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贵[1]2002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门、帮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以全国教门、帮会的社会政治活动为依托,选取山东为研究中心,对教门、帮会的社会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日本侵略者的互动等方面作了横向的梳理。本文认为:抗战时期的教门、帮会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对地方乃至全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由此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日本侵略者叁大政治、军事力量的高度重视;叁大政治、军事力量各自相关的政策加剧了教门、帮会的分化、组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本文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如下: 山东教门、帮会具有历史悠久、分布广、势力大的特点。这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其中,灾荒与饥谨、人口的压力、苛捐杂税、经济破产是形成该系统的外部刺激因素,而观念保守是形成该系统的内部动力因素,严重的兵灾匪祸恰恰又破坏了社会应有的整合功能,山东教门、帮会的产生、发展形成了“带规律性的模式”。(第一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东迅速沦陷,政局、社会状况动荡不已,教门、帮会及其武装由此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自身的关系以及叁大政治、军事力量的吸引,山东教门、帮会及其武装在民族、政治立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大组合:有坚决抗日的,也有亲近甚至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有认同共产党抗日政策的,也有亲近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还有既不亲近共产党、也不投靠国民党,但是坚决抗日的。(第二章) 教门、帮会亲近国民党,甚至投靠日本侵略者给共产党在山东发展力量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中共山东地方组织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对广大的教门、帮会予以团结、争取,对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教门、帮会则坚决镇压;同时,又视活动地点的不同,对根据地、敌占区及接敌区的教门、帮会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叁章) 同共产党、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力量相比较,全面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无论在
石玉中[2]2007年在《江苏秘密社会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秘密社会作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或组织,在不同的时期,秘密社会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近代以来,江苏秘密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城市型的青帮和农村型的刀会在江苏颇具特色。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社会秩序的异常混乱,导致江苏秘密社会势力得到显着地膨胀和发展。在此期间,它们受国、共、日叁大政治势力的影响,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发生了大分化和大组合之势,本文所要揭示的是江苏秘密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江苏秘密社会在抗战前期和抗战后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抗战前期,国民党迫于无奈,组织民众力量,利用秘密社会进行抗战。中共军队进入江苏,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江苏秘密社会实行灵活的统战政策。日本侵略者对江苏的秘密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拉拢江苏秘密社会。抗战后期,鉴于中共力量的壮大,国民党主要利用秘密社会进行剿共。中共对之进行争取、改造和利用,使得许多秘密社会成员成为抗战的一员,支援了抗战。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利用秘密社会扩大自身力量,尤其利用其对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和瓦解。抗战胜利后,鱼龙混杂的秘密社会绝大多数又归附于国民党。
张强[3]2012年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高校及科研院所纷纷组建了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中来,使得该学科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无疑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是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而且也是目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唯一一个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成果显着,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专着。本文分为十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第二至第九章将该中心出版的主要着作分为中华民国通史、中华民国政党史、中华民国社会史、中华民国文化史、中华民国经济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对外关系史以及中华民国人物等八个方面,分别对它们进行研究,同时注意通过对相关着作的比较研究,以探讨其特色与不足。第十章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作出了若干思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某些薄弱环节,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门、帮会研究[D]. 梁家贵. 南京大学. 2002
[2]. 江苏秘密社会研究（1937-1945）[D]. 石玉中.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3].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D]. 张强. 扬州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