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增殖途径及中国现存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制度论文,条件下论文,合理性论文,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价值增殖的源泉、途径不是决定价值分配的充要条件，但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本文拟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成立约束条件的谨慎分析的基础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马克思经典理论作更深层次的理解，进一步分析存在多层次、多个经济主体的情况下，根据其开放状况、所有权状况寻找其价值增殖的途径和源泉，最终得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现阶段企业分配制度必然选择的结论。
一、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深层透视
马克思认为，价值来源问题是分配问题的基础。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最典型的经济主体，商品价值被分割为三块：一块补偿生产资料的价值C，一块补偿劳动力的价值V，剩余价值M。马克思认为，M来源于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却被资本家占有，所以，这种价值分割制度带有剥削性。这种剥削制度将会导致财富和贫困的两极，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和激化阶级斗争，要提高经济绩效，必须建立按劳分配的新经济制度。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我们全面考察这部分价值增殖的时候，就会提出以下问题：价值增殖部分完全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吗？完全是由本企业的雇佣工人创造的吗？这个增殖的部分归企业所有者所有必然具有剥削性吗？它如何分割才具有合理性？要解决这一连串的疑惑就要求我们不能教条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只有认真把握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才能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
1.《资本论》写作的背景、目的及其隐含假设条件
马克思考察了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考察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目睹了财富和贫困的两极积累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担负起打造能激发雇佣工人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家的思想武器的重任。显然，其写作目的是将全世界受支配者联合起来与所有的有产者斗争。由此可见，《资本论》的写作和结论存在一定的隐含条件：
（1）以全球为视角，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国家、地区和企业范畴，复杂的经济群体被高度抽象为两大阶级：一极是资本家，一极是雇佣工人。从人类社会这一宏观层面看，只有通过劳动，人类才能使其财富增加，即使存在交换，将存量的财富再怎样贱买贵卖都不会使整个人类的价值增加。（2）马克思总结出来的诸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是基于“初期”的、一般性预测。他无法完全预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很多新的经济现象。
本文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马克思的理论闪耀着科学的光芒，但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细化理解。不可否认，典型的经济主体行为遵循的是趋利法则，即便是在马克思所区分的两大阵营内部也是如此。趋利法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自然也是社会进化的发动机，在此前提下讨论财富积累和价值增殖，就断然不能仅仅以全人类为视角，而从国家、企业和个人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将更有价值，只停留在最宏观层面研究价值增殖，将会导致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停滞，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的总财富大幅度增长，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在总财富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加之工人的斗争力的不断增强，在此条件下，资本主义内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逐步迎来了和平演化的时期，这个现实要求我们对现存资本主义进行更切合实际的认识。
2.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深层透视
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价值增殖问题时，将视角从人类社会下移到国家、企业和个人层面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深入理解。从人类社会这一宏观层面上看，“劳动创造价值”及其逆命题是可证实的，但对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更小的“范围主体”而言，研究其价值增殖的源泉就不如研究其价值增殖的途径更有现实意义，对于国家、企业和个人而言，其价值增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本体劳动，这既是本体价值增殖的源泉，也是全人类价值增殖的源泉。二是本体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它利用价格对价值的偏离取得了货币形式的增大额，尽管并没有使全人类的价值增殖但却使本体的价值增殖了。显然，这两种因素对价值增殖贡献的性质有所不同：“范围主体”的有效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但能使本体的价值增殖，也能使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增殖；交换过程本身不能创造价值，不能使上级范围主体增值，但可以通过交换转移其他主体的价值。
从劳动功能来看，价值增殖途径具有根源性，这一点马克思已经作了透彻的解释。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企业内部的劳动应该被细化为以下几部分：一是管理劳动；二是决策劳动；三是监督劳动；四是狭义劳动。这些功能是企业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它们都为本体价值增殖做出了贡献。所谓狭义劳动，是指一般工人的劳动。在企业组织形式的低级阶段，前三种劳动由老板一人承担，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现，使企业劳动功能的细分化日趋显著，企业劳动由职业经理、董事、小股东、雇佣劳动者分别担任。所以，企业价值增殖是由内含以上四种方式的广义劳动者共同创造的。
从交换功能来看，价值增殖不具有根源性，但却是本体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激励企业使用先进的生产条件，激励企业不断创新，以便在交易中取得优势价格，从而转移其他经济主体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通过交换可以获利的功能，激励了经济主体的交易行为，这将从两个方面更加宏观地促进经济增长。第一，交换既是生产准备得以完成的条件，又是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需环节，也是来自于活劳动的价疽增殖的实现工具。第二，有利于调动各类资源参与生产，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节约资源的角度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范围主体通过交换实现和移取其他范围主体劳动价值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来源于本行业（部门）内部其他企业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同行业（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形成社会价值，首先采用高科技的企业因生产率的提高而使其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2）来源于本国其他行业（部门）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一般地，生产自动化程度越高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从而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的支配下，这些部门所得到的利润，除了来自本部门，还有一部分是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移过来的。（3）来源于它国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规律必然在世界市场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科技越发达，劳动资料越先进，其国别价值越低于国际价值，从而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通过交换，可将国别价值较高国家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移过来。（4）通过垄断和管制性政策获得其他企业、行业、地区以及国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如：美国凭借其对芯片产业的垄断，大肆攫取其他企业和国家的价值。我国航空、铁路运输、电信等行业以及国家的银行等，凭借其垄断地位，攫取其他行业的剩余价值。城乡产品“剪刀差”，沿海与内地的歧视性差别政策，使农民所创造的价值转移到城市、内地所创造的价值转移到沿海。
价值增殖途径尽管不是决定分配制度的唯一因素，但却是决定分配体制的重要依据之一。关于价值增殖途径的探讨为我国现阶段分配体制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决定分配模式的条件分析
1.决定分配模式的前提条件
范围主体增殖的途径和源泉，将为分配提供量和质的规定性。这需要确定“范围主体”的级别和状况。是全球级别、国家级别、地区级别还是企业级别？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在全球范围内讨论人类社会价值增殖的途径和源泉这一话题有意义的前提一是企业和国家的消亡，二是地球是个封闭体（人类不能从其他星球移取资源作价值增殖的途径），对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价值增殖的途径和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在开放条件下，对于国家范围、地区范围和企业范围而言，其增殖途径不但包括本体范围内的劳动功能（价值增殖源泉），还包括本体范围与其他经济主体的交换功能（非价值增殖源泉），如表1所示。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范围主体的级别和状况对其价值增殖途径和源泉的影响，我们把假定的视角投向了更广阔的范围，假若地球以外还有高级生命，假如地球以外的资源都归球外文明，而且存在二者交换的可能性，那么，地球作为范围主体其开放状态将影响其自身价值增殖的途径。封闭时，其价值增殖途径只能通过人类劳动实现，开放条件下，则可通过人类劳动和球外文明的交换实现。我们也可以假定，人类是拥有整个世界（宇宙）的，这时任何经济主体的交换行为都不能在当次使人类价值增殖，只有各经济主体的活劳动才能增加人类的财富价值。这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逻辑表现之一。
表1以地球为范围主体，价值增殖途径和源泉矩阵
┌──┬───────────────┬────────────────┐
│途径│ 存在球外文明（产权主体）│ 不存在球外文明（产权主体）│
├──┼───────────────┼────────────────┤
││（1）不存在球内与球外的交换
│（1）不存在球内与球外的交换 │
│封闭│ ││
││（2）增殖只能来源于人类劳动
│（2）增殖只能来源于人类劳动 │
├──┼───────────────┼────────────────┤
││（1）既可通过球内、外交换增殖 │（1）不可能通过球内、外交换增殖 │
│开放│ ││
││（2）又可通过人类劳动增殖 │（2）只能通过人类劳动增殖
│
└──┴───────────────┴────────────────┘
2.决定分配模式的直接条件
决定分配模式的直接条件包括所有制（产权状况）。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乃至于企业之间尚存在着利益差别，分别以国家、地区以及企业为范围级别考察价值增殖才具有实际意义。而在国家这个层面，存在着所有制的差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把所有制细分为对物的所有和对劳动的所有，这种所有制的差别将和范围主体的级别和状况叠加在一起来影响价值分配体制，对于特定的国家范围主体，这种叠加机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表现为以下矩阵（如表2所示）。
表2以国家为范围主体，在主体状况、所有制叠加机制下所决定的分配制度
┌────┬───────────┬───────────┐
│分配体制│纯粹公有A │纯粹私有B │
├────┼───────────┼───────────┤
││内部没有资源禀赋差别，│内部既有资源禀赋差别，│
││只有劳动差别；不存在与│亦有劳动差别；不存在与│
│ 封闭C │外界的交换，唯有劳动可│外界的交换，唯有劳动可│
││以使国家增殖。│使国家增殖。 │
│├───────────┼───────────┤
││故实行按劳分配 AC │故实行按要素分配 BC
│
├────┼───────────┼───────────┤
││内部没有资源禀赋差别，│内部既有资源禀赋差别，│
││只有劳动差别；存在与外│亦有劳动差别：存在与外│
│ 开放D │界的交换，劳动和交换皆│界的交换，劳动和交换皆│
││可以使国家增殖。 │可以使国家增殖。 │
│├───────────┼───────────┤
││非纯粹按劳分配 AD │非纯粹按要素分配 BD
│
└────┴───────────┴───────────┘
通过所有制，主体状况以及国家主体范围的“三维叠加”，我们获得了关于分配制度的四种叠加方式：AC，BC，AD及BD。但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孤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可以断定，在不存在殖民关系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AC、BC两种方式没有实际意义，应当舍去，AD及BD才是有效的分配制度。对于AD来说，尽管在公有制国家内部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但分配前总量中还包含着与外国的贸易净值（逆差值或顺差值），所以不能叫纯粹的按劳分配。对于BD来说，也由于贸易净值的存在而使分配制度不能呈现为纯粹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发端于20世纪的经济转轨风潮，使得曾经实行公有制的国家纷纷走向了市场经济，纯粹公有制的国家已不复存在。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竞争万能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说明了国家干预的必要。至此，混合经济成为各个国家首选的经济形式，呈现为AB形态，但现实中各国分配制度的选择并非是表2中AD和BD的简单叠加，它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公有部分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大小；（2）公有成分和私有成分的结合方式；（3）企业中劳动者所得与其所创造价值的差值状况。
（1）在混合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国家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状况、当前的国情或者转轨的初始条件赋予公有和私有不同的权重，我们将其抽象为两种情况。第一，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这将决定事物（混合经济）的性质是公有制占主体，从而分配制度在总体上即是按劳分配的性质，如果考虑到交换和次要方面的按要素分配，其分配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按劳分配为主，且与通过交换分配和通过要素分配并存；第二，私有制占主体的情况。同理，这将决定其分配制度在总体上是按要素分配的性质，如果考虑到交换和次要方面的按劳分配，则分配制度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以要素分配为主，并与交换分配、按劳分配并存的格局。
当我们考察私有制社会中公有成分权重的演化时，可以发现公有（或共有）成分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其演变的规律是①生产组织由个体参与形式向更多参与者形式、由单个企业向企业集团过渡，组织规模由小到大演化。这样经济组织将把更多劳动者集中在更大范围的共同背景下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使劳动者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共有某些资源，如对经济组织环境和声誉、生产资料、福利待遇以及对生产效率所带来价值“荣损”的共享。②决策机制走向民主化，经济组织决策将反映更多劳动者的意志，因而对经济组织价值成果的分割安排将涵盖更多成员的利益，这是决策权共享范围从而利益共享（共有）范围的扩大。③经济组织成员的角色共有范围也趋于扩大。一个人在甲企业中是一般员工，在乙企业中可能是大股东，在丙企业中可以是董事、顾问或技术人员，甚至在同一个企业里一个人也可能身兼数职。这时“阶级”概念将会空壳化，因为很难说某个成员属于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那么从获益的竞争机会来看是趋于平等化的，那么分配体制从结果来看也是接近于按劳分配的。
（2）从共有成分和私有成分在经济中的结合方式来看，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是各自独资，那么相应的分配制度分别是按劳分配或按要素分配；第二是各自控股，就企业本身的分配性质来讲，可以理解为分别是按劳分配或按要素分配，但从分配形式来讲却是交换分配，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并存的。
（3）假设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为组织创造的价值为X，其所得为V，则它们之间有三种关系：V＜X，V=X，V＞X。对于部分成员来说，当V＜X时，说明该成员受到剥削，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当V=X时，说明是按劳分配；当V＞X时，显然也不是按劳分配。当然在同一个企业中，V＜X和V＞X是相伴生的。那么，V＜X、V＞X和V=X之间有无演化规律？支配这个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又是什么？可以说，支配其演化规律的内在规定性在于企业参与者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及其企业所面临的资源稀缺程度。在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现出阶段性。如在经济发展早期，劳动稀缺，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显著，谁拥有更强的劳动力，谁将得到更多的财富价值，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稀缺性逐渐降低。在工业革命时代，资本则成为稀缺品，于是资本成了劳动者的吸附器，资本家由于在生产中处于主动地位，往往凭借其控制地位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小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差值部分带有剥削性质，一般的规律是资本越稀缺，剥削量就可能越大。当技术的稀缺性凸现出来以后，则可能出现技术雇佣资本的现象，比如风险企业中，价值增殖的绝大部分被归功于技术。可以猜测，当各种要素的稀缺性基本均衡时，货币资本所有者、知识技术所有者及一般劳动力所有者将自由结合、平等共处，社会将由许多独立核算的有机合作体组成，企业相当于合作者共有的经济组织，合作者将得到均衡收入，呈现为V=X，达到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从人类社会演化的总体来看，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人文关怀的不断加强，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将出现无限靠近的趋势。
三、中国分配模式变迁合理性探讨
应用上文的“三维叠加模型”可以较有力地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分配模式的变迁。为什么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才挽救了中国？为什么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又要对其进行大跨度地发展？既然我们建立了公有制，为什么我们还要“向后调整”生产关系？当前分配制度的选择有没有必然性？
1.获得民族发展机会的“三维叠加”特征
17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相继实现了工业革命，新科技、新工具的使用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个别价值很低的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按商品的世界价值进行交换，将会移取它国财富价值，所以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进入世界市场自由交换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可以看成是中国晚清时期闭关锁国，而列强却想极力打开中国国门的原因之一。面对列强割据的“双半”社会，中国只有赶走殖民者，才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当时的国情决定了获得民族发展机会条件呈现以下“三维叠加”特征：第一，将范围主体锁定在国家层面；第二，封闭是国家范围主体的状态特征；第三，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只有以社会主义作为革命目标，才能克服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才能将列强赶走，所以必须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行公有制。在特定的“三维叠加”条件下，活劳动成为我国价值增殖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封闭条件下不存在与国外的交换（当然并非一点没有），国内各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换只能使某个组织增殖，而不会使全国的价值增殖。这也可以理解为我国实施按劳分配、提倡自力更生、开展劳动价值论大辩论的背景之一，迅速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说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2.改革是在新形势下优化生产关系的正确选择
独立是发展的前提。前述“三维叠加”已经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并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使命的完成是以“制度超前”为特征的，这一特征的弊端是经济制度与其经济基础不协调在长期内产生了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必然是解决制度产生的基础。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必须将生产关系向后调整以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但是这种调整有一定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既要保持公有制的性质，又要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调节的特征不是制度的顺向调节，而是制度的逆向调节。这时“三维叠加”的特征将表现为：第一，范围主体下降为地区、企业和个人层次，开始承认不同经济主体的趋利性。但鉴于制度调节的初始条件和调节的逆向性，国家担负着培育经济主体的任务。第二，范围主体具有开放性。承认了范围主体的趋利性，就得承认价值主体通过交换获得价值增殖的合理性，开放性不但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且也是我们培育经济利益主体的需要。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换虽然不能增加全国即期的财富价值，但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充分就业来加速经济增长最终增加下期的财富价值。第三，所有制采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逆向调节生产关系，并不是对现存生产关系的抛弃，而是要仍然坚持公有的性质，只是在结构和量上的调整，这是对原有制度的扬弃。从所有制演进的过程来看，我国所有制将呈现向后→回归→继续向前的动态模式。目前的调整是对所有制的降级、多样化和结构杂交，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所有制将向调整时的初始状态回归并向更高级形态发展，所以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前瞻性。这种“三维叠加”特征决定了我国“协调期”的分配制度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过程表现为：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相结合→有差别的按要素分配，并随着所有制的回归而具有一定的可逆性。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实行的是纯粹的要素分配，但这往往容易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的结果，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讲究公平和效率的兼顾，我们能区分“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不同，并在分配中体现对人文要素的关怀，故称其为有差别的按要素分配。
3.参与全球经济的“三维叠加”依据
参与全球经济是在条件成熟时分享全球化收益、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这个条件的成熟就是产业竞争能力的提升，经过几十年经济的发展，中国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已经敢于进入世界“游泳池”里“游泳”。这时，全球化的“三维叠加”依据是：第一，范围主体的多层性。包括国内一切有条件进入世界市场的经济主体，但从总体的概念上看，融入全球化是为了增加我国的国民财富价值。第二，范围主体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第三，所有制在形式上增加了外来经济成分。最后，叠加产生的分配制度效应除了与前述的分配制度具有相同的演进规律外，在外资企业或外资控股企业里，多出了按要素分配的分配形式。
四、结论
1.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非终极的、或者开放的下级范围主体而言，研究价值增殖途径比研究价值增殖源泉更有实践意义。价值增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本主体的活劳动，二是与其他主体的交换。
2.国家、企业在应用这一原理时必须明确以下条件：国家必须在某些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竞争力时进入世界市场才能保护民族利益，企业必须选择努力提高生产效率才能在交换中得到其他企业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3.必须设计激励性的分配体制才能持续产生经济绩效。设计分配制度时，必须把劳动力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区别开来，要体现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所有权制度向后进一步调节，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分配体制可以向“有差别”的按要素分配体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