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专题研究
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白卫东，刘常喜
(延安大学 政治与法学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摘 要：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进行考察，七十年的新中国外交都经历了“变”与“不变”的峥嵘岁月。“变”表现在新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对传统外交理念和战略的突破与创新，如外交使命的层层推进，外交战略的因时制宜，外交话语的不断加强。“不变”表现在新中国外交对既有核心原则的一贯坚守，对普遍价值的始终捍卫，如对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睦邻友好等原则始终如一的传承。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的进程既有内外动力，而且遵循着相辅相成、推成出新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坚守；捍卫；辨证关系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新中国外交也走过七十年的峥嵘岁月，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言：“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外交开拓进取，攻坚克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1]如今，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外交，需要总结过去的成就与经验助力未来的大国外交新征程。从“变”与“不变”两个角度考察新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能够认识到新中国外交既有对各个层面与时俱进的突破与创新，又有对既有核心原则和价值的坚守与捍卫。
氢动力汽车主要借助氢燃料与空气发生化学反应，在提供动力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环境污染，是一种优势非常明显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但是，氢燃料电池价格较高，氢燃料储存和运输难度较大，氢气需要通过电解水或应用天然气来制作获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宝贵的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符。
第三，雷可夫和约翰逊声称体验哲学不继承任何业已发展的哲学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3］496，并认为由于它的创建，两千多年来人类关于哲学的思考已成过去，哲学再不是原来的样子［3］3。如此言过其实的话语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认识的观点。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将体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了对比研究［9-10］，结论是体验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这表明体验哲学中的许多论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早已阐释过的。如此看来，体验哲学的观点并不全是创新性的，说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西方哲学观”［11］是站不住脚的。
一、“变”：新中国外交使命、战略与话语的与时俱进
(一)外交使命的层层推进
外交工作具有根本目的和使命。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服务于国内发展和人民需求，这种根本目的是一贯的和不变的；而外交使命更像是具体目的，往往“反映一国特定时期的理想与追求，构成一国外交政策的精神内核，”[2]会因时因事而变。回顾新中国外交史，外交使命大概经历了从争取国际认同到注重和平发展再到谋求民族复兴的三个层次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作为一个百废待兴却不容忽视的地区大国，国内经济建设的迫切性要求国际大环境的保障，因此，在此种局面下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建交国家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获得所营造的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所争取到的国际地位无不证明这一外交使命的正当其时。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十八大之后，改革开放事业持续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3]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这是中国梦的必然诉求，将贯穿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二)外交战略的因时制宜
外交战略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期的外交战略往往有着特定的目的和鲜明的特点。若将新中国外交史大致划分为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十八大之后三个时期，可以看到外交战略标志性的变化轨迹。第一时期的国际局势极为复杂，美苏“冷战”的对峙局面是新中国所面临的艰险的外部环境，使得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也随之发生变迁。五十年代的中国别无选择，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进入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外交战略进入“反帝必反修”的阶段；进入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变成“一条线”与联美反苏，最终促使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如果说第一时期的外交战略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话，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战略则更加注重国内发展，“韬光养晦”战略成为跨世纪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准确认识国际形势，集中力量于国内的经济建设。遵循“韬光养晦”战略，不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迈向了一个全方位的新局面。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成为这一时期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外交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则是实践这一使命的具体战略。新中国历来注重与大国的外交，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关键，但十八大以来的中国自身身份的变化——从一个地区大国变成世界大国——使得十八大以来的中国以大国的身份去跟其它大国开展外交，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突破。同时，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是外交使命让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无疑将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进而助力民族复兴使命的顺利完成。
(三)外交话语的不断加强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非常注重探求事物“变”与“不变”的规律及其辩证关系，在今天这个极度复杂的世界上，这两种哲学思维的强大解释力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有力武器，以“变”与“不变”的视角回顾七十年来的新中国外交正是对这两种哲学的实践，也因而为认识七十年来的新中国外交打开了崭新的视野。通过前文对七十年来新中国外交的梳理和具体案例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新中国外交都遵循着“变”与“不变”的规律，但新中国外交何以“变”又何以“不变”呢？其逻辑是什么？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呢？
二、“不变”：新中国外交对核心原则与普遍价值的坚守与捍卫
(一)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守
对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游泳教学进行实验研究，在教学中进行水中游泳自救和水上救助的实验并进行教学实验前后对比。
(二)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普遍价值的捍卫
诞生于1953年底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只是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由于其理念的无可置疑性与公正性而得到了在处理其他国家关系时更加广泛的应用，最终成为一项崭新的重要国际关系准则。考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互不侵犯、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五条内容都是符合基本国际法精神和当时广大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心理诉求的，因而这五项原则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中颇有影响力且获得了空前的应用，但部分国家比如美国就明确表示反对，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有各自的原因。广大亚非拉国家之所以赞成并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因为这五项原则能够保证自身主权的独立性和在国际社会维持一定的地位，前殖民地的国家身份和民族心理决定了这些国家对领土主权的高度重视、对干涉与侵犯的高度敏感以及对获得平等国家身份的极端渴望。而美国之所以反对，主要原因在于不想给予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以平等国家身份，其强权政治传统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做到尊重他国领土主权和停止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这种做法直至今天恐怕也没有改观。但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外交史证明，无论美国等大国承认与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承载的普遍价值都得到了中国自身始终如一的捍卫和其它国家的广泛应用，这五项原则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其所承载的国际公义和普遍价值，其推广与应用并不以某些国家的意志为转移。如今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许多理念都无不饱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智慧，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将因中国的持续强大而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从而塑造国际规则，这种良好局面也将反过来助力中国的崛起。
(三)对“睦邻友好”原则的坚守
中国人自古以来即重视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准确表达了人们心中“邻居”的重要位置，国同此理。中国作为周边邻国众多、环境极为复杂的大国，处理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周边国家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周边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物质和精神环境的好坏。”[5]183历史地看，睦邻友好原则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来自于中国人的和平心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外交工作始终坚守着睦邻友好原则。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外交对睦邻友好原则的实践是经历过挫折的。比如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印边界冲突、中越“有限战争”等，这些发生在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事件冲击了睦邻友好原则，但它们是当时恶劣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环境所共同造成的，在事后的谈判中中国依然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依然将处理好与近邻的关系视为外交重点。改革开放之后睦邻友好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政策、“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以及构建和谐周边的理念都是在睦邻友好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些实践在不同程度上为改革开放事业营造了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也为民族复兴事业奠定了周边基础。进入新时代的全方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依然将周边国家放在首要位置，一方面使得睦邻友好原则得到了高度延续，另一方面又展现出新的特点，比如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不仅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也高度重视与周边的地区性组织的多边关系，如与东盟的合作往来同样遵循着睦邻友好原则。另外，周边国家和地区还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天然要冲，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必经之地，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这两项伟大事业的成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已经有中越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而且有资料显示，在2019年4月，中国和老挝将签订双边文件打造两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势必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周边其它国家的实践。可以肯定，一贯奉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拥有怎样的国际地位，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都将始终是首要的外交任务，睦邻友好原则也将被始终如一地坚守。
独立自主原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各项外交战略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得到共和国七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坚守与捍卫。独立自主原则的现实表现就是不结盟政策。不可否认，在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和六十年代 的“联美抗苏”，从表面上看似乎都有违独立自主原则，但二者都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选择，都为中国的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一边倒”战略是独立自主原则指导下的战略选择，事实已经证明“一边倒”战略并没有导致中国对苏联的极大依附而失去内政外交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恰恰相反，中国“一边倒”战略只是意味着将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放在外交战略的首要位置，并不排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往尤其是经济层面的合作，因此独立自主原则并没有丧失。[5]175-177同理，此后“联美抗苏”阶段也同样保持了独立自主原则的完整性。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交实践使得这一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深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新战略，核心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实行全方位开放。这对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形成，对促进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得到坚守。独立自主原则的另外一些表现则有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各种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这同样也是对“不结盟”外交政策的遵循。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将继续坚守独立自主原则，这是大国成长和民族复兴的良好保障。
三、新中国外交“变”与“不变”的辨证关系
外交话语是一种理念的贡献，是特定时期中国智慧的表现。新中国外交实践中从来不乏极具洞察力和远见的外交话语，每一时期都有标志性的外交理念贡献给世界，如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可谓意义深远，这一划分不仅使中国在当时极为艰险的国际环境中定位了自身位置，区别开了应该反对的霸权主义的“第一世界”，也找到了要团结的亚非拉“第三世界”，这种“对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灵活运用”[4]219使得中国外交使命更加明确，外交战略重点也更加突出，有利于应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三个世界的划分影响广泛，时至今日依然成为人们观察国际战略格局时用到的观点。邓小平根据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将当时的时代主题定性为“和平与发展”，从而指导国内制定“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因之得到了外交战略的保障。“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国际大局势的基本看法，也是制定各项具体战略的基本依据。“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界定由于其与现实大势的高度契合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多次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使这一思想不断完善并得到具体的实践，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世界的理念性贡献，但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界定有所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中国智慧的表现，还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治理难题而贡献的一种中国方案，因而也是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一种公共产品，因此也极有可能发展成一种制度性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一带一路”等理念的相辅相成不仅能够增强中国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影响力，也必然将创造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国际大环境。
一方面，新中国外交“变”的是具体的、短期层面的东西，如外交使命、外交策略以及外交话语等，而“不变”的是宏观的、长期层面的，如七十年来不断实践并形成理论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睦邻友好原则等核心原则和普遍价值。具体而短期层面的东西之所以“变”，原因在于国际大局势和新中国自身发展诉求两大力量的推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大局势往往是波诡云谲的，其变化必然导致中国外交具体策略的变化，而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诉求是因时制宜的，这种发展诉求的变化需要具体外交策略的及时调整以跟进服务于发展；宏观而长期的核心原则和普遍价值之所以“不变”，是因为其既符合中国自身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基因，也符合国际法精神和国际公义，这是一种不断淬炼、不断沉淀而成的传统，既为新中国外交增添了深厚底蕴又为之赋予区别性极强的中国特色，因而能够得到一如既往的坚守与捍卫。
另一方面，“变”是绝对的，而“不变”是相对的，“变”与“不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新中国外交中无论“变”与“不变”的层面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变”的绝对性在于具体的中国外交策略会随着中国所面对的国内外客观因素和自身主观诉求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具体外交策略的这种因时制宜的性质是其“变”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不变”的相对性在于，新中国外交所形成的核心原则与普遍价值本身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宏观性和长期性是相对的，中国的不断崛起还将催生更多的宏观的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的原则与价值，这是中国参与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和制定国际规则的需要也是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另外，中国外交在绝对的“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原则和价值经过实践的检验逐渐沉淀为传统，从而形成新的相对的“不变”，相对的“不变”因其历史局限性而被不断创新，从而形成“变”与“不变”相互转化的过程，正是这种相辅相成、推成出新的辩证关系和转化逻辑造就新中国外交七十年来的壮阔历程。
总之， “变”与“不变”既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人们应对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维。以“变”与“不变”的角度梳理历经七十年峥嵘岁月的新中国外交，发现“变”的是特定时期的外交使命、具体的外交策略和不同情境的外交话语，这种变化既是客观环境使然，也是由中国自身的主观诉求所决定；“不变”的是核心原则和普遍价值，这是七十年来新中国外交一贯所坚守和捍卫的。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任务变得更加迫切，走向世界大国之路需要更加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因此，展望未来的中国外交，将依然呈现“变”与“不变”的规律。那些不再适应现实需要的具体战略将被创新，解决现实问题的外交战略将因时制宜应运而生，无论外交理论还是实践都将与时俱进；那些历经时间考验的核心原则和普遍价值将持续发挥力量，并将得到一如既往的坚守与捍卫。
参考文献：
[1]主毅谈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和经验[EB/OL](2019-04-17)[2019-03-08].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643858.shtml.
[2]冯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交使命的演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3-18(008).
[3]人民日报评论员：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EB/OL](2019-04-17)[2018-06-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6067.htm.
[4]杨公素,张植荣著.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5][6]杨洁勉等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7.
The Extraordinary Seventy Years :the “Change ”and “Unchanging ”of China ’s Diplomacy
BAI Wei-dong, LIU Chang-x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China’s diplomacy has experienced the extraordinary seventy years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change” and “unchanging”. “Change”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of 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and practice,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in traditional diplomatic idea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the promotion of diplomatic mission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diplomatic thought. “Unchanging”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sistent adherence of China’s diplomacy to the core principles and the consistent defense of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the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neighbor friendship.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unchanging” of China's diplomacy ha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ynamics, and follows the dialectical rule of innovation.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advance with the times; adherence; defense; dialectical rule
收稿日期： 2019-05-21
作者简介： 白卫东(1993-)，男，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大国关系研究。刘常喜(1964-)，男，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9-0032-04
(责任编辑 李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