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比较研究

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比较研究

申东哲[1]2000年在《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研究目的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指以资本自由化为核心,完善和废除关于间接投资的内外交流的各种规定,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以以下内容为中心,可以自由地进行证券交易。即:a.外国人的国内证券投资;b.本国人的外国证券投资;c.国内证券在外国证券市场发行和上市;d.外国证券在国内证券市场发行和上市;e.允许证券公司在国内外设置机构和进行证券交易中介代理的国际交流,以废除对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在此意义上的资本自由化和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不仅会影响到发行市场、流通市场的质和量,对证券业界也会有重大的影响。从发行市场的方面来说,资本自由化使证券发行方法多样化,扩大需求力,以此使企业的资金筹集变得简单易行;从流通市场的方面来说,资本自由化可以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给证券业界带来彻底的改善和能力、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外资的大规模流出流入,也会引起股价的暴涨暴跌这种不利状态的发生。很明显,一旦实现了资本自由化,发行市场就变得多样化。证券发行形态必定会发生变化,必须运用市价发行制度,资本市场的机能在质上会得到提高,在量上也会扩大。自由化必然会使流通市场的规模和投资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在消除证券市场上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流通市场和发行市场的有机性结合会得到强化,合理的理性和判断也会作为一种市场原理而登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从资本市场的对外投资和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说,研究韩国和中国的证券市场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92年8月28日,韩国与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非正常外交关系,两国正式建交。两国当前正在全面展开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现在韩国和中国作为相互建交的两个国家,同处于东北亚儒教文化圈之内,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民族习惯也有相似之处,但仍然只停留在文化与学术的交流上,在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方面,还没有形成广泛的交流。因此在这里,通过对两国过去和现在经济发展下的证券市场的比较分析,来找出在两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推进过程中的相互结合点,并树立将来共存共荣的关系,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二、研究方法和范围在本文中,以韩国和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法令法规和文献的调查,进行相互的比较和分析,论文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从1970年到2000年韩国和中国证券市场有关的法令法规、单行本、社论、研究报告、论文和年度统计报告等。同时还参考了各种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研究报告和关于证券市场的各种刊物。研究的范围从韩国和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到2000年的国际化现况,以推动证券市场国际化为目的主要考察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WP=3>三、主要内容第一章概述了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发展过程。首先分析了韩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发展过程和当前主要特征,然后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和当前主要特征。韩国证券市场从1956年大韩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已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过程。金融危机以后由于韩国政府一步开放证券市场,外国人买卖比重、塞博交易、科斯达克指数和间接投资都显著增加,使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和韩国科斯达克指数的相关性加强了。中国证券市场从1984年发行第一张股票算起,至今已有16年了;从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算起,至今也有将近10年的发展历程。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具有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四大特点。第二章考察了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推进过程。在这章进一步分析了两国境内、境外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并且比较了两国的不同形式。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方面,韩国政府于1981年公布了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长期计划,将外国人证券投资自由化措施分为四个阶段实施。同时,韩国股市于1992年1月3日正式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直接投资。韩国政府于1988年 5月25日完全放宽了外资购并韩国企业的政策。截止到2000年2月为止,登记的外国投资者已达到10240个。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方面,1982年1月中国投资公司率先在日本发行100亿元的国库债券350亿多元。真正实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1992年2月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B股诞生为标志的。这说明韩国领先了中国。此外在形式上,韩国与中国的开放形式是不同的,中国的A股B股是分开的,而韩国无A,B股之分。韩国还有先间接开放后直接开放的形式。这说明形式上,韩国国际化也领先了中国。本文第三章,再次进行探讨,分析了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共同存在的问题与改善方案,以及从韩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中得到的启示。从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共同存在的问题中可以提出了五个改善方案:取消涨跌幅度的限制,缓和控制外汇管理制度,扩大证券市场规模,加入有关的国际证券机构,制定企业公布制度。最后提出了在韩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中得到的启示有六点;强化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宏观管理;有计划、分阶段地推进证券市场国际化;设立投资基金;完善当前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形式;开发利用境外债券市场;严格制订上市标准。总之,

孙丽, 何晓蕾[2]2011年在《亚洲新兴国家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比较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步伐的加快,实现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也逐渐提上了议程。与成功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国家相比,要将仅有21年历史的中国证券市场建设为国际化的证券市场并非易事。本文通过研究韩国、印度、新加坡三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并采用计量模型,比较了上述三国与我国在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国际化程度上存在的差异,从而为继续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开放的路径安排提出了建议。

何晓蕾[3]2012年在《亚洲四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证券市场国际化主要包括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业务、证券监管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国际化。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加深,证券市场国际化——作为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在明确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后,也开始大力推进本土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与我国相毗邻的诸如韩国、印度、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在不断努力提高本国的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本文通过比较韩国、印度、新加坡以及我国的证券市场国际化情况,旨在为我国当前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通过分析上述亚洲四国的证券市场国际化历程,本文分别总结出各国在证券市场国际化中值得学习的成功经验和值得吸取的失败教训,并认为适时发展本土经济和及时实施配套经济改革,不断完善证券交易所及交易制度,努力培育从事证券活动的机构及个人的国际化水准,严格控制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节奏,确保证券监管的与时俱进应该值得每一个正在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国家去努力。其次,本文通过三种不同的测度方法,大致测度了上述亚洲四国的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并针对上述三种相应测度结论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根据前文描述的上述亚洲四国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方面所采取的不同措施分析产生上述测度结论的原因。最后,本文通过上文对韩国、印度、新加坡以及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定性和定量比较,认为我国在推进与证券市场国际化配套的经济改革,丰富与国际接轨的交易品种,提高上市公司及证券机构整体水平,完善证券监管等方面存在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为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尽快实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大力丰富证券交易品种,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提高证券机构国际化水准,并不断确保证券监管的与时俱进。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和尝试,我国的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终将不断提高,并最终成为国际化的证券市场。

孙林[4]2007年在《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证券市场国际化是上世纪80年代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纷纷放松了金融管制,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这实质上是国际资本跨国间的自由流动,这是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全球债券市场,90年代早期形成了全球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国际化与金融证券化的发展相互促进,与各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所逐渐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外国上市公司的数量日益增加。多种金融创新工具以不同方式减少国际投资的汇率、利率风险和货币障碍,提高了资产和债务的流动性,使国际筹资变得更加方便和具有吸引力。与此同时,证券交易的国际化程度也大为提高,金融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的应用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创新步伐,融资证券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已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实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已是一种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加入WTO和引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之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并最终融入国际证券市场,成为国际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证券市场国际化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金融面临巨大的风险,处理不当,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风险并提出防范对策,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证券市场是构筑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的、基础性的部分,一个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健康、功能完备的证券市场的确立,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年轻而不成熟的市场,对这样一个市场来说,虽然也具备证券市场国际化的一些条件,但由于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宏观经济条件的欠缺,会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一项十分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论文的结构安排: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工作及创新之处。第二章首先对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定义进行了界定,认为证券市场国际化实质上是资本以证券为媒介的跨国交互流动,属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范畴。然后借助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和资产组合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从微观和宏观上分析了证券市场国际化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从而在理论上对证券市场国际化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指出了证券市场国际化必备的前提条件。第三章论述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实践。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历程,然后讨论了我国证券场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第四章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国际经验比较分析。全面比较和分析了成熟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证券市场国际化特征以及目标选择、模式选择及开放过程,以及这些经验对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给予的启示。第五章秉承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战略选择,防范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风险的对策。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应遵守的原则和模式,证券市场的完善以及监管的完善等方面提出中国证券市场进行国际化的具体对策。第六章在证券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环境关系协调的框架下,参照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实现中国证券市场走向全面开放进程中要与经济金融改革的发展相协调、保持足够的控制能力和监管能力、实施渐进开放战略。本文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把证券市场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进行研究,运用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结合,从多个角度和方面来探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问题,力图使论证比较充分,分析比较透彻。

王欢[5]2004年在《QFⅡ制度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文中提出QFII制度是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国内证券市场的制度,是证券市场开放的一种过渡性制度。证券市场国际化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QFII制度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亚洲新兴证券市场,在QFII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国内证券市场借鉴。我国证券市场具有新兴加转轨的双重特征,国内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证券市场开放不能完全照搬境外的经验和模式。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要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模式开放国内证券市场,并制定相应的阶段性安排。

戴学来[6]2003年在《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国际比较与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为主要特征,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为核心内容,改变了整个世界乃至各国经济运行机制,对各国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成为各国必然的政策选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证券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中国正在推进经济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最终走向全面开放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建立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基础上不成熟的年轻市场来说,全方位开放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而且,它又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既获得国际投资收益又有效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大问题。证券市场开放实质上是资本以证券为媒介的跨国交互流动,属于资本帐户自由化的范畴,是在一国金融开放的后续阶段完成的开放任务。一般来说,证券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即收益与风险并存。不同的开放战略选择是一组收益与风险的交替曲线,而最佳选择是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开放收益的最大化。国际证券资本的特性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复杂关系决定了证券市场开放必须在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协调中推进其进程,开放状态要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搭配、金融改革等保持一致性。而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世界证券市场开放史的考察有助于寻求这种一致性的标准和方案。因此,本文认为在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选择的研究中必须基于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为使中国证券市场安全顺利地开放,不走或少走弯路,必须参照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必须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证券市场开放史;二是从系统论思想出发把中国证券市场开放问题放到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金融市场系统中进行系统化研究,考虑整个系统的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研究才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本文应用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金融经济学等理论,围绕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选择的主题,对证券市场开放问题进行研究。概括而言,本文是以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为主线、以证券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环境协调为框架、以证券市场开放收益与风险为思路、以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验与教训为参照,以中国特殊性分析为重点,较为系统地探索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环境、条件、选择以及实现途径。内容由8章构成。 第1章从证券市场开放、国际证券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均衡的关系构建了研<WP=8>究证券市场开放问题的理论框架。本章分析了证券市场开放相关理论的应用、证券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以及国际证券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构建了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开放问题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本论文研究的切入点。第2章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了证券市场开放收益风险论。开放收益分析是以开放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分析了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并对已经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开放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券市场开放客观上也会带来风险,本章分析了证券市场开放潜在的风险表现及其成因、国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及其行为以及开放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关联性。由于开放证券市场最应防范的是金融危机发生,本章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角度,以亚洲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为案例,重点探讨了证券市场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性。第3章从新的视角较为系统地考察世界证券市场开放史。对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背景和进程进行了回顾,比较分析了证券市场开放的规律性,包括证券市场开放的时序、速度和模式选择,并总结概括了成功开放证券市场的前提条件,为较为系统地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依据。第4章从全球视角分析中国证券市场走向全面开放的必然性,并具体分析了国际证券市场的虚拟性、中国加入WTO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融资环境的近期变化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影响。第5章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历程与现状进行了回顾与评价。从证券投资开放、证券融资开放、证券服务业开放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业已形成的证券市场开放格局和路径,概括了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现状特征,客观评价了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效果、开放程度,并且对现阶段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开放若干政策进行了利弊分析。第6章客观评价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条件,包括市场条件、宏观经济条件、相关金融改革的基础条件。通过评价中国现阶段证券市场开放条件,本论文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中国快速推进证券市场开放进程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更不具备成功开放证券市场的前提条件。现阶段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主要任务不是快速推进开放进程,而是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使其更加完善。通过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条件分析,为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选择提供了现实依据。第7章是对本文实证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开放战略的总结。在证券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环境协调的框架下,从收益风险论思路出发,参照海外证券市场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开放证券市场面临的国际环境、业已形成开放路径、开放条件,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时序选择、开放模式和开放目标、以及分阶

戚克栴[7]2013年在《证券市场开放条件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证券市场开放(或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经济学理论界,资本市场开放的利弊之争由来以久,而提出明确的开放条件,是确保利大于弊的核心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市场开放与近年盛行的国际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而中国亦已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开放的关键阶段。在怎样的条件下开放资本市场,才可以确保利大于弊?在不同的开放阶段,是否有不同的开放条件?如果有,各阶段的开放条件有哪些?这是本文努力回答的问题。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对境内外的文献进行了综述与梳理,包括与资本市场开放相关的文献及与开放条件相关的文献。第二章搭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从资本市场开放的收益及成本两个维度,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如何确保资本市场开放的利大于弊的条件进行了逐一推理、论证。第三章提出了证券市场开放的条件与“冲浪”矩阵,包括对开放对象进行约定,提出了开放的“冲浪”条件。然而,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本文将资本市场的开放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将开放条件与各个阶段相对应,形成“冲浪”矩阵。第四章是证券市场开放国际经验的实证研究,选择了亚洲、拉美、欧洲的七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国家进行分析,验证了“冲浪”条件与“冲浪”矩阵。第五章对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历史及现状,开放条件的演进,及下一步开放的总体设想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处于即将进入加速阶段的关键时期,并大胆的设想中国将经过未来十年左右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发展,逐步具备资本市场基本全面开放的条件。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方法,归纳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本文的创新主要包括:第一,本文首次提出的证券市场开放的冲浪条件(CIRFI Conditions),包括:1、经常账户已开放并具备持续创汇的能力(C);2、理性优质机构主导市场(I);3、监管市场化与国际化(R);4、浮动汇率制度(F);5、利率市场化(I)。这五个条件的关键词英文首字组成CIRFI,发音与英文冲浪(Surfing)相似,而开放的实质又与冲浪类似,故我将本论文提出的证券市场开放条件命名为“冲浪”条件。第二,本文首次提出的证券市场开放的冲浪矩阵(CIRFI Matrix)。本文将证券市场的开放分成四个阶段,即一、起步阶段;二、成长阶段;三、加速阶段;四、基本全面开放阶段,并首次提出了证券市场开放的“冲浪”矩阵,即:在阶段一,需要满足C;在阶段二,需要满足CI;在阶段三,需要满足CIR;在阶段四,需要满足CIRFI。第三,本文首次将“冲浪”条件与“冲浪”矩阵应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将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划分为四个阶段,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截至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开放的起始阶段(1992-2002)及成长阶段(2002-2013),即将进入加速开放阶段。并且大胆的设想,中国资本市场将再经过约10年的发展进入基本全面开放阶段。本文不足之处是由于时间有限及收集资料困难,未对世界上所有开放资本市场的国家进行实证检验,在未来我将进一步进行相关的研究。

吴婷婷[8]2011年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全球爆发了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代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危机的阴霾,令人们倾向于将“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国际化”直接挂钩。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维护作为世界性经济难题,受到了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中国,虽然自2001年底入世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迅速提速,但却从未爆发过金融危机,金融业反而因对外开放提升了运行效率。中国的现实,仿佛又在暗示我们,积极参与到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才能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金融安全。国内外这些相悖的事实,引发了本文对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二者关系的思考:第一,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对一国金融安全而言,产生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若是正(或负)效应,那么产生这种正(或负)效应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第二,一国不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是否就不存在金融安全问题?如果仍然存在,那么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的不同条件下,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特征有何差异?第三,二者之间的关系与金融国际化推进国的国家类型和形态是否有关(即是否具有国别效应)?第四,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与金融国际化的推进阶段有关(即是否具有时变效应)?第五,就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影响是净的正效应,还是净的负效应,二者关系有何特征?第六,未来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获得净的正效应?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基于这六个核心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欲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界定金融国际化、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探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并分析前者正、负向作用于后者的路径,以厘清其内在机理;然后,基于美、韩两国的案例,分析其各自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以总结出有益于中国的政策启示;接着,以中国为样本,研究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特征;随后,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阶段,并分析每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未来的宏观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初步设计出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模式、次序和方向。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分为理论、案例、实证、政策分析四大篇,各篇具体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结论如下:第一、二章是理论分析篇。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且理清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为全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重点想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核心问题。本篇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1.从国别视角,定义了金融国际化。其核心内涵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金融融合的双向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本运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国际化。其中,货币国际化是大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高层级。2.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安全。同时,厘清了个体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四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3.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上存在的研究倾向与不足,以此找寻到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4.从金融国际化的表现维度入手,分析了资本运动国际化等七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较系统地梳理出金融国际化正、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路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有助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弱化制度落差三大路径。负向作用路径主要有资本外逃、增加外源性风险导入渠道、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国际监管套利、监管与金融国际化进程错配、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进程逆转引发国内通胀等多重路径。同时,指出大、小国在各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大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国际协作、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小国突出;小国主要面临的是资本运动、金融机构、业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问题。5.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的关系。指出,虽然同时存在金融国际化正、负向影响金融安全的渠道,但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必然联系。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情况下,一国都可能存在金融安全隐患,甚至爆发危机。只是两种情况下,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爆发金融危机,就因噎废食,中止金融国际化进程。一味地“闭关锁国”,反而容易使一国金融系统中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暂时隐匿并囤积起来,从而得不到及时释放,而一旦遭遇冲击,便易引发危机。第三章是案例分析篇。本章想重点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异同,总结出值得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借鉴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选取美国、韩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国,梳理了各自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伴随着资本运动国际化的美元国际化启动于20世纪初期,而美国其他维度的金融国际化则集中发端于1960年代末期。其采用的推进模式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美元国际化,并以美元国际化带动金融业务、机构、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韩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发端于1980年代的利率管制的放松,随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国际化进程陆续启动,并于1990年代提速了资本运动国际化进程,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进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韩元国际化进程。2.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二者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金融国际化具有“松-紧-松”螺旋式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然演进特征,与韩国在政府主导下赶超式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目的不同,所以立场不同;二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起始点不同,从而开放的受益情况不同;三是美韩两国大、小国的不同国家形态决定了其开放策略的不同;四是美韩两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国情决定了其金融国际化各维度推进的先后次序不同。3.阐释了美韩两国各自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问题,并总结出几点启示。共性启示有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是—国推行金融国际化战略的首要条件;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丧失了调控、干预的作用和功能,相反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调整金融国际化的推进进度;超越监管边界的金融创新必将带来风险的集聚;放松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不断修正、改进、更新监管方式方法,动态地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其能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的进度相匹配。差异性启示有二:其一,美国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国际化进程是一种“松-紧-松”式的螺旋循环。这种具有自然演进特征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往往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这要求我们关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并能有效地对虚拟经济予以管理,保持社会信用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适当比例。能否对虚拟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和危机救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二,韩国作为与美国不同的赶超型国家,其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次序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须以政府主导为主,具备计划性、渐进性的特点;一旦危机爆发,采用政府干预、激进型、彻底性的金融改革方案,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困境。4.基于美国和韩国,分别具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类别和大国、小国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其实施的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到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关系具有“国别效应”的结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探寻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二者之间在长、短期内存在的数量关系及其特征,从而为现有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三个部分的工作:1.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一,运用经济指标法,利用包含官方外汇储备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度量了中国的“广义金融开放度”;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构建了能较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子进程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沿用法规描述指标法的思想,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样本数据提取主成分,从而构建出综合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CFII)。进一步地,通过分析该指数在[1979,2010]区间段上曲线斜率、趋势与波幅的变动情况,全面描绘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在入世前后的变化特征。2.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微观、中观、宏观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金融安全状况。通过对由此合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CFSI)的走势予以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二:(1)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爆发的概率分别会降低(增加);(2)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效应。二者间的关系会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国际化初始阶段,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负向影响效应通常会起主导作用,使得二者呈现负向关系;在中后期,正向影响效应往往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令二者间呈现正向关系。3.对量化研究得到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实施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将CFII和CFSI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对二者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CFII与CFS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间存在误差修正关系。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t时刻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正向的数量关系;(2)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每变动1%,CFSI将平均同向变动18.05个基点;从短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增长率每变动一个单位,CFSI波幅将平均同向变动15.26个基点,而当CFSI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49的调整力度把这种短期波动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反向拉回至长期的稳定状态。第五章是政策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以期尽可能地发挥金融国际化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状态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章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工作:1.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回顾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分析了各维度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虽然自入世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对应的国际化程度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不同维度的国际化程度却有着非一致性变化。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最高,业务次之;金融监管国际化程度虽稳步提升,但仍略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货币政策国际化进程因1993、1994年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显著提速,这种相对于其他维度的领先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而此后,该子进程推进得相对平稳;资本运动的国际化程度,随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而逐渐提升,但其推进进度相对于前述五个维度,更为审慎;人民币国际化在入世前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而自次贷危机以来却显著提速,更在2009-2010年一举超越了其他六个维度的国际化程度;(2)每个维度包含的各子国际化进程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格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例,其虽自2008年以来显著提速,然而“重贸易、轻金融”的问题依旧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远远领先于金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发展状态。2.结合CFIl在不同时间段中斜率与数值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金融抑制阶段(1979-1991)、金融运行机制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1992-2000)、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2005)和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阶段(2006年至今)。3.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未来金融国际化的宏观发展方向予以了展望。一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制度落差,以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二是要借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格局变革之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三是要突破原有局部性思维模式,转货币政策决策的一国视角为全球视角,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作,并根据自身与其他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国的经济融合度,确定选用规则性还是相机性政策协调模式;四是要在动态修正自身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在监管细节方面的国际合作,强调国际联合监管的及时性与实效性,将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握国际监管的演进趋势,及时将监管模式、方法、技术的最新变化吸纳到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以各种监管模式、方法、手段并举的方式,构筑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4.结合美韩两国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的经验、启示与中国金融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次序、方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可采取“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以货币政策国际化为先导者,以金融机构、业务、市场、资本运动国际化为助推者,以金融监管国际化为并行者”+“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联动、共振”的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即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需要首先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国际化创造利益驱动源,并通过逐一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市场国际化与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借四维度之合力,为人民币搭建起“走得出、留得住、流得回”的循环途径,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前述六个维度的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及时的更新与修正,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匹配,因此需要将金融监管国际化作为其余国际化维度的并行者;另外,一国金融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充足的原始动力源,因此单一从金融领域出发,促进某一个或几个子维度的国际化进程,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从实体经济领域寻找动力源,即应以实体企业的海外扩张带动金融企业“走出去”,以发挥实体企业国际化与金融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联动效应,最终实现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共振的目标。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如下:1.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国际化七个表现维度下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及其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一般路径,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提出了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一国金融安全的三个主要路径。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分门别类地梳理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子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具有的“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其三,初步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探讨了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终极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应如何通过其他维度的国际化,辅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推进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应如何安排?每个维度应重点推进的方向是什么?2.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首次比较系统地测度了中国在1979~2010年间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在对金融国际化的量化研究中指出,金融国际化是个多维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开放度,因此,在量化其程度时需要从其表现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界定。本部分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全面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法规描述指标法予以了一定修正,弱化了事件赋值的主观性;三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可用于纵向比较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由此创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时序数据库”,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动态演进的视角,分宏观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三个层面,构建了宏、中、微观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强调是在金融开放条件而非封闭条件下,并且突出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动态而非静态地考察金融安全状况),从而指标选择与设计的侧重不同,以此反映中国金融国际化加速进程中金融安全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其三,基于包含相关系数与交叉系数在内的相关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与建模手段,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全面地刻画了二者长、短期关系具有的数量特征。

吕超[9]2005年在《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虽晚,但发展却很快。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证券市场是构筑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的、基础性的部分,一个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健康、功能完备的证券市场的确立,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证券市场国际化正成为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国内的证券市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结合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国际经验,提出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具体应对之策。 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相关理论综述。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理论,金融创新理论,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市场的内外均衡理论。从而,在理论上对证券市场国际化进行了细致分析。 第二部分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现状分析。论述了证券市场国际化动因和正反两方面效应,多角度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现状,包括: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历史演变过程、入世对我国证券业的影响、国际化的潜在风险。 第三部分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国际经验比较分析。论述了国外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包括成熟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证券市场国际化特征和国际化目标、模式选择及开放进程,以及这些经验对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给予的启示。

王霞[10]2008年在《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下和我国己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健康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证券市场是构筑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的、基础性的部分。一个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健康、功能完备的证券市场的确立,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研究探讨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战略是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证券市场国际化对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增加资本收益,降低融资成本有着国内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证券市场国际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从狭义角度进行研究,即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本文在分析了典型国家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和经验,诚然,有些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可供国内证券市场借鉴。但我国证券市场具有新兴加转轨的双重特征,国内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证券市场开放不能完全照搬境外的经验和模式。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要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模式开放国内证券市场,并制定相应的阶段性安排。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提出证券市场国际化相关概念,明确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内涵,提出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国际化经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是对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初步设计,在这部分,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时序选择、模式选择和阶段性安排。第五章,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制约因素和对策。

参考文献:

[1]. 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比较研究[D]. 申东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0

[2]. 亚洲新兴国家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比较及实证研究[J]. 孙丽, 何晓蕾. 科学经济社会. 2011

[3]. 亚洲四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比较研究[D]. 何晓蕾.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4].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研究[D]. 孙林.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5]. QFⅡ制度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D]. 王欢.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6]. 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国际比较与战略研究[D]. 戴学来. 复旦大学. 2003

[7]. 证券市场开放条件研究[D]. 戚克栴.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8].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D]. 吴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9].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研究[D]. 吕超.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5

[10].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D]. 王霞. 湘潭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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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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