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对策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进行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意义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社会转型是整体性变动或结构性变迁。而且，市场经济是非原生的，其现代化过程是追赶型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急速的社会变化过程。在这种急速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往往可能迅速地集中和扩大，因而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极大地增强社会控制的自觉性，毫无疑问，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紧密相关。市场机制通过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市场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其自身存在的盲目性、自发性、投机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失灵”。另外，还有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市场力所不及的，例如，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社会目标问题，国防、基础教育、城市环境、公共卫生等“共用财货”的分配问题，市场秩序的维持问题等。因此，适当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尤为必要。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适合于我们自己国情的社会控制理论，即探索一种在保持社会稳定基础上谋求社会更大限度的发展的转型社会控制论，因此，笔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社会转型的控制问题作整体性的把握。尽管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我们也不要追求表面的和暂时的稳定，而应着重关注以增加社会的财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转型的成功。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就国内情况来看，一则由于社会哲学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二则由于它所探讨的课题现实性极强，因而不论在理论阐述上、概念界定上以及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把握上，都难以形成共识。有些学者虽然对此进行过研究，但对转型社会的发展性控制而言，还不够全面、深刻和系统。这些情况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理论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另外，从笔者掌握的国外研究情况来看，西方学者对社会控制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本国实际情况，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的研究很少涉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问题，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借鉴、利用而不是照搬照抄。综上所述，研究我国转型社会的发展性控制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从上述情况出发，本文对我国转型社会的发展性控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从社会转型，社会控制的哲学界定入手，探讨我国转型社会控制状态的基本特点和特殊性，从而论述发展性控制是我国转型社会的必然选择。然后，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分析论述我国转型社会发展性控制体系，对转型社会发展性控制的主体、客体、过程、模式、实现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分析了我国转型社会发展性控制所面临的困境，并给予相应的对策。总之，本文对我国转型社会的发展性控制的研究较为深入、系统、全面，是此领域一项新的探索。同时，还必须看到，虽然本文论述的转型社会发展性控制是依据当代社会变革实践的新鲜经验，但是，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据此形成的理论也只是特殊的。它不是对于中国转型社会转型过程的感性描述，而是一种通过体系的把握，将中国的特色经验置于世界现代化总体过程中考察，因而它也就必然具有理论的普遍性。这也是本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和主要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一）社会转型控制主体的控制能力衰减
转型社会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原有社会领域、社会结构、社会功能都在分化，社会秩序处在失范状态中。转型社会既要合理地安置各种社会能量，又要处理好各方面社会能量的关系；既要国际化又要保持自身本色；既要交流又不被同化；既要方向、策略的正确，又要操作过程有条不紊。这一切都不可置疑地表明，转型社会需要更强有力的控制。
但同样不可置疑的事实是，随着上述需要，加强社会控制的各种社会状态的出现，原有控制机制基础的松动以及由于利益受损和观念陈旧造成部分原有利益群体对社会转型的抗拒，必然导致社会控制能力的衰减。由于社会分化、社会秩序的失范，以及外来观念的输入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道德失范问题、教育危机问题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转型社会控制能力，威胁着社会转型的进程。
（二）转型社会现存社会能量不足
在前市场经济社会，由于一定社会能量使社会成员之间形成稳定的分配结构即利益结构，人们都能从现有社会结构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当社会开始转型时，就必须打破原有的利益结构，重新分配社会能量。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的消费水平是刚性的，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因此，重新分配社会能量意味着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客观上需要更大的社会能量，所以就形成转型社会控制需要的能量大，而社会现存能量小的矛盾。虽然社会结构的转型会释放社会能量，但它并未增加社会能量，社会能量总额不变。社会结构转型会鼓励新生社会能量的增长，但在转型初期这种增长幅度不会很大，数量不会太多。在社会能量略有增长的条件下，如何分配社会能量就成了既关系到当前社会稳定又会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转型社会控制手段滞后
要保持控制主体的权威性，常常要使用原有的控制手段，这样就会造成用旧的控制手段去控制已经完成转型的新内容之间的矛盾。用旧的控制手段控制新内容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分化的结构、功能尚未整合，失范的秩序还未重建，在新的关系，新的秩序还未出现时，只能暂借旧的手段而用之。当然，我们知道，用旧的控制手段控制新的内容，会影响新内容的发展，并造成一定程度的萎缩。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新内容的诞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完成态，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是在转型初期固定不变的，它总是要在与旧结构和新结构的互动中走向成熟的。所以，用旧的手段控制新内容就成为它发展过程中必要的“炼狱”，是它与其他新旧方面互动形成新结构混合关系的必要的“磨合”阶段，是它成长的一个中介。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率先转型的新内容可能都要有此“磨难”，这是由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矛盾决定的。
三、我国社会转型的对策
（一）增强转型社会发展性控制主体的控制能力
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当之无愧的控制主体。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政府的行为也可能造成大量危害，尤其是在转型期，政府的决策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从而容易造成方向与策略的选择失误，执行错误的规则，或者即使本身是良好的规则，而被公共机构及其职员以有害的方式妨碍了正常程序的执行。对于转型中的我国政府来说，既存在规模过度膨胀、效率较低的问题，又存在政府能力与市场经济体制对其能力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所以我国转型社会发展性控制要改变转型期主体控制能力衰减的状况，就必须通过控制主体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强政府来增强其控制能力。
1、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转变政府的管理模式。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政府权力“无限”，由此造成社会萎缩，没有自治的能力，使一些本可由社会解决的问题和承担的责任，都由政府承担和解决，加重了政府的责任和负担。诚然，政府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的一切事务都应由政府直接管理。政府将社会能够管理的事务交给社会去管，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加强社会的活力和责任感，政府对社会能自理的事务不去包办，而对于社会自身难以调节的某些关系、难以解决的某些矛盾、难以管理的某些事务，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支持。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是实行政企分开，即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要做到：①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资产管理职能分离。长期以来，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混淆在一起，而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好所有权、放开经营权。②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分开。政府作为行政管理的主体，对企业和公共事业负有行政管理的职能，企业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负有经营管理职能。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分开。实际上，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完全由企业自理，政府不加以任何干预。
其二是政府将一部分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是由政府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社会基础，也是政府权力下放的一种途径。权力下放是经济自由和民营化以及市场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它意味着政府权力的缩小，但同时也能够使政府摆脱出来，集中履行其核心职能，从而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
其三是精简政府机构。政府机构的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职能的扩张引起的。所以，要精简政府机构，就要将政府目前所承担的职能分解出去，把政府的职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重新分配。除了要将那些可由市场与企业完成的功能从政府部门分解出去外，还要将那些既不适合市场和企业，又不适合政府去完成的职能交由非政府的公共部门去承担与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精简政府机构与权力下放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2、加强政府权威
为了提高政府的控制能力，加强政府的权威是一条必经之路。具体措施是：
其一，必须提高领导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面临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挑战，我国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大局出发，通过树立科学决策的观念，建立一个灵活高效的科学决策体制，建立决策的约束、协调和监督机制，不断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作出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正确决策，避免政策失误、政策不稳定等现象出现，推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其二，必须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在我们国家，一切公共权力来自人民，政府由人民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如果拥有权力，却没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政府行为就会出现失控。所以，政府必须通过为公民服务来获取公民的信任和支持，扩大民主参与的程度。政府必须为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行政执行提供正式渠道，广泛吸收公民的不同意见，从而在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的同时，更好地树立政府威信。另外，加强民主监督，还应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即披露政府的业务信息。如果失去透明度，则会限制公民监督政府和选择得力领导人的权力，并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从而阻碍了行政行为权威性和效能的提高。
3、扩大政府法制
在我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保留了较多的经济和行政权力，在市场定价和行政定价之间必然产生大量的“租金”，这就为行政权力的货币化和权钱交易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同时，在权力分配比较集中，又缺乏对权力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个人专断，影响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只有加强政府的法制建设，将政府的运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并加强法律监督，才能保障强政府的最终确立。
法制的内容是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合法，并对不合法的行为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理。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只有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体系，才能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从严行政，依法行政，以确保国家政策、法律及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实施。
4、促进政府创新
我国的转型期正处在信息化的时代，整个社会成为网络化组织，组织管理将追求网络化管理模式，即一种以信息沟通和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管理协作系统，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效率、适应与创新。而我国转型期发展性控制的主体必须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在管理、服务和机制上实行创新。所谓政府创新就是指政府组织适应变化，以一种先进的现代政府的管理方法对这种变化进行管理的行为。其核心是创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快速适应变化的科学管理程序。
为了达到发展性控制的目的，政府创新主要是展开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积极回应高科技发展对政府的影响，大力发展信息化政府，在政府中积极应用高新科技，推广电子政府。②努力实现政府组织管理现代化，从现有的职能化管理转向程序化管理，不断创新，提高效率。③要及时规范政府创新工作，并促进政府创新机制渗透到政府体制中，使政府体制支持政府创新机制。④提倡政府创新，发展知识政府。政府创新工作将促进政府积极吸收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促进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有机结合，实现政府管理信息化、自动化，逐步实现知识政府。⑤将政府创新与国家科技创新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高科技发展。将政府创新体系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相结合，增强两种创新体系的互动性，从而使政府在推动高科技发展的同时，自身的科技含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以形成全社会的创新能力。⑥充分发挥和调动政府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建立政府创新机制及其激励机制。这样，通过政府的创新与发展，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从而保证中国转型社会在稳定中求发展。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增强控制主体的控制能力，一定不能忽略对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和完善。要为深入扩大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企业自主经营活动提供空间，促进企业内蕴藏的社会能量的释放。
第一，在政治领域，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使政治体制改革尽快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府要集中精力调控好宏观经济，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继续改革和精减政府机构，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力争使行政系统的运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行政体制从政治式的行政走向社会式的行政；从集中式的行政走向分权式的行政；从直接式行政走向间接式的行政；从微观式的行政走向宏观式的行政；从垂直式的行政走向横向式的行政；从维持式的行政走向发展式的行政；从规范式的行政走向应变式的行政；从管理式的行政走向驱动式的行政；从内向式的行政走向外向式的行政；从权威式的行政走向信息式的行政。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行政系统的弹性，拓宽社会能量的自主性，释放被束缚的社会能量。
第二，在文化领域，应致力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改革日益深入，开放不断扩大，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的背景下，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
诚然，释放社会能量就要打破旧的结构，但国家对企业的放权本身并不意味着新规则的确立，社会能量的释放也不意味着有了新的流通渠道，这样就会造成一段时间的社会秩序的失范，出现转型社会时期必然要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政府放权过程中，有些企业的自主权不是以自己行为的绩效获取效益，而是利用原有体制的惯性所获得的对某些社会资源的占有，给自己捞取利益，甚至利用自主权变卖、转移和侵吞国有企业的资源，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给予重视，要明确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不仅要释放社会能量，而且要通过社会秩序的重建，使这些社会能量，成为新的有序的能量。
（二）加速社会能量的增长
由于社会控制是以一定的社会能量为基础的，因此，社会能量的增长是完成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前面提到，被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并不能增加社会能量总额，所以必须鼓励新生社会能量的增长。而且，要改变转型初期新生社会能量增长幅度不大的局面，采取合理的措施，加大新生社会能量增长的幅度。
1、加大力度奖励科技贡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共识，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应加强基础性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强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做到这几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科研和技术改造工作，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创造出一个吸引人才，造就人才的环境。要打破传统的“有功则奖，有过则罚”的奖惩原则，设立“鸭头奖”。“鸭头奖”是为那些敢于创新的人才的“过”而设的。这个“过”称为“合理错误”，在创新的开拓性劳动中，尤其是竞争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误。在大力奖励科技冒尖人才的同时，对创新过程中的“合理错误”也予以一定程度的奖励，提高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加速社会能量的增长，推动转型成功。
2、确立并发展社会能量新的增长点
我国自进入加速转型期以来，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率己超过第一、二产业和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能量的增长，所以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一增长点带来的不仅是社会能量的增长，而且它将使社会能量的分布日趋合理化。所以，对第三产业应大力支持并积极引导其发展。
我国社会能量的另一个增长点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它打破了原有结构的许多限制，把诸多社会能量在一个新的点上凝结起来，使农村的资源、农村的劳动力、个人的闲散资金与城市的技术人员、城市企业的替代生产资料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社会能量生产秩序中的一个新的序参量，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3、合理地使用和安置各种社会能量
其一，合理使用和安置内生社会能量
转型社会期间被释放的社会能量需要安置，新生的社会能量也需要安置，以使它们在社会结构的约束下有序地流动。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领域、结构、功能相继分化，社会秩序处在不同层次的失范状态下，这时社会能量，无论是新生的还是被释放出来的，必然会表现为离散无序的流动。这时，如果社会控制主体不能将其妥善地安置，那就会扩大失范的层次和范围，造成社会系统的剧烈震荡，使转型社会危机四伏。对此，任何转型社会都必须严肃地对待社会能量的安置问题。
从发展性控制的角度看，安置社会能量需要建立如下的机制。
贮存机制。当社会能量从旧的结构中被释放出来以后，常常一时找不到新的位置，这时转型社会就应当建立一些社会能量的贮存机制。例如，在社会转型中，企业破产或不景气，或在原单位不能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科技人才等可以贮存在劳务中心和人才交流中心这样的结构中，通过这种贮存机制，使社会能量成为一种有序能量，并通过它将社会能量转移到新的单位中去，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溢出机制。为了提高某一系统的效率，它的结构与能量一般来说有一个最优的比例。当社会能量超过这个结构容量时，如果不能打破原有的结构，那就要有一种溢出机制把社会能量从中释放出来。如企业以生产技能的高低为标准，把低技能的职工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或者以年龄为界限将年迈者溢出企业。对于溢出的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应当有贮存机制承接，对于此类人员应当由社会保障系统承接。如果只有溢出机制而没有贮存和保障机制，社会能量在社会中的自由流动有时就会造成转型社会的失稳。社会控制主体应当把溢出机制和贮存、保障机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保证社会能量溢出的有序性。
接纳机制。在社会系统里，结构容量的大小对社会机制稳定的作用十分明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乡镇企业林立，使就业门路更新，社会能量流动的渠道增多，这就创造了人们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对身份制的松动，社会继续教育部门的多样化，又使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得以转化为现实性。一个人失业后，想从事个体可以到工商部门申请执照经营；想转换职业而没有技能可以到继续教育部门重新学习；想离土不离乡可以迈向乡镇企业；想用积蓄投资可以踏入证券市场，等等，扩大了社会结构的容量，并保证了社会能量流动的有序性。可见，要建立更合理的接纳机制，必须以释放被束缚的社会能量和鼓励新的增长点为前提。
社会监控机制。要保证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和不断增设类似的机制，还需要有必要的社会监视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监视机制或社会控制的信息反馈主要是靠行政系统来完成的。今天，社会能量的流动及其信息反馈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承担起信息反馈的功能，使得控制主体能及时地了解社会能量的状况和走向，并运用控制手段有效地影响、调配社会能量的流动，使之保持基本有序的状态。
另外，转型社会控制主体要保持对控制客体的有效控制，除了要有行政系统和大众传媒系统的信息反馈，还必须保持控制主体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一方面来自传统的组织力量，另一方面来自它握有的社会能量。社会控制说到底是以有序能控制无序能使之成为有序能的过程。
其二，有选择地利用与借用社会能量和传统力量
借用社会能量实际上是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社会能量。转型社会控制一定要抓住历史性机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减弱或消除不利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本国的社会转型。这就要求培植控制转型社会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新机制：
①、吸盘机制。这是转型社会为吸纳国外的社会能量和获取方式而建立的。它包括把一切有利的社会条件、生产条件和外部的社会能量牢牢地吸附在本国的土地上，并以此为基点，学习它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培训本国的管理人才和提高本国的劳动力素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②、过滤机制。这主要是指不能因急需社会能量和文化创造方式而饥不择食，并囫囵吞枣地咽下境外输入的一切。所以必须高度自觉地建立起吸纳社会能量和文化创造方式的过滤机制，它一方面要滤掉有害于自己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也要滤掉与自身社会转型无关的因素，过滤的内容包括物质方面的东西，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因素。这就要完善海关检查制度。另外，精神方面的因素除海关检查过滤外，更深层次过滤是通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工作来完成的。所以需要加强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民族素质和社会主义意识，保证本国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状况。
在利用和借用社会能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传统，因为传统作为继承的社会能量，在转型期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因素，是由古至今世代相传的东西，它包括前人给后人的社会能量及转化社会能量的文化创造方式、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方式等等，内容极其丰富。传统具有永恒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特性。其永恒性是指：历史久存的积淀，是内存于人们行为之中的固定模式，是深藏于人们行为之中的稳定的心理结构。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是否愿意承认，人们总是生活在传统之中。稳定社会，还是变革社会都是如此。其时代性是指：“在人类生活中，任何重要问题都没有永恒的解决办法。”（注：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这些解决办法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传统会随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新的积淀，有新的发展，并在人们现实需要的推动下而不断显示出其特殊的时代性。
传统的二重性决定了控制主体对传统力量应进行借助中的改造和改造中的借助的辩证统一。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传统的巨大力量和它所具有的永恒性，要求“我们对待传统应当慎重，传统不应仅仅被当作是障碍或不可避免的状况。抛弃传统应该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一种收益”。（注：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另一方面，传统所具有的时代性又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否定传统，通过批判性地转化，把承载旧内容的传统永恒性离析出来，使之成为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内容。总之，对传统应当是借助中的改造和改造中的借助的辩证统一，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都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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