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的文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4-0112-09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十八大”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大任务。[1]30-34重温和研究周恩来的文化思想，对贯彻“十八大”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着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尽力阐释文化的概念
对文化的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在近代，给文化一词明确下定义的首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于1871年出版了《原始文化》一书，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1英国另一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泰勒的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3]2据有关学者统计，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但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把文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前者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者主要指人类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是从后者意义上理解文化的，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又给经济、政治以反作用。比如，列宁就把“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知识、经验和劳动”称为文化。[4]24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5]694-695周恩来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尽力阐释文化的准确涵义。早在1916年，18岁的正读中学的周恩来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国民生活之高低，与其国文明之进退，实处于相维系之境地也。”[6]19初步涉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尽管这时他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要求文化工作者一定要认识到“政治和文化是脉息相关的”。[7]38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起草《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在纲领的手稿第二稿中，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出：“一切文化、科学、教育及宣传，均应服从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大众服务。”[8]51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援引和阐释毛泽东“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一论断，反复强调：“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9]53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第三部分中，周恩来集中阐述文化教育战线的任务，是“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高潮的到来，我国开始兴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各部门、各单位中间，确立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使文化教育的高涨获得了政治的保证”。[10]71可见，在周恩来眼里，文化和经济、政治是互为表里、互相促进的，虽然他在多数场合里讲的是“革命文化”，这更彰显了当时所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但核心旨归还是文化的涵义，强调的是思想道德和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一脉相承的。
二、准确说明文化的性质
1946年2月5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就文化的性质作了精辟和凝练的说明：“文化的性质：民族、民主、科学、人民的文化。”[11]41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周恩来进一步强调，这就要求文化界把文化普及于人民，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提倡文学自由，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把我们的政治意见广为传播，并争做为人民服务的先锋。
可以看出，“民族”“民主”“科学”是讲文化的内容，“人民”则是文化的归宿或落脚点，“做人民先锋”更是文化的根本和性质所在。其实，关于文化的先锋性，周恩来强调得更早些。193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十九周年，周恩来在武汉给《新华日报》题词：“在抗战的今天，来纪念十九年前的‘五四’，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12]10
1939年3月，周恩来前往浙江全面发动抗日民主运动，于24日在临安县西天目山浙江省立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号召“用进步文化向敌人进攻”。针对江浙沦陷区还有许多老百姓得不到祖国的消息，受不到祖国的教育，却只能看到敌人和汉奸们荒谬的文字，只能听到敌人广播的反动宣传，周恩来急切地要求赶快想法子补救，“应当尽可能用文化进攻的方法把这些民众的头脑抢救过来，肃清和纠正他们所受敌伪的反动宣传”。周恩来特别强调：“在敌人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方式猛烈进攻的今日，应当加倍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向敌人反攻。”“收复我们的杭嘉湖，保卫我们的大浙江，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13]11-12
关于文化的“民族”、“民主”、“科学”性，周恩来在1940年夏亦有系统阐述。他说，提倡民族思想，是指解放的、对内对外一律平等的、反对希特勒式的或复古的民族思想；提倡民权思想，反对反民主的独裁思想；提倡进步的思想，至于什么是进步的思想，周恩来特别解释说是可以研究的，但主要是反对把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那样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起来，而成了反民生主义的思想。[14]14在这里，周恩来关于民族、民主(民权)、科学(进步)的阐述，既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进一步强调，也是对文化性质的较系统阐释。
三、适时提出文化工作的方针
所谓方针，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为使党的文化工作始终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远大目标，以引导和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到达胜利的彼岸。为此，周恩来总是适时提出文化工作的方针。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艰难困苦的1940年，为推动抗战渡过难关，夺取最后胜利，周恩来发表抗战与文化工作的讲话，提出了文化工作的方针是两个“至上”，两个“第一”，两个“集中”。[14]13
两个“至上”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其含义是什么呢？即凡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思想，都应该许可。不能曲解国家的含义，向后转是要打击的，但是也不能满意于仅仅停留于民主国家的阶段。民族要团结，但不是否认或抹杀中国民族的败类和阶级存在，而忽视了小民族及其他阶级的利益，要彼此互让，彼此坦白，才能“同舟共济”，为民族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谋整个民族的解放。
“两个第一”即“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周恩来强调：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反对依赖性和半途妥协，要不断求胜利以取得最后胜利。毫无疑问，在战争年代，强调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两个集中”即“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就是要团结集中各种意志和各种力量，不怕意志多，力量多，只要集中在抗战上面，集中于打击敌人，建设新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又适时提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针，强调“把文化普及于人民”。显然在战乱年代，强调文化方针的“两个至上”、“两个第一”、“两个集中”是绝对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经济建设逐步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周恩来对文化的促进作用更加重视，而且从国家领导机构层面在政务院专门设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其地位“相当于政务院的一个分院”。[15]551957年他又明确提出新中国“文化工作的方向”是“面向全国，面向农村”[16]64，因为农村人口占全国的绝大多数。随着文化工作日益繁荣和初步发展，1958年初，他又提出“文化工作要注意提高质量”[17]69，这既是对文化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工作方针的再阐释。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逐步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化工作的总方针。这一方针是1951年3月至1953年10月，分别就戏曲发展和历史研究、科学发展提出的。1956年4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加以强调，同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双百方针”又进行了再阐释。[18]此后，周恩来对“双百方针”一再强调，反复阐释。1957年4月他就“双百方针提出的缘由”作了说明：“现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就不同于建国初期是有它的客观因素的。”因为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出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方针。1959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跃进，群众性文化革命的高涨，为科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了广阔的天地。”1963年他专门论述文艺工作，在经过一番理论论证后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厚古薄今，这四句话成为文艺工作的方针。”
以上说明，文化工作的方针同样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四、合理界定文化工作的内容
理解了文化的含义，知道了文化的性质，明确了文化工作的方针和方向，熟悉文化工作的内容对推动文化发展当然至关重要。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工作的内容也是不尽完全相同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提出“文化工作是多方面的”[14]15，至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历史的研究。周恩来提出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是要正确的发展。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二是科学的书籍。针对有人以为中国的思想中有科学意味的就是科学的思想，周恩来指出这是不对的。因为只有具备进步的科学思想的书籍，才属于真正的科学的书籍。鉴于抗战时期大家忙于突击工作，科学基础非常薄弱，周恩来提出应该帮助青年学习科学，因为这是启蒙思想而不是复古思想。三是民主思想的书籍。因为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初，还没有建立起民主的传统，所以必须提倡民主以打击反民主的思想。四是进步的思想。周恩来要求文化部门要努力研求，不求多，但要选择得精确。五是通俗化的读物。因为深和浅的中间应该有联系，要照顾到广大民众及中间读者。要利用多种形式，适合地方性和特殊环境。之所以在革命时期界定文化工作的前述内容，是因为“新启蒙运动在今天还有重新提倡的必要，虽然五四运动已过了二十年，今天尚有人提倡复古和反民主的思想，这种情形实令人觉得沉痛。过去的出版工作未免嫌单调，不能和环境相称”[14]15-16。
新中国成立前夕及其以后，关于文化工作周恩来往往是同教育联系在一起论述的。比如，1949年8月22日，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起草《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手稿第二稿关于文化部分的标题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又如，1952年10月24日，他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讲话，题目又是“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还如，1959年4月18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三部分的题目就是《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等等。在这诸多讲话、报告中，周恩来进一步充实和扩大了文化工作的内容。他说：“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15]56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协调和领导，周恩来强调文委的领导要加强，教育部要分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部；科学院也要加强，要派干部进去；卫生部和文化部也要加强；宗教事务方面只有一个宗教事务处，太弱，要建立强的机构；文委所属的单位还有新华社、广播局、出版机构等。
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周恩来对文化工作内容的界定基本涵盖了文化工作应当包括的所有领域。仅从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文化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看，其中收入周恩来在各个时期关于文化的文稿达210篇，54万字。《文选》在文稿分类上，除“文化综论”外，从其余专题分类也足以反映周恩来文化思想的内容，包括：文学艺术、文物出版、教育事业、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运动和知识分子。鉴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极其丰富，思想极其深刻，在篇幅有限的一篇文章中很难充分展现，所以就其内容的分类只能点到为止。
五、鲜明强调文化工作者的立场
立场问题是高于一般方法问题的更高层次的范畴，它决定着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亦即我们通常说的对同一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对文化工作立场问题，周恩来不仅有过专题论述，而且也反复强调。
在《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方针》这篇讲话中，周恩来专门讲了“文化工作者的立场”。这就是：一是全民族的。即要顾到多民族，帮助弱小民族，要顾到多个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同时要顾到资产阶级，要影响他们的思想，争取到抗战建国的阵营中来。二是只要是抗战的党派，我们都同情、拥护并帮助他们发展。三是各地方都要去经营，都要顾到。四是全国的团结进步，即反对不正确的思想，反对落后的思想；反对压迫民族、破坏团结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阐释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机构时，周恩来明确说：“使它变成民族的”。[19]44一句话，文化工作的立场就是民族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文化的民族立场讲得更鲜明。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为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他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得到与会多数国家的认同，使会议圆满成功，从而使新中国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走向世界。会议结束后，回国途中他应邀访问民主德国柏林。7月25日上午在胡包特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并发表答辞演讲。周恩来在《答辞》中说：“为了发展文化，我们需要和平。人类在不可计数的年代中，以辛勤的劳动创造和发展了文化，掌握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为的是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却有一些人企图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来进行毁灭人类的战争。他们是和平的敌人，同时也是文化的敌人。保卫和平的斗争就是保卫文化的斗争。”“因此，我们把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也认为是保卫文化的成就。日内瓦会议的结果使我们更加相信，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保卫和平的斗争，和平是一定可以保卫得住的”。周恩来在《答辞》中最后号召：“让我们在保卫和平、保卫文化的事业中团结起来”，“让我们在保卫各自的民族权力的斗争中团结起来”。[20]63
显而易见，文化的民族性质和文化工作的民族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表明周恩来这一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同时，也表明文化工作者的立场同文化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六、真诚说明文化工作者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是从事任何事业、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做好文化工作也不例外。那么，从事文化工作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周恩来同样有过真诚的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工作者的态度，周恩来说：“我们的态度应谦虚而诚恳，不要因为自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满骄傲起来。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推动别人前进，减少落后的现象。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难关，使生活书店的旗帜能在全国受到欢迎，在抗战中成为有力量的军队；才能克服一切错误思想，而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14]16在坦陈“谦虚而诚恳”时为什么特别以生活书店为“旗帜”呢？因为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前身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店总店先后迁到武汉、重庆，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当时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再次强调“谦虚”、“诚恳”这一文化态度的重要性。1945年10月19日，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集会上，他发表讲话说：“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对自己严，对朋友和。这态度是文化界的朋友应该学习的，我自己就这样学习着的。恨，是打‘落水狗’的精神，今天反动的文化并未‘落水’，还得打。严，就是谦虚学习。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地批判，批判、斗争都是为了团结。这样，才有力量持久下去，把中国新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培植、生长起来。持续下去，十年，二十年……”[7]39-40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又多次表示：“相信经过科学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不要很久，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昌盛的时代，并且获得伟大的成就。”[76]
从革命时期的“谦虚而诚恳”到执政时期倡导的“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既表明在文化态度上的前后贯通，更表明执政后我们党的胸襟应该更加宽广，心态应当更加包容。
七、再三阐明文化建设的任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同等重要。那么，文化建设的任务是什么，固然同文化建设的内容密切相关但毕竟不完全等同。在周恩来的文化思想里，同样是分开论述的，而且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也是不同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肃清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的长期任务。周恩来说：“在文化方面，肃清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就更加长期一点。因为文化侵略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是不同的。”[21]46接着他举例说明，譬如帝国主义在我国建立一些医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中国人民有些利益的，它给我们治好了一些病人。又如他们的学校、教会、文化教育机关，一方面给中国人民谋些福利，另一方面，又在这里边灌输帝国主义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加以区别，马上一律取消是做不到的，许多人是不理解的。所以，对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要有区别。同时，取消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要有一种东西来代替，要有步骤地来进行。经过哪些步骤呢？周恩来提出了三条：一是我们要有好的，至少是相当的东西来代替，比如医院要有与他们相同且费用少一点的医院，要有比教会办得好的学校。二是从里边改造，比如教会，中国有一部分人相信宗教，我们不能一下子使全国人民的觉悟都和我们一样高，不迷信，但我们可以让教会不由外国人主持，让中国人自己来办，保障我们的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立场，学校也是一样。三是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一步一步地做到“用这种方法取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特权，用这种不同的步骤来达到总的目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更快地驱逐出去”。[21]47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文化建设的任务是普及和提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国总理，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周恩来也狠抓文化建设。1952年7月，他在政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上讲话，曾专题讲《关于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同年10月，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1956年文化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用大、中、小学生数、图书出版数、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将1956年同1949年作了比较后说明：“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进步。”[22]239于是，到1957年，周恩来又适时提出文化工作的任务一方面是普及，另一方面是提高。
他说：“文化工作重点是大力推广、普及，但还要逐步提高”，强调指出“普及是重点，是大量的，少数的要提高”。[16]65 1958年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今后文化工作配合经济的发展，还会有大的发展”，“不仅在文化方面，教育、卫生、体育方面也是如此”。[17]69国家办的专业文化单位应该是少数，应该注意提高质量。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继续调动文教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的事业，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巩固和提高的工作，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0]71-72
八、辩证分析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
与文化概念的界定相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辩证分析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52年7月，他指出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10月，他进一步强调，我国经济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他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5]56这就阐明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经济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建设就会由于缺乏物质支撑而落空；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文化建设提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论述了科学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是增强综合国力最主要的两种力量。面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上兴起新科技革命高潮这一形势，周恩来从增强综合国力的高度，把科学文化看作和经济力量一样甚至是更重要的一种“力量”。他敏锐洞察到：“放眼世界，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尤其是原子能的利用“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因此，他提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23]830-831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他把我国发展经济的战略由“工业化”扩展到“四个现代化”之后，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4]588这是因为，只有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武装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才能够迅速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也才能很快地增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郑重号召必须“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23]835可以认为，这一思想不仅阐明了科学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地位，也昭示了它是后来“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先声。
九、深刻阐释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关系
文化既是历史的积淀、物质在观念上的反映，又具时代特征，那么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必然需要进行扬弃和发展。在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关系上周恩来的见地也是相当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对北平南下工作团发表《对旧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的讲话。讲话通过追忆五四以来30年在对待文化态度上的经验教训说：“那时认为旧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都无用，因此变成了否定一切。须知旧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的接受。”他还不无遗憾地感叹：“‘五四’时期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很幼稚，而今天你们则进步了，一说很容易就懂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否定旧的一切，而要把旧文化里可用的部分接受下来，即批判的接受。”他特别强调“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会使这一社会无法改造。”[25]48-49
新中国成立初的1951年，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发表讲话，当讲到知识问题时他说：“我国历史上有一些很宝贵的传统，甚至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要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东西”。[26]795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对外国的优秀文化或有益文化同样需要合理吸收、借鉴和学习。1954年7月，周恩来在民主德国接受胡包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答辞》中热情洋溢地说：“中国人民是尊重和爱好世界上一切优秀的进步的文化的。我们对于德意志人民在文化上的成就给以很高的评价。德意志人民在哲学、科学、音乐、文学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不朽的天才。尤其重要的，德意志是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创始人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德意志人民对于人类共同精神财富作出了杰出贡献。”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向优秀的进步的德意志文化表示敬意；我们珍贵德国文化的丰富遗产，我们更珍贵德国文化的未来发展。[20]62-63在这里，不仅充分表达了周恩来对德意志文化的包容、崇敬之情，而且也表明他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真诚态度和借鉴、学习的愿望。
当然，周恩来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学习一切外国优秀文化的论述绝不限于这些，而且还体现在他论文学艺术、文物出版、教育事业、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运动等等诸多领域和方面。
十、较早使用“先进文化”这一概念
笔者没有详细考证“先进文化”这一概念是何时由谁最先使用的，但在时下多数人的印象中，是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其中之一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曾有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说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包括“先进文化”在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10月在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举办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国防大学林建公教授作《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问题》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但笔者在研习周恩来有关文化的论述时，发现他较早使用了这一概念，笔者不敢把话说得绝对，只说“较早”。周恩来使用这个概念仍是1954年7月在柏林胡包特大学的《答辞》中。他说，中国和德国都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在发展和巩固中德人民的友谊中，两国文化交流占着重要地位。中德文化交流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相信各国人民对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学习将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促成共同的进步，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从现代的水平来说是落后的，我们更需要学习你们的先进文化。”在这一段话里，周恩来两次用“先进文化”这一概念，说明他是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即兴所言的。
那么，周恩来所说的“先进文化”是什么含义呢？其实他的所指是非常明确的：“文化只有在属于人民并且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才能有健全的基础和广阔的前途，为劳动人民服务乃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他还进一步说明：“文化的发展像任何其他事业的发展一样，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留下好的进步的成分，去掉坏的落后的成分，吸收和学习新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20]62
可以看出，周恩来不仅使用了“先进文化”这一概念，而且对“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方向”和“进步成分”及“先进的知识和经验”等含义做了清晰、准确的界定，这种概念的使用和界定比“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早46年提出，足见周恩来文化思想的前瞻性。
十一、反复号召学习文化人应有的风骨
什么是文化人？《现代汉语词典》注了两条释义：其一是说抗日战争前后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其二是指知识分子。其实，这二者是一致的。别说抗日战争前后，即便任何时候，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哪一位不是知识分子呢？而鲁迅则是从新文化启蒙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公认的主将和旗手，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人应有的风骨，所以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周恩来反反复复地号召文化界人士要学习鲁迅的作风和精神。1938年10月19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纪念鲁迅逝世2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以《学习鲁迅的精神和作风》为题发表讲话，说明鲁迅“在国难当头或局势摇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未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接着，号召文化界在政治上、文学上、人格上全面学习鲁迅的精神和作风。[27]751-753
1940年8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的报告，再次号召文化界要学习鲁迅的作风和精神。他说：鲁迅是“文化界的主将”，“是中国20年来文化运动的结晶”，“我们要学习他的整个的精神”。周恩来把鲁迅的作风概括为四点：一是对敌人是严的，是一针见血的，绝不姑息的，一贯如此的。二是对自己是严的，绝不随便饶恕自己，绝不骄傲、夸大、苟且，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生活上。三是对自己战线内的人是宽的、提携的，不随便挑剔。四是对叛徒的嫉恶如仇敌，是主张肃清内奸的。因此“学习鲁迅，要学习他的整体，不要只学一点一滴就自以为是鲁迅的门徒，这是不对的”[28]20-21。
1941年11月，周恩来撰写《我要说的话》一文，全面回顾鲁迅经历过一半清朝一半民国的人生历程，高度赞扬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重申瞿秋白对鲁迅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四个特点的概括，即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坚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
1945年10月19日，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9周年集会上，周恩来又发表讲话，强调“鲁迅先生生平的态度是：对敌人恨，对自己严，对朋友和。”[7]39他援引十几年前鲁迅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培养实力”这段话，结合自己学习的体会谈了三点启示：与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认识清楚了，如果没有持久的精神战斗下去，新文化建设的胜利也不易获得；我们的战线应当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宗派的，应当借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来开辟道路。“对青年总要抱着欢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关门的”。这三点内涵同五年前的四个特点概括是一致的，因为五年前的四点对敌人严同对叛徒的嫉恶如仇敌是一致的，都表现在对敌人严，进而“热烈地期待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
在笔者接触的有限史料中，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至少有三次论及学习鲁迅的精神。第一次是1950年7月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员大会上发表《跟着新生力量走》的讲话，赞扬“鲁迅是大文学家，但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不苟且，例如他对青年的来稿就是每一个字都仔细校阅，认真修改的”，并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要学习这种精神，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青年人要不断地磨练自己”。[29]400第二次是1953年9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又援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号召文艺工作者坚持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第三次是1960年1月，他在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藐视剥削阶级，热爱劳动人民，冷对帝国主义，俯首于劳动人民。我们应该有鲁迅先生的态度”[30]197。
可见，周恩来非常推崇鲁迅这种文化人的风骨，他一而再、再而三，甚至不惜反反复复论及鲁迅的作风和精神，号召文化界、艺术界和所有青年人都要学习鲁迅的作风和精神。
十二、始终强调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也是周恩来一贯强调的。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1940年，周恩来就提出“开展新文化运动就必须加强对它的领导”。那么由谁来领导呢？周恩来认为要“认识延安的重要性”，因为“延安是今日中国的文化中心，相当于内战时期的上海”。要克服全国文化建设“各自为战的状态，需要延安文化界有计划的领导”，说“延安文化界有计划的领导”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因为这时恰好“毛泽东、洛甫又发表了论文和报告”[28]19。所谓毛泽东、洛甫的论文和报告，是毛泽东同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2月15日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月20日《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洛甫在会上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而这两篇演讲和报告，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领导地位。同时周恩来还讲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战线的具体领导”的七条举措包括：一是，每月宣传要点，国民党有的，我们也要有。二是，统一的广播，现在技术条件可以解决，但工作上的问题尚待解决。现在广播稿太长，外面不可能整天收，需要审查，要限定在一点半钟以内。三是，刊物摘要，现在延安刊物太多，实际不能领导全国，各刊物编辑须注意每期中有一两篇带全国性的文章，以便选集发行，实现对全国的领导。四是，建立各地的报纸，不仅延安，在大后方、在海外还须增加。五是，主持文化运动的机关要派人到大后方去巡视，到华东乃至华北，传达中央的文化政策。六是，要有书面的指示。七是，要派人到大后方去做文化上的见习，对在后方做工作久了的人需调回来，以免见解局促。[28]20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关于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的论述就更明确、更系统了。1953年9月23日在《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中曾专节论述《领导的责任问题》，指出：“要使文艺工作搞好，领导的责任是大的。共产党是文艺运动的领导者，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加重责任，特别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应该更多的关心”[31]136。
然而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党包揽一切，因此，不仅要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且要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发表讲话，在《讲话》第二部分专题讲“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他说：“党委如何代表党来领导，这个时期党的领导建立了……包括戏剧、电影方面。但是，这时期又有包办一切的现象，行政工作、艺术工作都由党委来决定。因此，党委应领导一切，统帅一切，但不要包办一切。什么是专家的事，什么是行政的事，党委不要包办”。“有些问题党委不要管”。[32]242-243同年3月2日，他又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讲话，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党应如何对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的领导问题。首先，关于党的领导范围，他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他还举例说明，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其次，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周恩来还以现身说法举例：“如果把我下放到剧团，虽然我也曾演过戏，现在必定是个蹩脚的演员，只有向人家学习，哪能领导？”再次，上下级要有区别。至于支部，周恩来举例说“剧团支部”“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又次，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他说：“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最后，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他说，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是讲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但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33]420-421
这样周恩来就不仅强调了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必要性，而且精辟、具体地阐释了党应当如何领导文化工作，可谓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同时产生。
综上不难看出，如同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外交思想和经济建设思想一样，他的文化思想也十分丰富，把文化及其建设问题该涉猎的几乎都涉猎到了而且很系统，比如关于艺术的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统一问题以及艺术规律问题等等，有些论述很深刻，很精辟，所有这些不仅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集体智慧和党的指导思想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周恩来的文化思想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或元素。
重温和学习周恩来的文化思想，对当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现实启示是多方面的。仔细琢磨和体味本文所论述的十二条，每一条对“十八大”关于文化的四大功能的定位和完成四大任务的推进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有参考意义。鉴于本文篇幅所限，在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当择机另撰专文再作深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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