“唯心主义”的评断也许无可避免，但在艺术创造的深层处，“唯心”恰恰就是“唯物”——《务虚笔记》作为小说家的想象，其冷峻的目光已经通过“入情入理”的假设，很犀利地触及了人的虚弱、人的自我拯救的艰难，以及被天长日久的阴影笼罩着的“途中”的人类所难以摆脱的创伤或疼痛……你可以在生存表象的漫步中加以否认，但一旦进入表象背后，你又不得不承认：这是“存在”，而“存在”的意义，便在于它对“现在”或表象的超越。
《务虚笔记》之所以被标示为小说，那是因为它毕竟向读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而且还是系列的或成套的“爱情故事”——“写作之夜”的“爱情故事”（当然不止于“爱情”），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依托。
若以“依托”的观点审视，那作品所叙述的“爱情”，则可梳理为C与X的故事、Z与O的故事、F与N的故事、WR与O的故事（WR与N暂短的故事）、HJ与T的故事、Z的叔叔与“叛徒”的故事、以及诗人L的算不上故事的故事……
复述这些“爱情故事”是极为困难的事，因为“故事”中的“爱情”，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或一种框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每一个“故事”及其所体现的人物关系，都各自传达着所赋予的意义，甚至是漂流的时代必然留下的印记（印记也是一种意义）。诚然，这里所说的“意义”是复杂而多元的，或者说，它需要阅读接受的配合（且可脱离如下的愚蠢解释）。
譬如C与X的故事，是《务虚笔记》中的相对完美的爱情体现，但他们依然遭受到了世俗眼光的怀疑与损害——且不论被怀疑与被损害，就说这世俗的眼光，也包孕了一些古老的话题。而HJ与T的故事，虽平庸世俗、合乎常态，但其中的“爱情”，也是千言万语诉说不尽的。又如F与N的故事、WR与O的故事，他们的“爱情”都在萌芽或期待生长的时期被扼杀了，“杀手”便是打着漂亮旗号的有形无形的社会意识制约——那是一种漂流时代的狞厉标志。但扼杀了并不等于消失了，它还将在自己的“故事”或他人的“故事”中延续。Z与O所演出的从吻合到崩溃的悲剧，不仅可以窥见社会阴影投射下的人性弱点，而且能够感受到隐含于深层心理的“爱情观”的错位所必然引起的危机——人性就是人性，而人性又不仅仅是人性，即便是以崇拜为基础的“爱情”，也同样经不起生活进程的追问，以致是爱得越深垮得越惨：O的自杀留下的空白、也留下了余味；没有明显的过失或冲突，唯一的原因是人和人的差别——这种差别既可造就偶然中的互相投奔，也可导致必然的分崩离析。当然，审美的意义主要在于差别，特别是那种酝酿差别的过程（如冥冥之中的野孩子与小市民的对立）。记得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第二性》上卷），其实，男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务虚笔记》中的“爱情故事”都跳不出这种命定的规范，而作为“第一性”的男人也是演化为“现在”的这副模样的。“你的骨头没有一点儿男人！”这是小说中多次出现、并被印成了黑体字的一句话——男人的骨头怎么会“没有一点儿男人”？这也是“变成”的。是怎么“变成”的？这里的诘疑也是作者（或读者）的诘疑——是“写作之夜”的想象及质询的驱动力。Z的叔叔的“爱情故事”，虽说在作品中出现得晚了一点，景况也比较特殊一点，但他的“变成”，却更有意义，也更富有中国特色：在《务虚笔记》的男人世界中，他没有被字母代替或没有被全部代替，而且是唯一的、既有自己的“故事”又不会与其他“第一性”混淆或重叠的一个人物。
说起字母或由字母代替的人物，读者也许不甚习惯这种符号化的方式，但这种以字母代替人物的方式，却凝聚着或寄托着创作者的意图。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些揭示：“画家Z动身去找那个女孩儿的情景，很像是我曾有过的一次经历。他曾经去找的那个女孩儿，和我曾经去找过的一个女孩儿，在写作之夜混淆不情”（第26节）；“如果你站在四岁的O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未卜，你会说她前途无限，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第28节）；“我想遍了我的世界，一个被流放者的生日总来与我独自回家的那个秋夜重合，也总来与画家Z独自回家的那个冬天的傍晚，和诗人L独自回家的那个夏日的黄昏重合，挥之不去”（第51节）；“由于那流传千年的荒谬故事继续地流传，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注：Z与WR）的少年境遇便不断混淆，在写作之夜有时会合而为一”（第55节）；“这样的时候WR与Z更加混淆难辨：WR把那些唱片端平，借助夏夜的星光看它们，吹去套封上的灰尘……只是套封上的曲名与Z的不同”（第56节）；“谁也都可能是C”，“C，可以与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混淆”，“残疾人C，他可以有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的历史、心绪、欲望的追寻”（第156节），“童年，C与Z，在一个融雪时节的下午重叠”（第157节）；“如果离别已经注定，在注定离别的那个夜晚或者那些夜晚，恋人C与恋人N虽然性别不同，也会在迷茫的命运中重叠、混淆。X呢，重叠、混淆进F”（第169节）；“来自远方的预言在写作之夜得到验证：C无论是谁那都一样。残疾和爱情——命运和梦想的密码随时随地地显露端倪：无论对谁，那都一样”（第173节）……以下便是“结论”（或不是结论的结论）”：在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曾在同一个空间里读同样的书，在相同的时间里，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想近似的事”（第93节）；“至于‘我’偶然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那不重要，是F，是L，是C，是O，是N，那都一样，都不过是以‘我’的角度感受那痛苦，都不过是在‘我’的位置上经受折磨”（第118节，注：这是F的话，此处的“我”是指人的“欲望”）；在“我”问到是否再碰见那两个孩子时，C说：“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他们可以是任何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第125节，注：不知是否故意，这里的“我”与C已经混淆，因为在第一章中，见到两个孩子的是“我”，而不是C）……
我之所以如此繁复地作了过多的摘引，目的是让作品本身来揭开其中的奥秘，同时也可免去一些论析这部小说时所可能出现的自以为是。无非是为了说明，《务虚笔记》在以字母替代人物的具体姓名的设想中，可能隐含着一种想法，即“途中”的人仅仅是一个符号；在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状态下，人都一样；差别只是符号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往往呈显重叠或混淆。这也是“猜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写作之夜”、在作者的想象中，“谁一定是谁”，显得“并不重要”——这是一条“原则”。说到底，“写作之夜的男人和女人，都不过是作品中的“我”的“思绪”（见125节）。不言而喻，在这纷纭万端的“思绪”中，深深地渗融了作者对于“人的存在”透彻而特别的看法——绝不是为了“洋味”的时髦或所谓的“现代性”。
一切都源自“思绪”；一切又回归于“思绪”。
一切都开始于“爱情”，但它的过程却不止于“爱情”……小说在进入“写作之夜”之后，接着便是第二章《残疾与爱情》：C与X的爱情蒙受了无休无止的设想与猜测，叹息与摇头，乃至“未经审理的判决”，“我”曾在“写作之夜”听X对C说：“这不要紧，这没关系，我知道我知道，这还不够吗……”“不够”，这是作品的回答——“那老太太的表情我再熟悉不过。把那怀疑的表情扩充千倍万倍，把那无言的回避扩充千倍万倍，否决便获通过，便足够C和X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多年。若再把那同情和摇头转换对坚强与乐观、无私与奉献的千倍万倍的赞许，便是一个人渴望爱而又不敢爱、指望死却又不能去死的可靠处境了……”C与X的“爱情故事”只是一种开始，而之后一系列“爱情故事”无一例外地都与这“可靠处境”相关。于是，在《残疾与爱情》这一章的末尾，作品就埋下了重要的设问：“爱情是什么？”所谓“阻止不住的梦想冥顽不化。但那到底是什么？”这样也就产生了深入的质询——“……我们都相信，性，并不就是爱情。但从中减去性，爱情还是爱情么？”“性呢？性，都是什么？那欲望单单就是性交（或者叫‘房事’）吗？”“那不泯的欲望都是从哪儿来呀，要到哪儿去？欢乐的肌肤相依一向都是走在怎样的路途上？那牵魂摄魄的所在，都是什么呵？”当然，我们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写作之夜》与结尾（《结束或开始》），还能发现更为严峻的拷问——“我”从孩子的天真目光及提问中获得了启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和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第2节）；F医生处于弥留之际，“我”猜测着F可能的思绪（也就是女教师O的“问题”）：我们活着，走着，到底是要走去哪儿？”“因而在我的印象里，F医生一定又会想起他一向感兴趣的那个问题：灵魂是什么？灵魂在哪儿，也就是说‘我’一向都在哪儿？”（第228节）
由“爱情”的质询到对于“人的存在”（或“人的处境”）的拷问，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所在。当然，终极的结论是“现在”的人（包括作者）所无法得到的，或者说，“途中”的悖论便是这质询与拷问的结论。实际上真正的意义，也不在结论，而在“写作之夜”的过程。何况，作品所包含的这种富有穷究意味的质询或拷问，绝非玄学或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它们是基于描写的过程或基于小说主人公们的绝望挣扎而趋于完成与升华的——说到绝望，自然是一种燃烧着的绝望，一种各具形态的绝望，一种永远被折磨的绝望。我想，这是小说中所有人物或全部“爱情故事”都在经历着的命运。不同的仅仅是时间、空间或体现的方式：“大同小异”，便是燃烧着的绝望的最恰当的形容。还是那句话，因为他们是人，所以只能这样、只配这样。
既是绝望，为什么还会燃烧？无疑是因了欲望的缘故。人的欲望，在很多时候被称作理想、追求、憧憬，当然也包含了人的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务虚笔记》把“爱情”的欲望放大为一种人的生命的永远梦想，一种燃烧到最后一刻才停歇的寻找。正如F医生终于明白的那样：“人为什么可以创造，而机器人只能模仿？因为欲望！……人有欲望，所以人才可以凭空地梦想、创造，而机器人没有欲望，所以它没有生命……是的，欲望这东西，怕是不可人为的，人既不可以消灭它，又不可能改造它、设计它，因为它不是有限的梦境，它是无限的梦想呀！”（第119节）“欲望是不会死的，而欲望的名字永远叫做‘我’”（第118节）。这里所说的“欲望”，既与“爱情”相关，但又远远超越了“爱情”的范围。
与“欲望”相关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差别”。还是F医生（或许可以作为人类的“医生”说的，是“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去寻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或者，这永动的轮回就使“我”诞生（《务虚笔记》最后一节）。这里所说的“差别”，自然包括性的差别——作为最初的“欲望”，包括所有的男孩都奔向那座美丽的房子、奔向那个漂亮清纯的女孩。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终生留在了Z的印象中的那根高贵、孤独、冷逸的白色羽毛，那是活泼的生命被击中之后留下的遗物。作为小说中的重要意象，它是一种景况，一种已经成为血液的感情，一种被刺激后永远刻凿在心灵深处的“差别”，也是一种“欲望”的源头。无论正常与否，它将成为画家Z的永恒寻找与寻找的动力。“欲望”可以驱使你渴求爱情，但也可以策动你出售感情。譬如WR的婚姻。WR的“欲望”是权力。他以为权力可以拆去那堵“墙”，但当他拆不了“墙”的时候，为了权力会不会再度背叛自己的感情呢？会的。N的境遇便是这种轮回（或悖论）的结局。《务虚笔记》中的诗人L，大约是最能体现人的本性及“欲望”的人物。作为诗人，他是人类灵魂的“代言人”。他四处漂泊与寻找，但就如F医生所言：“你以为你什么都能找到吗？诗人，要是有一天你能发现什么东西，只要你一碰它它就没了、它就不再是它，那时你才能懂得什么是美的位置。”（第205节）命中注定，诗人L是永生永世寻找不到那“美的位置”了；即便有，也只能在心里，在想象里，在他永远不能完成的“长诗”里……其实，当诗人L被“爱情”的诘疑折磨得无路可走时，也曾在黑夜里想到（或感到），自己活着并不使这个世界有丝毫增益，而死了也不会使这个世界有丝毫减损，自己原本是个零。他燃烧的结果显示出最彻底的绝望，尽管他依然活着，依然可能写他的“长诗”……同样是燃烧，同样是“欲望”的驱使，但因了“差别”的推动——“差别”本身也就导致“欲望”的相似或不同，而绝望中的燃烧也呈千姿百态。于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务虚笔记》所贯穿的一种观点：即人之所以是人，之所以是独特的、不可替代或不可抹煞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及梦想（每个人都是“我”）；然而，人之所以不得不丢弃独特而向“统一”让步，譬如同样的步伐和语言，同样的衣着装扮，同样的姿态、威严、风度、微笑、寒暄、礼貌、举止、分寸……乃至生与死，等等，所谓“不越雷池，循规蹈矩”，其中也根深蒂固地包含着“欲望”及梦想的因素——在独立与向“统一”让步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既模棱两可又难舍难分。人的复杂性亦由此而来。这样，人便处在两难的尴尬境地之中，此为燃烧中的最严峻的绝望，即在“永动的轮回”中，人，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人？
绝望也罢，“欲望”或“差别”也罢，“永动的轮回”依然被抛在了悖论的泥淖中。不是开始的开始是混沌，不是结束的结束还是混沌。
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谈论悖论了，因为在作者以往的创作——小说或散文中，早就融汇着这种导向诘疑或质询的思绪，只是在这部《务虚笔记》的整体意念之中，更为明确地、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宣告悖论的贯穿，特别是“写作之夜”所亮出的关于“印象”的所谓“毫不逊色”的悖论观点，不仅给小说的叙述留下了必要的余地，而且也为小说的阅读提示了基点或视角——因为每个人对于世界的“印象”不可能完全一致。
对于小说来说，悖论不仅仅是悖论。小说终究是小说，它不是哲学的论辩方式。悖论之于《务虚笔记》，只是一种审美或小说叙述的基本思路。小说描写了“爱情”的处境、人或生命的处境作为过程，其中也携带着“历史”这一概念的处境以及“现在”的人对于过去与未来的极为有限的认识。所谓历史，都是个人（或个人的汇合）对于以往岁月的把握与判断。然而，历史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总是由人或生命的各种状态汇合而成的。富有悖论色彩的“印象”，便是历史的一种生动而又残损的存在形态，因而历史的理解也逃脱不了悖论的覆盖。当然，这是《务虚笔记》中的“历史”。
《孤单与孤独》（第十八章）写到了“裸体浴场”，写到了“戏剧”，写到了戏剧是一种实现梦想的“设法”——因而“戏剧”必须是在“舞台”上。那“爱情”呢？“爱情”是不是一种约定的“戏剧”？小说这样写道：“我们不是表演，但我们还是在围定的舞台上。我们是现实，但我们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和隔断。我们是梦想，但我们的梦想被现实限制在现实中。我们是亲近、是团聚，但我们仍然是孤独、是疏离……”（第177节）这里说的是“爱情”，追问的是“爱情是什么”，但它同样是一种“历史”不可能是自由发展的状态；“历史”也是一种“戏剧”，它必须是在“舞台”上。或者说，“历史”不得不在悖论中前行，它与“爱情戏剧”没什么两样。
除去“爱情故事”——无论是谁，都一样——差别只在于“梦想的设法”及“舞台”的不同，而方式也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实际上，《务虚笔记》的许许多多描写，都体现着“历史”（或历史感）的存在。如古园中的孩子及死去的柏树，美丽房子，“门”，飞翔的鸽群，蚂蚁的战斗，飘动的窗帘，金黄色的葵林，诗人L的漂泊与寻找，F医生的冥思苦想，画家Z的创作与奋斗，WR的遭遇及后来为权力（？）而实施的表演，N的委屈，O的自杀，乃至HJ与T的婚姻、Z的姐姐M的不幸、O的父亲的“创作”……都或鲜明或隐晦地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这一切，就是“现在”的“印象”。就如《童年之门》这一章说的：“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以计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路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第28节）这就是与“印象”相关的、充满了悖论意味的小说家的历史观念。理解了这一点，再读到极为精湛的《生日》那一章时，就会顺畅地感受到：个人的“历史”（包括人的精神变迁，即所谓“心史”），便是“历史”的一种体现，或一种生动活泼的缩影，一种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生日》中说：“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晨，才渐渐地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第41节）这是贰穿于《务虚笔记》的一个小说家的历史观念。
可以说，关于悖论的描写，在小说中俯拾皆是，但集结到大处，便是悖论中的人的存在、人的处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本相。即便是Z的叔叔的恋人——一个被自身、被秩序始终折磨着的“叛徒”，其间不仅充满了具体的人性两难，而且也完成了一种历史存在的概括，甚至是一种与人的欲望相关的绝妙的叙述：是人的复杂，也是“历史”的复杂。
《务虚笔记》是史铁生的一部心血之作，更是一部值得一读的长篇小说，或一部应该引起文学界重视的作品。它是中国小说家的创造，但它又是“人类的”。它拥有一种不仅仅属于中国读者的文学质地及精神本色。
《务虚笔记》因了自身的某些独特性，也导致了这部作品与普遍读者的障碍（作为“猜测”），但它因此会影响中国文学界的阅读吗？我们可以克服重重隔膜而孜孜不倦地、耐心地读卡夫卡、读萨特、读马尔克斯、读昆德拉、读伯尔……难道不能静心读一读《务虚笔记》么？为这部作品，“现在”的我或我的“印象”，只能是茫茫中的焦灼与骄傲。这是一部中国的小说、“人类的”小说。
1997年3月北京六里桥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